甩掉了大锅饭
九O年春,趁着日本新学年开始之际，我将在东京的家搬来福冈。算算自从在新疆的地窝子里结婚以来，十八年中竟有九年是和杜彩凤和孩子们分居两地生活的，这回该有个固定而舒适的家了。福冈房租比东京便宜近半,我租下了一套四房一厅的大房子。在东京时春子冬子住一间房睡上下铺,这回给她们姐妹俩每人准备了一间房,但是春子只在她房间里住了三个月。
冬子在东京读的是都立初中一年级，到福冈自然升进市立中学二年。春子在东京读的是私立英语商业专门学校,转不进福网的对口专门学校,私立、市立高中又都不接受插班生，除非转年重考从高一读起那要耽误两年学业。正为难时，朋友叶言材给我出了个主意:何不送春子回中国上大学。
是呀，春子在中国受过四年教育在日本却倒受了七年教育，中国字快忘了，思考问题都日本式了，不能让她忘记出生的祖国才对。就由叶言材联系了他的母校南开大学，六月初我送春子去了天津。南开大学见春子会讲中国话也会些中国字,便决定让她先在语言预备班学习两月,九月份直接考大学,结果她成了中文系的本科生。春子拿的日本护照,住的是留学生楼,我常笑着对人说她那是出口转内销。
杜彩凤十七岁由上海支边到新疆,在兵团劳动了十几年,来日本在大观楼洗了七年碗,实在没过过好目子。现在我条件不错,也躲开了东京妈妈眼皮子底下,便不叫她工作了,好好过几年太太生活吧。有这座大房子,杜彩凤也有了富裕时间,就常约朋友们来家搞聚会,所以那段日子过得很愉快。
其中有一次聚会是很值得一提的:一个星期天,我家中聚集了十几位中国民航的、中国驻福冈领事馆的、在大学里教书和留学的朋友,除了准备酒菜之外,我还从店里借来了卡拉 OK,好让大家兴致上来时唱歌。可是那天卡拉 OK 没用上,只用上了麦克风,缘出于我不知怎地童心突泛，一开始唱了支《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没有CD片的。连我都纳闷怎么会在日本唱起自己带红领巾时代的歌,十几位朋友居然都会,全都合了起来。就有人提议,今天就唱老歌儿啦。老就老，《小白船》、《王二小放牛郎》、《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大家从新中国唱到了自然灾害、反修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唱着唱着就唱到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先是八个样板戏。李铁梅、老鸠山、阿庆嫂、刁德一、杨子荣、座山雕,每个角色都有人会扮。到领事馆咸领事夫妇唱“向前进、向前进……”时,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红色娘子军跳起舞来,幸亏房子厅大,好像真容下了一个娘子军连。到聚会的后半场,唱的都是歌颂和怀念毛泽东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北京的金山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在北九州大学教书的叶言材的《革命战士想念毛主席》唱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民航的小李小黄夫妇边唱《心中的红太阳》边跳“忠字舞”……。
那天是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不久的日子，我们在资本主义日本国里唱了一天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歌曲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唱的兴高采烈情绪高昂,到今天用中国话都解释不清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情，倒是用个发音为“难道那故”的日本词好说,意为“总觉得”、“不由地。”
和朋友们的相处是愉快的，但我在大观楼的工作并不愉快了。
也许是我的管理方法对了头,也许是赶上了日本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的“泡沫经济”，博多大观楼的营业成绩一年比一年好,爸爸去世不久,我们店真的由赤字变成了黑字,真盈了一千万,八九年度一千多万，今年照四五月份结婚式和大型宴会增加的数字看,到明年二月结算的利润会突破二千万。所以我大着胆子更新了厨房的空调设备、十二层的地毯和十一层的榻榻米。但正当我高兴已取得和即将迎来的成绩时,却从会社和家中泼来一盆盆冷水。
自从爸爸去世后,东京妈妈有一年多顾不及名古屋会社的一摊子,这边的实际大权就落在了星野俊吉专务身上。他看到他离开之后的博多大观楼连续出现黑字,便要将店里所有权力都抓回他手中。作为会社和名古屋总店的专务,他有权支配博多店,但他要收回的是对人员管理、宣传费使用、增加设备设施的所有权力.我只要做事，权力不权力并无所谓,可他收回权力后要大刀阔斧地采用现代一流大企业的管理方法。具体措施是命我忙时不必从每日配膳所去请三四十岁的仲居桑来了,而是采用四十名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每天固定二十名坐班,理由是年轻的美女更能招揽和取悦于客人,而且仲居桑是四小时七千元工资,女大学生每小时只须八百五十元。其次是他决定每年数次的宣传品和菜单改由总社统一印刷，理由是十几个店加一起包给一家印刷公司印量大成本会大大减少。再就是安装一套先进的电子定菜设备等等。
他那几手实在是不高明的臭着儿。细算一下人工费:店里闲时人手够用,忙时请上五六个乃至七八个仲居桑,一个月不过四五十万,而每天固定二十名女大学生竟会是二百万那!就算美女招得天天满席,一年再多创一千多万营业额,可她们要吃掉二千多万工资啊。我花钱养花?后两条是现代化的家庭食堂、郊外食堂连锁店的经营方式,像中国也有了的肯德基、麦当劳那样的快餐店可使用。因为那种店往往都是拥有数十数百家的连锁店,食谱却顶多超不出五十种,印一种宣传品和食谱,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能用。那种店的服务员拿个遥控似的定菜器啪啪啪一按电键,厨房里的电子显示板上就亮出了客人要的饭菜名:三明治、汉堡包、肉包子,煎饺子、牛排、咖啡、罗宋汤……,厨房的人将冷冻好的炸好的既制品往电烤箱微波炉里一放,两三分钟甚至几十秒就可出菜，是快,但你在北海道在冲绳吃，全都一个味儿。那种方式要是中国买大饼油条的早店铺也许能用上,大饭店就不好办了。大观楼食谱中菜饭上千种,每种又可有几个做法,凭的是厨师的眼鼻耳舌手和感觉,就算这些都能输入电子程序中去,但客人说我这担担面中辣油要大大的、我这古老肉中糖要少少的、我这家常豆腐要炸的嫩嫩的,这些话能用电键按出来吗,还不得让服务员每人背台微机?我花钱买累赘?
我反对这几条指示,这些权力不想交,在店中软磨硬泡敷衍着不执行,在会社的取缔役会上也为这些唱反调。尽管星野批评我拒不执行会社决定,尽管东京妈妈作为社长也站在他的立场上,我仍坚持着增加客人,精算开支两项原则而没执行那几条指示。九一年春的结算,博多大观楼的黑字达到了三千万。
九一年是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顶点、也是泡沫破碎的一年。在这之前,我是估计不出来的,是一位常来我店吃饭的一位很吝音的大财主预见性地告诉我的。
此人叫做江口源,是个七十岁的干瘪小老头儿。他总是在店里出菜高潮过后来，只要一盘最便宜的咖哩牛肉饭和讨碗不花钱的葱花酱油汤，然后喝一小时畅开供应的乌龙茶。他选清静时间来喝慢茶有个目的是想不交学费地通过和我聊天地练习他那有了些基础的中国语和打听些中国消息。我见他换来换去总是六十年代的西服、衬衫，以为他是个吃年金的老可怜。当他见到我并不讨厌他、愿意陪他聊天后,告诉了我他是东京一家电气工事会社和福冈一家小作坊的老板。当他很信任我之后,约上我去了他那小作坊。
小作坊是套三居室的公寓房,一间是江口源的卧室。一间有三分之二的地方立着一排排白色小柜子、每个柜子都有二十多个小抽斗,三分之一的地方放着两台桌子,有两个女人在桌前用手工穿珠子。再一间的门是紧锁着的。初看我以为女人们是在做手工艺品,江口源笑了,他让我随便拉开那些小抽斗,我在每个小抽斗里都看到了十几条项链或十几颗戒指。每开一个小抽斗，江口源便介绍一句“琥珀”“玛脑、“兰宝石”……。
我的眼被小抽斗里的东西耀亮了，心中做了道小柜子乘小抽斗乘十几再乘数万数十万元的连乘,不由得嘴里喊了记“天!”江口源见我吃惊,又用钥匙打开了上锁的房间,那里有排白木头架子架子上整整齐齐排着几十个小布口袋,无论掂掂那个都有几公斤重。他叫我随便解开一个小布袋上的麻绳,闭上眼就说:“金绿宝石猫眼、即锡兰猫眼”。再解开一袋他说:“印度石”。再解,再解。“堇青石”“绿柱石”“硬玉、即中国说的翡翠”、“红宝石”……。再抱起一袋时我不敢解开了，将小口袋紧紧搂在怀里,生怕掉地上摔碎它。
江口源在他没有衣柜而只在两根塑料杆儿上挂了几十套衣服的卧室里,告诉我说他是在六十年代初,东京的电气安装会社具备了五十人规模之后,单枪匹马地钻进了克什米尔的山坳和缅甸的密支那河谷,背出一袋袋的宝石。他只报了五十公斤的琥珀石的税运了一吨砂石料进的日本海关,再在博多开起了这间“小作坊”。他买的是不起眼的公寓房,用的俩女工都是老同学的女儿，都是不想出嫁的老姑娘。俩女工没有工资的,她们只默默地穿项链镶戒指,每月一次地由她们自己去早已熟识的首饰店礼品店推销一半产品、留下一半产品放进小柜子里，卖出的钱她俩留一半交江口源一半。她们搞得静悄悄的,少走帐少报税,不怕有人来查有人来盗。
我又该吃惊他的经营方式了，却又表达不出,只道出句:“怪不得您爱吃咖哩饭，原来您在印度的宝山里钻过呀。”
不想江口源很欣赏我这句话,他说:“你算是理解我的人了。告诉你,我现在也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在东南亚,我不住一流饭店而是住老华侨家。因为我佩服他们在海外的创业致富精神。我在你店吃的饭一点利益都没给你创出来,你仍像神仙似地对待我，令我觉得你是个厚道亲切绝对可相信的人，所以破例带你到这里看看。为报答你总给我的免费高汤和茶水,我打算送你两件礼物。”
我朝两间放满宝石的房间那边看了看,生怕他去拉开一个抽斗或抱来一个小口袋,慌忙摇手。他笑道:“不是那些东西,是一幅字和几句话。”说着从床头拿起一个用紫绢绸裹着的长木盒,从中取出一幅画轴。他握着上轴让我抻着下轴地将画幅展开,但见上面写着四行八句字:
欲作人上人 先求天外天
甘受苦中苦 不贪甜更甜
处世宽又宽 律已严加严
常使志升志 永立前锋前
江口源说:“你是中国人，上面的意思自然明白。落款人苗剑秋也许你不知道,那是张学良的秘书,我去台湾时他送我的。我现在正在缩小收拢家业和在东京的会社,准备将力量转移到泰国去,这幅字不带了，你保存吧。你仔细看看这几年日本的经济,跟发了疯似的,像吹肥皂泡似的,暴发户们乐于醉生梦死之中。但依我看这些都超出了规律,不久就会有大破产大停滞,至少会有十年缓不上气来，所以我要走了。今后有发展的地方是中国和东南亚,我虽会些华语,但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还吃不透,所以先去有基础的曼谷，以后再往北移。大观楼也逃不脱停滞的威胁,当然再不景气人也得要吃饭,不至于关门,我想告诉你的是,从现在起你得像守财奴似地死守着它,千万别投大资本去扩充发展它,一旦你能度过最初的难关,就把眼睛投向大陆去吧。”
干瘪的江口源说那些话的口气跟巫师似的,但凭着他平时的为人和眼前的奇妙的小作坊,倒令人觉得那些话是从位伟大的预言家口中说出来的,令我坚定不疑地确信了。那成了我软磨硬泡地敷衍星野俊吉、也是会社取缔役会的那些大刀阔斧地改造各店经营方式的决议的依据和信条。
其实在会社受到的最大阻力是来自家中,在东京妈妈那里,爸爸去世了,东京大观楼专务成了废人,除了星野俊吉、她完全可以信任我这个儿子和我表舅胡松涛、同乡叔叔万志良。可做为原中国人的妻子和继承了中国人创下的事业的日本妈妈怕中国人再挖走她的财产和事业。
当东京妈妈从爸爸去世后的财产和会社诸事务财务问题的处理中脱开身之后,有时间来看名古屋这摊子事来了。我向她建议道:“东京和名古屋有两家大观楼会社,是由历史造成的。顺子妈妈早走了,爸爸去世了,不能将它们合并成一家会社吗,一来便于集中管理，二来可以减少一个事务所的人员和房租开支。”
东京妈妈很高兴我的建议,说她也正有此意,那当然有套很复杂的资产核算和法律手续，她将委托会计事务所和律师办理。
那番谈话后两月，九一年的一个秋日，一纸《合并进行预定表》和一份《合并契约书草案》寄到了我的手中。预定表中共列有进行项目二十条:
1.株主名簿闭锁。公告。
2.合并契约书调印。
3.为合并契约承认总会而招集的取缔役会。
4.株主总会的招集通知发送、贷借对照表的备置。
5.合并契约承认总会。
6.债权者异议申述公告、催告。
7.株券提供开始(消灭会社)。
8.有价证券通知书提出(存续会社)。
9.合并届出书提出。
10债权者异议申述期日。
11株券提供通知、公告(消灭会社)。
12.株券提供期日(消灭会社)。
13.株主名簿闭锁公告(存续会社)。
14.合并期日。
15.株立名薄闭锁(存续会社)。
16.合并报告总会招集通知的发送(存续会社)。
17.株主总会之招集通知的发送（存续会社）
18.合并报告总会(存续会社)。
19.合并登记。
20.新株券的交付。
日本最重官式文书条款,都要订的天衣无缝合法合宪。我将那纸《合并进行预定表》除了每条右边的具体年月日外原原本本写在前，只须说明株是股份、株主是股东、株券是股票,中国人就看得懂。
《合并契约书草案》中将东京大观楼株式会社略称为甲，将名古屋大观楼株式会社略称为乙,共分十五条十九项,比起《合并进行预定表》更繁文缛节,我只拣对我讲的故事有关的条写出足矣。
第四条:甲在合并之际,发行记名式额面普通株式(1 株额面金额五百元)245700株。在合并期日对乙之株主名薄上记载的株主,以每株按百分之十一这比例交付。
这条是全草案的精髓,可是大大地有文章:爸爸去世之后我没得到或者说是放弃了遗产,但依逃不脱的法律继承到了会社的股份。当时分配比例是:东京大观楼,妈妈百分之七十(包括员工购买的百分之七),三位妹妹各百分之十；名古屋大观楼,我百分之四十,妈妈和妹妹们各百分之十五。这么一合并,我在新会社即括弧中的存续会社中的股份连百分之五都没有了，这手儿玩得也太绝啦。
对于股份,日本与美国不同。美国的董事经理将公司的成绩搞上去、将股值增值或翻番,除了他的固定工资外可以从股份中得到庞大的奖与。同样在日本的董事经理得到的只是顶多高至职员七倍的工资和股份的增值,那增值是换不成现金的纸上之饼,他可以任意使用车马费交际费,但没有更多钞票装入自己口袋。所以能看到许多坐飞机满天飞和高级料理亭酒吧间夜总会饮酒做乐的日本人,却不见经济大国的日本有几多世界级的大富豪。大观楼是中小企业,股份中除了员工那一点点外,基本上是不分红的,会社有盈余都投入建新店或还老店及关掉的店的帐上。我连爸爸的遗产都放弃了,还在乎纸上之饼、不分红的股份?但是有一点，在株式会社中拥有股份的大降也意味着发言权的大降,而我要是在取缔役会上表示反对,东京妈妈会将争会社中的管理发言权敏感到争财产那方面去,因此我心中很不痛快。
预定表和草案也发送到了其它取缔役手中,没等我露出不快之感,星野俊吉、胡松涛和万志良先表示了不满。星野认为两家会社中名古屋方面的营业额和利润高，而东京这时有赤字,这样合并等于抹杀掉了他的成绩。胡松涛和万志良则认为这是太欺负我了。三人都准备在为合并契约承认总会而召集的取缔役会上提出反对和修改意见。
东京妈妈知道了这些意见之后,先发了一份东京拥有不动产高于名古屋拥有不动产的估价表,紧跟着推出一项取缔役定年退职年龄和退职金计算的动议。规定年龄为七十岁。万志良已七十二岁,此动议明显首冲他来,没等开会讨论,这位爸爸来日时最初的恩人就先愤然辞了职。胡松涛六十七岁,还可以干三年,但却不幸在开会之前的一天晚上死于交通事故。
那么能出席为合并契约承认总会决定而招集的取缔役会的人就成了东京妈妈、星野俊吉、二妹夫白岩博文、田中会计事务所所长田中健次、我和两位暂时增选为取缔役的支店支配人了。二妹夫白岩博文自从爸爸去世,从商社退职自立了进口中国物产的公司，同时兼了东京大观楼的取缔役,他的公司就设在东京大观楼事务所中,坐的是爸爸生前的椅子,显然被东京妈妈视为大观楼继承人地培养的。几十家大观楼的卖上月报和两家大观楼会社的年中年终结算都委托在田中会计事务所,田中健次所长是大观楼不参加管理工作的取缔役,他称职到东京妈妈想得出的东西都能用电脑制成图表，合并进行预定表》和《合并契约书草案》就出自他手。新增选的取缔役受宠苦惊之余只能看着社长的眼色行事,取缔役会上能提反对和修改意见的只剩下了星野俊吉。
为合并会社而举行的取缔役会终于召开,经常做会议议长的胡松涛已去世，这回选为田中健次。他先恭维地朝东京妈妈行了个礼后，宣布会议之前先要解决一个人事安排,即推任一名副社长,因为东京妈妈任社长之后,东京会社副社长位子一直空着,名古屋会社自顺子妈妈走后就由万志良担当,他却在会前辞了职。田中宣布之后又朝白岩那边恭维地笑了笑,分明地暗示了社长的旨意。
我的三位日本妹妹中,大妹惠美的丈夫是开业医生,无意涉入餐饮,三妹佳美尚未结婚,东京妈妈眼中的会社后继者不是我,而是她视如亲生子的二妹夫、尚美的丈夫白岩博文。我对白岩没有意见,准备在表决时举手。倒是星野俊吉放了炮:“既然两社要合并,何不由社长出任会长,由白岩君直接任社长?”
星野在服务行业做了近三十年,虽然只有五十出头,现在却成了长老，他根本不把刚涉入餐饮一年多的白岩放在眼中，那话听似中肯,弦外之音却带荆刺,令会场冷落了片刻。
此时妈妈勉强一笑,谦逊地道出:“大观楼乃中小企业,不必设会长。白岩尚年轻,还是慢慢做的好。我再提一案,举星野为新的存续会社的代表取缔役专务。”
这里得把日本会社里的职名说明一下了。会社是公司,取缔役是董事,常务取缔役是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务董事,专务取缔役是担任专职的常务董事,代表取缔役社长是董事长,我们正在开的取缔役会即董事会。这代表取缔役专务则是在大公司大财团中,为防止独裁和为会长社长分担重任而在它众多的副社长专务中推选的。
东京妈妈在星野的取缔役专务之前加了代表两字非同小可，那意味着他拥有了对社务的决定权和将增薪,使他立马背叛了他自己对临终前的爸爸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辅佐我的话，随即答复妈妈道:“那么就推举白岩为代表取缔役副社长吧。”
一场权力交易的结果,说不必置会长的中小企业大观楼产生了令常识可笑的三位代表取缔役:代表取缔役社长——东京妈妈，代表取缔役副社长——白岩博文,代表取缔役专务——星野俊吉。
其实东京妈妈根本不必兜着圈子费那么大劲,她直接任命白岩或我为社长或副社长都会得到通过，因为大观楼虽然是株式会社,但股份都掌握在柳家一族手中,她一句话就行了。就因为她生怕大权落入我手和要推出白岩,必须得利用星野,才那样做的。
《合并进行预定表》和《合并契约书草案》中的其它条项就只剩下走过场。九一年秋,名古屋大观楼株式会社消灭,并入了总社在东京的大观楼株式会社。和大观楼有业务往来的会社和老一辈华侨们都知道了大观楼虽然社长仍姓柳,但已不是柳家的了。
白岩要将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管理用于实践,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向银行贷款八千万,在横须贺军港旁的一个商业大楼里开了家大观楼。星野将他直接支配的名古屋丰原大厦的大观楼做了彻底的改貌装修,连厕所的马桶都换成了自动温水洗腕式，用掉了五千万。统一印刷品及在全社最大的博多大现楼采用三十名女大学生临时工和试行电子定菜设备的决议被六票赞成一票反对地通过了。这一切举动和决议都产生在“泡沫经济”破碎之际,我反对,但是没有决定权。
跟老天爷变脸似的,呱嗒一下,九二年的日本经济一年都是阴天。涨到头的楼宇卖不出去，日元猛升值、输出亮了红灯,股市大暴落、许多会社个人破产。日本人从黄金梦中醒来,各会社开始精兵简政,控制招收新毕业的大学生,控制交际费的使用,吃各种宴会的人也少了,餐饮业受到巨大冲击。
博多大观楼受到的冲击更大,它不仅来自社会经济变化,更是受到会社决议的限制。那套花一百多万安装的电子定菜设备只使用了一个星期,搞得服务员、厨师和会计头都晕了,还互相闹意见，我将它拆下锁进了仓库。三十名女大学生进店在是忘年会新年会之前,她们在十二月和一月里派上了用处,星野得意地自赞他的美女效应正确副社长社长都给予了肯定。转眼进人二月,那是和八月并列的淡季,我自己店中人手还有富余,每天下午来的十五名女大学生就成了只能喊欢迎光临的鹦鹉,一个月就白吃掉一百五十万工资。三四五月忙，也每月吃掉一百万。统一制做的豪华宣传品和菜单更是问题百出。那是星野俊吉和名古屋丰原大厦大观楼厨师长制定的,他们没想到几十家大观楼的厨师长有香港人、台湾人、上海人、华侨二世和日本人,他们都不满意不习惯那福建出身的厨师长的口味和手艺。就拿日本人最爱吃的糖醋肉来讲,关东各店都做成红色的,九州做成黑色的,菜单照片上却是黄色的,叫东京和福冈的日本客人看不懂了。再说价格,一碗肉丝面在福冈是六百元，东京是九百或一千,宴会菜福冈人消费是五千至八千,东京是七千至一万二，而菜单上印的却是名古屋的面价八百、宴会六千至一万,那不乐死东京客吓死福冈人! 统一的豪华宣传品派到博多店四万份,我不得不招集自己的厨师长支配人连夜制定了一份适于九州人口味和消费水平的修正菜谱,赶制了二万份夹在一起散发邮送了出去。我保住了客人,但是这半年的宣传费比往年多花了二百万。全店员工拼死拼活地干,几个月下来保住了往年的营业额,但各种开支增加了近千万。
这还了得!不要说不景气的冲击,这象征着权力的限制,一年下来就得将我店的三千万黑字吃光,我得想主意了。第一步,没请示会社擅自砍掉了二十名女大学生。第二步,五月份没等统一的豪华宣传品运到,我先印了三万张简易的单色广告散发了出去。那份广告中推出了二十道五百元的夏令小品,推出了交四百五十元啤酒敞开喝,推出了任何人都可在下午一点到五点来店中免费饮茶休息。
福冈市中等往上的餐厅里生熟啤酒大约都是五百元一升或一瓶,每年我在夏季都搞一千两百元的敞开喝,客人认为喝三升就占便宜了,实际上是喝四升店里才会赔些,能喝五升的人毕竟是少数。四百五十元敞开喝啤酒,店里肯定是赔了,但你总得点几盘夏令小品吧。我是那么想的。我能花一千五百元进一公斤乌龙茶，每天就在大吊子和暖瓶里用一公斤茶泡上开水,在店里无食客时畅开供应,你白坐白喝几回,总会想起要在我这儿吃顿饭吧,要是会社有宴请,他正是干事,准会想起定在大观楼。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哲学思想吧。我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交际费吃紧的大小会社的干部职员,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不了夜总会酒吧间了,许多人就转到大观楼来花二三千元点几盘小菜敞开喝啤酒。真有人来喝免费茶,不少附近会社的人商谈业务买卖不去喝咖啡,改了乌龙茶,往往有买卖成立时就有卖家对买家说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不少银行、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倒班吃午饭的女职员抱着她们的冷饭盒和面包之类在一点钟之后来,她们就着热茶吃饭、就着音乐打发一小时的休息。她们总是给店里道声对不起,但有时会将请她们吃饭的情人和上司带到店里来。有些过路客喝了免费茶不一定会来吃饭,但他脑中记住了大观楼的名字,他会成为我店的义务宣传员。结果,六、七、八月这大型宴会少的夏季,大观楼的营业额比去年翻了一翻;前面丢了一千万找了回来,九二年度的黑字仍可望在三千万。
对我这急出来的招数和取得的成绩,东京妈妈表面不说什么，心里是高兴的,但是得罪了星野俊吉,让白岩博文动了异心。
两位代表取缔役心血来潮地几次飞来福冈检查博多大观楼的工作。星野来时,我特意叫每天五名倒班的十名大学生都出勤，他摩摩这个的嫩手、抚抚那个的柔发,连称漂亮,还找去一位到咖啡馆谈工作。第二天上午做朝礼,他跟以前在这里做部长一样地挺着胸给员工们训了一小时话,其中批评了店里不按会社的经营方针办事,这样下去会纪律松散,生意被其它大餐厅夺走。朝礼后他单独对我解释了训话所指,说我阳奉阴违,指令我的三件事都没做到,说电子定菜设备大家不爱用也罢,宣传品可是另立小灶多用经费了；说女大学生的事上打了马虎眼,他是从人工费造表中看出了问题,这回得到了证实。他说我如果再不认真执行会社方针,今后将直接给支配人下指令。
星野走后两天,那位被她找去谈工作的女大学生突然辞了职,又过两天厨房里一位小厨师也辞了职。问他们原因,都是吞吞吐吐说是“一身之上”,即完全出于自己的缘故。后来厨师长告诉我,是小厨师清晨上班途中撞上了专务和女大学生从情人旅馆出来，他怕万一事情败露自己会受到威压,不如先走为妙。原来星野是这么了解到我使用了多少名女大学生的!把我给气坏了。这种事在日本不新鲜，但你无论如何不能吃自家门前草啊!
白岩搞的横须贺店,开张八个月,八千万贷款一分没还上，又赔了一千万，怪没面子的，也想抓博多店来了。他来时给我带来从电脑信息网上录下的一堆表格、图象、座标，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数字、曲线、箭头和口号,说按照他那样办,黑字还会猛增。
那些口号简直跟早时中国的“开门红、月月红、全年红”和更早的“十五年超英赶美”一个味儿,那箭头都呈30度至45度角地向纸的右上方射着,跟放炮弹似的。我直苦笑,妹夫啊,中国都慢慢转向市场经济了，怎么在日本倒搞起计划经济来?我这六年来大约是沿着十五度角地走过来的,张这么大角非得将弦拉十二分紧才能将箭射出去,可万一弦断了怎么办?白岩也笑,说日本优良企业都是这么计划的,做为大男人,没这点目标和魄力怎么行，照办吧,这是会社的决定。
星野走后见我这里没有雷厉风行地执行他的命令，果然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支配人，要他再招20名大学生。白岩也直接打电话给他,问每天的箭头是否升高。支配人是支配管理员工的,我这部长才是对会社负责的,他当然两头为难,皱着眉头问我怎么办。我明白自己要被架空，但不想叫支配人工作不好做,不想死顶会社了,便叫他照指示办。
店里做临时工的女大学生又恢复到三十名，九月份的店里不可能每天满座,祗园大厦晚十点就闭馆,没办法搞深夜营业，怎么养活她们呢。我想了个主意,大厦早七点开馆,让十名女大学生替换下来一名小厨师和二位服务员的下午时间,用三个人开辟早点部,卖豆浆、豆腐脑、油条、烧麦、小笼包什么的。日本厨师不会做豆浆、豆腐脑,我在北京时跟东北籍的邻居学过,便也来参加早点部。这实在是个没办法的下策,因为日本人到大陆、台湾、香港出差旅游回来都称赞中国的早点铺,但他们在日本却没去外面吃早饭的习惯,只是在家吃面包牛奶或饭团酱汤之类,要么就空腹上班。我想争取的是在博多没有小家的单身赴任者和好漂亮的没结婚的女职员,可在楼门旁立个醒目的大牌子,写上日本报纸也宣传过的喝豆乳有营养、增美容却不发胖的广告。
想争取的客人来了些,也来了些知道消息的华侨和留学生,每早能有四五万元的流水。赶这早集是一点利益没有的白辛苦,但可养几个女大学生,暂时达到白岩的指标,保证我年三千万的黑字。
九月上旬和中旬,营业额指到了白岩画的箭头处,他又春风满面地来到博多大观楼，自赞自夸了一翻自己的经营方式,说店里过去是没抓潜力。好像算好了我们的谈话时间,东京妈妈途中打来个电话给我,说白岩会对我宣布一件事情,叫我保持一个经营管理者的冷静,不要和白岩吵架。这话说得我直纳闷,白岩是我妹夫，您老人家要他做会社继承者,我举手同意的,他给我定的指标虽然过分，我也执行了，我为什么要跟他吵架呢?
给了东京妈妈一个“哈依”，放下电话对白岩说:妈妈说你有要事对我宣布，我们是兄弟,直说无妨。”
白岩看到我握着话筒朝东京方向鞠了躬,他拢了拢白脸上面的黑发,正了正领带把双手按在了膝上：“那好吧。鉴于整个社会不景气,大观楼多数店出现赤字，会社不得不缩减支出,现决定将你年薪降为六百万。生活费不会有困难吧。”
按中国话说我是拥有股份的董事经理,是资本家了。按日本话说是经营者之一,经营者不拿奖金,到目前我的年薪为九百六十万，白岩宣布的决定意味着减薪小一半。但我不认为那是金钱的问题,是会社是家庭挤兑我到了顶点。
后来我都有些欣赏自己的涵养,当时还居然笑着对白岩讲话“我接受会社的决定。来日时一个人拿一万五生活过,接家后四口人十几万元也生活过,不会有困难的。”
“那就好,等这里更上一层楼，会社全体成绩好起来后再给你升回来。”
“不必了,只要会社知道博多大观楼是在十几年连续赤字和在最不景气时达到今天的黑字就行了。”我只指出来成绩和降薪的矛盾。
“博多店的成绩还会持续上升,为了加强这里的经营，我决定明春派东京总店支配人过这边来协助你,他可是个搞外交的高手，就做你的营业科长吧。”
荒唐到了幼推还是幼稚到了荒唐?给我添个课长得四五百万年薪,降的我那三百六十万还有什么意义!你架空了我不要紧，支配人和课长是平级,到时专务指令支配人搞他那一套,你指令课长搞你这一套,博多大观楼不乱了套?但我已不想再说什么了，你们都有决定权,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吧。
那天谈完话我就去忙宴会了,白岩则进了财会室，他走后女出纳员把我叫了去。她面色不安地说副社长查了我来博多店后使用过的交际费的情况，结果是都有正当去处,而且每年不超出星野在时的十分之一。然后又通过电话局的电脑调来了近几个月部长专用电话的使用资料,结果发现我的电话不是打给来大观楼吃宴会或准备公关的会社,就是给东京名古屋自己会社的。出纳员担心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口中平淡地说没有什么，但肚中能自我欣尝的涵养已达到了极限。
可登高远眺的观港公园面朝着横滨湾,它的背后是外国人墓地。墓地会给人森森肃气,但这里埋葬的几乎都是欧洲白人,墓碑下多刻有十字架,日本人就不觉得可怕了,反而成了有名的观光胜地。这天,我用清水洒洗了一座没有刻十字架的大理石墓,在墓前供上束白菊花,焚上束线香,对着墓中人说了一番话:
“爸爸,您的儿子刚刚向妈妈递交了辞职报告,我辞掉了您的妈妈的、也是自己的公司,很是对不起您。儿在中国时遭遇过不幸不平,我认了,那是我的祖国,我对她忠。儿来日后除了没戒烟外，处处从父命办事,几次有过要独立的思想都因您的不允而断念，算半孝了吧。但是,在国内吃大锅饭在这里也吃大锅饭，我没有了自己。您是永远可以发泄脾气的人,儿是永远抑制自己的人,所以您被人尊重儿被人蔑视。但儿要是被人蔑视到跟讨饭的花子似的,您也就没面子了,那才是儿最大不孝。所以我决定走了,请您原谅。”
背依博多湾的百道浜上有座绿琉璃瓦檐的黄色建筑物,那是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正举行着五百人的盛大酒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三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九州地区的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原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和以福冈县知事为首的九州政界、财界、文化界、友好团体的代表们,举着盛有威士忌、葡萄酒、绍兴酒、白酒、啤酒的酒杯,在互相祝贺、问侯、谈笑着。
碰到不少熟人，都问起如此不景气的今年中大观楼还会发吗?我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当我踱进一个由领事们和中国民航职员形成的圈子时，被勒令连干了五杯五粮液。这里都是认识四年多的朋友，又是喜庆日子,灌多少杯我都得喝下去。他们并没问我发财了没有，只问最近好吗?我实话说不太好、但会好起来。他们看我气色并不坏,便关心地问有何意外之事?我实话说辞了大观楼的职,准备自己开公司。总领事和首席领事又勒令我干了一杯，他们说支持我,民航支店长勒令我干了第七杯说也是对我的支持。品得出他们的话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我心中流过一阵比酒还烈的力量。
白岩查我交际费和电话费走后三天,我也到了东京,在大观楼株式会社社长室里向东京妈妈递交了一个茶色信封。当她看清封皮上写着“辞职届”三字时,不由得一惊,很快地将信封推回给我，我又郑重地递交给她,请她拆封看看再说。信纸终于被抽出,那上面没有抱怨和要求会社的词句,原因跟小厨师辞博多大观楼的一样,只是简单的“一身之上”。辞表又经过一次推挡,东京妈妈终于叹了口气说:“这样做不太莽撞吗?你考虑到会社了吗?自己的生活怎么办?”
“考虑到了交接问题,所以上面写的辞职日期是明年1月31日,我将忘年会和新年会做完才走,保证给会社留下三千万黑字，让新的责任者在淡季的二月接班。”
白岩是坐社长室的,他和东京妈妈交换了一下眼色后陪出笑脸:“咱们商量一下,让社长加回你一百万年薪,留下来吧。”
“我不是为减薪而走。自我到博多大观楼每年节约下的交际费和电话费也有两个一百万了,真想用钱早在那上面动脑筋了。”没等白岩脸上泛出白红,我接着说:“妈妈,我想自己独立做点事情。我仅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在这几个月中做点私事,成立一个小小的会社。”
东京妈妈看我态度坚决,只好说.“我暂时收下辞表考虑一下，你不是一般社员,要经过取缔役会的表决才能最后算数。”
我对会社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取缔役会上通不过也能走，所以递了辞表就去了在横滨的爸爸的墓地报告，所以就对领事馆和民航的朋友做了发表。
东京妈妈的“这样做不太莽撞吗”和“自己的生活怎么办”等类似的话,后来也有知道我辞职的人们同样提出,在几个月中经常被讨论起。一位沿着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职员课长的台阶走上部长位置的日本朋友好不惊慌地问我:“不看看这是什么年头?大中小企业都为经营难而在大幅裁人,让干部提前退职退休,我太太每天烧香求神,怕我也被划入其中。明年的大学毕业生就职决定率连百分之七十都不到。你会社又没发话,怎么自己把饭碗打碎?你有四口之家,今后生活怎么办?”
确实,我只用了一天时间做考虑就决定了辞职,看似仓促,但那是积了十几年的被压抑和不堪逆来顺受,决不是一时冲动莽撞.我对他说:“我的人生有过多次大起大落,我的家庭失而复归也有过多次,怎么都能活。依我想日本的失业率不该这么高,有许多被称为三K的脏、累、危险的工作没人愿意干,我去好了,工资都在白领课长部长之间吧。”
一位娶了台湾太太的日本人和那位部长态度不同。他是单枪匹马闯荡出来的社长,我提了辞职时他正盖好一栋属于自己的大楼,在参加大楼落成典礼、我赶去向他祝贺时,他反过来祝贺我:“柳桑,听我太太说你辞职了,这是很有勇气的行动。你平时帮过我们很多忙,今后有何困难咱们可以一起商量。”我谢了他的好意,表示目前生活还过的去,他笑道:“我指的不是经济上的，你穷死我也不会借你一文钱,我指的是工作上。”
几位朝鲜朋友很为我鸣不平,说日本人欺人太甚,他们奇怪中国人也有类似朝鲜总联、大韩民团似的华侨总会，为什么不组织起来向看不起亚洲人的日本人做斗争?
朝鲜人韩国人有许多是二战时被军国主义日本强制拉来做劳工做炮灰的,现在连同他们的二世三世已有七十万人。今日许多反岐视、反差别、反对在外国人登录时按手印的斗争,都是他们带头的,很能理解。想想我们这批新华侨华人，都不是日本人请来拉来、而是自己来的,一为政治原因,二为经济原因,三为求知识。今日日本人凭自己双手建立起富裕的社会,凭什么叫外来户白吃?日本是有座金山,得自己刨。我没回答他们的问题,只说:“我不想跟谁斗争，只想自己做出些成绩来,那样才能受到人的尊重。像你们商工会理事长那样创出几百亿资产的人,没人敢小瞧吧?对,我就自己干了。”
几年来我交结下不少在大学里教中国语、中国文学、东洋史东洋哲学的教授,有中国人、台湾人也有日本人。他们知道我爱写点东西，便想给我安排做教中文的非常勤讲师。他们是看到我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但忽略了我没大学毕业文凭,不够做非常勤讲师的资格。不过他们的好意提醒了我:日本的大学教授讲师们每年都可在学校报销几十万购置书籍费，还有权建议指定图书馆的藏书。我对他们说:“有了，我开家经营中国书籍的店。这对我兴趣,也可称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有你们十位支持,我喝粥的保障就有了。"他们支持我:“办吧,我们都买你的书。”
辞职决定的很快,但我是跟妻子商量过的,跟她讲明自己做事开始会很困难。杜彩凤十七岁去新疆建设兵团，二十三岁跟我结婚,到日本刷了七年碗,刚刚过上两年太太生活,我觉得委曲了她。她的回答很坦然:辞就辞吧，咱们自己干。说完就将家中所有存折拿了出来,加一加共有二千万存款。我拿较高工资年数并不多,真吃惊那数字。杜彩凤笑了:“现在你不嫌我催你关这屋那屋灯罗嗦了吧,不觉得选盒鸡蛋买袋黄瓜也要跑三家菜市场费事了吧。”
我想起这些年日本“花王”“资生堂”的化妆品都打进了中国，杜彩凤却始终使用着从上海北京带来的“玉兰香脂”和“片仔癀珍珠霜”。我又想起中国的一个媳妇在丰年时从每炊饭中抓把米藏在瓮中,到荒年保住一家人没被饿死的古老故事。我不由握住杜彩凤的手称叹:“你就是那好媳妇啊。”
杜彩风不仅拿出了全部存款,还劝我:“新公司里加入饮食业一条吧,我来干个小饭馆,怎么也能挣出个房钱和水电费吧。”
说干就干。十月里,我们用五百万元资本注册了一家小公司,用一千万租赁和装修了一家小饭馆,留下了五百万做春子继续读书和冬子升大学时的费用。我们给公司取名叫“华和有限会社”，给小饭馆取名叫“望乡”。首任社长是杜彩凤,到我退职下来再交替。
“华和”社长杜彩凤实际干的是小饭馆“望乡”的掌勺儿。她小时在家做上海绍兴菜,结婚后跟我学会了做面食,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七年的守在东京大观楼厨灶旁刷碗,看会了许多在谱的菜,所以系上围裙就成了厨师。“望乡”推出的都是家乡菜,熏肝卤肚酱猪耳牛蹄筋拌豆芽儿下酒,烧茄子辣豆腐粉条肉木须肉雪菜蚕豆脆土豆丝下饭,外带炒饭水饺炸酱面。那些菜在大餐厅里没有,托人带来的冀东宽粉条上海烤麸百页结日本人都没见过,白酒用的是二锅头,真是家乡家庭风。五张小桌子由一位打工的男留学生招呼，一天能买三万多,忙时有五万，一个月忙下来,男学生得十六万，自己落下二十万。有这点保障,我可以大胆地在明年二月将临时设在家中的会社搬出来,租间像样的事务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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