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宿和涩谷
东京不叫东京市，叫做东京都。东京的城市建设是现代化的，街道布局却是杂乱无章的,刚来时我不会分它的东西南北。北京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天津街道不太规则却可以道和路分出大概走向，上海复杂，也能以南京路、延安路、准海路几条东西走向的马路为标志去判断其它路的方向。东京很难以哪条路做方向的参考,找门牌也不是某某路几号，而是以几条路切成的豆腐块似的一块范围叫做町，大町再分几个丁目，然后才有号。京都和奈良的街道仿似西安,有的日本人初来东京,也有晕头转向时。
为了认清东京，我将环绕都中心部行走的国营铁路山手线看成一个园,将横穿这园的中央线看成一条直径。这园的右半弦上有新桥、东京、上野等驿站。新桥和它下面是东京火车站和江户城机构发祥地,它上面到东京驿前是西洋风格的摩登街银座。东京驿左边的丸之内集中了日本大企业大财团大银行的总部，右边是日本股票证券市场和东京流通业的中心。上野原是江户城的东北门，相当北京东直门的位置，如今是庶民区。这园的左半弦上有涩谷、新宿、池袋等驿站，都是后发展起来的车站繁华街。我将右半艺看成整个日本和东京的历史，而将左半弦看成东京和它的现在。那条直线显得右边重些，因为那边沿线和上方是大学、出版社、书店、文体用品店集中的地方，下方则有天皇居住的皇官、国会、总理
府、东京都厅和内阁各省(中央各部)。
大观楼在右半弦的新桥、东京和左半弦的新宿、涩谷各有一店，它的东京本社和本店就在总理府不远。我在这五个店中都工作过,其中在新宿和涩谷店中时间最长。我的本职在新宿大观楼，因它在四星级的阳光饭店中,所以内装豪华、设备先进、菜肴高档，我在这里学到了技术和品质。我星期天在涩谷大观楼打工,它在东急百货公司楼上，这里购物者终日川流不息,来大观楼和来洋料理店、轻食店、吃茶店的食客如过江之鲫，上座的回转率极高,饭菜大众化但出得要快,我在这里练出了速度。
却说我在新宿大观楼刷锅刷到第五个月时，店里补充进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叫做拜见春秀。他接过我的钢丝刷、海绵刷和洗剂，我到了菜案上。中国过去有进京赶考一词,日本管从地方到东京求学谋事叫上京，拜见是从秋田县一个小地方上京来的高中毕业生,黑瘦细长,样子很可怜。他刷锅很努力,但赶不上我刚来时那么快,我想过去帮他一手,却总被小山口制止住。过了几天,拜见速度跟上了,小山口叫我命令他干这干那，我不好意思那么做，他觉得我不可思议。
“山中湖桑,你来了五个月了,怎么还不了解日本社会?无论是咱们这种行业或是其它企业会社,上司部下、先辈后辈，都是分得很清楚的,在英国低年级学生还得给高年级的擦皮鞋呢。你现在是拜见的先辈,必须要严格要求狠狠使用他，太仁慈对他对你对厨房工作都不利，中国不是这样的吗?”小山口说。
中国过去学手艺的是这样作,新中国后有变化，尤其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强制命令惯了,饱尝苦滋味,不想再无理地去命令别人，所以我始终没有支使过拜见,把我能命令他的一份“权力”让给了小山口。
小山口爱命令我,还叫我支使拜见,并不是说他对我不亲切他挺爱和我聊天,尤其现在我俩排在一个莱案上,说话机会更多。他已满二十岁,不久前又受过女人洗礼，是成人了。但却总爱问我些在我看来是幼稚的问题：
“中国有李子吗?”
“中国有杏子吗?”
“中国有桃子吗?”
我总是耐心地告诉他说有，他听完之后就说一句:“那路好道。”
“那路好道”在字典里解释为诚然、的确、果然、可不是吗等意愿,是个肯定对方话的名词或感叹词,但由于语气不同,常给我种暖昧的将信将疑的错觉,有时能听出些“是——吗?”的味儿来。我有过经验,比如日语的“要漏稀”和“K寇”本是好、很好、满好、可以、行之意,可根据口气和脸色不同会变成不行、不要、够了、不必了甚至是不好。那种暖昧在字典里是查不到的,我怕我对小山口的“那路好道”中将信将疑的理解是错误的,特意上书店买了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写的《语言知识百科》来。
那书里写道:
“李……，原产中国,古时引种到日本……,日本李是在美国改良后逆输人的……”
“杏……原产中国,我国也自古以来被做为果树裁培,名字取自中国的杏。”
“桃……,原产中国,春天,早于樱晚于梅地开淡红或白色的五瓣花,花做观赏,叶可人药,果实大而味美……。
我把那几页给小山口看了,他仍说“那路好道”,这回我确信他是肯定的意思了。我那么认真并没有要战胜小山口的意思,主要是对日本人尤其年轻人对中国认识问题发生了兴趣。日本中小学教科书里讲中国不比中国教科书讲日本少，我到目前接触的日本人都知道《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李白、杜甫。小山口也能讲几段孙悟空的故事,他怎么会问我这么幼稚的话呢?这倒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给小山口看过书后,我重新翻阅了一下,将目光在“李是在美国改良后逆输人的”一行上凝注了老半天。我又翻到苹果一页,那上面写道:“本来是指被称做和苹果或地苹果的古时由中国导入的苹果,现在单指西洋苹果。原产地中亚细亚至今还残在着野生苹果……”
我脑中产生了震动。这日本大和民族是个不断吸收外来文话语言科学技术的民族,在我国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时,他们提出的是“洋才和魂”,他们自古吸收大陆的宗教文化语言,而近代吸收的则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语言。中国进入现代是落后于世界强国之后了,小山口提那样问题我不觉得奇怪了,因为店里进的李杏桃苹果香蕉桔子等水果,除了蜜瓜仍觉比不上哈蜜瓜外,都觉得比中国的好吃又美观。
正在那时,中国的一个豆腐考察团来了日本，国内报纸上引起了争论,有说中国是豆腐的老祖宗,花昂贵的旅费去日本游山玩水不是一种奢侈浪费吗?豆腐是中国汉朝淮南王刘安推创出来的，中国唐代日本奈良时代由高僧鉴真将制法传到日本,中国是豆腐的老祖宗没错儿,乍听为它跑趟日本是不可思议。来日本半年了.我倒是赞成中国的豆腐考察团访日的一个。
老实讲,日本的豆腐中没有豆腐皮、豆腐干、豆腐丝、豆腐花、豆腐浆、豆腐棍,没有腐乳、腐竹,更没有素鸡之类的五花八门的豆制品,却也有鸡卵豆腐,芝麻豆腐等变种。而以豆腐原种的白豆腐来说,确确实实比中国的好,它白它细它嫩,包装用盒子,清洁卫生,而且还明确标明是炒菜用的、烧汤用的、凉拌用的。我找了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豆腐变黑变粗变糙了。
我将我的想法跟金凤祥师傅讲了,他一笑说:“我在上海辰光豆腐是老白老嫩格,其实认真地去做容易来西格,要学人家格精神才对,中国人勿是没脑筋没手艺格。来,阿拉格搭没做豆腐格家什,我教侬一手别格。”
他将两块豆腐放在锅里，用马勺捣碎它们,再放些盐，上小火杀杀水道：“豆腐能烧出几百种菜,我能烧一百多道,现在大小搭肉末烧成一道就是鸡哈豆腐，侬记牢。”
金师傅边说边捣豆腐,到几乎捣成糊糊状,把锅交给了我。他让我将豆腐糊糊用纱布包起来，夹在两个平板盒中,再在上面压上重物。豆腐糊糊被压了一下午,到晚上拿出来一看,成为了豆腐干!金师傅叫我切下半块豆腐干,横着竖着一改刀,成了一扎长的百腐丝。他拿着剩下的半块豆干问我还能做什么,我说放酱油烧、五香粉熏一下是不是能成五香豆腐干? 他笑了。
那以后,金师傅要我加紧学技术,教我发鱼翅、发海参、捻锅粑、清燕窝等许多不是菜案也不是灶上,却是真正厨师必须要掌握的本事。不过,他对我说:“有一点,刀功上侬还得比牢日本人学，近年来中国莱馆业公认格一句言话是:中国人格镬子日本人格刀。日本人中国人格舌头味道不同,块片丁丝格形状两国是一样格,伊拉肯干,所以刀功上普遍超过了中国人,格也是要精神格。”
我下了决心,要和比我早执刀半年的小山口比试着干。首先选的是切笋丝、片榨菜、剔牛肉和卸鸡骨上下功夫。
切竹笋丝是工作量很大的活,每次都是集中切,除了金师傅,全体厨师都要放弃一个小休息一起上阵。厨师长大山口每次都在每人案下放两桶竹笋,在每人案旁放一根火柴棍儿,他要求切出来的笋丝要跟火柴棍儿一样粗细,他会不时放下自己手中刀来检查每人的质量,检查方法是将笋丝屁股和火柴屁股对在一起,十根里有一根不吻合给予警告，有两根的话就令你改刀。别看一根火柴棍儿,它做为检验工具，精确得不在千分尺、卡尺以下。练成切笋丝,那小小火柴棍儿让我冒了多少回汗,放弃了多少回小休息。剔牛肉本是小山口的活儿，遇到剔两块后臀时,我就接过一块来。剔牛肉不是从骨头上往下剔肉,而是将一块小磨盘大的牛肉分解成肥皂盒大的块儿,以备切丝用,在那过程中要将筋头油膜别干净，那要求细心和通略筋膜肉纹的走向。我学会了,而且将以前总是扔掉的筋肉烧成牛肉汤浇面吃,颇受大家欢迎。
掌握了以上四种刀工,切个白菜丝儿削个罗卜片儿,就都小菜一碟儿了。我干活在质量上跟上先辈们了,但在速度上仍赶不他们。后来练出了速度，是在涩谷大观楼。
我每月休息的四个星期天中有三天是在涩谷的大观楼打工。从中目黑坐上连通东京和横滨的东横线私营电车，只两站就到终点涩谷。电车到那里是钻进一座大楼肚中去了,大楼是东急百货公司。楼的地下还是井之头线和地下铁宫益坂线的终点,它的腰间还有国营铁路山手线通过,我总是在那里换车去新宿的。我试想过,如果北京大兴县人或上海龙华人坐上电车，一下车就到了百货大楼或中百一店的柜台前，定是很有意思的。我就是下电车换电梯,去八层的大观楼上班的。
涩谷大观楼在百货店里,所以面积不大，总共一百平方米,厨房二十平方米,会计台和店长办公处加起来一点五平方米,剩下的店堂里有八十个客位。这里的食客都是百货店的顾客,吃的是面类、炒饭和定食,难得有予约的宴会也顶多是每人三千元，因此客单价是七八百元。但是它比常有每人一万元宴会的新宿大观楼利润高。那里日卖七十万以上,这里每日流水五十万,只周六周日能达七十万,但这里面积小,人员少,客回转率高。算算看,周六周日七十万流水,七八百元的单价,来客是近千人,客回转率是十二次。
这厨房的厨师是五个人,加一位洗碗老太太,前堂是支配人主任、三位女服务员、一位打工的大学生和周六周日节假日才在的我二哥,不过,这里在厨房和前堂之前多了位唱票的老太太。跑堂的人一天工作像是马拉松似地在争分夺秒,还要对客人笑容可掬百问不厌,真是紧张又辛苦的劳动,我在这里负责做面条,面条的种类有叉烧、肉丝、什锦、炸酱、梢子、虾仁、鸡丝、冷面,调料和面头面码则是以几十为单位事前做好的。十一点半之前,面是三五碗地出，一进十二点就不得了了。
这时就得用上唱票的老太太三瓶了。三瓶在上客高潮之前负责调冷饮,切咸菜、烧荼水、准备定食用的小碗小碟儿,高潮来时手里动着嘴里唱票。高潮之前，跑堂的直接把菜单报给厨房,厨师们都记得谁该做什么或先出什么后出什么。高潮一来,你报单他报单就乱了，所以都是将菜单放在菜台上,由三瓶老太太统一地唱，成品也由她按顺序唱给跑堂的人。你听她唱吧:
牛定三、糖醋四、青椒六、春卷二、五目炒四、五目汤六、叉烧十、肉丝六、炸酱二、冷一。”
那就是说要牛肉定食三份、糖醋肉定食四份、青椒肉丝定食六份、春卷二份,什锦炒饭四份、什锦汤面六碗、叉烧面十碗、肉丝面六碗、炸酱面二碗,冷面一碗。
我脑中立刻反应出自已该煮二十五个面。我立刻从装生面团的盒子中抓出三十来个面团扔进巨大的沸水锅中,随手在背后只能放十六个碗的小平台上码出二十五个碗,在二十二个碗中加进调料,葱花、盐、高汤……，回过头用长筷子夹出一根面条，拿两根手指一捏它，看到有三分之二透明，中间仍有三分之一白生,好,出锅,啪啪啪啪啪……，面都一折三地平装进碗里了，浇面码摆叉烧，端给三瓶老太太,抬手腕看看表:六分钟。
三瓶又唱了:“叉烧二、肉丝一、牛定一,11 番，糖酷一、炸酱一，9番，……
那是唱给跑堂人听的，告诉什么食品送到那张桌子上去。
我的耳朵是专听面的,这次听到三瓶苍老欲破的喉咙中嘶裂出的是:“……叉烧九、肉丝九、炸酱三、虾仁五、冷面十二、什锦六、梢子三，最后光面一！”
四十八碗面!而且有十二碗冷面和一碗菜谱上没有的光面。光面就是阳春面,放些熟油葱花盐味精即可,冷面可是要用冰水洗凉，上面要用叉烧丝、火腿丝、黄瓜丝、鸡蛋丝、海蛰皮和蟹粉摆成图案才浇汁儿的,那很费时间。这时应当有人过来帮我一把,但三瓶唱面之前还唱了一堆炒饭,定食和单炒菜,厨房里六个人的胳膊腿儿都象蒸气机车的杠杆似地在抽拉,谁也卸不下一根来……
四十八碗在八分钟之内出去了。三瓶老太太居然在唱下票时还有时间唱出句:“山中湖桑,冷面好吃,13桌叉烧面威咸了。”
一点,高潮退下。从我手中出去了三百碗面。我都不知道它们是怎样地在一个小时中出去的了，用计算机也算不出，八十个位上的客人是怎样落屁股抬屁股交换着吃下了各种定食、炒菜、小吃、炒饭、烩饭、饺子烧麦春卷和三百碗面的,我算不出跑堂的人在二小时内端着碗盘跑了多少公里路,怎样撤下先来的客人的食具再怎样以清洁的桌面迎进后来的客人的,更算不出洗碗老太太是如何一边蒸着米饭一边在没有机器设备的两个小水池中用手洗千件食器的。就在那不知道和算不出中,我练出了比新宿大观楼的日本速度还要快的日本速度。
在涩谷大观楼,我不仅仅学到了速度。
三瓶老太太和新宿大观楼洗碗的席田老太太年龄差不多,可她没席田身上那么多肉,和席田相反,她腮帮子、胸脯子、肚子、屁股蛋子都是平平瘪瘪的,不必设法减肥,她不像席田那样地涂脂抹粉,脸上总是天然原色,因此皱纹很明显,唱票时太阳穴上脖子上的青筋涨得粗粗的。她丈夫战时死了,和丈夫死别后的三四十年间在大观楼工作了二十五年。她不是厨师,也熬不上男人做的支配人，工资到二十几万到头了,她却能在拿十万工资时将丈夫给她留下的女儿培养成了大学毕业生。
我想到了她的老年,她会有年金,但不会高,她女儿会管她,但日本的女儿管妈妈多是象征性的。她却对我说:“我不怕，我是有保证的,我是大观楼的股东。”
这个在店里资格仅高于洗碗的干瘪的小老太太竟是大观楼的股东!我在中国学到的知识是股东即资方呀! 我很奇怪,不禁请教她何以是股东。原来，三瓶在女儿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里每月从工资中留出二万元在会社里做积立金，到年底自动购买成会社的股票,到今日她已拥有大观楼三百万元的股份了,她可以在年终结算后分红。
工人也是资本家,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我请教了一位学经济的大学生,他告诉我说日本许多企业会社都有职员职工购买自已企业会社股票的制度,他说这种制度早就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当代资本主义更是广泛地存在。他说早年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大萧条,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后,资本主义才产生了股份制,那挽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说社会主义救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非格格不入的。
再想想三瓶老太太,她是被大观楼雇用的工人，同时她又是大观楼的股东,她是为自己的利益和老后保障而工作的,难怪她在工作中有主人翁的姿态。
回过来我问那大学生,日本的大学里也有人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吗?他说不是有人,是有许多人在研究,还列在他的必修课中,研究水平不在共产国家以下,但它不是做为搞革命的依据,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和研究题目。他那话在我脑中产生了震动。
这位经济学的大学生就是在前堂飞毛腿地跑着的打工生，名叫木曾菊二,是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的。庆应大学是名门私立大学，又是纨绔子弟云集之地,木曾家也是相当优裕的家庭,学费生活费都由家长负担,他怎么还来打工呢,我很想问问他。
正想问时,他人不见了,二哥告诉我说是学校里放暑假了,他向店里告了三个星期的假去了外国。他对店里很负责,找了一位同学来替他不在时的工作。三个星期后,他回来了,给厨房人每人分了两盒英国烟,给女人们每人小小一瓶法国香水,原来他是去欧洲旅行的。小休息时，他给我讲了许多欧洲见闻,那时他回答了我的问题,说他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积蓄旅费。他到目前为止,已经去了欧洲、北美、阿拉伯和北非,计划四年级时去南美,东南亚则放在大学毕业后,因为那里近,随时都可去。他到那么多国家去，一为旅游，二做经济考察。他笑着对我说:“在日本打半年工,可以到外国当三个星期皇上。半年紧张三周放松,值了。”
想想他跑堂时的三孙子相,我想笑。但我没笑出来,因为我还想象了他那短暂的潇洒在国外,我觉得他打工打的有意义有价值
新宿和板桥、品川、千住并称江户四宿，自古是旅店街之一,日本震灾复兴时形成的车站繁华街。那时从驿站东口到新宿三丁目,集中了百货店、文化人沙龙、西方电影院、轻演剧场和咖啡室、酒吧间,形成了杂乱而充满活气的街道。二战后，经过黑市阶段，车站街更加繁华，逐渐发展到歌舞伎町。那里原是被战火破坏了的一所高等女子学校,作为政府的规划整理,新开辟的繁华街。原计划形成一个以小广场为中心,集歌舞伎剧场、演艺场和现代商业设施的高档次的都民娱乐地。但政府规划却被战后的建筑限制令止住了,歌舞伎剧场建设未果,其它场所倒由地段街道努力建成，那里只留下个看不到歌舞伎剧的歌舞伎町的空名。六十年代，那里流行爵士乐茶室,黑社会电影,反战集会,形成了一种反体制的年轻人的文化中心。
到我见到的新宿,有三层构造，一是购物中心、时装流行中心，那里女人多。二是歌舞伎町的酒吧酒馆儿,那里是男人夜生活之地。三是歌舞伎町深处的、深夜的性产业,那里有情人旅馆、变相妓院土耳其浴室等。而那第二层构造中,因为近年汹涌地注人了风俗产业和裸体产业,性格上产生了变化,和第三结构合二为一了。这里失去了年轻人的活力,他们转向了涩谷等地。
当然,新宿西口外，由京王、住友、三井新宿中心、NS 等摩天楼组成的副都心是另外一种形象,它是从七十年代中期直到东京都厅大厦迁来的九十年代形成的。
涩谷是震灾复兴后才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车站街,七十年代后期突飞猛进地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主的繁华街。
顾名思义,涩谷是片很难辨认的谷地,上街走走还真高高低低,周围地名有道玄坂、宫益坂、西班牙坂等,坂就是坡,有坂就有谷,涩谷名副其实是一片迷官。这里除了几条交文大街形成的几个十字路口,附近道路都开不进汽车去，因此能将人和汽车的社会巧妙地隔离开,人们更能互相看见互相亲近互相显示互相比较,因此能成功地吸引年轻人。
我来日本最初几年，多活动于新宿和涩谷,因此对日本的社会和日本人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中国时,我因家人亲属在日本,也许比一般人多了一些对日本的了解,但日本给我的印象仍是模糊而不深刻的。因为在我脑海里有着两国古代文化交流,近代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当代中国阶级斗争和日本经济腾飞等令人心情复杂矛盾的东西。现在我可以身临其境,以自己的视、听、嗅、味、诸感觉来接触领会它了。
我来东京的一九八O年,在日本叫昭和五十五年,正是那年,日本汽车生产量达到了世界首位,确立了它经济大国的地位,也因此开始了它与欧美之间的经济摩擦。腰里有钱脊梁硬,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是争做政治大国,开始玩的一手就不漂亮,它修改了中小学教科书里关于对过去那场战争的记载，蕴成了歪曲历史的国际问题,引起了亚洲国家的反感和不信任。
也是从那年开始,日本校内暴力和家庭暴力行为显著增加,社会上漂浮出一股轻视人命的杀伐风潮;也是从那年开始,原始的竹笋族青年活动达到旺势，“大家一起闯红灯,没事儿”的相声出笼，没裤衩吃茶店登场,社会上漫延出一股轻浮的气流。
八月二十日,中午小休息，洗碗的老太太席田杉子在饭店的花店里买了把用玻璃纸裹着的花,约我和肖春红去新宿驿西口巴中心,她眼中含泪地说:“肖桑,山中湖桑,太可怜了,不是吗?”
我们已经看到了电视新闻，知道她说的“太可怜了”和买花去巴士中心做什么。昨晚九点多,一个做过建筑工的人,在那里往辆待发的巴土里扔进一桶汽油和燃烧着的报纸,那辆京王帝都公司的巴士被烧焦了,车中乘客死六人伤十数人。这可是件大案大惨事,据报犯人与车中任何人和巴士公司都无冤无恨,没有明确目的,你说受害者招谁惹谁了。还据说犯人犯罪时是处于酩酊状态，因此有可能被判无罪,那死伤的人是太可怜了。
日本人中有许多像席田杉子这样好心肠的人，有人在街头惨死意外死,即使不认识,也买束花供在他遇难处(当然更多的是他亲人或出事地点的商店住家)。我和肖春红陪着她去了,巴士站地上明显地看得出燃烧过的痕迹,路旁已见有前边人供上的十几束花,席田将她的花也排在那里,然后合掌祈祷死者成神伤者早愈,我们也跟着她做了。
老实讲,在日本生活了三个月,我印象中它的社会治安很好，我和二哥常常不锁门地去上班上学,因为日本人的现金都在须对暗号的存折里,有溜门撬锁的都是有针对性地偷富贵人家的宝石，而富贵人家的珍奇宝石又多在银行里寄放,盗贼不会抱谁家都有的电视机电冰箱之类,他们只有抢银行。强奸案也不是很多,因为骚男人憋急了有的是可以发泄的地方,所以单身女人也敢夜半三更行路。但是现在出现了科学技术犯罪和异质犯罪,比如日本已广泛使用电脑,就出现了有知识有技术的犯罪,他们不必去偷去抢,只须操作程序,摆弄数字就有钱到手了。那些犯罪通常在银行或大公司里发生，异质犯罪可不同，比如有人会冷不丁儿地用随手可得的东西突然袭击街上的素不相识的行人,有名词叫“通魔”,即街上的魔鬼。一检查犯人,往往是醉汉、吸毒者或精神病患者,法律不能惩罚或严惩他们。
我捉摸,那些东西是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一种精神病呢?要是的话,不光是受害者、加害者,连这发达的社会也有些可怜了吧。
我仍认为日本社会治安好,我仍有时出门不上锁。我没必要走在街上东张西望防着谁,那种犯罪是冷不丁儿的,防不胜防的。
涩谷驿左上方有个巨大的五叉路口,地上画有班马纹、形似八卦的人行横道。这里人如水车如龙,这里和其它地方的十字路口不同,信号一变,是纯汽车世界,信号再一变,是纯人的世界。车世界也好人世界也好,都以百千计,却井然有序。我常在小休息时登上东急百货公司楼顶,俯首看那几十秒一变的景色,真像看万花筒样有趣。
当听到楼下有喇叭里扬出的高昂的声音时,我会乘快速电梯赶下去。因为我知道是某政党某团体组织的竟选车或宣传车来了,那更是万花筒中的锦上添花。
竞选车或宣传车总是固定地停在八卦图外、靠东急百货公司一边，因为那里有一块不太影响交通的凹角。不太影响交通,停车也是要经过申请的,因此会有警察来维护秩序。那种车通常是在一辆中型面包车顶上加上带栏杆的平台，人可以从地下或车屁股里顺小铁梯爬上去演讲。
华国锋访日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急病死于虎之门病院，产生了铃木善幸内阁。铃木虽不是最强有力之人,但却能均衡了自民党内三木、田中、福田、大平各派的力量,令自民党在那次大选中取得了压倒的胜利。其它各党各派当然不会放弃大平急死的机会,也都纷纷出动，上街游说竟选。涩谷五叉路口是行人车辆流动量极大的地方,政治家们常把宣传地选在那里。
我很爱看那种活动,它对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的我太新鲜太令人感动了。你看,车中漂亮的宣传小姐摇着戴雪白手套的纤手在招呼你,她们送给你最亲切最可爱的微笑,而不是以行政召集或一纸通知将人聚来。那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演讲人要通过他雄辩的演说辞,雄壮的声音来招唤民众。有时两台竟选车并排横布路边,两位属于不同政党或同党不同派的政治家各述自己的观点和施政纲领,大喇叭里会相互揭短、嘲讽、攻击,但却绝对文质彬彬,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演说前对民众的态度,在我这习惯于服从命令的人看来,真是温良恭俭让,甚至觉得有些低三下四。
“拜托了，请选我一票!”
“谢谢了,真的,真的,打心眼儿里谢谢了，请赐给我一票!”
“我当政,一定会、一定会……”
他们都戴白手套,那是表示清白廉政,为了引人注目，还为了和人握手。他们爬上梯子前和爬下梯子后都要和街上行人握手,要尽可能多地和人握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物呢?他们胸前斜挂着白布条,上面用黑字印着名字,我看到过正当政的自民党的几乎一个内阁班子,还看到过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和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等人。
看到那种情景,确实令我感动。我常愿在那时故意凑近前去迎合他们的伸手,因此我和日本许多大人物握过手,日本许多大人物给我鞠过躬,我得到的是亲近感和心理满足。我在中国有选举权时,从来都不知道我投了票选出的被选人是谁。在中国，一个小小百姓和最高层领导那样接触是被当做珍奇事的。
终于有一天,我情不自禁地对一位相当于中国部长级的竞选者说出句日语的加油。
他握着我的手,将头低到我的腰间说:“太感谢你的支持了,我一定要改变驿前乱放自行车的现象!”那天我没听到他演讲的内容,大概有乱放自行车一项,他也绝对想不到我是不可能投他一票的没选举权的外国人,他的态度是认真的,所以令我感动。
当选之后，他们脱了白手套，也可能会忘记在车顶上发出的豪言壮语或芝麻屁事,但人们下回可以不选他了。他们在车上喊时下面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听,有人会做出不屑一顾或反动的表情,有人还匆匆逃避他们伸出来的白手套,他们不会骂你,你也不必担心有穿制服的或便衣的人盯上你。
我还有两个小点的感想:这些大人物政治家们平时或竞选、演说时,也有保镖,但起码在这种情况下,他得接触民众,要和任何人握手,他得不怕有人暗杀，得将生死度外,这些大人物政治家每年都得连轴转地跑遍各个街头各个城市,得声嘶力竭地叫唤,得在那狭窄陡立的小铁梯上爬上爬下,那需要相当健壮的体力,他们的从政精力也会是很充沛的。
竞选车或宣传车常在涩谷五叉路口那块凹角停下,因为那里有洪流般的车和行人,还因为在凹角和东急百货公司之间的广场上总有许多驻足坐立的人。喇叭里的竟选演说和宣传要领注入前者耳中多是只言片语,注人后者耳中可能是段落或全文。那小广场中立着一只狗的铜像,叫忠犬哈奇公,是东京一处名胜。为狗立像称公,当有一番说头:它是秋田犬,生于一九二二年,为东京帝大农学部教授上野英三郎所豢养,它每日到涩谷驿送迎教授，一九二四年一日,教授急逝于外,它不知,仍去迎接,教授始终不归，它始终守候,至一九三五年亡,享年十三岁。其间有善人施食，并被允寄宿车站,死后有人为它在青山墓地教授坟前举行了盛大葬式,接花圈二十五,鲜花二百束,唁电二百封。那铜像是在它死前一年由爱犬雕刻家安滕昭化制作的。
不知何时,那狗像成了人类、尤其是年轻人约会之地。因为在迷官般的涩谷附近定约会,说任何电车地铁出口,大厦店铺,厕所电话亭,都不如说“哈奇公前”简单明确,更何况那还含忠诚守信不见不散之寓意。
约会有俩人同时到的,但大多都会有个时间差,先来者就在哈奇公像座上坐着等,没地方坐了就围着铜像站着。他们有的双目四顾,有的读报看杂志,但喇叭声总能被注入耳中。
涩谷大观楼晚八点半停止买单。九点闭门,我在那里是七点半下班。因为我在那里是打工,忙完午晚两餐高潮即可。在那里比在新宿下班早,有时我会在哈奇公像下坐上一会儿再回家,为的是听听晚上也偶有的喇叭声和看看周围的人,权做小憩。
说出来有人会认为我精神不正常:我爱观察素不相识的路人。我有一个心得体会:认定一位路人,无论男女老少,俊丑健残,你只要目不转睛地注视他(她)三分钟，准能看出可爱可敬之处,还能看出可笑之处。不信你试试。
这天晚上没有竟选车和宣传车,我就坐忠犬像下看人，先选中了一位姑娘。那姑娘像女职员也像大学生,衣服时髦人也漂亮。她四处张望一下就从手提包中拿出个小镜子照回面孔。她总是遗憾地摇头,便又拿出面粉唇膏施抹一回。最后她发觉脸上施抹的太浓艳了,又拿出面纸来擦掉重新来。那时她的面孔有些像油画的底色布,就那时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子出现在她面前,羞得她用双手捂上了脸。那姑娘心里是美的,她最后的模样逗笑了我。
我又盯着一个小伙子看。大背头皮夹克都乌黑油亮。他不四处张望,只是隔几秒钟看回手表,隔几秒钟拿把小梳子往后拢拢头发。他最后看了回表,将小梳子装进了口袋,这才有方向地扭了下头。就那一扭头,我看到一个娇小的姑娘从几米外摇着小手奔了过来,这是绝对守时的一对。小伙子自豪又准确地将一条健壮的手臂划出一个弧,姑娘掌握着距离地要将腰肢往那里投送,只须一秒钟,一对情人就可以搂在一起了。不想那一秒钟之内斜杀出一位程咬金,小伙子的手臂搂住了一个直眉瞪眼奔车站的小老头，姑娘的腰肢则送到了小老头的屁股上。妈哟,笑死我了。
行了,我一天工作疲劳云消雾散,回家吧。一抬屁股时,又一对男女约上会,搂上腰,要往道玄坂方向走,和要进车站的我打了个面对面。嘿哟,是我的上司——新宿大观楼支配人原田胜广和涩谷大观楼跑堂三女工之一矢贺部春美! 是对各有配偶的中年男女o
他们也认出了我,搂着的胳膊放开来,倒让我象做了贼。原田胜广先跟我打招呼:“山中湖桑,你不是早下班了吗,在这里转悠什么哪,约会?”
“啊,啊,到鞋店看了看,想给小孩买双鞋,没合适的,现在回家。”
我那话半真半是掩饰。来日本一年多了爸爸没像当初说的那样过一年半载地让我把家接来,但允许我回北京探回亲,我已提前准备给家人采购礼物,计划里有给俩女儿每人买双小皮鞋,我早看中新宿鲁米奈店中的鞋,不会在涩谷买。原田胜广相信我真的一半,但也看得出我的掩饰。他叫住我:“今天我们约会,你和我们先吃杯茶好吗?”
哪里有情人幽会再约个第三者的?但我看到脸有羞红的矢贺部春美也用企望的目光表示邀请,我应诺了。她是个工作踏实勤奋的人，对店中人和我都是一本正经规规矩矩。他们虽是公然在街头搂在一起,也是秘密进行的,是掌握了时间的。矢贺部下班是在我之后，干部会计厨师之前,原田是支配人,他可以在新宿大观楼最闲的星期天下早班,因此他们可以避开两店人的眼睛在忠犬哈奇公前约会,谁想今日碰上我这个精神病。我要是拒绝原田的请吃茶，会给矢贺部留下一种怕被揭露的不安，因为在日本的不伦乱搞男女关系)算不得屁事,但同一会社的不伦是被忌讳的。
我们穿过那五叉路口去了道玄坂的一家吃茶店。扯了几句闲话，原田问起我刚进大观楼时他对爱人一词的解释还记得不？
“一个想有成就的男人必须得作个爱人……，就得有养家糊之外的精力和财力……，男人会更加努力奋斗”以及他那对小手指的逻辑给我印象颇深,我说我记得。
“叫春美给你介绍一个吧。”他想拉我下水。
我连连摆手。他就又问:“去年秋,你不是和社长陪中国河北省经济考察团去过日光吗?那里怎么样?”
“那天还是您批我的假呢。中禅寺湖和华严泷很美,东照官的阳明门华丽又精致。”
“没看到神厩舍有猿的八态的雕刻吗?”
“看到了，挺有意思。特别是有三个猿,一个用双手捂耳朵,一个捂嘴,一个捂眼睛,很逗人。它们干嘛做那怪样?”
“咪扎篓,伊哇扎篓,气卡扎篓。”矢贺部说出了三个猴的名字。
扎篓原音为刹篓,即日本的猿中国的猴。前面动词不变形可汉译为“看之猴,言之猴,听之猴”。但她把动词变了形,成了“视而不见之猴,欲言而止之猴,掩耳不闻之猴”。
我将她的话在脑中转了半天,最后还是原田给我做了解释:人对世上恶事,唯抱那种观点,方可善良正直成长也。
“这是日本为人本分,明白了吗?”他追问道。
“我的大大的明白。”我笑了，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原田胜广握着了我的手,矢贺部春美搂住了我的臂膀,他们用温情和友谊堵住了我的眼、嘴、耳。然后,我回家,他们去情人旅馆。
到过日本的人或没到过而看过日本电影的人，都会对日本人时的鞠躬留有深刻印象。汉语鞠躬是弯身行礼，也做小心谨慎讲,鞠躬加尽疼则是贡献全部力量。日本的鞠躬叫御辞仪,意为低头敬礼。他们的鞠躬姿式和态度,都符原意,给人竭全力之感。日本是礼仪之邦。
日本没五讲四美运动，它的鞠躬之礼是从家庭、幼儿教育、小老教育和整个儿社会风尚中形成的。我在这种风尚中也习惯了日太式的鞠躬,但在习惯的过程中看了不少笑话和闹了不少笑话。
一次施礼鞠躬最多的莫过于老年妇人的车站送别。你看,月台上一老太太送一老太太。她们进剪票口时为了谦让先后已互鞠数躬,现在刚在月台上站定。这位说，真是劳您大驾特来相送,说着就鞠躬。那位说,应该的应该的,回礼鞠躬。这一谢一回好几躬。那位说,你一路当心啊,这位鞠躬。这位说，你也要保重身体啊,那位鞠躬。那位先发现电车从远处来了,告诉了这位,互相鞠躬。赶快抓时间代问对方家人好,鞠躬。车进站,这位谢那位送的土产,鞠躬。终于上了车,车下的鞠躬告别,车上的回身鞠躬答谢。正那时车厢的对扇门合拢了,夹住了车上这位伸长了的脖子。
那天我和她们同时进站,先进的车厢,我颇有兴趣地数着她们鞠躬的次数,那被车门夹住的躬是第四十一个。那第四十一躬把我吓一跳，忙上前去要拉她。好在车尾的车掌不百分之百确认安全不给车首车掌发车信号，对扇车门及时打开,放开了老太太的脖子。老太太晃晃脑袋确认了安然无恙,又朝合上的车门外鞠了个躬，-蹶屁股把正要扶她的我顶了一踉跄。
打电话时也能看到日本人鞠躬。你会想,日本再发达也没普及到电话都带电视,对方能看到挂电话的人的鞠躬吗?能。你能通过他拉长了加重了的“哈依”声中看到。你可能不去哪家会社,你可以在四面玻璃做成的公用电话亭外看。你看,那位大概是在向上司汇报外面得来的消息，那位大概是在向人推销什么,那位黑社会模样的人的电话那边大概是他的头目,他们都在电话亭里不断地鞠躬呢。你能看到有人居然能在八十公分见方的玻璃匣子里将躬鞠成九十度呢。
我之所以打算在新宿的鲁米奈给女儿买小皮鞋,有一个原因就是为鞠躬。鲁米奈是大规模小贩店,即一个大楼里集中各式各样的店和名牌柜台,但在我这中国人眼里还是将它看成百货公司，它面向十代至三十代的女顾客,但也有日用杂品和小孩用品。有回我偶然往那里一家鞋店内瞥了一眼,老远看到一双女孩儿穿的小红皮鞋。只一瞥，立门口的女店员就深深给我鞠了个躬，说了句欢迎光临。她的盛情和微笑引得我不由自主地进了店里。我拿起那双小红皮鞋,比远看更叫人喜欢,它像双舞鞋,鞋盖上缀了朵可爱的小红花,鞋绊上有颗亮丽的金扣子,做工精致认真,叫我爱不释手。我想我女儿穿了定像小天使。问问大小,女店员又说从一岁到十岁的都有。问问价儿,都是六千,吓我一跳,当时没敢买，光看不买也行,女店员又深深地给我鞠了个躬,说欢迎再来光临。冲那服务态度,等我有钱时能不上这儿来买?
我现在有钱了,我领到了年终奖金,这一个月份额外的钱不必存入由东京妈妈掌握的存折里,现在探亲在望,我就来鲁米奈买小红皮鞋。
春子和冬子现在是八岁和四岁,到我回北京那段时间将是九岁和五岁。女店员拿出一堆小红皮鞋上都挂有号码和年龄标准牌子,我按九岁和五岁的标准买下了两双鞋,她不住点儿地给我鞠了好多躬。那知走出店外十多米路,她又将我追了回来,让我退掉鞋,又鞠躬又陪不是地说她自己工作疏忽了,她说同样年龄、哪怕同样身长的孩子,脚的尺寸也会有不同,那牌子上标的是日本女孩标准的平均尺寸,她怕我带回中国万一不合适,要我说出个宽窄长短来再选。
离开中国近一年半了,孩子们的面孔年龄记得牢,脚长多长多宽了,我真说不清。女店员叫我先不要买了,打个电话问问再来，她收回皮鞋退了钱,又给我鞠了好几个躬。
在中国买东西先问你“要不要?”的印象还在我脑中印着,那女店员把挣到手的钱又退回来的精神着实感动了我。那时我北京家中已安了电话,但我始终还没舍得钱打过国际电话,便给杜彩凤去了封信问尺寸,她在回信中夹了两条长线两条短线,我拿着线再去米奈买回了小红皮鞋。
我夹着两个皮鞋盒子兴冲冲地穿过鲁米奈的柜台群,往连通电车的站口处走去。突然，迎面走来位和我一样兴高彩烈的人。我慌忙嘴中一句“失礼”,弯腰鞠了个躬地将身子向一边闪去。我已养成日本人的这种礼貌让路的习惯。嘿,那人也做了个同样的动作,但他躲闪的方向相同,俩人又照了个面对面,我再度说失礼再度鞠躬地向反方向礼让,他也再度谦虚，结果仍是面对面。礼已到,先君子后小人,我先过吧,谁知他也是那么想的，结果俩人同时向前鞠躬迈步，“咣当”一声撞在了一起。
俩肉人撞一起怎会出“咣当”声?我坐地上直纳闷。哟,头怎么这么疼?一摸,像起了个大包。哇,对方脑袋真硬!看看对方他也坐在地上呢,也捂着脑门子呢,也在纳闷呢。哎呀,他怎么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大腿边也躺着两个鞋盒子。哈哈,我是撞镜子上了。这鲁米奈,什么时候在我很熟悉的这条通道上安了这么块宽大的玻璃镜!
西新宿有座熊野神社,神社不远处有个棒球场,是市民公共设施。它没有观众台,其它设备都齐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傍晚,球场四角的高架照明灯将场地照耀如昼,那里举行着一场棒球赛,新宿大观楼对北京大饭店。激战两小时,大观楼以七比六胜。现在它的队员们,换下球衣穿上普通服装,移师东边的歌舞伎町,举行庆祝会。
那场球赛是数月前预定的。选在那日，一是因为春天里大观楼输给了北京大饭店,想在年终前雪耻。二是两家餐厅都是次日开始放年假，当日中午营业，下午大扫除、傍晚闭店。而那天正是我要回国探亲的前日。
春上那场球赛我以不会为由没参加。其实我会点,虽然解放后的中国不重棒球,我高中学校里倒是保留了它的课程。那只是体育课程,还没有过正规比赛。日本全国人都热衷于棒球,几乎是国球了,这里从小学到大学,从工厂到农村,每个单位都有棒球队.水平相当高,我怕自己十几年前的基本知识拿不出手。这次支配人说死了叫我去,说不去是不爱集体不爱社不是男子汉,如此上纲上线，我只有去了。我摸了四回球棒打了三回三振,当外野手老接不到球,赢的七分没我一分。输的六分里有一半漏自我手,但做为队长的支配人原田胜广说我真卖力气了。
庆祝会是因为胜了才举行的,每人有一万元的预算。会社里每年有次慰安旅行,费用除了社员互助金外会社补助一万元。东京的大观楼中只有新宿店是除了新年二天、剩下的节、假、星期天都营业的“年中无休”店,参加不了集体的旅行,那一万元就发到了店里。今年支配人只发给了女工和年纪大的金师傅,男工都要求参加棒球赛,赢了拿它开庆祝会。这下真赢了,就去花这一万元。
日本人搞什么活动都选干事。头头脑脑的支配人和厨师长不当庆祝会的干事,后辈们没资格当,那职务给了做冷盘的星。星很滑稽又精于计算,正是那种人选。经他计算，一万元也能开成三次会。
一次会去的烧鸟屋,每人吃十几串烤鸡肉鸡杂洋葱肉片,喝两瓶啤酒,花去三千元。
进二次会店之前,星先对着我耳朵说:“山中湖桑,这里可有意思哟。”
那是家比吃茶店豪华的吃茶店,也放着音乐,有意思的是地板和天花板都用玻璃镜铺镶。喝的东西是普通饮料和劣质威士忌，有趣的是店里女招待们一律穿比超短裙还短的小裙子,她们故意将饮料一点一点端来,似为增加在厅堂里走动的回数。我们面前的台子是低低的,所以她们放饮料时得将屁股撅的高高的,如此而已。
星隔着条走道和我并排坐着,他喝东西有时低头有时昂首,女招待撅屁股时会歪歪脖子。他老举着杯子,却不见饮料下肚多少，还美滋滋的,我倒觉得他有意思了。
星见我总盯着他,诡笑道:“咱们每日见面,到这几来不是叫你看我的。
他一扬手,唤过一个女招待来,一只手举着杯子和她聊天，一只手暗示我地往地下指。顺他手指往下一看，哎哟,我心脏不跳动了。
地板上有个圆溜溜精光光的屁股!
星要对女招待说句秘密话,女招待将耳朵送到了他嘴边,送耳得俯首,俯首得翘腚,女招待一翘腚,送到我鼻尖上一只X。
不知星对她说了句什么,她在他手上轻轻打了一记,娇嗔地骂了句“你坏”地走了。
我得喝口威士忌镇镇心。想到刚才鼻前的东西,不禁仰天长叹。一仰天不要紧,那天上有一堆屁股一堆X，让我心脏又停止了跳动。
星直在我眼前晃手问:“没事吗?”
我缓过来了。星告诉我这叫“闹盼”吃茶店。闹是 NO,盼是Pantles,原来这是没裤衩吃茶店。他还告诉我说这种服务行业是从大阪那边流行过来的,有更邪火的,但收费高,这里是每人五千，他对我说饮料撑死喝一千,剩四千是看的钱,叫我别傻坐着光喝。
每人还余二千元,大家打了两局保龄球,算是三次会。
回到家中是三十一日晨两点,躺床上一闭眼就出现没裤权吃茶店里看到的东西,也许后来我睡着了,但那些东西仍在眼前晃悠,跟没睡着一样,别受罪了,把眼睁开吧。睁眼一看表,坏了,八点半。我要坐的回北京的飞机起飞时间是十点二十分。
中目黑到上野得四十分钟,上野到成田机场站的快速电车“斯卡依莱娜”要行走一小时,下快速电车换接续巴士到机场大厅得七八分钟。行李是打好了的,不洗脸不刷牙不刮胡子,车一环套一环全都能接上,我到签票柜台也得十点半。他奶奶的没裤衩吃茶店！我叫起来。
二哥要送我的,怎么没叫我？他昨晚参加东工大同学的忘年会,喝多了,还指我叫他呢。这下把他叫醒了，他也傻了。毕竟是哥哥,傻时也有主意,他叫出句“TAXI”。
俩人眼屎糊糊胡子邋遢地各拎一个手提包地出了门，拍手叫了辆出租车,我直给汽车司机作中国揖,出租车以警车追逃犯的速度在九点四十分将我们送到了成田机场北楼,我付了快三双小红皮鞋价的一万七千元。
在机舱里刚坐稳屁股，飞机就向跑道滑行了。出首都机场,我身上起了层冻疙瘩。这才想起忘了穿大衣,我是耍着单儿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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