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堂的日子里
离国一年半，北京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日新月异。我家中也有很大变化。妈妈比我出国时显得健康年轻,总跟我讲政协的事。杜彩凤工作了，春子已读小学三年级,冬子进了幼稚园大班。三哥领着他们仪器厂职工家属的一批待业青年搞起了承包单干,三姐去了美国,小妹去了香港，只二姐和小弟仍在科学院和果品公司。三哥脑子是活，工厂企业实行奖金制,严格记录考勤,让他找到条发财致富的道路。他借他们厂长到日本考察访问之机,打着工厂旗号向爸爸申请了十万元日币,买了台自动计时的打卡器,卸了装、装了卸，搞通了原理,便向厂里提出停薪留职,带批待业青年搞有条件的单干，厂里很支持。中国还没那玩艺儿呢,一炮打响了。使用的设备和材料是工厂的,他给上交利润,曾放过的要找回“文革”中给厂里造成损失的大话正在逐步兑现,解决了十几个职工子女待业问题，自己也小发了。
三姐去美国是要跟赶她从日本回来的爸爸争口气。从日本回来她就发奋攻英语,终于拿下托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她在攻英语的时候,被发现患了脑癌，一度宣判死刑。有幸她遇到了医术高明的医生,更是自己与死神顽强斗争,拿下了生命的“托福”。让我这曾准备从东京发唁电的弟弟更加尊重敬佩。
爸爸自首次回国就萌发了重整丢下二三十年的贸易事业的想法，终于在我到日本之后，用在国内做纺织机器挣的钱在香港开了间贸易公司，他把小妹叫了去,让她帮着经管。小妹去香港,一路绿灯，在没拿黑卡之前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公司,可谓得天独厚。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出了不少大奇迹，也出了不少令人不解小奇迹。八O年秋,小妹在没有任何亲属在香港的条件下去了那儿,算个小奇迹。而同一时期的杜彩风,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在北京做了有正式职工待遇的临时工,也算个小奇迹吧。她大概算个今日充斥京城的、操外地口音的电梯手、小保姆、看自行车的、耍手艺做买卖的人的先驱了。
在我出国半年之后,公安分局说话算话地将我六六年的拘留监禁和以后十多年在新疆的强制劳动做了平反。我的户口被迁回北京,先在前门派出所登记上，然后再按出国人政策注了销。走那套手续完全必要,即使我人已长期在外,但回来时可以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了。杜彩凤是从上海去新疆的支边青年,不能因我户口回京而回京，中国户籍政策是子女随母亲，因此她和春子冬子的户口仍在X省。
杜彩凤的工作是许启忠介绍的，此时他已由区政协主席升任区长。原本要介绍杜彩凤去天坛公园的燕山书画社,因她不懂艺术不懂外语,就改去了区里办的兴华贸易公司，先坐办公室后去的鲜鱼口门市部。
她是没户口的临时工,却有固定的三十元工资九十元奖金,看病月票钱都报销,还带俩有户口的徒弟,真令我不可思议,我问她“这一百二十元差不多是新工人的两倍工资了，公司里怎么肯给你这么多?”
“我给公司创造的利润多呀。”杜彩凤说出不像她嘴里会有的名词儿。
“咱们在新疆时,小家养鸡,你的鸡下蛋率是全队最高,我绝对信服。可在公司里创高利润不那么容易,怎么创的?”
“我们门市部是卖日用杂品小百货的,有小百货、纸张文具、玻璃器皿、搪瓷铝品、鞋袜帽子五个柜台。我在玻璃器皿柜台,一共四个人，一位老职工付大姐,一男一女小青年加我。开始我还管皿念成四呢,那时奖金是九元,后来主要是我将玻璃器皿柜台的营业领翻了十翻，结果就有了十倍奖金。”
“哟,你有那本事?”我吃惊了。
“下蛋不能光盯鸡屁股,得喂好管好它对不?我们门市部比不了大百货公司,没那么多客人,它在鲜鱼口里边,有客人也是上前门大街、大栅栏逛剩下的。光站柜台上等,等不着多少客,我跟付大姐请示,用门市部的平板车拉些玻璃杯、水瓶、果盘、花瓶上街卖卖试试,那小男孩儿有劲,把车蹬过了珠市口,我们就在天桥天坛卖,真撞着了,三小时卖了三天的货。以后,付大姐干脆一个人坐镇柜台,让我带着俩小年青去外边摆摊儿,我们柜台的营业额成了全公司最高的,奖金也就最多。”
我听得挺入神,但想到现在是冬天,不禁耽心地问:“天气冷了,刮风下雨也去吗?别为奖金把人冻坏了,得悠着点儿。”
“早不去了。那工作交给咱们新疆回来的人去做了。”
“怎么，是叫我去伴舞会的那几位?”
“不是,他们做大买卖,倒是常来看我。我说的是老蔫儿和小屁龙。”
杜彩凤是上海人,跟我结婚多年,又在北京长住,也会些京片子,但从她嘴里说出来就让人发笑了。她说的老蔫儿是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之前的上山下乡青年，因不习惯山西窑洞生活逃回北京而被押送新疆强制劳动的,因此他由活泼天真的人变了个一锥子扎不出血,三脚踹不出个屁的人,故称老蔫儿。小屁龙原是宣武区的小玩闹儿,原称入云龙,押送新疆后在强劳队里遇上了好几条大龙巨龙,才自贬为小屁龙的。
“有天我们又去摆摊儿,碰上俩也是蹬平板车的人在卖菜,就是老蔫儿和小屁龙,他们见我高兴得很,还问你回来过没有。聊天中知道他俩都是泡长期病号拿百分之六十工资从喀什回来的,俩人合伙从郊区捣腾青菜在城里卖。他们看我车上彩色钢化玻璃杯好,跟我问价儿，我说卖别人二毛二一个,我进价一毛二,给你们一毛七吧。他俩一捉摸,说要是能按那价儿大批给他们,就改行得了，省得起早贪黑跑大兴县和海淀?我跟付大姐一商量，她想到薄利多销就同意了。他俩一齐到门市部来取货,各蹬辆平板车在街上卖。现在他们做大了，自己也不摆摊了,各找了几个待业青年卖,还分了片儿,以前门大街为界,老蔫儿包崇文区和北京火车站，小屁龙包宣武区和永定门火车站。我们奖金拿的多,他们挣的更多。五分钱的利,和小青年对半分,小青年们一天能卖四百只杯子,他俩每天能挣十块钱呢!”
我不敢笑杜彩风的京片子了,心里挺佩服她,我从她嘴里听出点儿个体户的起源了。
“你现在不托人带钱来,我们也能活的不错的。你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来,我请你吃顿饭吧。”杜彩凤挺神气地对我说。“好哇,上哪儿?吃什么?”
“你不是爱吃炒肝儿吗?天和居就在我们门市部旁边,那儿的人跟我们有后门儿,我拿饭盒买,交一份钱给装的满满的呢。”
我到兴华贸易公司门市部去了,对那里人关照杜彩凤表示了感谢。吃了一饭盒炒肝儿。看望了包括老蔫儿和小屁龙在内的新疆哥们儿,看望了各路的朋友。
当然,杜彩凤问起她们母女何时去日本的事,但问得不是那么急迫那么怕我在外边讨小老婆了,因为她在北京生活的很安定，见我也不是像爸爸那样离家三十来年才回来。我说不出个具体日子,但我有信心地告诉她说快了,因为我觉得我在日本办个什么手续事已不用爸爸操心了。
探亲假有多少日子也不够用,一晃就到了要返回日本的日子，按日本人规矩,出远门得给同事们带些土产礼物。我给大观楼店里的女人们买的丝手绢丝头巾,中国是丝绸之乡,那礼品她们准会满意。男人们除了原田支配人和金师傅,我一律带的避孕药和避孕套。那是他们指定要的,因为他们听说那些东西在中国是免费的。我在王府井、前门、西单、花市好几家西药店转了两回,要回了一包包的避孕药和避孕套。
厨房里的人叮嘱过我说，别一到中国就把他们的拜托忘脑后去了,哪儿会呢，我到北京就有人提醒我来了。前三门也有“小脚侦缉队”,我前脚踏进家门,后脚就来了街道积极分子,给我宣传了番节育知识给我了一个月用的避孕药和避孕套，我问这是不是对海外来人特殊照顾送货上门儿的?她们说所有牛郎织女相会时都会享此殊荣。
探亲之后回到东京,我加紧了技术上的学习。金师傅看在眼里,便在不太忙时让我接过他手中锅做些一品料理。一品料理不是大路菜,是单点菜,都是有些名堂的,一般都按先来后到论资排辈地由厨师长给菜案上的人机会试做。好在我们厨房除了厨师长外,还有位连支配人都敬畏三分的顾问级的金师傅,他愿意教我，先辈们也说不出话来,以至后来金师傅休假日，他的空灶就包给了我。
金师傅是老上海大鸿运酒楼出身,苏锡菜是看家本领,旧时同条街上的知味观菜馆的杭州菜和南京路的绿杨村的川扬菜也拿手。他又在香港呆过多年,粤菜潮菜也不错,所以我学到的东西不拘一格却算丰富。
我被金师傅允许上灶摸锅后一年的一天,大观楼株式会社的全国干部会议在新宿店召开了,除了名古屋的顺子妈妈外，社长副社长、专务常务,各地区各店责任者来了三、四十人。会后有餐，原田支配人提前一天通知了金师傅和厨师长,说好材料尽可用,指定要我烧。那些人都是专门家或原本就是由厨师提升的干部,都长着能评判挑剔的嘴,所以我心里直打鼓。原田叫我不必多想，只须认真,金师傅说他给我打下手,管看管说,只当是我替他动手,我那才心中有了底。
我制定了菜谱;五彩拼盘、龙井虾仁、红烧大裙翅、海棠冬菇、蜜汁火方、鸡火干丝、叫花鸡、清蒸鱼、夜香冬瓜蛊、金丝银雪。起头冷拼拜托了领我去没裤衩吃茶店的星，收尾的是我柳家祖传点心,中间八道菜都是金师傅肚中货。龙井虾仁、大裙翅和冬瓜用的是正宗正铭好材料,鸡火干丝的干丝就是以前金师傅教给我的用嫩豆腐改制的,叫花鸡不是用泥抹而是用面和粗盐糊的,所谓金丝银雪是将鸡蛋漏成头发细的丝,在热油锅里用筷子搅成一个个金色的线团,再在上面撒上糖,那名字是我受金师傅的珊瑚翡翠菜名的启发,临时取的。
菜一道道出完了,我从头到脚都冒了汗。正在刷锅擦灶时,原田支配人来叫我,说是社长有请。我忙跑到前厅，先给众干部鞠了个躬,然后问爸爸有何盼咐。爸爸很严肃地问:“大家都说今天菜好吃,看着也舒服,是金师傅烧的吗?”
干部们不知是谁烧的菜,爸爸是下指示的人,他那是明知故问。我回答“是金师傅教的,我做的。”
“哦?你能烧成这样了!”爸爸向四张桌子上的人扫了一眼,再掉头吩咐道:“从明天起你到外边来当卜役桑,去吧。”
从此,我当了跑堂的卜役桑,有尊重人的客人则叫我“维特(WEIGHT)”
大饭店里,餐厅的“维特”要穿黑西服,白衬衫,系黑领结,那种制服拘谨得你不得不对客人彬彬有礼,对自己要求严格。大饭店里常住外宾,还得学两句菜上汤上刀上叉上的英语法语。我如同刚进厨房时一样,进入了新的学习。这时原田支配人和肖春红成了我的师傅,我跟原田学礼仪和写菜单，向肖春红学布台和服务。
我们店一进门处是个大玻璃柜做成的影壁,柜子上层置放着一条整颗象牙镂刻成的游舫,雕梁画柱的游舫里有百十才子佳人,舞伎乐师，个个栩栩如生，柜子下层置放的是四对玉兰、玉莲、玉壶、玉斛，晶莹透明。越过玻璃柜，敞亮的大厅左面墙上是座九龙壁,是按北京北海公园九龙三分之一比例缩造的，也是琉璃瓦，也活灵活现。玻璃柜台后是八张大桌子，九龙壁下是八张小桌子。它们后方和右方，是用从台湾运来的檀木雕花板隔出的大小五间雅室,里面悬挂着于佑任、叶公超、爱新觉罗·溥儒等人的字和任伯年、齐白石、马良等人的画。店内所有桌上都置放鲜花，所有角落都立有观赏植物，正是满眼葱绿,满堂古香。
我们店里,中午来就餐的多是饭店旅客和附近大会社职员,晚间来光顾的多有绅士淑女、名流权贵。政客财阀很是常见,体育界的王贞治、长岛茂雄、荻村伊智郎、中国女排、日立女排、艺术界的高岛忠夫夫妇、小林幸子等也都是店里常客。
在这样的店里做“维特”,我必须学会使用敬语,声调不能高也不能低,必须流露发自内心呈在脸上的微笑，一举足一摆手要稳重优雅,要动作紧张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原田支配人和肖春红的指导和示范下,我学会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方面我还有一位老师,是常住阳光饭店的一位老太太。大饭店里有送菜到房间的服务(ROOM SER-VICE),我们店在晚餐时刻常有客人要求那种服务。自我到前厅工作后，原田支配人就将那工作交给了我，而在那不久,饭店里住进了一位一包半年房间的老太太，她总要 ROOM SERVICE。那工作并不难,将客人预定的饭菜准时送到即可,只须进门小心翼翼,放碗碟叉筷轻手轻脚,出门倒退走。可是那位老太太是位怪人，需要特殊照服务。
说实在的,我有点怕那老太太。大观楼的服务台会计是饭店派驻的制服小姐,她们一接到老太太订菜的电话就笑着对我说:“山中湖桑,莱姜想你了。”日本人亲昵地叫女孩子名字时爱在后面加个“姜”音,有些像中国人叫春兰为春儿、小兰子为兰儿。那老太太名叫春上明菜,年近七旬,她不被人称为春上桑而被称为菜姜，想想就够可怕的。
当跨进她的房间,我都看到她刚好化妆完毕。正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她总是不等我放下托盘中或手推车上的饭菜就先问我:“怎么样?”那是问她那张用粉抹平的老脸。开始我说健康,她点头却不十分满意,我改说高贵,她点头却仍不十分满意,直到我说美丽,她才捂着已是塌陷的胸乳问我:“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她心满意足了。但她教我了另一种说法,那就得用敬语了,是“您一直都是那么美丽的”。那话的发音要是用中国汉字注出来真能幽人一默:我说的美丽是“气累姨”,她教我的敬语是“一只猫狗气累姨爹狗炸姨妈死”。
菜姜满意了,我在她面前布好饭菜汤,摆上刀叉筷。这已是额外的服务了,但她还得要我在她脸上“吻”一下才放我走。老实说我在ROOMSERVICE时曾遇到过一位中年的美国黑白混血女人,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空前绝后的美人,我曾巴不得她伸出只手让我“吻”一下,可惜她没那意思。菜姜这个东洋人倒要求施西方礼,但她那老脸实在不敢恭维呀!无奈客人是上帝,我这“维特”只能唯命是从,我在她脸上“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吻”完她，她必定还我个“吻”，于是我嘴上沾了一圈脂白，面孔印上一圈油红,那时她会给我一千元小费。我怕我“吻”她,她“吻”我,怕每次都得捂着面孔回店洗脸,但店里人都很高兴,因为小费不入帐,可充做店里职工的公积金。
菜姜爱吃鱼,但懒得剔肉,所以总要求我给她处理好。剔鱼技术很复杂,得先将鱼身上菜码浇汁夹到盘边,再将上下两扇肉片下来切成长条儿,再拼成原鱼样,再将菜码浇汁铺上去,所用工具是一刀一叉。那样,菜姜就可以直接用筷子夹鱼送入口中去了,那时她还会另外加一千元小费。我给菜姜送过三十多条鱼,那使我练就了一手走到哪里都不逊于人的处理熟鱼的技术。
二哥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了三年,于一九八二年年底回国，行前我们兄弟俩有过一次促膝谈心,当时他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柳莹,我回国之后打算申请加入共产党,你有什么看法?”
二哥七九年来日本前在国内的职称是讲师，留学途中身份由留学生变成了客座研究员。原因之一是他的指导教授发现他的理论水平不在自己之下；之二是教授曾由二哥陪同去了趟上海和武汉,那时才知道从校名听去被日本人认为是高等专门学校的华中工学院乃是中国重点大学之一,他为华中工学院的规模宏大科系齐全和校园中的湖光山色绿树成荫而惊叹。为在那样一所大学中任教二十三年的二哥不是教授而感到不可思议(不久,中国好几所工学院改称为理工大学了),回日本后他就推荐二哥改成了研究员,于是国内也相应地将二哥提升为副教授。
我想二哥回国后定会成为教授,便不加思索地回答他:“我赞成你加入共产党。”
他原以为我会执反对意思,因为我们这资产阶级出身的十兄弟姐妹中,尽管有当干部的,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倒全当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不少人以为我们对共产党有怨恨,提入党会令人觉得奇怪。没想到我回答的那么痛快,所以二哥又问:“能说出个道理吗?”
“大道理大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事业的核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他,你是要回国的人,不跟共产党跟谁走?再一点是我的直感,你有学问,又镀了金,回去是要教人的,你不是党员说话不会硬气,得听别人的,想吐东西也吐不彻底。也许我这想法是偏见,但绝不是反动。”
他笑了:“我回去就申请。”
二哥回国后两个月的一天夜里,爸爸从北京给我打来个电话，当头就是一句:“你马上往武汉打电话,骂你二哥。”
我愣住了，轻声问:“我是弟弟呀,怎么能骂哥哥?”
“是我要骂他，你给我转达。”
爸爸真有意思,以前他还能对子女不顺心事直接骂,现在改拐弯抹角了,也许是因为子女家中都有了电话,方便了,他改成了用电话喊张三骂李四,李四骂王二麻子,再由王二麻了子来谢罪。比如我在代官山爸爸家得罪了他,刚回到离那走路十五分钟的中目黑我的家,小妹从香港来了电话,说是爸爸给她去电话骂我了,如何如何,说今夜不陪礼道歉他睡不着觉,我急忙返回代官山,连哄带劝,揉腰捶腿,才算完事。我现在那么问爸爸也是装糊涂罢了。
“好,我这就挂电话,您告诉我为什么骂怎么骂行吗?”
“你问他对报社的人胡说八道什么了，然后就给我狠狠地骂，我等你回话。”
我将电话拨到武汉找到了二哥,一问他全家好,二问他入党申请交了没有,他说全家都好，申请交了，党支部说他完全具备党员标准了,接受了申请,于是我就说:“爸爸前天去北京了,刚给我来电话,叫我骂你,说你对报社的人胡说八道了。怎么回事?”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才有了回音:“想起来了。我是首批自费留学生中首批自愿回国的人,为这报社记者采访了我,不久前把我的事在报上登了多半版。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呀。”
他对我说了个在全国有权威性的报纸名,听完我说:“明白了，爸爸等我回话呢,我就说已经骂过你了,万一爸爸问你，你也这么说好吧”
撂下武汉的电话拨通了北京的,我报告:“爸爸,我替您骂过二哥了,他说他错了。”
“错在哪儿?”
哟,我还真答不出。那种报纸能错吗?编吧:“报纸上介绍了他留学和回国的事,有些日本的事日本的词儿变成汉语，可能与原意有些出人,显得不自然。”
“你们胡弄我,根本不深刻。我手里拿着报纸呢,你妈宝贝似的留给我看的，你听我念念。”
妈哟,多半版报纸的文字,念下来我得掏多少电话费!哦，爸者不是从头念的，是选段:
……身在海外,心在祖国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和高薪聘请,毅然然回国……
“爸爸,二哥这样的事迹上报纸,您大有面子啊。”爸爸换口气时,我奉承道。
“胡说八道,金全贴他脸上了,我面子都丢尽了,你再听。”
……年迈的父亲老泪横流,要他留下继承莫大的财产……，祖国和人民,金钱和物质,他选择了前者……
不对了,不对了,我觉出不对了。
“想当年是我对朱院长拍胸脯保证的,我出资让他学成归国，你们俩一块儿住的,见我拉他后腿过吗?我泪没地方流啦?那么昧着心说话,我的爱国心哪儿去啦?”
“爸爸,报纸为了宣传和教育别人措词要生动有力,您——”
“放屁!还胡弄我。又不是写小说,报导要实事求是。那么大的报纸我绝对相信,他不那么说人家不会那么登。再骂!问他那么说了没有?让他直接给我回话。”
撂下北京的我又拨武汉的电话。
“冤枉死我了，我绝对没那么说过。”二哥说。
“二哥，我绝对相信，哈,那么大的财产在哪儿哪?五弟我是绝不会骂你的,但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你冤枉一回吧,编两句,爸爸等你电话呢。”
不知道二哥是怎么向爸爸自我批评、赔礼道歉的,爸爸回东京后压根儿没对我提那事,像是消了气。月底过后，我接到了国际电话费通知:一万三千元。
到初夏,爸爸忙起了往武汉跑,买了好几个空调和一只几十万元的大挂钟送给了华中工学院,还将日本小妹佳美送去学了几个月的汉语。他二儿子给他争了面子:二哥升了正教授,入了党。入的不是共产党,是民主党派,再往后还当了那民主党派在湖北省的头儿。
二妹妹尚美要结婚了,东京妈妈给了我一万元钱,叫我去做次头发,好容光焕发地参加结婚式披露宴。我来日本二年半,还没在理发店里理过发，都是肖春红给我剪的。肖春红有把很好的小剪子,多年来一直用它给她的学生丈夫剪头发,已练得不错。店里人唯有她最理解我这穷少爷的难处，所以她不叫我去花钱理发,而由她来剪。每次剪发,我们都是带上一只凳子,一个垃圾袋和几张报纸去饭店楼顶,报纸铺地下,垃圾袋剪个洞套我脖子上。我们一边看着眼前的摩天楼和远处的富士山，一边聊着天地剪发,很有点穷诗意。
肖春红技术再好,也只是将头发去短和剪出个标准头型，凭一把小剪子不能做电烫和特型。平时东京妈妈没觉出我的头发有什么问题,是到尚美结婚时才觉出应该更美观更光采才行，所以破例给了我钱。我回北京探亲时,大妹妹惠美结的婚,她的婚礼二哥参加了。二哥的头发总是他台湾同学的太太剪的,也是标准型没特色,大概是妈妈记住了。
阳光饭店里就有很高级的美容室,可以给同一大厦里的职工打二折优惠,我就在那儿做了回头。打折还五千六,但毕竟高级毕竟做工细,做个男头也用了两个半小时,又是洗又是抹药水,头发被卷在好些小圆棍儿上,还被紫外线辐射了半天,还在电原子帽里烤了半天,整个儿跟女人做头发一样。花钱了就爽就光采,我的头发烫成了小卷花大波浪。
日本人结婚时,出席的男士须穿黑礼服,系白领带,我的卜役桑黑制服即可做礼服,爸爸给了我一条白领带,再在上衣胸袋里插条白手绢,照照镜子,我还真有点儿年轻绅士劲儿。
结婚式和披露宴是相连的两码事。前者是在神社、寺院、教营,即在神、佛、主的面前举行。披露宴可顾名思议是举行宴会向亲友同事宣告和庆祝结婚之喜。尚美的结婚式和披露宴均在落成没两年的新高轮饭店举行,她采取的是神前结婚,那饭店里就有神社。仪式在宴会之前，只限神官、新婚夫妇、媒妁人夫妇、双方家长和亲族参加,所以我很早就随爸爸妈妈去了饭店。
神社里只有神龛,神是看不到的,他浮游在空中。神社呈长条形,神官、新婚夫妇、媒妁人夫妇居中,双方家长、亲族分列两旁。神官的话连有的日本人都听不懂,因此做了哪些仪式我根本没记住,只跟着嚼了片干海带、喝了口神酒。有项仪式是事前东京妈妈关照过的,是双方家长亲族顺次报自已姓名和介绍自己与新人的关系。
东京妈妈关照了我应说的话,轮到我时就原样报了出来:“我是柳莹,新妇之堂兄。”
堂兄的日语发音是“忆豆蔻”,汉字是“从兄弟、从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均指,非见本人或另加说明,听者才能知道男女、年龄、关系。我被东京妈妈关照时,心中就有所不解,因为我和尚美虽是同父异母,但按中国观念应是兄妹。就算日本观念该那么称呼,但说完“忆豆蔻”之后我心中仍感模糊,因为我想的是堂兄妹,妈妈她们也许想的是表兄妹呢。
兄妹也好,堂兄妹也好,表兄妹也好,总之今日是尚美的大喜之日,我是高兴的,我祝福着她走进了宴会场。
日本的披露宴和中国的婚宴不同。大宴会场最前面的长台子上象报告会似地面对宾客坐着新郎新妇和媒灼人夫妇,那台子叫“高砂”。“高砂”下面依次是政客显贵、新郎新妇的上司、幼年的老师同学,现在在朋友同事、亲戚、亲族。包括家长、兄弟姐妹等直系亲族是坐在最后面两张桌子上的。每张桌子上都在一个铁架上插有桌名,最后两张桌子叫"龟"和“鹤”,“龟"是男方家长席，“鹤”是女方家长席。我和爸爸、妈妈、惠美夫妇、佳美就在“鹤”桌落座。
每个座位的桌前都有一枚精致的名扎，来宾根据它对号入座，每位宾客在入场时都领到一张席顺表,那表上印着每一桌每一席上坐的人的姓名,职务或与新郎新妇的关系。我通过那表辨出了谁是国会议员,谁是商界巨子,谁是东京横滨的华侨领袖和尚美的老师同学朋友、尚美的先生的亲戚和他会社的社长。
尚美的先生、我的妹夫，叫做白岩博文。去年毕业于明治大学,就职于一家大商社。我很早就认识他，因为东京妈妈喜欢他得如亲生儿子一般,他总到代官山父母家中来。
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骤然间群灯息灭,一曲“结婚进行曲”响起,专职司会者宣布:“请新郎新妇人场。”话音落下，一支照明灯亮起，将巨大的光柱投在大厅人口处。那里出现了一支五人队列,依次是负责礼宾的引路人、媒妁人、新郎、新妇、媒妁人令夫人。白岩穿的有纹饰的黑和服,尚美也是和服。外红内白，头上戴着堆雪叠云般的古发髻。他们在宾客掌声中走过了红地毯,眼中闪出无限幸福的喜悦光采。
新郎新妇和媒如人夫妇在“高砂”席入座之后,大厅里又群灯辉煌起来。宴会名前有披露两字,那披露是很长很繁琐的,先是媒妁人报告举式地点和成婚、简介新郎新妇简历和恋爱经过,再是男女双方来宾代表讲话,再是诵唱谣曲,然后新郎新妇站起来共执一刀，切入一个巨大的蛋糕塔,他们得执着刀站立一会儿,好让录像师的摄像机和来宾的照相机拍下那一生最美丽动人的形象。这时，各个桌旁几乎同时“嘭”地响了一声,是侍者们打开了白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儿,白葡萄酒注人了桌上的杯子里,现在又有一位贵宾站出,说着吉言率众干杯。
宴会开始，上的是法式大菜,第一道是用碟子上的汤。东京妈妈握勺子时先看了我一眼,意为叫我看她动作行事。我在别的场合吃过西餐,右刀左叉懂,但喝汤是随便的。亏得妈妈示范,敢情舀洋汤不是左右动作，而是将勺儿横着由身前向桌心推着舀起来的。
刚用过汤,尚美在一束光柱追送中退了场,稍停白岩也退了场,他们要去换装,那叫做“色直”。这时,宴会厅里气氛活跃起来，爸爸妈妈带上我去前面桌上向贵宾们敬酒致谢，顺便将我介绍给他们。介绍是由爸爸做的,他说我是他的儿子,尤其对侨领们介绍时还特意说我是他第五个儿子。爸爸还要和贵宾们多聊几句天，妈妈先带我回到“鹤”席上,因为那边还有来道喜的人。
前面贵宾多是女方来客,现在来“鹤”席道喜的人多是男方的,他们大多认识惠美夫妇和佳美,而鲜有人知我这“忆豆蔻”,这就得由东京妈妈介绍了。她介绍道:“我先生的儿子。”
幸亏我是做过头,喝了几口酒,当时正容光焕发,客人没看出我是因窘迫羞涩而脸红。
“我先生的儿子”。多么严谨无隙,多么明确无误的定义啊，日本人在此时此刻没有了暖昧,东京妈妈说的清楚明白,释去了我刚才对“忆豆蔑”的模糊。
尚美和白岩此时又在照明灯的光柱中出现,一个换的象征纯洁质丽的白色拖地婚纱,一个换的象征正直高贵的黑色礼服,人们又一次鼓掌惊叹新郎新妇的帅气漂亮。我看到的他们真是郎才女貌,天仙一对,一股祝福的心情涌进胸间,暂时冲走了“忆豆蔻”和“我先生的儿子”。
新郎新妇又一次退场换了回装,是在熄灯点腊烛时再次登场的,那时尚美穿的淡绿纱裙,白岩穿的白色西服。他们先点燃了“龟”席“鹤”席桌上的腊烛,然后再去别的桌,当点到白岩同事那桌时,厅里响起了阵阵笑,是年轻人在蜡烛头上浸饱了啤酒,让他们费了老半天劲才点着,于是又是阵阵掌声……
嬉笑里,掌声间,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和杜彩风的结婚。我们新疆的结婚,没有仪式，没有庆宴,只是把各自的铺板和被褥合了一起。
春光明媚的四月末,正是鲁迅说的“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同样在东京,早年郁达夫经常驻足的井之头池畔也卷起一片片“绯红的轻云”。一片片腓红的轻云般的樱花下，围坐着一圈圈赏花人,他们在“花见”，在饮酒唱歌。一个圈儿里有个扮成小丑的日本人在音乐声中跳滑稽舞，跳着跳着鼻子掉落在地上。那当然是个假鼻子,围看的人都笑了,春子也笑了,唯冬子一手拉着杜彩凤的衣服,一手指着地上喊:“鼻子，鼻子!”那扮丑儿的人听不懂中国话,但能懂外国小姑娘在提醒他掉了鼻子,便拾起假鼻子给冬子按上,又逗得一圈儿人笑。冬子就戴着那紫红的假鼻子在片片绯红的轻云下面转,开心得很。
几天前,我第二次回国,将杜彩凤和孩子们接来了日本。比起爸爸答应过的过上一年半载接家属晚了一年多，却也正是按他说的那样,没用他去操心，全由我自己办理的入国、登录、入学等手续。刚开学三个来星期,又赶上樱花盛开,我带上全家来公园玩，没去上野或新宿御苑看樱花,是因为肖春红家就住离井之头池一箭之远的吉祥寺南町,她邀我全家到她家吃饭,叫杜彩凤穿她结婚时买的和服照相,然后再去井之头池赏花。
那天,不仅戴了假鼻子的冬子玩得开心,我们全家都开心,我们是在樱花烂漫时开始的新生活。
樱花花期短暂,一场春雨一场花雨,新学年开始了。日本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不必交学费,因此我们给春子冬子每人花二万元买了红皮背包和入学式上要穿的西服衣裙，也没觉出太大负担。冬子在一月里满了六周岁,正好进入四月开始的一年级。春不子在北京当仁小学已上了半学期的四年级,但因一句日语也不会，爷爷奶奶曾建议她跟妹妹一起读一年级。办手续时,校长看了她的转学证明，觉得从头学太可惜，日语不行给她出了几道日本四年级的算术题,算式和阿拉伯数字是万国共通的,她答对了,校长决定让她直接进人四年级。
春子冬子进入的学校是区教育委员会指定的就近入学的乌森小学,出席入学式典礼时，我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校容,操场教学楼当然是有的,但当看到一间能容全校一千多师生和家长的体育馆和一个五十米乘二十五米的标准游泳池时,我的心被震动和感动了。我还不知道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但这外观让我看到了日本小学的德、智、体教育的一部分。我想到了中国,不说小学中学,有些大学也不一定有体育馆和游泳池的。
近来报纸上开始登上欺负弱者或外籍学生的校内暴力行为，但春子冬子在乌森小学没有遇到那种事,反而受到了欢迎和照顾，因此我和杜彩凤很放心。她们俩是一句话不通地去学校椅子上干坐着,尤其冬子个子小,穿的西服衣裙是特意买大了些的,看着有些可怜巴巴，我们都叫她小嘎嘣豆儿。我们也没接送她们上学过，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顶黄色的荷叶帽,戴头上像小蘑菇似的,通学路上有类似国内小脚侦辑队似的人打着小黄旗指挥交通,横过马路时，汽车都绝对爱护优先那些小黄帽子。春子冬子到日本成了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
杜彩凤到日本一星期后开始了工作,在大观楼新桥店洗碗,是临时工,小时工资六百五十元。她每天早十点上班,晚九点下班,午后休息三小时,回家给孩子做晚饭,晚上再给孩子做次日的早饭。我的跑堂和刚来日本刷锅切菜一样,她的工作比起在新疆当支边青年和在北京卖玻璃器皿要辛苦的多,但她很满足很高兴,因为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又能在一起生活了。
我们住的就是我和二哥住的那2LDK,那是公寓楼,不能饲养猫,当然更不能实现杜彩凤离开新疆时曾做的到日本继续垒窝喂鸡的梦。算了算花同样钱在国内买十个鸡蛋在这里能买十二个,而她八小时的工资可以买四百多个鸡蛋时,也就不再去寻那梦了。
我们在青叶台的 2LDK 里住了五个月，爸爸妈妈叫我们搬到了品川区的芝。这里也是2LDK,是东京妈妈买下的新房，结了婚的二妹尚美和白岩住了半年,现在他们自已在别处买了房子,把它让给了我们,我家从山手线左半弦搬到了右半弦。我上班远了,但从这里的田町驿坐山手线到新宿不必换车了，时间上差不太多，而从这里到新桥只有两站地,杜彩凤上班近了，是个好事情。
芝原本临海,自江户开城发展到今日东京都，已距海一公里多远了。芝的方园一公里内,有一二十座日本电气和它伞下会社的大厦,简直有点象 NEC的世界。田町驿在上下班时人如潮水，夜间在这附近住的人并不多。就这么大的地方里竟有好几所大学中学和小学(附近还有名校庆应大学)。
春子冬子转学了,转在芝小学。这芝小学才有意思呢,一至六年级,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学生二百挂零,教职员工二三十人。它比乌森小学的千人少多了,占地面积也小得多,只够盖一栋三层的教学楼,但它的设施设备不比任何小学校逊色。说起来真让人惊叹日本人的好动脑筋:那教学楼的地下有个能打篮球排球羽毛球的体育馆,楼顶上有个游泳池,楼半截腰上伸出一个有跑道的软胶地操场,悬在一条马路的上空。
那悬空的大操场另一端的支点在马路对面的长谷川工务店大厦脚下。长谷川工务店是日本有名有大建筑会社,我没考证过，但我猜测芝小学的悬空大操场可能是得到它们会社帮助设计建设的。我确实知道一件事,芝小学另一侧有个叫万岁的会社,万岁翻建新会社大楼时,曾将设计图和投影图交给校方看过，投影图上将要益起的大楼每时每分随太阳升落而投在那大操场上的阴影的图表,那阴影妨碍了几节课的学生室外活动,学校方反对,万岁硬是忍痛将新楼砍去了几层,而且还早晚施工,不得将音传到上课的学张耳中。所以我猜测可能是长谷川工务店也是因妨碍了小学校的哪一点,帮它们建了那悬空大操场。事实也好,猜测也好,我体会到了日本不仅是政府注重教育,社会也注重教育。
家长们当然更重视子女在学教育。搬到芝后不久,赶上了十月十日的体育日,芝小学在悬空的大操场上举行运动会。二百余学生老师全员上阵，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到了三百多,我们也向店里请假去参加。大操场上，家长们的呐喊助威比场上竞技的子女还要热情紧张,他们都带着照像机和摄像机,把孩子们认真和喜悦的表情拍摄下来，作为家庭的珍贵纪念。运动会几乎开了一天,中间有休息吃饭时间，大操场上以每小家为一单位,围在地上吃家中带来的盒饭。那时没有摄像机的我们一家成了注目的单位,因为我们做的中国盒饭比别人家的精致美观,那使我家取得了一个场外冠军。
无论在乌森小学或是在芝小学,我都被邀请参加过观摩教学和班主任、学生、家长的三者面谈。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通信簿,老师和家长随时在上面对孩子的学习、品行和日常生活进行汇报和交谈,这些都让我看到了学校对学生德育智育的重视。春子冬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学就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跟上了班里的成绩。
彩凤下午休息时间长,可以在家看段电视剧或出门买买东西。但她很快就发现在芝买东西比在青叶台要贵多了，这里居民少,土地价格高,物价自然也高。不在芝商店街买东西,可以骑车到十分钟车程的麻布十番街去,但那里挨近使馆区和高级住宅区，半街都是金发碧眼人，物价更高。后来我们将自己的购物中心选在了上野。
上野不仅是樱花和动物园有名,那里还有条叫阿美横丁的长街,是庶民眼中购物的好场所。那里有几百家鱼店、肉店、干鲜果店、服装服饰店、杂品店,店里的货物都是由产地厂家直接进来的，没有经过二道贩三道贩,所以卖的特别便宜。
这里卖东西的人都是站在店铺前大声吆喝着做生意,令我想起小时在北京看卖药糖卖耗子药的。你看,那卖糖的站在小板上举着五盒巧克力在喊:“千元!千元!”周围人不动声色，他又加了一盒,仍喊“千元!”人们还不接茬儿，他又加。直加到十盒,喊“千元”的脖子蹦出了青筋有人拍出张千元钞票，他鞠躬道谢,又加了一盒。那穿雨靴围胶皮围裙头缠毛巾圈儿的人,指着台子上五条十公分宽的带鱼也在喊“千元!”他不会加到十条，我们总会在加到八条时拍出钞票。那八条带鱼正好是在芝的自选市场买一条的价儿。卖水果的是一手举把一尺长的香蕉一手拍着一堆进口纸板箱吆喝的,他是从千元开始降,降到五百元时我就扛走一箱。我们花几百元车钱去一回上野阿美横丁街,采购一个月的食用品,可以节约几千元。自从小家搬到芝后，我的工资由二十万升到了二十五万,扣税金等剩二十万零一些,也不必再由东京妈妈存十五万的零存整取累积存款了,杜彩凤做临时工每月也有十二、三万收人,干嘛还非得舍近求远跑上野人挤人地去买东西?第一是杜彩凤有勤俭持家的美德,第二是我收人增加了却仍没有可以稍微奢侈一点的条件。
我们在青叶台住的2LDK 是大观楼租下的，白住。新搬在芝的2LDK 是东京妈妈买下的,她在我工资中扣下了小十八万的房租和管理费。就是说她买房我交月租。就是说我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要用杜彩凤的临时工工钱来负担。
我和爸爸坐在成田到上野的快速电车“斯卡依莱娜”中。爸爸是从香港归来,那天正好惠美生孩子,东京妈妈和尚美佳美都去了医院,便由我去接爸爸。我不会开车，是坐电车去的成田机场，因为曾领受过一次坐出租车去机场的高额计程价格,我建议爸爸坐回他还从未享受过的“斯卡伊莱娜”。
这是我在日本很少和爸爸单独在一起的一次机会,看到他对比坐自家汽车并不次的快速电车很满意,我想和他讲两件事情。一件是我已想了两三个月的事,一件则是来机场路上想起的。
当初爸爸妈妈是满面笑容地叫我们搬家的,说芝的房子是自己家的,而且设备先进,谁想到要交那么多房租。如果说是我家属来了,再住会社租下的察(宿舍)不太合适，我满可以自己去租房子,不超过十万元的房在城里还能租得到,找七八万的旧木造房也能住得满好,我何必要住比较高级地区的住宅呢?自打发现银行存折上扣去了近十八万房租和管理费,我就有了自己租房子的想法。只是芝的房子是东京妈妈的,当她面不好意思提，今天有机会和爸爸提提了。
“爸爸,我想自己找处便宜些的房住行吗?”
心情不错的爸爸一愣,觉得我提这么个问题很奇怪:“那房子不是很好吗?春子冬子还很小,又都是女孩儿,俩人睡一间可以,四口人两房一厅够了。自己去找少说得十万吧,还能有便宜过白住的吗?你想自立的心我懂,可也不能伤了你妈妈的好心呀。”
哟,敢情爸爸不知道我每月付十八万房租的事!我还没来得及震惊,却不由地眼睛鼻子一酸,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老爸爸感到委屈了。我想像不出若是将事情原原本本抖落出来爸爸会呈何等窘状,他会怪罪东京妈妈还是怪罪我?要是爸爸因此事和妈妈吵起来,不是会破坏他们的感情吗,爸爸不是更可怜了吗?我忍了
“那是我错了,没有领会到妈妈的一片好心。”我撤回了想搬家的打算。看看没将窗户纸捅破,还算没有破坏爸爸的情绪,我将话题一转,说出了第二件事:“爸爸,我想学开汽车。以后您上哪去,妈妈没时间我来迎送吧,店里“出前’和买特殊材料时也需要开车去的。”
“好哇。你的日语通过学科笔试怕没问题了,学吧。山中湖别墅那儿闲着一辆车。学会了就给你开。”爸爸很痛快地同意我去学开车。
我趁机提出了要求:“您能给我出个学费吗?”
爸爸又是一愣。这次愣了好半天,他好像终于理解了我的难处:“你大概是搬家置办了些东西,再一下交出二、三十万驾驶学校的学费是紧了些。但我不是决定给你提了工资吗?下几个月里节约出些钱来,晚一点报名吧。”
从新疆回到北京和到日本的四五年里,除了为国内某人某单位外,我还从未为自己的事张口向爸爸提过一个钱字。我已是奔着四十岁去的人了，这回是感到实在有必要学开车和实在有困难才张了回嘴,却被爸爸很婉转地拒绝了,让我很后悔这回的张嘴.便将话题转到了香港的天气和车窗外的景色去。
爸爸扭过头去看了一会儿窗外,回过头来竟是满面垂泪。这回转到我犯愣了。是爸爸对曾一向保证要自立更生的我张嘴要钱不满了?那么,他一顿转北京或转香港给我的骂是免不了了。我赶快掏手绢递给他,先请罪道，“爸爸,是我不好,提这要求太过分o
不对,爸爸流出的不是愤恨的,而是悲伤又慈爱的泪。他抽抽着鼻子问我:“柳莹,你说我怎么会没钱?从前我开的都是小店,却有的是钱,别说二、三十万，二、三百万都能给你。现在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口袋里却掏不出钱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脑中猛地浮出了初到日本时大舅对我讲的话:“你爸的成功在于他能干,也在于有那俩日本女人,但是你爸爸在两家会社拿的几百万工资却都捍在人家手心里,别看他一回回国内跑的精神,在这里手中并没钱,也很可怜……”
大舅的话在这几年里被我所见而证实过一部分,但我还没有从在外面摆得阔气潇洒的爸爸嘴里听到过叫苦声。做为儿子,我是不好解答爸爸的问题的。看到他悲泪满眶的眼睛和抽抽着的鼻尖,我想大概他今天会跟我倾吐一肚苦水,我只有向他投去顺从和理解的目光,送去一付洗耳恭听的耳朵。
果然,爸爸时而对着我的面孔,时而自言自语地倾吐了他的苦水。当然,他又次讲了初来日本自己开小店、起早贪黑、自己采购自己炒菜、夏天里热得腋下长满子的忆苦思甜,那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事。后来他就神气了，他的工资总计是三百万,去掉税金后都交给东京妈妈，妈妈每月在他钱包里装二十万零花钱。他不必担心二十万零花钱不够用,也根本不指着那零花钱,因为他很多费用都可从会社里出,就是可以从柜上拿。比如当华侨总会会长时,每月招待台湾要人访团就要用去一百万，他看到哪个干部工人工作出色，即时就会买块劳力士金表或高级西服做为奖励,他可以去澳门美国赌钱。因为二、三十家在百货公司里的规模较小的店生意特别好,都火红都盈利。到了七十年代,连续开了十几家数百上千人规模的店,那里投资大、房租贵、人工费高,盈利却少。尤其几家最大的店都是赤字店,其中关闭了的六本木店一下就负了五个亿的债务。当然,大观楼店多,不至于被拖垮,但是从柜上随便开各种名目的支就困难了。
爸爸开始用他钱包里的零花钱了。日本会社职工干部的零花钱大约是三万到八万,爸爸的零花钱看着不少,但以他的社长身份和交际面来说,是也发生了困难,东京妈妈没有给他增加零花钱。
爸爸跟我吐露了名古屋顺子妈妈要跟她打离婚的事,他没讲顺子妈妈要打离婚的原因,但我能隐约猜测出其中的一部分。爸爸的工资是交给东京妈妈的,顺子妈妈得到的是她名古屋大观楼副社长的工资和自己经营的两家轻食店的利润,虽也颇丰,全靠自力更生。她不是得到法律承认的太太,曾想要我小弟和我做她的儿子,但都因一条看不见的原因而未成功,那么她的将来是没有保证的。我虽然喜欢顺子妈妈,也能理解她打离婚是出于无奈和明智的。顺子妈妈没有和爸爸正式结婚的手续,从法律上讲谈不到离婚,离婚有慰谢料，长期同居而分别也能打下些财产来,爸爸说他已私下应允给她名古屋十几家店的一半和我曾住过一夜的东山的房子。
爸爸七O岁了,头发早已全白。他的这些苦衷在一般条件人眼中全然不算个屁事,他不是还有二十万的零花钱吗?比我们工资还多呢。他不是还有条件满天飞地在中国摆谱吗?要那么多老婆干嘛?但在我眼里看,爸爸确实老了，可怜了。可怜得让我忘却了他经常对我和兄弟姐妹们大发脾气了。
人在可怜之时心就善,爸爸落泪是为儿子张一回嘴他却不得不拒绝。爸爸没对我发脾气,在擦掉眼泪之后，他对我说:“柳莹你得好好地干呀,得拿得住你妈妈,要让她觉得将来大观楼离开你不行才对。将来你就管理东京的会社,过两年我把柳艳从香港叫来,让她管理名古屋会社。”
那话说的像是很自信,爸爸也应该自信,他有那么多儿女,能不自信他创下的事业后继无人吗?我自己是不信的，爸爸想得晚了,想也无可奈何了,您老爷子都拿不住东京妈妈,我做后儿子的能拿得住吗?再说我没必要要拿住谁,我只要努力工作就行了所以我回答说:“我一定好好地干。”
“那么从今年起,每到忘年会时你去博多店帮帮忙吧。那是咱们大观楼最大的店了,却每年都是赤字,去找找原因,希望你能把那个店转亏为盈,那样你继承我的事业就没有人敢说二话了。”爸爸吩咐我道。
“是,我一定要将那店转亏为盈。”
“对了,那边忘年会期间不会有休息日的,回来补你几天假,有件事交你办吧。”爸爸打开他的小手提箱,拿出一条珍珠项练给我：“你那章兰静姥爷当了个民主党派头儿，现在是西城区政协副主席，他也想给公家搞辆汽车，让我帮忙。他给我一千条这样的珠子，转年可送到香港柳艳那儿，托我变成外汇。日本也开始流行这种顶练了，你去趟香港拿些来帮他们推销一下吧。我可以从会社里给你出个机票钱。”
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机内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杂乱无章又充满怪气味,是舒适安静服务上乘的,我对自己从十来家航空公司中选择了它,花四万多元买了最便宜的东京香港往返机票感到满意。倒是它低头朝着启德机场降落时,差点儿没吓死我。它是贴着一群群高层居民楼顶降下的,我都清晰地看到了楼顶上晾衣服和阳台上浇花的人了，说玄点儿,那晾衣服的人要是将衣杆竖着抡起来,能将飞机翅膀打掉，飞机再飞低一点儿，肚子非叫楼顶上的电视天线划破不可。
小妹柳艳开车接的我,她先将车开到洛克道她公司喝了杯茶，然后再回她赛西湖的家。小妹开的豹牌车,公司里三位小姐对她对我都很尊敬，这赛西湖的公寓房有一百二十平方米大小，光洗澡间就有两个。小妹一改在北京时的孤言寡语变得爱说爱笑,接我话碴儿时还“嗯哼”“嗯哼”的,把我逗乐了。我说:“四年未见，你可成熟老练多了。”
“老练什么?前回的买卖,我一走嘴,把出货价报得比进货价还低,让公司小姐笑叫，爸爸骂呢。”
“现在公司里都做些什么生意?”
“棉布、丝绸、小五金，什么都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过,这就要有固定项目了。咱家认识的航天工业部委托爸爸帮他们进电脑,我撞大运碰到了美国 WYSE 电脑公司的人了,他们看中咱们国内有人,邀我去美国,准备给我个香港代理要打国内市场呢。我大后天就去,这两天陪你看看香港,下两天找朋友陪你好吧。”
听小妹的话有点女强人味儿了,我问她:“爸爸说过两年叫你去日本,管理名古屋的公司,你怎么想?”
“爸爸也跟我提过,不是过两年的事吗? 还没认真考虑过呢。”
“说死了也别去。看你在香港多活泛,到日本就死性了,手脚全给你束缚住。”
我将我在日本的情况说给了小妹,她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到香港是专为取珍珠项链来的,小妹拿给我看了。那是国内前两年新开发的一种人工养殖珍珠,大小形状色泽都像精大米,所以叫做米珠,穿成串或单条或多股拧在一起做项链,都新颖美观。去年国内米珠大丰收,章兰静他们以五元人民币一串收进了许多。这一串珠子到香港就变成了五美金。我拿着爸爸给我的样品到新宿京王百货公司去看过,那里刚进口的三串拧在一起做成的项链是一万五千日元。香港价是国内的三倍，日本加了个扣子又比香港翻了五倍!小妹已经卖出一百串,我就挺有自信地将剩下的九百串都拿上了。
小妹陪我转了海洋公园、香港仔、浅水湾,吃了两回广东茶点和一回珍宝海鲜舫的大菜,就去了美国,将我拜托给了她的两位朋友。那两位朋友是一对夫妻,英文名叫迈克和阿 B,中文名叫齐宝生和邝美云，他们就在小妹公司隔壁开着一间工程设计施工公司。迈克高头大马,四方脸高鼻梁,河北人,阿B是很少有的广州美人。他们为我做了个计划,第一天去跑马地的赛马会，女人街和九龙的海运大厦海天夜总会,第二天开车逛新界。
跑马地那天没有马赛,齐宝生是赛马会会员，他是请我在那里一间高雅的餐厅里吃午饭,摆了摆英国爵士风度。女人街不是红灯区,是条卖物美价廉的女人服装的庶民街,我在那里给杜彩凤春子冬子各买了件衣服。海天夜总会是平民俱乐部,是边吃边喝边看舞台上的杂技、魔术、相声、歌舞表演,全是中国特色,令我仿佛回到了大陆。
逛新界是早出晚归，旺角——沙田——大埔——粉岭——元朗——屯门——旺角地转了一周。路上留下较深的印象是从雍雅山庄枫林小馆远眺中文大学和在元朗恒生老饼铺买了令远行人不忘家的老婆饼，远眺为一雅，老婆饼为一俗。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像的是车过元朗往右一拐,岔到了流浮山。那里有一小村,一条街都是海鲜店和小饭馆。迈克很老练地在一家海鲜店里买了一兜蚝和鱼虾,活生生地提到了对面一家和我妻子名字一样的彩凤酒楼的饭馆里,极熟识地对店主人说四十分钟后来吃晚饭,然后对我说:“看海去。”
香港是岛,九龙是半岛，几天里我已多次看海,香港仔的外海宁静清澈,铜锣湾维多利亚港的夜海景号称百万美金夜景,难道这新界还有更迷人的海?小村街长半里,走到尽头就看到了海,村头是一大片蚝壳堆就的地,蚝壳上一条木板栈道伸进海中,我们坐到了栈桥头的海面上。阿B 指着海对面,深情地问我:“那边是哪里?”
“青青的山。”我不知那是哪里,但她的话中有情,我也加了个形容词。
“是大陆。”
一阵热血从我周身流过,眼前就是祖国!我还从未站在另一块土地上看祖国呢,而且是这么近。我不由地脱口而言:“也就十里路吧，游泳都可以过去了。”
“我们就是六二年从那边游过来的。”阿B的脸有大海般的深情也有大海般的平静,她一字一字地咬着普通话对我说:“十里路对你们男人说不算大事,我是被迈克架着过来的。”
我的脱口而言是轻松的,但听了阿 B的话,想想一九六二年,再看看右手流浮山腰的英军营房和山脚上跑着的轻装甲车,我讶异了。
“我们每年都要来这里几回，一边吃一边看大陆。尽管我现在一个月中就去深圳好儿回，但总觉得从这里看祖国最美,听柳艳讲你被送到新疆芳动改造的一个原因,就是六一年去过广州和台山，有偷渡的嫌疑,所以今天特意带你来这里看看。”迈克接过阿B的话说:“人生之趣深莫能测呀,别说你不是偷渡,有嫌疑还改造十几年,我们真跑出来的现在倒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了，哈哈哈……”
迈克的笑是老成的幽默的笑,他那笑中有不必说明的偷渡原因,有追捕和缉拿,有枪林弹雨,有生死患难。我不必问，他们也不再多说,大家都默默地深情地望着海那边的青山，直到夕阳西下将她染红。
蚝、鱼、虾是鲜的,彩风酒楼店主的手艺是高的,我们吃海鲜时不再沉默,而是有滋有味,兴高采烈。吃罢再上路,我在车中说.“迈克,阿B，明天回东京是下午的飞机,中午我请你们吃饭。”
迈克回道:“那会搞得你很紧张,不必了。下月我要带客户去日本考察,那时你陪我转转吧。”
回日本时,我手中只有一个装珍珠还有空隙的公文手提箱和装了三件女装的纸袋子,海关看也不看地就放了行。我买了三百个五百日元一个的别扣,和杜彩凤用了一个星期的夜晚,将九百串珍珠拧成了三百条项练。
先将项练拿给我们店里的肖春红、席田杉子、韩国女孩朴梦莲和临时工藤井良子、古池安里过目,她们都看得爱不释手。我让她们到京王百货公司确认了同样的东西是一万五千元之后,告诉她们我是帮中国朋友卖的,如果大家喜欢,可以一万元拿走,结果大家都买了。有的人还买了两三条,说那么便宜,替亲戚朋友买上定会令人高兴。那倒让我想出了个主意,我说谁能帮忙推销十条的话,她自己那条就不收钱了，如果谁朋友再能推销十条,朋友的也白送。那主意还不错,不出一个月,三百条项练全出了手,赠送二十条,卖了二百八十条,去掉别扣钱,共卖二百六十五万元。
我将钱交给了爸爸并报告了推销情况,他算着心帐褒奖了我句：“章兰静原本是按香港市场价算,想换辆汽车,这么一来买两辆还有富余呢。这样吧，我做这主了，从里面拿出二十五万给你学车吧。”
东京妈妈是知道我去了香港的,所以我是当她面交给爸爸钱的,也是当她面接下的二十五万。这回爸爸帮了人做了面子,又没大动会社的钱,她没说出什么,也挺高兴。但没多大会儿,爸爸却变了个厉面问我:“你办这桩事,跑外面臭显能耐去了吧?”
推售三百条项练基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