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日记选摘
讲我自己的故事,凭的是记忆,也时时翻阅过去的日记。在翻阅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记事与大陆台湾和大陆人台湾人有关。那些记事可以按照顺序插入每个章节中去讲,想想还是集中在一起说好。文化大革命前我写过日记,毁了。文革中那东西是危险的炸弹,没写。来日本后生活紧张,不可能每天写，只断断续续写了点记事式的日记,现在我将那些记事般的文字整理一下,写在下面:
一九八O年九月二十四日
来日已三个多月，今日首次看文艺表演。不是日本文化,是中国京剧。不是大陆的，是台湾的,所以叫做国剧。剧团是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国剧社，地点是日比谷公会堂,剧目是《古城相会》和《天女散花》。明日还有一场剧目是《常胜将军》和《贵妃醉酒》。其中李桐春、王福胜、张大鹏、张远亭饰关羽、张飞、刘备、赵云,徐露饰天女和杨贵妃。
爸爸是京戏迷,也是东京票友。早在北京他就讲过台湾的郭小庄是他干女儿,另一位名角徐露也很熟。这回徐露来日演出,他特地叫店里给我下了早班来陪他看戏,东京妈妈和二哥也一起来了。
爸爸来看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次中国广播公司国剧社的公演,乃是世界龙岗亲义总会在东京举行的恳亲代表大会的余兴节目，主办是日本龙岗亲义总会,后援是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世界龙岗亲义总会简称龙岗会,是世界各地刘、关、张、赵四姓华人的亲义组织,源自《三国演义》,成员中也有台湾这四姓政要。公演则目的《古城相会》和《常胜将军》即是表现刘关张赵的。我爸爸早年落难日本,多年隐柳姓用刘姓,老一辈华侨惯称他刘碣石,他是这个世界华人组织的副总监事长,他是定要参加这次活动的。
我在国内对京剧并不喜欢,到国外看却倍感亲切。剧团是台湾的,剧情却和大陆的一样。戏演的精采,几位男演员与徐露的嗓儿和作功确实好,我竟是头一回聚精会神地看了场京剧。
今天来看戏的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姓华人华侨,坐在前排中央的是东京龙岗亲义总会理事长、赤坂山王饭店社长张和祥和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本代表马树礼。马树礼另一边有个空座本是给爸爸留的。当我们一家步人会堂时,张和祥向爸爸点头招呼他过去,马树礼也回了下头,但爸爸指了指妈妈和我兄弟俩,没有过去，是在他们后几排坐下的。
张和祥的点头,马树礼的回首,爸爸一指我们并坐在了后排没说一句话,却是一场哑剧。看到那幕哑剧,我开始并未觉出什么。以爸爸在日多年，在这种华人华侨云聚的场面上遇到熟人，打个哑巴招呼和谦让礼谢座位,并不奇怪。但当爸爸对我说出那俩人名字时,我觉得不简单了。
中日复交后,台湾对日保持关系的机构更名为亚东关系协会，而马树礼是第一把手。爸爸乘戏没开演前，对我讲了他和马树礼的关系:原来他们私交不错，因为一个是台湾代表，一个是台湾系华侨总会会长。爸爸于我来日三年前在六本木开了家规模颇大的大观楼,开张志禧之日招待了许多贵宾,其中首先致词的是马树礼和一位日本国会议员,那位参议员在祝贺新店繁荣发展的同时,颂扬了复交后日见良好的日中关系,马树礼听后当即拂袖退场而去。为此,爸爸恼了他。
我问:“那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回避和抗议吗?您恼他做什么?”
爸爸说:“你也瞎放屁。又不是在国联讲坛上,我是开店,讲的私交,就像这龙岗会、桃园三结义。他给我玩儿这套，太不给面子了,那不是叫我下不来台吗?所以今天我不过去。张和样是老朋友了,要他一人的话,我会过去或叫他过这边来。”
六本木店只开了两年,在我来日之前关了,爸爸也是有火发在那儿吧。回家想想，觉得爸爸也有意思,他老想拿玩政治给他的经济做脸,他不想想马树礼要把开张宴会吃完了,他的官大概要丢了。真要吃完了又不丢官,两岸关系就要缓和了。
今天的京剧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而开幕前的一场哑剧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我估计,爸爸以后再也不会去台湾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五日
二哥柳煌是新中国建国后来日本的首批自费留学生之一。直到今年,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学生仍是台湾来的占多数。和二哥较好的台湾留学生有黄斌、陈洲、张文学、宋仁谦等,常到我家来玩。尤其黄斌有太太章白茹、陈洲有太太徐小娟在作陪读,他们两家四口更愿一起来玩。他们来玩的内容有三:一是由北方人的二哥指导他们做些饺子类的面食吃;二是两位太太都漂亮又娇嗔,爱和丈夫闹个小别扭,抱个小委曲,要找年长的二哥给她们评理出气，那是她们向丈夫表示爱情的一种方式;三是打麻将。
中台之间,停止了多年的单双日炮弹应酬,停止了风筝、气球传单的攻势,但还没有交流。大陆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提出了“三通”,台湾拒绝接受。其实,海外的两岸中国人早在多方面地通了,还有什么比吃饺子,打麻将更容易让中国人通的吗?我每天下班晚，前两项内容很少赶上,而打麻将总是通宵达旦的，能凑上。我在国内不会打麻将,是看他们打学会的,我这大陆出来的人最初会的却是台湾的十六张麻将。我会了，牌桌上就好分对手了，二哥和我对门,黄斌和陈斌夫妇对门,很自然地形成了大陆和台湾的对阵。
打麻将时总是要说话的,不管文明或粗野,话中总是带有幽默俏皮。
“西田先生!”二哥出“西风”时那么说，说的是他们学校一位找不到对象的日语女教师。
“白根教授!”陈洲出“白板”,说的是学校里一位很严肃的教
章白茹摸了把“海底捞月”,她先生黄斌为她叫好:“反攻大陆了。”
我做了付“门清不求自摸”,高兴地喊出了:“解放台湾了!”
麻将没有赌注是没劲的,我们玩真的,但玩的是最小的,刚好在我零花钱范围之内。他们管二哥叫柳大哥,管我叫小柳哥,但我这小柳哥牌最臭,撞大运摸了把门清不求,紧跟着放了三把炮,赢的钱又放光了。
徐小娟在她先生陈洲身旁拍手笑:“小柳哥,这下你可苦难沉重,得啃树皮了。”
其实我的炮是放给了章白茹和二哥，陈洲老半天没开和,我还她句:“得了,你们尚在水深火热中,还是先啃香蕉皮吧。”
往年国共宣传在我们嘴里成了逗闷子话，大家咀嚼着捧腹笑了半天。章白茹说:“给你们讲个小道消息:我们马树礼代表和你们符浩大使,某日同去某大厦,下楼时和部下同时进了一部电梯,站定后才相互认出来。你猜怎么样?双方不亢不卑、不言不语、大眼瞪小眼,不知电梯从几层下来的了,那段时间好漫长哟。到一层电梯门开时,你猜他们怎么下来的?同时同步并肩出来的。哇,都迈的北伐军步,没个先后,打了个平。你说难受不难受,哪像我们有输赢不在乎?”
徐小娟说:“我们的输赢不是小小的吗,顶多五千块啦,到头逛花园啦。对了,柳大哥,下周我有两个朋友来日本,是台湾女模特还是亲姐妹,都是麻将迷。你们兄弟俩要有把握,我给你们约来好吗?来场国共大战，决一胜负如何?”
“模特儿表演靠身条也靠美容,熬夜打麻将不把她们搞憔悴?”二哥问。
“表演完了打。”陈洲支持他太太的提议。
二哥应下战来。
两位模特儿退掉了订好的最后一天的饭店房间,来到了我家。昨晚至今晨举行了彻夜的“国共大战”。模特儿的身材是修长的,脸是美丽的,名叫吴素芬和吴素芳,一对姐妹花,两位实力相当的中档牌手。二哥和我,柳煌和柳莹,论牌技,一个高超一个臭。
二哥敢应战是有个古代赛马的原理,即两君主以三马对三马比赛跑,智君以己劣马赛对方良马,良马对中马,中马对劣马,结果以二比一取胜。我牌臭,放炮多,但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会放在二哥手中。二吴胜多是胜我或她们自己,输多输在二哥或自己手中，二哥是能捏会算的,绝少放炮,总算起来可能是大胜他大输我,而小胜或小赢了吴氏姐妹。我只要掌握着没绝对把握和时宁可拆对拆顺地减少放炮,形势会更有利。
昨晚定的赌注比平时的底一百翻一百地加了一倍,是底二百翻二百。开始二哥打的很随便,吴家姐妹也较客气,我居然小和两把。牌转过两圈,台湾海峡险浪翻滚,二哥那边妙手神算,做好几付绝活儿，“一条龙”“清一色”、“大三元”还喊出一回“南昌起义”。那“南昌起义”谁都不懂,原来是“八万”、“一万”“南风”、“饼”各一坎，“红中”为将,意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大陆长江中游的一种和牌名堂。我们玩的是十六张麻将,二哥手中比他解释的还多了坎“白板”,他再解释说是打败了国民党白军。
在旁边给“国民党”助阵的黄斌夫妇、陈洲夫妇、张文学、宋仁谦都不干了,说是先有的北伐军后有的南昌起义,多坎北风还凑合，所以只算二哥和了,不能加番。
不加番也不怕,二哥手神了，下半夜里竟来了回八连庄,其中两把“自摸”,一把“杠上开花”。台湾麻将数番名目繁多的如苛捐杂税,章白茹最会计算,连八拉八外加其它名堂,那一把三家被二哥拉走了一万二千元。
一夜下来,二哥赢了三十多万,其中有我输的六、七万,吴氏姐妹的二十多万。二哥很谦虚地说:“对不起,没留神让共产党赢了国民党。”
但是,导演这场“国共大战”的章白茹黄斌不肯承认是“国民党”输了，他们望着宋仁谦笑道:“是苦了老百姓。”
原来,负责开车迎送吴氏姐妹,打牌时在她们身边沏茶倒水上点心,支着儿献策的宋仁谦早放了话:赢了他拉她们去买化妆品，输了全由他兜着。这宋仁谦是位奶油小生,老爸是台湾大老板,除了学校费用,家中每月给他寄二十万生活费,一直过舒服日子,这回得喝一个月西北风了。
我输的钱有二哥顶着,早讲好了，只有宋仁谦是“国共大战”的受害者,大家把他名字改了，叫送人钱。
“国共大战”加二哥出钱的“言和聚餐”于早八点结束,我九点到班上。今天上午干活,我两眼冒金光,脚底直打晃,小休息睡一觉才缓过来。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
今天晚餐时发生的事叫我笑破肚子,现在回到家还想笑:中国人太爱面子了,虽然事情是发生在台湾客人身上。
晚餐时,肖春红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前厅跑进厨房来喊我:“柳大哥,出麻烦了。是我说走嘴一句话,客人不干了,支配人也招架不住,你去看看吧。”
我问:“店里从没出过大事,怎么了?”
“是台湾旅行团的人要跟大陆歌舞团的比试,我说错了话。”
支配人都招架不住,我去能顶用? 但肖春红说就是原田叫我去的,我还是赶快脱掉工作服换上了西服。
是的,六点半厨房里做了两个团体的菜,一是四十人五桌台湾旅行团的包饭,每人一千五百元标准；一是由云南、四川、延边三地少数民族演员组成的歌舞团,二十多人,三桌,每人标准五千元。旅行团出的五菜一汤:家常豆腐、回锅肉、草菇鸡丁、肉丝鸡蛋、蚂蚁上树、菠菜豆腐汤。歌舞团上的是宴会菜,要一道一道慢慢上,那时刚出了一半。
今天客人多，单间雅室早已预约出去,大厅里小桌子是留给散客的,歌舞团和旅行团都被安排在大厅大桌面上,挨得很近。店里常有大陆、台湾客人邻座吃饭,虽不相识,却相敬如宾,搭上几句话还能亲如一家,所以店里从未划出一条台湾海峡来。今天是吃饭吃出政治来了吗?
到外面正见几位台湾客人和支配人在争执,问他为什么同样是客人而服务不一样。客人坚持用福建话或国语在跟他讲话,他根本听不懂。我听出他们始终在问为什么给他们预备的是纸餐巾,而给歌舞团那边出的却是热毛巾。原来不是为政治,而是为面子。
我赶上去向台湾客人鞠躬道:“诸位大伯大哥,大家高高兴兴地来吃饭,店里有招待不周之处请跟我讲讲,我们一定改正。”
“你是什么人?”一位金牙金戒指金手表的客人问我。
“我是厨师,不过我也是社长的儿子,您跟店里说不通,我可以将您们的意见直接反映给公司。”我无权越过支配人反映情况,但我相信中国人信我这句话。
“哦,少爷。”一位脸上冒油、脖梗上有三道肉棱的客人看了看垂手立在我身旁的肖春红说:“好,同你讲讲。我们要支配人重复一下她说的话,支配人不敢说了。”
我问肖春红:“小红,你怎么对不起客人了,你不也是台湾来的吗，咱们一起给大家道歉好吗?”
“我说出了旅行团和歌舞团的菜价。可也是你再三追问我为什么出的餐巾不同,我才老老实实地说的,请你原谅吧。”肖春红嗫嚅地说。
大观楼对宴会客和散客都是出热手巾的,因为它设在大饭店内,收客人服务费。唯对旅行团不收服务费,是因为组织他们需要从各方面节约经费。而手巾把我们是从洗衣店花钱赁来的,给旅行团出纸餐巾是既计算成本也考虑服务的规定,也是餐厅业间的常识。今天偏巧同是中国人,坐得相邻,眼看歌舞团那边出了热手巾,伤了旅行团的面子,真是没想到。
我不能重复肖春红的话，只有抹稀泥:“我去拿热毛巾来,诸位大伯大哥请包涵。”
“不成,这么特殊照顾我们也接受不了。她不是说那边是五千元标准吗?你把菜单拿来,我选够那钱数，你再给我出毛巾。”三棱肉将声音提高到歌舞团的人都听得清楚地说。
“大叔,您不点菜也出手巾。”我看看旅行社的导游,恳切地央求三棱肉。
“看他做什么?不关旅行社,钱另外付。你知道这四十位都是什么人吗?都是经理、董事长,吃得起。上酒,每桌先来瓶大陆茅台。”
肖春红已拿来了热手巾,她再三请三道棱大叔饶恕,三道棱说:“行,饶了你。可少东家也出来陪礼,我们倒受不住了，咱们按规矩来，有鱼没有?”
我慌陪笑:“有鱼片、鱼条、鱼丝,我请客。也有清蒸、红烧,但费时间,您看?”
“就清蒸黄鱼吧,我们有时间也有钱。”
金牙金戒指金手表又添油加醋:“每桌再加海参鲍鱼和大虾。”这不是成心逗气吗?
我看了看听得懂菜名的支配人,从他手中拿过订菜单填上菜名,叫肖春红拿厨房去了。
这些大伯大叔大哥们又加了好多菜,我们连着给他们换了四五回热毛巾,把导游吓傻了。他们还猜拳行令,把歌舞团的人看楞了。我、支配人、肖春红和其它店员拿他们当祖宗地伺候了,他们争回了面子,乐死了。
我们也乐死了，除了旅行社预约的每人一千五百元,他们各自物腰包拿一万元,店里多了四十万的卖上(流水)。中国人,死要面子不要命，死要面子不惜钱。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昨天午餐时间刚过，肖春红领了一位陌生的客人进厨房来找我。客人穿着挺括的西装,但看上去穿得并不舒服,因为他有一张苍老的,像似饱经风霜却又很拘谨的面孔。肖春红指着我对他讲:“我这大哥是从大陆出来的,在中国大使馆有办法,我的事就是他帮忙办的,你的事尽可跟他商量。”
前两天为肖春红办理转入中国国籍再退出中国国籍的事,由我带着去了回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她与日本丈夫结婚近四年,已有申请加人日本国籍的资格。申请加入日籍的第一步手续是要先放弃原有国籍,她拿的护照是台湾的,去台湾代表处亚东关系协会退国籍颇有一番手续，又无熟人,便问我中国大使馆能否做这个主。我陪她去了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在那里当时就被接受了由台湾护照换成中国护照再放弃中国国籍的请求。在和接待我们的-位女副领事的聊天中,聊出了她是我小妹在北京女十三中的同届同学,因此她答应尽快地将手续做出,那就是肖春红说的我在中国大使馆有办法的事。
听肖春红的话茬儿,不用问,我想来客准是台湾人。但他生的面孔绝不像台湾本土人,果然张嘴是一口河南话:“兄弟,俺有个事想求你中不?”
“中。”我学了句他的河南腔:“您只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
“俺想回大陆看一眼老娘,不知找谁，昨办手续,你能领我去不?”
说河南话也能确认他是从台湾来的了,我又说中。我有把握不是因为带肖春红去了趟领事部认识了小妹的同学,而是那天亲眼看到了一位领事亲切地带了一对台湾人夫妇走进领事部二楼一间屋子去,很快地为他们办好了去大陆的手续。
这时来客才递出了他的名片，上印:信恒食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作荣 高雄市中正二路六号。我将他领进厨房更衣室兼休息室,王先生跟我讲了他的情况:他是国民党抓丁当的兵，只打了半年仗就撤到了台湾,退役之后先做建筑工,后当出租车司机,再后开了个豆腐房,三十三年不曾回过河南老家。现在积下一点钱,这是到日本来购买一套做豆腐的机器,好将作坊改成工厂，他在台湾听说最近有了一种不在护照上盖章留痕迹另开白条儿可以回大陆的方法,所以想借来买机器之机去趟河南。人就住阳光饭店楼上,到大观楼吃过午饭,见肖春红是从台湾来又留在这里的,便悄悄问她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去领那白条儿，肖春红便将他带进了厨房找我。
我有过和爸爸分别三十年才见面的经历，当然能理解王先生思念家乡老母的苦衷,当即请厨师长多给了我一小时的休息,带他去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办了台胞旅行证。
事情办得很脆,我想索性带王先生将飞机票也买上算了。不想他捂着放旅行证的兜儿浑身打哆嗦,老半天才说出:“俺娘八十了，不知在不在?”
我问:“三十三年中,你没通过香港啦外国啦,跟家中联系过?好多人都那么办的呀。”
“俺不孝顺,俺地位低、穷、害怕,这是头回出国,刚有些条件啊。在这儿有法子打听得到吗?”
地位低、穷、害怕几个字,足够让我知道他一肚子的苦水了。
我拉上他:“有办法,回饭店打电话去。”
返回阳光饭店,到王先生房间,问清了他家乡的地址。我先向0051国际台问到河南省的号码,再要了他说的县,再转到了他说的乡。实际上我要的是和那乡同名的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转到了生产大队,再往下的村里就不通电话了。我对生产大队接电活的人讲这电话是从日本打的，是王家庄的王作林想跟他妈讲话是否能给传呼一下。接电话的人像是不知道王作林这么个人,但听是国外来的电话,赶忙回道:“王家庄离大队半里地,我马上托人传话去,你二十分钟后再挂一回电话吧。”
王先生听到电话已经挂到了离家半里地的地方,在房间里坐不住站不住,我就又陪了他一会儿。到二十分钟后,可以由他自己挂电话了,他却不敢拿话筒,还是由我拨的号。电话那边还是刚才的人,他说人来了就放下了话筒。不一会儿,我听到了一句颤颤巍巍的老太太的声音:“石——头，俺的石——头……”
我忙按住话筒问王先生“您叫石头?”
王先生又浑身打哆嗦了，他点头。我赶紧把话筒给了他:“您母亲!”
王先生跟抢似地接过了话筒,大概是又听到了那边叫石头,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下:“娘,娘,俺是石头……
他叫了两声娘,脸上流过两淌泪水,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往下的场面是看不下去了,我赶忙下楼回了大观楼。
过了半个小时,王先生又来找我。他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但泪脸换成了笑颜。他想像不到他老娘还健康地活着,对我表示了热情的感谢,紧跟着他对我说:“真想一跟头翻家去,你快帮俺定张飞机票吧。俺大哥要上郑州去接，约好了两个小时后再打电话,告诉他航班和时间哩。”
日本定飞机票方便得很，我就在店里翻电话本给旅行社挂了个电话,定好次日东京北京和当日转郑州的机票,旅行社答应两小时后将票送到王先生的房间去。两小时后,王先生从楼上打电话给我说机票已送到,和他大哥也联络到了,但是中间出了问题,朋天不能走了,还得找我商量。
那时已到店里开晚餐时间,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也都下班了,我便答应他晚餐忙过再去他房间。八点半,我去了，王先生跟我说了缘由:“俺哥听到明天就能见面,高兴得很。但是他说要俺晚两天就是大后天回去,说是要做些准备工作。”
“是他工作忙?”我问。
“俺哥还是种地,县里乡里都通了汽车，他明天能赶到郑州,他叫俺晚两天到是公家要作准备工作。”
“我明白了，咱们国内农村条件还不是很好,准是公社要抢时间给你们家的房子修缮一下,需要点时间。”
“还不是。是俺们县太爷要在县里先欢迎俺再回家,俺县太爷这两天在外地开会,所以定在大后天晚上。真没想到两钟头里惊动了乡里县里,俺是当国民党的兵,对家乡人有罪,这么搞俺可咋办?俺咋表示下好?”
听那话我又感动又担心又好笑。我感动国家对台政策的改变,对去台老兵的关怀;我担心那么一下搞轰动了，台湾当局会知道王先生回过大陆,那么一来他三五年就甭想再离开台湾,有那政策的;我可笑,一个普通国民党老兵回乡探母,全家团圆,何必由县长亲自出面欢迎,这下搞得王先生受宠受惊心绪不安了。但再想想,这王先生大概是那县里三十多年中第一位从台湾回去的老兵吧,县里的重视可以理解。另外,三五年后,也许台湾大陆来往会自由了都没准。没什么可怕的,所以我给他宽心道:“你不必害怕也不必过意不去,要是以后发大了,给家乡意思意思就行了。县上用不着表示,你能回去的本身就是县上成绩。我建议您给您老母亲买个小点的电视机就行,不打税的,其它东西国内都有卖的。”我问王先生打算怎么个出发法,最后决定了还是次日，就是今日出发,先到北京玩两天,后天再到郑州。
上午打电话改了国内班次,订了台送货到机场的电视,送别了王先生。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
今天陪肖春红在中国大使馆领事部拿到了她的放弃中国国籍的证明,出门往广尾驿方向走了不远，迎面碰上了章白茹和一个男人。章白茹陪读在家呆着没意思，上月到亚东关系协会签证处参加了工作。中国大使馆在广尾驿站右边,亚东关系协会在相反的驿站左边,她怎么走这里来了,是走近道去六本木?
她也看到我了，俩人赶忙打招呼,我问她这是上哪儿去?她看了看身旁的男人,把国语改成了日语说是去中国大使馆。这可是件新鲜事,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处的人要拜访中国政府的驻日本大使馆,中台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细一想又不对,她陪亚东官员来这里不坐汽车是要避开新闻媒介,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跟我讲日语呢?再看看那男人,不像日本人,也不象台湾人,我有些奇怪了。来日本几年,我已能从外观上辨别出夹在路人中的中国人,还能辨出他是华侨、大陆来人、台湾人或香港人。新从大陆来的人从四个地方可看得出:一是领口大出脖子一圈儿领带系不到位,二是西服宽松框档,三是皮鞋方正,四是头发不锃光麻亮鬓角留在耳中而不是留在耳上。近来领口紧了西服窄了皮鞋瘦了,可发型还没变化。跟着章白茹的男人正是鬓角伸到耳下,脑袋后面翘起一小撮头发,准是新近从大陆来的人。
你们去那里办公事?”我也用日语问她。
不进去,就把他交给门边上的日本警察就行了。我觉得不对头,忙叫她给我说说情况。她就给我讲了一遍,听完让我身上泛起一层鸡皮疙瘩。那男人挺白净的,貌似机灵,但现在在我眼里却成了个大傻球,是个还有一百米路就死到临头的大傻球。原来,他是个中国某文化代表团的团员，跑亚东要求到台湾政治避难去了,亚东问了下他的情况,觉得不新鲜,却说同意将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派上章白茹送他来中国大使馆。那边头儿叫她只要将他交给大使馆门外的日本警察,说声他把亚东当成了中国大使馆,现在引路过来了就算完成任务。
哎哟,这手玩的真够高明真够损的!我问章白茹:“你来送他不害怕?你知道那样的话,他会落个什么下场?”
“我是亚东现地雇用职员，真进大使馆也不用害怕的。警察听不懂他的话,会叫大使馆的人出来,大使馆的人再送他回代表团就行了。”
“我的黄太太茹妹妹哟,咱们接触两三年了,你还估计不出他回国后会落什么下场?少说要关三五年监狱。”
“有那么严重吗?说走迷路了就好啦。”
我不想多解释了:“哪天到我家再说。我先问你,你们那里要收条吗?”
“不要的,送到就好啦。”
“那把他交给我,我送他回代表团,你回去就说人送到了行不?”
章白茹听完我的话,也觉出她的公差的严重性了,变回国语对那男人说:“他们就是我们要交接的人,你放心跟他们走吧。”说完转头往回走了。
男人给章白茹鞠了个躬,又给我和肖春红鞠了个躬,我们并没怎么搭理地将他带进了有栖川宫纪念公园旁的一家吃茶店。肖春红当然听得懂我和章白茹的对话,但她知趣地一言不发,只张罗向侍者要了三杯咖啡。
我摸着咖啡杯注视了一会儿那男人,他差不多和我一样年纪,也戴副眼镜,甚至有点像我。他也在注视着我,眼中有见到了组织的安全感,也有等待命运变化的不安,令我心中好笑。
“你尽可对我们放心，我只负责将你安全交接出去。”我先发话：“"我不问你姓名，你也不必知道我是谁。有一点,你刚才在章小姐那边交待的问题如有遗漏之处,可以对我补充。或者你又有所犹豫,现在还来得及。”
“不,我已下决心,已交待清楚，不要再怀疑我,到那边我会努力工作。”男人很坚定。
“那好,喝过咖啡我们送你回你们代表团,请告诉我贵团下榻饭店名。”
“什么?”男人瞪大了眼睛,站立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你自己逃跑不了,我们不会阻止,但希望你将话听完。”
男人望着店门口疑神疑鬼地问:“你们是在考验我还是开玩笑?不是说送我去台湾吗?”
我也是在看着店门口,那门侧墙上贴着一幅广尾驿站周边地图。我招呼他:“你来看。”
男人满脸狐疑地走到地图前,我给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再指出了吃茶点,大使馆和从章白茹手中接过他的地点。图上的汉字他是看得懂的,看着看着,他额上冒出了冷汗。
我回到座上端起了咖啡,男人并没夺门而逃,也懦懦地跟了回来:“你们是什么人?”
肖春红笑了:“这大哥是你们大陆来的人,我是台湾来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在这里工作的华侨。”
“好了,我简单地告诉你，那位章小姐是我的朋友。她奉命将你领到中国大使馆,我们将你截了下来。亚东那边认为你没有任何价值,不想收留你。老实跟你讲,驾驶战斗机过去的人都不发黄金了,米格机不新鲜,台湾人民也反对那种浪费。搞文化的人那边有的是,你要真有点高军事高科技情报还差不多。这中台关系已经开始松动了,你这会儿还弄这事儿,不怕将来两头儿都落臭?”
“可是——那——”男人听了我一番话,想说什么,却什么也不出来了。
“也许你要说国内不自由，但起码自由到能叫你出国访问吧。也许台湾去不成你想去外国,告诉你,美国行，日本跟中国有协定的,没一个政治亡命的成功过,都接回去了。我们是休息时间来大使馆办事的,你也不会有时间了，告诉我，你离开代表团有多久?”
男人还想说什么,我的话却像很逼人，他不得不看看表回答：“今天下午允许在饭店附近自由活动一小时,我搭出租车写了个亚东关系协会的字条给司机来的,现在离出来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不费话了,你仍有想法我们不会拦你。你要肯回去,我们叫出租车送你,比你摸回去时间快,还可以替你编个瞎话。”我说完话就招呼肖春红走出了吃茶店。
当我们走出吃茶店几十步路时，男人追了出来:“我们代表团住新高轮饭店,你们送我回去吧。”
我和肖春红将他送到了饭店,对他团里人说他走迷了路,遇到了我们。代表团的人直谢谢我们俩海外同胞。回来时,肖春红说我办了件好事救了个人,我直苦笑,不知自己办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气死人了。一个月中,我竟被郭燕燕奚落了两次。国内开始了自费留学热,爸爸当起了保证人,每年保俩人来日本,进的都是有名的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以前这里集中了台湾、香港、东南亚、韩国等预备考大学的留学生,这两年大陆来的学生快占一半了。国内来的学生大部分属于干部子女中的原“老三届”,年龄在三十岁往上。前两年被爸爸保来的分别是两位副部长、一位大学校长,一位大工厂党委书记的子女,他们读书很认真,读了一年日语后都考上了大学,有一位日语成绩取得全校第一名被推荐进了名牌的庆应大学。今年保来的是一位区教育局局长的儿子和一位带将军军衔的副部长的女儿。
郭燕燕就是那位将军副部长之女,我在北京时就认识她。本来她应该四月入学,不知怎地入管局不批,重新做手续办的九月入学。
说爸爸是保证人,但他只是出住民票和纳税证明,那些人的手续都是我去办的。写担保书、学校报名、去出入国管理局转法务省办入国资格认定书,将反签证寄给学生本人……。然后由我去机场接人,在大观楼接风,去新宿区役所办理登录证,最后送到学校报到,安置进学生察(宿舍)。国际学友会有一栋设备很好的学生寮,只要保证人事先提出申请,即可得到批准,分到一间等于外面房子一半租金的宿舍。他们刚来时都急于找打工的地方,一般都是先在大观楼当几天临时工,等会些应酬话之后,再帮他们找工作。
以前都是坐电车去机场接人的，上月郭燕燕来时,我正考下驾驶执照,爸爸就叫我开上他的美国车去接她。
我出国前郭燕燕刚结婚不久,她丈夫也是革干子弟,小家庭条件挺好,但生活过得挺朴素的。这回她从飞机上下来竟变了个花蝴蝶。她还像在国内那样爱穿布拉吉,不过现在穿的是袒胸露背、裙摆高至膝盖上半尺式的了，眼前还戴副蝴蝶形墨镜。她从降机厅一闪出来就张开了两条光亮的手臂叫道:“啊,我终于来到了自由的国土!”
她那动作像是要做拥抱状,但我不过是因为爸爸结识了他爸爸才认识她的,所以只握住了她的一只手来表示欢迎,那令她眉头微微一皱。我说:“欢迎你来到自由的国土,但它仍旧是在东方,不兴这个的,你太兴奋了。”
“是吗?”她看了看左右的迎客人,噗嗤一笑:“我是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打算入乡随俗,溶进这个社会呢。”
我们坐进了汽车,郭燕燕并不知我开的这美国车已过了时,只看到比前后的车宽大,很是高兴。出了机场,车速加快,她喊将车蓬打开,我告诉她这车是不能敞开的，她摘下了蝴蝶形墨管叹了口气:“哟,要是能敞开,让清风拂起我的头发,那多浪漫！”
“看来近两年国内的美国电影放多了吧，你怎么上日本来了?”我也幽默了一句。
她拿手打了我记肩膀:“柳大哥笑话我不是?美国得要托福呀,难死啦。”
我发现郭燕燕比以前快乐活泼多了，像是从少妇回到了少女时代。她一路上叽叽喳喳，一路眼睛不够使唤地看道路两旁的车和房,爸爸在新桥大观楼准备的一桌菜也没能将她嘴堵上。饭罢我带她去新宿区役所办登录证,出店往新桥驿方向走了几步,她竟将小脸儿一搭拉噘起了嘴。
这回该我问她了;“怎么啦?”
“不开车了?”她觉得没了面子似的。
“别见怪,这东京的中心部开车要比坐电车慢,从这儿坐山手线不必换车二十多分钟就到新宿,办完登录再坐中央线两站就是学校,这样你还可以记路、记坐车方法呢。”
“噢,我以为日本上哪儿都是开车呢。”
郭燕燕对我的解释只理解了一半,还是到电车上我介绍了一路各站周围有哪些商店,大会社和玩的地方之后,她的小脸才又笑起来。
登录手续十分钟,学校报到十分钟,天黑之前我将郭燕燕和她的小行李包送到了属于她的寮室中。房间有十二平方米大,一张单人床上铺放着兰色的被褥,写字台、书架、小沙发和茶几,做为学生宿舍这里是应有尽有了。
“满意吗?”我问郭燕燕。
她没有用话语回答我,而是又度张开了两条光亮的手臂。这回手臂张得快,我丝毫无准备地被她抱住了,而且被她抱着倒在了床上。
“柳大哥,我要报答你。”
她的话几乎是对着我嘴地吹进我胸里去了,连着一股香气搞得我透不过气地尴尬:“别,别介,都是朋友,要什么报答,真报答也不必这样啊。”
我红着脸地从她怀中挣扎了出来,她不好意思了,在床上挺了片刻也坐了起来:“我没有带很多钱来,没有别的办法来报答你为我操办的一切,我的朋友就是这样请日本人为她做保的,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我不止是脸红了,简直是气愤了,这不是奚落污辱我吗?我想发脾气,但想到她是爸爸保来的,我好人应该做到底,便说:“燕燕,人不都那样。我们是朋友,我和你丈夫也认识,不必客气，你在这里可能还会碰到困难,到时候尽管说好了。”
“那么，咱们合着做买卖吧。我手里有一万吨特殊钢材的进口配额呢,我爸给我的学费。”
“学费?”
“现在还是一张纸,你去找到任何一家钢材公司都会变成钱的。”
一万吨特殊钢材确实是笔很香的买卖,郭燕燕说得也轻松自然。但是我没有答应她合作。这种拿着一单盖有国家公章印的纸,做卖配额生意是无本万利的,而不将配额权力交给买方,由中间人去找卖主,更是利上加利。卖方是巴不得,买方是要吃大亏的。我劝郭燕燕道:“我爸爸规定我不准在外边做其它生意。你最好将配额交给买方,我给联系到卖方,然后让他们直接去谈价格。
“买方就是我爸呀，价格无所谓,就看卖方给咱们多少回扣了。柳大哥,你正派我很尊敬,可也别那么马列呀。”
马列主义的大干部都被钱眼子转活了思想,我这资产阶级狗崽子是不是太顽固?我的脸又度涨红,以找找看的话推挡了她番,告辞了。
郭燕燕有一个月没有和我联系,想必是不急于找打工的地方，我也没主动去问她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想到今天她带了个半大不小的老头儿来到了大观楼,说是来看我,实际是那老头请她吃饭。就俩人,要了一桌高档菜。她对那小老头儿热情得像那回拥抱我上床似地,她要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接过小老头的名片一看,上印“铃钢商事代表隈本政利”。
铃钢商事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想必是家二、三流的会社,但它那个“钢”字还是很令我注意,我不由地向郭燕燕投去了寻问的眼光。
“那单他做了。他包我一年学费,每月给我开九万元工资,日语学校毕业后,就到他公司去工作。早叫你跟我一起做,要不以你的日语还能多敲出他一笔来的,你也能得一大笔。”
那干拿的月薪订得颇有心计,刚好不用交纳税金，一年中加学费不超过一百五十万。那隈本社长眉开眼笑的,带有色迷迷。郭燕燕啊,你那单和你自己是否卖得太便宜了?郭燕燕啊,你比我本事大,以后可能用不着我帮忙了,但你何必带这么个又奸又骚的小老头来奚落我?
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
一出《丝路花雨》,魅了几多人心弦。一式《反弹琵琶》,铭入几多人脑海。面壁敦煌石佛数载,炼就古乐曲飞天姿,红了中华,惊了世界。欢迎你们,祖国的亲人,欢迎歌舞团光临大观楼!
整整百人,在饭店订了好几天客房,在大观楼包了早中晚饭菜。歌舞团要不辞辛苦地每日一场或隔日一场地演遍日本大、中城市,得让他们吃好吃饱。支配人原田召集全店职工开会,宣布菜食要保营养，主食不定量,服务要到家。还指定金师傅和我定食谱。金师傅是保证花色质量,我在新疆呆过多年,去过兰州和河西四镇,因此委我做口味上的参谋。
歌舞团的演员乐师们在舞台上下辛苦,我们在饭厅前后也付出了辛苦。他们魅了观众,忘却了辛苦,我们看到他们吃得满意,也忘却了辛苦。我还带一些团员上街引路,办了些私事,交了不少朋友。在国外见到中国人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歌舞团先吃过一天饭就去了外地,一月十七日回来住了两天又去外地,昨天第二次回来吃最后的一顿晚餐。他们已在日本公演一两个月了,团员们定是很疲劳,我们尽量地多加了青菜、汤面和稀饭。
饭间,团里负责总务的同志把我叫了去,他把我训了顿:“告诉你,我们团长对今晚的伙食不满意,我也不满意。告诉你,不要太心黑了。”
这顿训把我搞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慌忙低声问:“是不合口味,还是服务不周?”
“是质量没跟上。明天就是旧历年三十,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就捉摸今晚准是水饺子和炖肉什么的,哪想是这些。”
哎哟天哪,我怎么不知道明天是旧历年三十! 是来日本把日子过糊涂了。这里从来不过旧历年,我都没这概念了。可我们面对的是祖国来的亲人啊,应当想到呀。我向总务同志抱歉自己忘掉过中国年了,但也想了想今日出的饭菜:干煽牛肉、枸杞银耳、腐竹青菜、金边白菜、八宝豆腐、醋椒鱼、火腿鸡丁、什锦炒饭、雪菜肉丝面、稀饭和白饭。
我对他解释,枸杞银耳,金边白菜是西北风味有营养的菜,干煽牛肉是怕团中有回民和有爱吃辣的人而准备的,醋椒鱼因没有桂鱼而用鲤鱼烧的,不是京味却是鲁菜正宗,正合黄河附近人口味,八宝豆腐里放了冬菇香菇麻菇瓜子松子叉烧,青梗菜清淡……,只是考虑到有汤面和稀饭而没做汤 。
我想说明的是出的菜虽不是年饭但也是用了心计的。但他盯着我眼睛说:“我怎么都觉得今天应该有水饺子和炖肉,你们是偷工减料了。”
“同志,这菜谱是我亲自设计的,我对祖国的亲人不敢做黑心事。”
“你是资本家。我走过许多国家,美洲欧洲东南亚,资本家见多了。”
他将声音提高了，使好几桌团员都听见了,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但我还想解释:“如果哪位觉得口味不对，我们可以另外加菜。您要说偷工减料我不敢承认。我不是资本家,是工人。但我想告诉您,这里的资本家或其它国家的华人资本家不会对您们这样享有盛誉的亲人团偷工减料的。”
“那我们每天一万元的伙食标准,怎么就吃这些?”他终于提出了疑问,看来他的火气不止在今天这一顿饭上。
我明白了。歌舞团的食宿是由旅行社预定安排的,我们餐厅接到了预约单是饭店转来的,是早中晚三餐每天六千元标准。如果歌舞团直接跟我们定一万元的饭菜,店里敢顿顿出山珍海味，那四千元哪里去了?他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但绝对不能告诉他,那会影响接待他们的组织、旅行社、饭店和他们的关系,会破坏他脑中的中日友谊,而那也是我们做生意必须严守的秘密。
我不能告诉他我们是在六千元标准之上加工加料的,不能再做任何解释,只有含着眼泪对他说:“是我对不起祖国的亲人,但请您不要对所有海外华人资本家抱有成见。”
他去团长那里做了汇报,又走回来对我讲:“你得让团长消消气，明天我们要回国了,早饭午饭并一起吃,你给我补回来吧。”
一肚子委曲离开了他,我转了好几张桌子征求团员们的意见，竟都对饭菜表示满意,有听见总务话的人对我说:“你别往心里去，他跑了那么多国家,还真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呢。
我没敢对支配人说客人不满意而要求从菜上找补回来,而是汇报说客人对几次饭菜和服务非常满意,令他决定来个送别大出血,提高了最后一张菜谱的档次和花色。
今天,团长为与来送行的日本友人应酬,几乎没吃上饭,临走他对店里表示很满意多日来受到的服务。那倒让我觉得总务的话中有水分,我可来气了。
正好碰上我认识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负责人来为歌舞团送行,便向他单独做了汇报,或者说告了总务一状,我把一万元的标准和六千元的定单说给了他。他对我说:“你做的对,祖国是清楚你的。”
我的委曲化作乌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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