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没带来死没带去
一个间阴间雨的冬日，一座恢宏的庙宇。庙堂中央案桌后横躺着一副原色棺木,棺木的后上方供着镶在黑镜框里的爸爸的照片。照片上的爸爸银发中残留着一丝两丝墨色,容光焕发精神饱满,那是他十三年前拍的最具老绅士风度、最令他得意自悦的照片,如今成了遗影。
爸爸的遗影两侧供着两百余盆白菊花,每盆白菊花中还插有一支粉菊花和一块写着供花人名字的木牌。最高处的四块木牌上写着“丧主”“子供一同”“丧主”“孙一同”。右边往下的木牌上的名字依次是我北京的姑妈、妈妈、大阪的舅舅、香港的小妹,左边往下的木牌上的名字依次是我日本的大妹夫、二妹夫、我、两位妹夫的父亲。再往下是东京、名古屋两家大观楼会社、日本两家大百货公司社长、台湾驻日本代表马纪壮、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东京、横浜、大阪、名古屋华侨总会、世界龙岗亲义总会、许多日中名人和爸爸生前友好的名字。
供花的位置排列是富有艺术性和颇具严格心计的。它可令人一目了然地看出供花人与故人的关系和身份。“丧主”是我东京妈妈,“子供一同”是爸爸的第二代,名不具，“孙一同”是第三代,名亦不具。右边我姑妈、妈妈、舅舅是爸爸的亲族亲戚,左边我上面和下面是柳家女婿和亲家。最具艺术性又严格地被置放的是我和小妹的两盆供花了，我俩从“子供一同”中提出来单放木牌并分在了左右。我的兄弟姐妹七个在国内，三姐柳晶在美国,唯一能在明天赶来出席爸爸的告别式的只有香港小妹柳艳,她是爸爸的女儿,却不是日本法律上承认的子女,因而花牌置放在亲族亲戚一侧；我已加人日籍,并有被爸爸认知为父子关系的手续,在日本法律上说是有继承权的人,因此被置放在了左侧,但我这个儿子的供花被排在两位妹夫之下,而且木牌上写的是公职——株式会社名古屋大观楼取缔役柳五郎。
现在供花已经全都置放完毕,爸爸的直系亲属和东京妈妈的亲族们将在他的遗影前合影留念。供案桌前隔开两尺空隙地左右各置三把椅子,东京妈妈首先坐进了右边第一把椅子,抱着小女的大妹惠美挨着她坐了第二把,大妹夫坐了第三把。左边的三把椅子是我和二妹尚美、三妹佳美的位置,两位妹妹半分主动半分在妈妈授意之下先坐到了第一和第二两把椅子上,将第三把留给了我。剩下就好安排了,右边椅子背后站立了东京妈妈的亲族们,左边椅子背后站立了二妹夫、杜彩凤、春子和冬子。摄影之后,我们将按着这个顺序出现在即将开始的通夜佛事和明天的告别式的吊唁客人面前。
那盆供花和花间插着的木牌表示我对已故父亲的尊敬和追悼,但那供花的放置和座位的次序无疑将我钉在了一个令人注目狼狈不堪、将被审视评议和裁判的位置上。
这一天是公元1989年1月8日。两三个月来,我不是一个月一次、而是数次地回东京家,到病院来看望爸爸。今晨是要坐头班飞机回福冈上班的,不知何故,我的心中忐忑不安，比往常晚出家门而又多抽了一支香烟,香烟尚未燃尽就接到了二妹尚美通知爸爸停止了呼吸的电话。在我被钉在那个位置之前,东京妈妈、我和妹妹、妹夫们已经悲痛和忙了两整天。说来也巧,昨天也正是日本昭和天皇驾崩之日。
来日本后,我更多地看到的是某些资本家、尤其是有过两位以上夫人的资本家逝世后,在他的葬礼和葬礼前的遗产经济权力斗。这种斗争,在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的渲染之下,表现得比政治权力斗争更加激烈复杂。这对于从私有财产制被消灭,市场经济还未建立的中国走出来的我看来,可以用得上触目惊心一词来形容。
一些高贵显赫、道貌岸然的华丽家族的一家之主去世时,他的妻妾子女、亲族之间会发生明争暗斗,燃箕煮豆。善者请律师按遗嘱和法律行事，次之可背亲反目上法院,恶者会演出文斗武斗,甚恶者也不乏演出暗害毒杀,目的都是为了夺取经济权力。那时跟在他们身边的除了律师,更多的是记者、摄影师,也许还有警视官和暗探。就在爸爸去世的半年前,日本有位在世界富豪名录排在前列的,拥有铁路、百货业、建筑业、出版事业和饭店业的大财团的总裁故去,在他的葬式上坐满了千余名日本财经界、政治界、文化界的头脑。他有两个儿子,日本叫腹违子,中国叫同父异母兄弟。那天有两三千只眼睛,百十架摄影机照相机在瞄准那两个儿子，注视他们在葬礼的座位上微妙的左右高低、一举手一投足、一言语一颦蹙,眼中的一片泪光一丝血迹。兄弟俩在电视镜头和照片里的表情都是悲哀沉痛而又和平的,但葬礼后数十家报纸杂志的数百篇文章里,描写的却是用枪炮子弹血肉仇恨织出的一场场硝烟迷漫的战火。
我看了电视和文章,但没去注意那场战争最后的胜败结果,也就没定出兄弟俩究竟是谁被钉在了更加令人注目、狼狈不堪、被审视评议和裁判的位置上。日本人认为那斗争、哪怕是反目,那战争,哪怕是引火烧了自身,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譬如说前面那位财阀属下有数万职工员工,两位儿子的经济权力争夺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也关系到数万人的归属和数百家企业的经Ｔ傩⌒┑淖什疑踔疗胀ㄈ思业娜嗽蛉衔羌坛谢虿糠值募坛惺亲约河ο淼娜�,不是自已该继承但能通过某种手段能取得权力也是绝对要争一下的。所以我说的那种狼狈不堪的位置不是普通日本人的想法、而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真不愿在爸爸去世之日，就在他的棺木之前,除去悲痛哀心情之外,还得存有这么卑鄙怯懦之念。但我的位置已被注定，吊唁的客人们就要入场,让我咬着牙去被人注目、被人审视评议和判去吧。
两年前,爸爸在一次飞往北京的飞机的厕所中猝然摔倒,他按了红色的紧急呼救电钮,由空中小姐扶出厕所后，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无力稳稳地站立了,到北京后由我二姐、三哥和小弟立即送进了中日友好医院。爸爸有糖尿病的痼疾,这些年在日本中国两边家属的精心照料和严格的饮食控制下,病情有了一定的稳定。他已七十五岁了,这在日本的生活条件下,还不算很老,但架不住他越老越活得欢,一个月总要坐上一两回飞机、新干线往来奔波,是劳累了。再往两年前,名古屋顺子妈妈离异时带走了几个可作会社后盾的黑字大店,整个大观楼的经营开始往下滑坡,尽管一年前我将博多店的赤字由四千万降到了二千万,但仍有三个店因赤字太大而被迫关掉,爸爸心情不好了。劳累和心情不好的积累,导致
了他那回在飞机上猝然摔倒。
从那之后的一年多,爸爸追着适宜的气温轮换在东京、北京、香港养病,他有时能自力行走,有时得依杖代步。终于,在半年前于东京家中,他说出了一句再也不想走路的话来。我觉得爸爸的腿如果依靠拐杖或子女们的肩膀还是能走路的，也许哪天还能健步如飞,但他却说他心里不想走路了。尽管我硬扶着他在房中走动了一圈儿,但我再次从福冈回来,硬是拉他背他,却真地不能走路了,而且从嘴里不自觉地流出涎水青痰。
有一次爸爸嘴角又流出涎痰,我赶快要拿手巾去擦,不想他一吸气将它含回了嘴中。待东京妈妈走近来时,爸爸运了口丹田气将那口涎痰朝她脸上吐了去。妈妈一侧脸,涎痰落在了墙壁上。
我正吃惊爸爸那异常的类似顽童般的恶作剧时，他又抄起了床边上的手杖朝妈妈抡了过去,妈妈朝后一退步,手杖抡空落在了地上。妈妈没有恼火,陪着笑脸退到了隔壁房中去,她那出奇的冷静也令我吃惊和觉得异常。我忙劝爸爸不要为着烦恼疾病而向妈妈起火,说她每日伺侯病人也不容易。
爸爸对我说了句话:“这个女人心黑了,我还没死就算计我，你得长能耐拿得住她，让她觉得会社离了你不行才成。否则我真死了,她敢不让你进这个家门。”
爸爸这段话的中间一段以前对我讲过,两头儿的话却是多年来对我说的一句真心话。我悟得出那话的内涵,但不得不觉得那是老小孩儿似的荒唐。也许爸爸也觉得那话为时太晚和无力,所以有前面吐痰抡杖之举动,但当儿子面那么做,未免太伤妈妈面子,所以我又急忙追到隔壁房间去安慰东京妈妈。
东京妈妈并没觉得抹不开脸，她像没那么回事似地一本正经地叫着我中国名字说:“柳莹,你看到了，爸爸要不行了。你是有财产继承权的人，我要开始将爸爸的财产转移到我们大家的名下,这样可以免去以后要交走的大量税金。”
将她的话和爸爸的言行综合在一起,我判断出她已经在做财产的转移了。实际上,会社的取缔役们都知道,为了会社资金周转,妈妈已经卖掉了属于会社的一处房地产、取消了爸爸一笔很大的生命保险金，而会社目前的窟隆还远不需要那么多的数亿元钱去堵。那笔已逃走的钱财没有转到我的头上一文,爸爸是知道的。
爸爸听不见妈妈对我说什么话,他不耐烦地高声叫我们到他床边去,所以我没对妈妈表示态度。爸爸不吐痰不抢手杖了,却是盼咐我打电话叫春子、冬子来看他,叫杜彩凤给他送几个酱猪蹄儿来。
杜彩凤很快地带着春子、冬子来了，俩孙女一同问爷爷好,爸爸就伸手叫东京妈妈拿他的钱包儿来,从里边抻出两张一万元钞票给了她们。每次我们带春子冬子来看爸爸,或惠美带小女儿来他，都会给孙女外孙女两三千元零花钱，过年时的压岁钱是五千元。这回没有缘故又非年节地给每人一万的举动是出乎寻常的。接着,爸爸就垫着张纸巾啃酱猪蹄儿,很快地就啃完了一只,还要第二只时被大家以控制卡路里为由止住了,劝他下顿再吃,他还有些不高兴。
自那以后,每次回东京时,爸爸总是那样。我在福冈时爸爸也三天两头儿用电话叫杜彩凤带上孩子给他送酱猪蹄儿去。杜彩凤每次都给爸爸做按摩,爸爸每次都给春子冬子各一万元钱。杜彩凤几次请爸爸不要给孩子那么多钱,春子冬子也不敢接那么大数的钱,但爸爸总是发脾气似地将钱塞进她们手中。直到有一次爸爸当着我的面跟东京妈妈要钱包抻给孩子们各两万时,我看到妈妈脸色变了色儿,我赶快将钱包和钱都接了下来背朝爸爸地交还给妈妈,她说了句:“小孩子们不懂事,你们做父母的也不懂事!”
我承认了不懂事,可我懂了爸爸。你看那吃遍过人世上山珍海味的爸爸竟是那么香、那么贪婪地啃猪蹄儿,那是在享受他最后的美味啊!他那钱包里装的是他每月可以动用的二十万零花钱。建立了三家会社、四十家餐厅的爸爸已经知道他不能给他在中国的亲人和眼前的儿子留下什么，他那是尽最后最大的力量要在孙女面前表现慈爱啊!
那种状况连续了三四个月,爸爸住进了病院,可以装二十万零花钱的钱包不在他身旁了,代替酱猪蹄儿的是从橡皮管输进他体内的营养液。
吊唁的客人陆续进入庙堂,男人黑丧服黑领带,女人黑衣黑裙,手中都捻着佛珠,个个表情肃穆悲哀。他们为爸爸烧香之前，先要向家属致哀慰问,几乎所有知道我是柳家之子的人都不禁注意到了我站立的位置,他们走过我面前时都将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他们在供案桌前行礼，点燃了绿香插在香炉里,然后走到市堂里的一排排椅子上坐下,等侯通夜开始的和尚念经。这时他们的面孔正对着爸爸的棺木和遗影,也正对着置放在最前面的供花。
我看到有人望着我在交头接耳,有人在微微摇头,也有人向我投来深表同情的目光。我内心对那种同情感激,但脸上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我不需要同情，脑中想着的是刚才走过我面前几个人的目光。
大阪的亲舅舅走过时,以又悲哀又严厉的目光盯了我老半天。我明白他是在怨恨和责备我站立的位置,那位置决定了我在爸爸的后继者中处于无权无势的窘地。我记起了大舅在我没来日本之前,就在设法为我们国内兄弟姐妹争利益,没有成功。我自己来了也没能得到,那令他很失望。大舅自己并没有任何要求,他只是为我妈妈、他的大姐抱不平。然而日本的法律承认的是东京妈妈,那丧主”指的是她而不是我北京的妈妈,如果爸爸有遗言的话,我是能为亲生妈妈争到一些利益的,但是爸爸没有遗言,这一点大舅也清楚,所以尽管他用严厉的目光表示了怨愤,也只能无奈地走了过去,那使我心中很难受。
丰原工业工事株式会社社长和他的做国会议员的弟弟从我面前走过时，用慈祥和信赖的目光看着我,他们都和我握了手,还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他们都是见多识广、肚中能撑船的人物,当然心如明镜似地明白我的处境,他们没有给我同情、没有对我卑视，他们的目光和动作可以化作语言:自己努力。那令我受到了支持和鼓舞。
最可怕的莫过于大冢百货公司社长的目光了。他冷静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又回过头去扫了一眼刚刚慰问过的东京妈妈和三位妹妹,然后例行公事般地去烧了香。他因大观楼有十一家餐厅在他十一座百货店中营业而来参加爸爸的通夜仪式,他还以冷静的目光洞察了柳家的后继能力。我觉得更应感到他的目光可怕的是东京妈妈和三位妹妹,她们挤给我的位置给了他大观楼没了实力的印象。我不是大男子主义的人者，但日本仍是男子社会，爸爸被京妈妈管住了经济,在日本社会上却是站得住的强人,如今我们站立的位置排列在大冢百货公司社长眼中已看不出有强人的所在了。日本百货公司只允许实力强的会社在它的楼面里开店,实力稍有减弱就会毫不留情地请你走人,有多少优良店在巴望着挤进去呢。我担心这十一家大观楼的命运。
还想追回其它几个人的目光,但通夜仪式开始了，三位披着袈裟的和尚走进庙堂坐定,他们先颂我故父功德,然后念经超度他的亡灵。爸爸柳碣石的名字在他们口中变成了某某院某某居士,经文中不断出现和汉语同音的南无阿弥佗佛……。
心中跟着和尚默念南无阿弥佗佛,眼前浮现着临终前的爸爸。
爸爸住进病院后身子变长了,那是因为身体急速变瘦之故,他的银发也一下子稀疏了一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眉毛突然伸延,然后就脱光了。开始他的神志依然清醒,见到我、杜彩凤和春子冬子会很高兴,当我读国内妈妈和兄弟姐妹的慰问信时,他会激动地淌出眼泪。他鼻中嘴中都插着橡皮管,但他仍会从嘴角挤出涎痰朝东京妈妈吐去。
不知怎么搞的,在那段日子里爸爸喜欢用中国语讲话,东京妈妈就规定我和其它来探病的中国人与爸爸交谈时必须使用日语，那令爸爸很恼火,就常啐痰。东京妈妈讲的道理是怕专门请来日夜看守病床的一位陪床老太太和病院看护人员听不懂而造成麻烦。而爸爸的朋友却对我点破了我也明白但不想说出口的原因:那是防止爸爸对我或委托老一辈华侨友人留下遗言。
我就用日语向爸爸报喜:“博多店的忘年会就要结束了,加上一月份新年宴会的预约看,明年二月年终结算时就会转亏为盈出黑字了,而且一盈就是一千万。”
那当然是好消息，爸爸眼光为之一亮,东京妈妈听到谈话内容无关紧要,便抽空去了厕所。这时我想告诉爸爸不久前我顶住了东京妈妈计划卖掉名古屋会社经营权的事,但那需要用很长的话语叙述,又怕那虽是件好事却会给他造成更大刺激,就忍住了。
爸爸见我想再说什么又住了口,他倒讲话了:“柳莹,爸爸始终都认为自己是强人,从来就没有认为几个儿子有能力,我没早放手撒开让你干,现在晚了。”
这时我有句失礼又必须要讲的话要说了:“爸爸,我们自己会努力的,但是我想问句不孝的话,您对我妈妈和姑妈有什么安排吗?”
爸爸吃力地望了我一会儿,无力地吐出两个字:“没有。”
“那么我会照料她们的晚年。”
“你是儿子,那是应该的。”
明确了,爸爸不会留下本来还来得及留下的遗言了,这反而令我觉得轻松开脱。
东京妈妈回病房来了，她看到陪床老太太做了个遗憾没听懂我和爸爸谈话内容的动作,对我摆了个不快的面孔。我冲她笑了笑,心中道:妈妈,您不必担心了,我绝不会向您提出任何财产上的要求的。
待我新年再回东京时,爸爸被转到了另外一家病院,那里的病房没有单间,都是两三个人一间的,住的都是病危高龄者,看来前家病院已经认为他不再需要治疗而是如何延续生命了。爸爸的脸已成了童子面,医生说那是肺炎并发的症状,以他的身体来讲,采取任何措施都是无能为力了。
爸爸需要输氧来维持呼吸,他的涎痰不流了。我们每天守在他的身旁,有一天他将杜彩凤看成了春子,再一天他用日语喊了一声“疼”,就直勾勾地瞪着眼睛不会说话了。一月七日晨,当我无论如何要赶回博多大观楼去做推迟了三天的新年团拜和训词时,爸爸用死亡叫住了我。我赶到病院时他的眼睛还那么瞪着,我和杜彩凤一人抚下他一副眼睑,他瞑目了。
告别式开始了,小妹柳艳在那之前由香港赶到,她打开棺木上的两扇窗门对着爸爸的脸痛哭一场之后坐进了我下手的椅子。这时庙堂里对着爸爸的棺木和遗影置放着三把垫了绣金蒲团的红木椅,上面坐着三位和尚,和尚背后排列着三四百把折叠椅,依次坐着爸爸的直系家属、东京妈妈的亲族亲戚、各界来客和大观楼能放下工作的员工。
和尚念经抑扬顿挫,实在动听。它能超度逝者之灵,亦能安慰静化生者之心,我两天来的悲痛得到一些镇定。
经罢,有两位来客致辞致哀,然后是家属亲族代表向来客致谢,当担任殡仪司会道出代表者的名字时,席间发出一片轻嘘短叹,在那声响不大的哗然中,东京大观楼的专务取缔役高田辙也走到了麦克风前。
镇定下来的心情又被搅乱，暮然间眼前出现了昨天通夜时没有来得及追回的目光。对了，高田辙也经过桌前时留下的是不屑一顾的目光。我还追回了名古屋大观楼专务取缔役星野俊吉的目光,那目光中流露着敷衍和背叛。我不禁回首看了看坐在后面的星野,看到他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高田。好了，我不想听高田的惺惺戚戚了。
马上就要出棺去火葬场,爸爸的棺本盖子被打开,先是家属后是亲友在他身上和棺缝儿中放上鲜花。当我放完花稍退在后时，有几个声音送进我的耳中:
“那星野算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是当儿子的代表致词?”
“那怕是太太的弟弟、女婿做代表呢?”
“柳家没人了吗?”
…………
那些话本是应该由我来问东京妈妈的,我甚至可以理直气壮他在高田致辞时抢下他的麦克风,但是看着爸爸的遗影遗体我没那么做,爸爸要了一辈子面子了,我不愿他看到电影电视里常出现的为争财夺权而泼骂撕打的丑恶嘴脸,不愿爸爸带着付被搅乱了的灵魂去升天。
这个高田辙也是东京大观楼专务取缔役兼新桥店营业部长，负责东京各店人事和杂务,各店每旬营业额都由他汇总报告给会社。他原本是一名厨师，被爸爸提拨成了仅在正副社长之下的干部,近年爸爸有病,又积极靠拢东京妈妈。我对他没好感,因为他极会耍两面派,对爸爸妈妈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独断专横飞扬拔扈。因为杜彩凤在他店中做工,我很清楚他帐目不清、假公济私等行为,曾直接向东京妈妈奏过他一本,妈妈没追查他却训了我一顿。他还曾露骨地对我说过:你不是亲生儿子,得我当完社长死了你才能掌权。现在爸爸一死,他竟敢如此妄自尊大。
这个星野俊吉是个很有能力却更有野心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对爸爸保证过要将我当名古屋大观楼的后继人来教导和辅佐爸爸病重中东京妈妈要将名古屋大观楼会社经营权卖掉,好将现金转移走,我和他站在一起给否决了,到这时他却以敷衍和背叛的目光看我,实在令人心寒。
东京妈妈,您将来可以不给我掌握会社的大权,但今天为了给来客固定这种印象,又怕叫妹夫太露骨而抬出高田辙也做家属亲族代表,可是大错特错了。我可以对来客轻嘘短叹的话掉以轻心，但却担心一场家族外的斗争即将开始。耍了半辈子菜刀马勺的高田辙也早就扬言要将名古屋各店的管理权拿过来,而饭店出身的星野也有越权将手伸向东京的打算,他是个名门大学毕业生,根本看不起高田的土气。现在这两位专务之间,一场 HOTEL-MAN对COOK 的权力斗争要爆发了,那样将会使整个大观楼株式会受到损伤。
棺木盖子被合上钉死。爸爸的遗体要被送火场火化,几个人的手伸进棺底,我抬起了棺头的一面。
棺木在电炉前停定,上面的两扇窗门再度被打开，和尚再度念经,家属亲友最后瞻仰爸爸的遗容。小妹柳艳和三位妹妹嚎啕哭,东京妈妈和我流下了无声的泪。两扇窗门终被合上,火葬场工作人员当着众人面将爸爸连同棺木一起推进了巨大的炉口里,合上了电闸。
所有来送爸爸的人都在火葬场的饭厅里吃了午饭，还为爸爸祝酒干了杯。四十分钟后，人们又来到电炉口，工作人员从炉膛里拉出一个长长的铁盒子,那里边有爸爸的红色的、一见空气马上变了白色的、一盒发烫的骨灰。这时没有人哭,不少人还喝采,一位老人对我说:看看你爸爸的骨灰多好,一点黑碴儿也没有，他是向着幸福去了。
爸爸的骨灰由红变白的瞬间，我觉得自己胸中萌出一枝白色的莲花,淘净了我的心。爸爸曾经辛勤劳苦,也曾有过错误遗憾,但他更多是富贵荣华、威风体面,现在他身子成了一堆白灰,人世间的任何东西都没带走。我要什么权力?有做人的权利就够了，我要什么金山般的财富?有保证基本生活的经济就足矣。
按照日本的规矩,从东京妈妈开始,家属亲友,每人用长筷夹了一块爸爸的硬骨灰,放进了一个陶瓷的骨灰罐中,然后再由火葬场工作人员将碎末状的骨灰扫拢进去。最后将骨灰罐装进一个木盒中。现在要护送骨灰盒回寺庙做最后的仪式,东京妈妈照例要手捧爸爸的灵牌儿,他后面应当跟着抱骨灰盒儿的孝子,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的镜头都是那样,除非这家人没有子嗣或儿子太小才由女儿抱。
几位日本人和我大舅怕我还不知道这规矩,都提醒我去抱骨灰盒。当然那抱骨灰盒有着直系继承人的意义,但我是以打幡当孝子的心将手伸出去的。没想到在我的手就要触到骨灰盒时,一双手先于我抱住了它。那是高田辙也的手。他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回头看了看我，然后将它交到了东京妈妈生的最小的妹妹佳美怀里。我气愤高田的动作和用意,因有刚被白莲花淘净的心,没有再去跟三妹妹讨回，而是跟在了她的背后走。
回到寺庙后有日本人对我说,高田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讳，他的好日子不会长的。
爸爸的葬式完毕之后,我给在国内和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们写了信寄去，大致内容是:
新年前弟(兄)曾给家兄弟姐妹去信报告了爸爸病情及住院一事,之后因家中及会社变化剧烈,斗争复杂,故未继报,现在爸爸葬式已毕,我将总况汇报一下。
弟自一月四日连续三天守在爸爸身边,此时爸爸已是植物人间。爸爸因发烧引起肺炎,尿中糖分极高,血压低,口中含痰呼吸困难,牙已全倒,腿部溃烂,排泄失禁。弟正欲动手报告上述情况,爸爸于七日晨七时整停止呼吸。
父遗体当日置放在斋场,八日在善福寺做通夜(即守灵吊丧)，九日十时举行告别仪式,十一时出殡,十一时四十分火化,十二时二十分装骨灰盒，现停放家中,不久将纳人佛坛,两年后瑩坟造墓。
整个仪式弟均在场,除给你们打电话报丧外,以妈妈、姑妈及众兄弟姐妹名义置了花圈,纳了香典。葬仪完全是日本佛教式,因是社葬，费用由公司出,故甚排场。
去年秋末爸爸住进了病院,我自福冈打去电话,听出爸爸声音不对，即飞回东京看望。因日本只有我一人在,弟自认有代表众兄弟姐妹感情和利益之责任,故当即给大家去了信。弟写信目的是想叫大家对爸爸表示慰问,也唤起他老人家在国内还有妈妈、姑妈、一堆子女的记忆,希望他老人家最后有个交待。
这时东京妈妈一手加紧将能摸到的财产转走，一手封锁爸爸不准在病院中讲中国话,最后还不允外人看望,唯恐爸爸留下遗嘱之类。弟上月曾四次回东京看望爸爸,他老人家有时糊涂有时清醒我在他清醒时用日语读了你们寄至我处、东京妈妈处和病院的来信,爸爸听清了很觉慰藉,但没有任何交待。我曾问过爸爸对妈妈和姑妈有何交待和安排,回答是没有,就是说爸爸对国内亲人子女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日本法律不承认爸爸在国内的子女的,但还尊重遗嘱,可爸爸没有遗嘱,弟没代表兄弟姐妹争取到任何东西,甚觉对不住大家。
但是我觉得爸爸给了我们生命就够了，我们还跟他要什么呢?作为我自己只庆幸在爸爸临终前人了日本国籍,使我有了失去了二十多年的正式户口。
弟(兄)将于爸爸“三七”之后回北京,届时向妈妈和大家面告详情。愿爸爸安眠。
我回北京给妈妈带回去的只有一本拍摄了爸爸葬式全过程的相集,她老人家当然很悲伤,但对爸爸没能留下遗言并无遗憾,她反而安慰我说妈不是很健康吗?我还有儿子女儿呢。妈妈给了我句家乡老话: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在京的兄姐没有抱怨我没能为他们争得财产,只叹息爸爸英雄一世临终不快。二姐柳鲜对我说:“小莹你有了在日本的定居身份,以后可以考虑做点别的事情,把眼光放到中国来吧。”三哥柳光说:“傻兄弟,还记得爸爸的大小计划吗,我早看穿了。你三哥这几年下广州跑深圳,弄出十个大计划,有一百万了。谁也不用指望,自己奔去吧。”
有妈妈、姐姐、哥哥的话,我心中踏实自在。回到日本，当东京妈妈郑重严肃地提起要开始办理爸爸遗产处理的手续时,我爽快地掏出了早就装在兜里的自己的印章交给了她说:“妈妈,任何书卷文件我都不想过目，一切都由您做主吧。”
我的表示令东京妈妈心中略为一震,换来她个满意的笑容。这消息被高田辙也知道后,他给了我句“阿呆”之后也笑了。那是阴鸷之笑，他认为虽然可以被他不屑一顾,但在法律上却是社长之子的我这么轻而易举地退出了经济斗争,也是退出了会社的权力斗争,他只要全力以赴地去对付星野俊吉就可以了。所以他在爸爸的“七七”法事后的宴席上独断行使大权,发出了句:“现在由星野君领头干杯。”
那句话不仅令星野气愤,也令全体名古屋大观楼的取缔役和干部们气愤。高田和星野平级,他应该说的是:“现在请名古屋大观楼专务取缔役星野俊吉领头干杯。”日本的“君”是老师对学生、上司对部下、长辈对晚辈、先辈对后辈的称呼，他那一个“君”字便将名古屋大观楼囊括在他管理之下了。
高田辙也向着胜利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七七”之后的一天,自己突然眼斜了、嘴歪了,两手颤抖双腿瘫痪,变了个废人。有老人告诉我,问题出在爸爸火葬之日,他利令智昏地抢先抱起了爸爸的骨灰盒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是犯了天忌。原来日本也有迷信,抱骨灰盒的人是不能回头张望的,是爸爸带走了他的魂儿。
爸爸的遗产问题处理完了,东京妈妈把印章还给了我,她告诉我的处理结果是爸爸没有自己的财产,因此大家均无所得,如果国内子女指望爸爸会社产业的话,那么人人有份,不过首先要共同负担会社的债务。我以他们不被日本法律所承认、爸爸也没有遗嘱为由，礼貌地替兄弟姐妹谢绝了她的好意。这时妈妈拿出一张证明书给我看了，那是在法务局注册有案、无论如何也转移不走的会社的股份。按照日本的法律,妈妈应继承全会社股份的百分之五十,剩下的由我和三位妹妹加起来的人头去除。那表具体分配教字是东京大观楼的股份被东京妈妈继承百分之七十,三位妹妹各十；名古屋大观楼的股份妈妈妹妹们各占百分之十五,我占百分四十。
对于分配结果,我没任何异议。妈妈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只提出想把家庭搬到福冈去,从此安心致力博多大观楼的工作。她同意了,终将由她掌握保存了多年的我的个人存款折给了我,她认为那是她对我的恩惠,那上面有我自己的全部财产五百万元。
遗产问题处理的结果令许多家庭外部的人和我的部下们不满意,他们都不相信爸爸在日奋斗数十年,明摆着数十家店,有房产有别墅有山地,竟会落个分文皆无,都怂恿我去打官司。我斥责了自己的部下,对他们说:你们只要跟我一起把店搞好就行,那样你们有饭吃我也有饭吃。对于外人我都耸肩一笑,任他们说我无能。我只有对那位告诉我高田辙也犯了天忌的日本老人吐露了真心:东京妈妈无论对我怎么想,她毕竟和爸爸共同生活和奋斗了几十年,我得承认她是我的妈妈,得尊敬她,哪有儿子和妈妈要上法庭打官司呢。既使真打官司,也许会打出几千万还没记入妈妈名下的钱财来,判吧,除二再除四剩几百万,拿走吧。为几百万和妈妈公堂相见,之后在感情上彻底决裂,我不太小人了吗?我自己凭劳动不也换来了五百万了吗?我只须要工作,愿帮她将会社搞好,那样才对得起故去的爸爸。
那位日本老人听完我的话释然一笑,问我说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吗?我也答不出是还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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