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资本家的儿子先刷锅
由于家庭的频繁搬迁异变,少年时代起就酷爱旅行。经历过逃亡流浪,我已走遍祖国大地,已记不得自己三十六年生涯中有过多少包括生离死别和喜相逢的分手与再会,所以当我背朝着送行的人闪进登机大厅时,心中并没有背井离乡依依惜别之情。我乘坐的是中国首次购进的波音747 客机，虽然前后左右坐的绝大多数乘客是欧美大鼻子和日本西装客,虽然我也俯首看到了飞机翱翔在蔚兰色的大海之上,我心中却没有抛家去国的感觉,因为机舱里春风满面地走动的空中小姐都是中国人。真正让我心中砰然一动的是身旁一位白头发的洋老太太冲着左边弦窗兴奋地叹叫起“啊——,富士山!”时,我也扭过头穿过碧空看到了那还冠着白雪的、有着美丽传说、实际上也美丽的富士山,那心中的砰然一动和我登五岳、过天山、跨黄河、过长江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我来到了另一个国度。
我用五分钟时间下了飞机,用三分钟通过了海关，用两分钟通过的税关,过税关用了两分钟是因为穿制服的税关官员和我说了两句话。我的行李只是一个不必托运的拎包,税关官员随便问了问那里边装的是什么，说是西瓜子他不懂,我便考虑用日语说。索尽枯肠我能背一百多日语单词，一到十,百千万占了三分之一,还会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香蕉苹果梨,西瓜也会,可西瓜子怎么说呢?憋了几秒钟,我答出句:“西瓜的孩子。”税关官员也扬头憋了几秘钟,看来他想像力很丰富,一抬手给我句:“明白了;请。”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有先我一步过关的乘客踩开了降机大厅的乌玻璃门,来接我的爸爸、二哥和夹在他们中间的一位妇人看到了我们的笑。
爸爸除了早晨散步,出门总是西装正装的一副老绅士派头,今天也是。二哥穿的薄薄的西服上衣,红光满面的。他们中间的妇人有五十岁左右,穿件长到膝盖的印花丝绸袍,下身是同样花色的宽筒丝绸裤,显得很富态,园园脸上细细的眉,鼻梁上架着付高雅的浅兰色遮光镜,她正睁圆了眼睛透过镜片以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立刻就明白这是应该最先问候的东京妈妈了。
当我用日语说出“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和“谢谢妈妈特意来接我”时,她那目光变柔和了。
东京妈妈问起在税关碰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我原原本本地说了,她也笑起来,通过爸爸给我纠正说应该叫西瓜的种子。
机场大厅门外是停车场,我跟着爸爸、东京妈妈和二哥走到了一辆银色的奔驰车前。东京妈妈进了驾驶室,爸爸坐的助手席,我随二哥坐进了后排。我乘坐的航机降机地是成田机场,汽车从候机楼到开出机场大门用了好几分钟，几层门前都由戒备森严的防暴警察把守着,那种防暴警察的装束和在北京看的电影《追捕》中的一模一样。
二哥告诉我,日本的机场只有这里是这样,因为机场周围农民和居民反对修建和扩建成田机场,已经有组织地和政府斗争多年了,双方半文半武，所以才有这样的戒备森严。我想这就是国内报纸上常有报导的三里埃塚人民的斗争了,那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民反对反动政府的英勇斗争。可是,我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就产生了第一个疑问:北京首都机场建新机场时,怎么没有听到顺义县的农民反对占了耕地、燥音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而是政府一声令下就乖乖地迁走了。
汽车开上高速公路,我开始注意到乘坐的汽车宽敞又舒适。二哥告诉我这车是奔驰 450,买它时日本还很少,是爸爸从泰国警察总监手里匀过来的。听后我觉得坐这么高级的车,开车的是东京妈妈,心中不好意思，赶快道谢。爸爸回过头问我，以车中四人关系每人开车时其它三人应坐哪里?我像答智力测验似地一一回答后,东京妈妈说答对了,原来她听得懂一些中国话。
爸爸接我时也没有太兴奋的表情,他比我走的地方多,经历过的生死别离喜相逢更多,因此他做过智力测验之后就闭目养神夫了。我倒是注意到汽车一直以八十到一百公里的速度在行驶,那样的速度,车内竟无一丝颠簸,这并非全是车好，更在地整路平，这路上除了几处有上下道,没有一处十字路口，直直的,像是闭目开车都不会出危险似的。
汽车在进人高楼大厦林立的市中心才下高速道，这时见到了红绿灯,只要是绿灯,车子仍以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冲过，那在东京妈妈脚下是极轻松的动作,我心中却吃惊了。我想如果在北京前门大栅栏或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即使是绿灯，以那速度冲过,定会撞翻几辆自行车撞死几个人。
汽车驶过了和北京前门老火车站建筑相似的东京驿站,在国会议事堂附近停了一下,爸爸睁开眼睛走下车,在路边一间绿色的电话亭里挂了两个电话通知在家里的妹妹们到新宿去,通知在新宿的大观楼准备饭菜。从国会议事堂又开了一会儿车,迎面出现了一组摩天楼,天还未暗,摩天楼中已是万盏灯火璀灿辉煌,二哥告诉我说那就是新宿。
汽车在有间大百货公司的十字路口处擦着一个叫代代木二丁目的路标往南一拐,进了一座大厅的地下停车场。这座大厅叫做阳光饭店,爸爸给李瑞环看的图纸上画的就是它,二层上有大观楼餐厅,今天是在这里为我接风。
店门上站着一位很精神的黑西服中年男子和一位很漂亮的红旗袍姑娘在恭候我们的到来,爸爸给我介绍他们是支配人原田胜广和服务小姐肖春红。他们将我们引进了一间古色古香的单间里,那里站起了三位年轻姑娘——我的三位日本妹妹。她们都不懂中国话,我们仍是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的例句问候。我记下了她们的日本名字:惠美、尚美、佳美。惠美小我一轮,也属猴,端重文静大方;尚美小她两岁，面目精明口齿灵利;佳美又小两岁,童面童声天真活泼。从脸庞上看,惠美佳美像二哥的圆型,尚美像我的方型。吃饭聊天时，三位妹妹都直称我的名字柳莹,她们管二哥也直称柳煌,这样的称呼直到今日。
菜一道一道上来,内有龙虾、乌参、鲍鱼和燕窝汤,均是珍味。但是话题却扯到了一个再再普通不过的洗澡上。东京妈妈说我将和二哥一起住，以前二哥如何洗澡的她不知道,今后应该是在浴槽里放满水之后,先在槽外冲身，冲完身才进槽里泡,泡够了再上槽外打肥皂,肥皂冲净再回槽里泡一会儿算结束,这样两个人或几个人可以使用一槽水。她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日本人洗澡的习惯,使我领会到的是要节约用水。1
饭毕,妹妹们开自己的车回家,爸爸吩咐我次日一早带上护照到他家里去一下,然后把我和二哥送回了住处。
我和二哥住的是日本叫做 2LDK 的一套房，二哥告诉我2就是两房,L 是客厅,D是饭厅,K 是厨房。仔细看看,正如LDK三个字母连在一起一样客厅饭厅厨房是通在一起的,有二十多平方米大,两间房则各十平方米,哥俩一人一间。那房是我三姐柳晶和她儿子小刚来日本时以大观楼会社职工宿舍名义租下的。
二哥带我看过房间之后,第一件事是教我给浴室的浴槽放温水,第二件事是打开电视和找到一个打棒球的节目，然后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和我聊天。
他讲他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学费是父母给出的,另外每月给他五万日元生活费,每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去涩谷的大观楼打工,另有三四万收入,生活还过的去。他讲他学校课程并不重,原来他的指导教授讲的东西都是他在国内给学生讲了多年的东西，讲到那里他直笑,说一出国才知道中国大学里的基础理论水平比日本的扎实,所以他真正用心的是在实验室,那里的技术和设备是中国没的。
他还给我讲了他来日本半年多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识,比如街上走路或在车站上楼梯时要尽量靠左边，不要在墙上钉钉子,不要问人的工资和女人的年龄、上人家哪怕是爸爸妈妈家也要先打电话……。说话间浴槽水满了，二哥叫我先洗。
我按照东京妈妈说的方法洗澡,洗完了换二哥。看看电视仍旧是棒球,我好奇地摆弄了下频道，调出了好几个台的节目，调着调着,萤光屏里突然出来个躺在床上、一丝不挂的大美妞儿下了我一跳。眨了眨眼睛再看,莹光屏里又有个跟我一样刚从浴室出来的、却没有捂着浴巾的光屁股男人,那男人扑上床就啃大美姆儿的奶子,啃得我心直突突。望了望浴室那边,幸好二哥没洗完澡,我赶快将台又调回到棒球处。
我走哪里都没水土不服过,换任何环境没有不适应的,到日本头一夜竟失眠了老半天,就为那赤裸裸的镜头。不是骚的,是吓的,在中国没见过那玩艺儿。
次日晨,二哥带我去的爸爸家。我们住的是私营铁道东京横滨线中目黑驿不远的青叶台,爸爸住的地方叫代官山,走十几分钟路,经两处外国大使馆就到了。在那里吃了早点，爸爸妈妈带我目黑区役所办理外国人登录手续。这天坐的是东京妈妈新买的美国豹牌车,坐那车我觉得比坐奔驰还舒服,一得意，下车推车门撞到了旁边停着的车身上,妈妈瞪了我一眼。她仔细看看双方车没有撞出痕迹后,很严厉地告戒我从今日起什么都要加小心学,说开车门时定要先看前后左右,吓得我连道对不起。区役所就是区政府,外国人登录手续是登记身份并领一张登录证,即外国人的居留身份证。我在一张表格上填写了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国籍住址,捺了个手印,交了两张照片,五分钟后拿到了登录证,就是说五分钟内办完了上户口的手续。那捺手印和我在中国被抓进公安分局时的感觉差不多,好的是区役所职员立刻给了我张湿棉纸,立刻擦净了食指上的印油。
东京妈妈又将爸爸和我送到一个叫大手町的地方的一座大厦前,就先开车去会社了。那座大厅叫做丰原大厅,是丰原工业工事株式会社的办公大楼,爸爸带我来是拜访了这里的社长盐崎好太郎,到这里我才搞清楚丰原工业工事跟丰原工业是两家会社,但丰原工业工事承包丰原工业的纺织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的安装工事。老盐崎谢谢我在国内跑腿的事，因为丰原工业卖出了机器设备,他的丰原工业工事也有了生意。
离开丰原大厅,爸爸才告诉我他要带我上名古屋看看。大手町离东京驿很近,走路就去了。我们坐的叫做新干线光号火车,车厢里宽敞明亮,甬道两边各有两排可以调节斜度的靠背椅,跟大沙发似的。爸爸说其它车厢有三排加两排座的,那是指定席或自由席,这节叫绿色车厢,即头等。会社里有明文规定，只有社长出差可以报销坐绿色车厢,今天我是沾了光。
光号火车窗外闪过一座座城市,也闪过一片片绿色的田野和一座座山,我没注意那些城市,只注意到日本农村马路也是沥青水泥的、农家房前都停着一两辆汽车，还注意到日本的山上都长着笔直的树,没有砍伐的迹象。又一次看到了富士山，过了一个浜名湖,到了名古屋。东京到名古屋,相距三百四十公里,相当北京到山海关,火车开了两小时,真是光字号!
爸爸在火车里打了电话,名古屋驿上有我表舅胡松涛和名古屋妈妈接我们。名古屋妈妈叫丰原顺子,我见面问候时称她为顺子妈妈。她才四十多岁，穿着一身银色的上下分开的西化了的旗袍,裹得窈宛的腰身如细蛇,眼睛滴溜滴溜转,细而黑的眉,小而红的嘴,都是抹过的,但能看得出不抹也很美,她见到我没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用的是“哈喽”。
大观楼株式会社有两家,一家是东京大观楼,管理着从北海道的札晃到本州西端下关的店,爸爸是社长,东京妈妈是副社长。另一家是名古屋大观楼,管理着名古屋的十个店和九州的福冈店,爸爸是社长,顺子妈妈是副社长。顺子妈妈引我们来到离名古屋驿走路五分钟的一座大厦里,这大厦也叫丰原大厦,是她伯父的丰原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的一栋楼。这大厦里有大观楼的会社本社和一个大观楼餐厅。
我们先在那个能容五百人的餐厅里吃了午饭，然后去的本社办公室。吃饭时有说有笑的爸爸妈妈,到会社没十分钟吵了一顿架。
到会社先是爸爸向七八位职员介绍了一下他儿子并即兴做了几分钟的工作训话,然后进的社长室。到社长室后顺子妈妈就抱出一堆汽车广告来说给爸爸看,看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我既听不懂,场面又尴尬,赶快退出了社长室。我向表舅胡松涛问爸爸妈妈吵什么?他告诉我说:“会社里也有辆跟东京一样的奔驰车，这丫头自己开的是丰原车,前些天听说你东京妈妈新买了辆英国豹牌车,她就也要买辆欧洲名车,你爸不高兴她跟东京比着了。”
架吵了近半小时,顺子妈妈抿着小嘴笑着从社长室出来,亲昵地一挎我胳膊说:“小莹,我带你去逛地下街。”她胜利了。
原来这楼下就是地下街,乘电梯就到,其实刚才也可以从名古屋驿的地下街过来的。这地下街商店成千,行人数万,灯光耀眼琳琅满目,整个儿一个北京大栅栏! 我不由地想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代里北京挖的地下洞,糟蹋了。
顺子妈妈在地下街里给我买了领带、手表、刮胡刀和一个象大砖头似的军绿色的半导体收音机做见面礼(那大砖头收音机是索尼牌,对我学日语起了作用,十五年里没换过电池,现在还哇啦哇啦响)。她还指给我看了地下街里两家叫“泥棒”的和式轻食店，说那是她的,晚上请我在那里吃饭。
下午,爸爸带我转了三家都能容三四百人的大观楼餐厅,拜访了两位侨领,然后真地去了“泥棒”吃晚饭。听爸爸讲“泥棒”就是小偷,我直吃惊饭馆怎能起那名字,进去看到顺子妈妈更让我大吃惊:她那西化了的银色旗袍前挂了块印有日本古代盗贼的蓝围裙,高跟鞋变了双木头趿拉板儿,细腰板挺得直直的,腿跑得哒哒的,正跟个小跑堂似地给客人倒茶端菜呢。她没跟我们一起吃饭而是像对客人一样恭恭敬敬地给我们递来毛巾倒来茶，端来了炸虾炸鱿鱼炸蔬菜的“天妇罗”。
那样的场合我不好意思吃，红着脸问爸爸是否等顺子妈妈一下。爸爸说:“这店在大观楼名下登的记,但是她的副业。你看见了自由社会的资本家不是坐着挣钱的。大观楼一千号人,只有我一个人不参加体力劳动，也得到处跑,国内一个千把人的饮食服务公司得有百十人脱产吧，那样不行的。吃吧，吃完了帮你妈妈收收盘子。"
三口两口把“天妇罗”塞进嘴中,赶快帮忙把走掉的客人的盘碗收到厨房洗碗的地方,忙乎了近一小时，晚餐的高峰才过去,我已是满头大汗。这时顺子妈解下围裙登上高跟鞋,带我回会社。爸爸也是快快地吃了饭好给客人腾位子,他先回了会社,我们在会社接上爸爸，顺子妈妈开车回家。
名古屋的家在东山动物园旁边,有位老太太给开门,鞠着躬管爸爸妈妈叫老爷太太,爸爸说她是顺子妈妈结婚时带过来的下女让我管她叫大娘。这是好大的一幢房子,进门五六米的甬道两侧是乳白色的木头墙,大娘拿过爸爸脱下的皮鞋,随手按了墙上一个电钮,木头墙壁竟无声息地卷进了楼顶中,原来那是个巨大的壁厨,里边放着爸爸的十来双皮鞋和顺子妈妈的高跟、半高跟、平底的百十双鞋。爸爸看我又吃惊,笑着按了另一面墙上的电钮,那一边墙也卷上去了,里面挂着十几套西服和百多套女装,他冲着顺子妈妈说:“她就爱捣鼓这些东西。”
那两个大壁橱后面是两个房间，一边是厨房一边是大娘的房间，甬道直进去则是间饭厅和一间有四十平方米的客厅,整个儿西式的。大客厅里有台巨大的电视机和录像机，一只书架里着百部京戏录像带,爸爸进客厅就抽出本《搜孤救孤》看了起来。
大娘给爸爸端来茶水给我端来咖啡，给顺子妈妈端来了三明治、生菜和番茄汁。顺子妈妈就在客厅里吃晚饭，她边吃边给我说起我弟弟柳烁在这里住过几个月和我三姐二哥来玩过的事,说得很有劲,最后她向爸爸问起我今后住哪里，爸爸说我的工作在东京，住也在东京,那时我看到她脸上闪过一层阴影。
柳烁来时是给没有孩子的顺子妈妈做儿子的被爸爸赶回了，我这回是住在东京而不是住在名古屋，她那脸上的阴影是能理解的。因为尽管爸爸说是跟她结了婚，我也管她叫妈妈,但在法律上她不是太太，而又没儿子,在日后财产问题上是没有继承权或者是极少。
顺子妈妈吃完饭，大娘告诉她可以洗澡了。爸爸吩附我道“你先洗，完了就自己睡觉，明天早上五点钟在这里等我去散步，我回东京，你先跟你表舅上大阪看看你大舅,然后自己回东京。
顺子妈妈将我带上二楼,先让我看了一个屋顶小花园,再打开一个房间,告诉我那是柳烁住过的，一切布置都按原样摆着,浴巾和内衣也还在,最后指给我浴室。
那浴室比一楼的乳自色壁橱更令我吃惊，竟有十几平方米大，地上铺着翠绿的瓷砖，一面墙是玻璃镜,镜下是三米长的化妆台，两面墙是半落地玻璃窗，满天星星和旁边动物园的树梢都像是落进伸进来,躺进可容三个人的浴槽里真有点像跳到新疆天山天池中。
我的头脑和精光的身子都泡得飘飘然，但做梦都想不到在客厅里顺子妈妈和爸爸又吵了架。那仙境般的大浴室我只享受过那一次，三年后才知道我正飘飘然时客厅里有过一场架,那场架奠定了顺子妈妈和爸爸的离异,原因之一是我不能留在名古屋。
顺子妈妈交待我要给她打电话和写信后,我就随着表舅胡松涛闪进了新干线光号的指定席车厢。名古屋到大阪,一百几十公里，车开一小时。胡松涛带我先去的心斋桥,那里有东京大观楼会社的事务所,拜访了管理大阪、神户、京都、岗山和下关店的同乡叔叔万志良,最后将我送到了在筑港的大舅家。
我的亲舅舅叫章理程,老河北农业大学的,大三时由姥爷指定和昌黎邻县的卢龙万家大小姐订的婚,万家大小姐也在那所大学，封建的包办婚姻包的是俩大学生，倒是很新鲜,可大舅是纯书生，大小姐是风流校花,他俩一个终日在舞会上旋转,一个在舞厅旮旯椅子上读书,一如火一如水，怎么也溶不在一起,最后大舅逃了婚。姥爷家是诗书礼仪之家,万家是卢龙首富,大舅不敢明目张胆地逃婚，便在一次国民党拉兵时未加申辩地由着人家拉走了。国民党将大舅编入部队后才发现他是个大少爷大学生,便叫他当了军官,当的是农官。我还没听说国民党部队里有农业军官，总之大舅那段经历挺神挺浪漫。不久，共产党解放军解放大陆,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大舅在台湾复员后又进大学读完了农业硕士和博士,然后又进了王升、李焕的军政干校，毕业后等待分配时被我爸爸叫来了日本。
进大舅家在他客厅里看到正面墙上挂着蒋经国、严家淦题了字的大照片,照片下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 NHK 的《扬子江纪行》纪录片,照片和纪录片组出一幅矛盾的图画:一个国民党党员在怀念着大陆的故土家乡。
大舅见过小时候的我，我觉得是有生以来首次见大舅,我没给他带来任何礼物,带来的是姥姥出殡下葬的照片和姥姥临终的话。大舅看过照片把我叫到了饭厅，那里墙壁上挂有我早年寄来又放大了的姥爷、姥姥的遗像,他恭恭敬敬地在遗像前烧了香。想起姥爷在文革中被批斗跳了滦河,大舅对我说:“你姥爷死的好惨!”
我跟着敬默了一会儿,劝大舅:“姥姥可是颐享天年了,礼常隆重。”
“我每天看报纸的,大陆改革开放了，是有些进步,但能自由哪里去呢?”
“自由到我能出国这一步了。”
大舅妈是台湾人,国语讲得相当纯正,听着就像在国内一样亲切。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家里只见到表弟，舅妈告诉我大表妹到美国留学去了,读法律,小表妹也正要去美国，因为大家在家中等我,她正在隔壁楼下看着店铺。
我们絮家常时,大舅不时地举起一架望远镜从客厅的窗中看外边的大海,看着看着,他说:“长荣的船快接岸了,我们下楼去吧。”
大舅开的是专做远洋货轮生意的杂货店,店里排着一排排货架,从电动刮胡刀到电视机,从冬菇到水果罐头，什么都有,专门卖给船员的。在店里坐了十几分钟,大舅说:“我们要送货去,你跟上看看去。”
店旁停车场里放着两辆小卡车,一辆上面装满了一箱箱水果蔬菜鱼肉，一辆上面装了两辆旧摩托车和一台很大的旧电视。大舅和舅妈分别进了两辆车的驾驶室,我跟进了大舅那辆,表弟跟进了舅妈那辆。大舅在车里告诉我，远洋货轮在海上跑的时间长,船上吃的用的都是在寄港地买新鲜的，它们会在海上发来订单,他就按定单采购好货,等船来了送上去。他最大的主顾是台湾长荣司的船,台湾水果很多,但不产苹果，所以送的水果中最多的是苹果。大陆的船上都是给养带的足足的,那边船员要的是旧摩托车旧电视,舅妈车上的东西就是给大陆船上送去的。
从大舅店开上车五分钟就进了大阪筑港,小卡车往靠稳的长荣公司船边一停,上边就有人打着手式用吊车吊下个大网架来。大舅从网架里取出一个大公文袋后就招呼我卸车,我一箱青菜一箱肉递给大舅,他一箱箱地码进网架,他招呼得快,我用五分钟就 卸完了货。
网架徐徐上升,大舅摇晃着大公文袋目送着它们进了船舷里。农学博士的大舅,五十六岁的大舅,剧烈地喘着粗气,两肩一上一下起伏着,往后仰着的黑白相间的头发颤动着……。望着他的背影,我的眼圈儿湿了。
大舅开车到了另外一个码头,那边舅妈已将摩托车和电视交给了一艘大陆船上的广东船员。舅妈得到的是二百美金,大舅接的大公文袋里装的是一千美金。
回到店里,见已挤满了二十来个台湾船员,小表妹正应接不暇地在招呼他们,大舅和舅妈一个用河北昌黎话一个用福建话地接了上去。台湾船员大多是买大陆土产中药和日本冬菇、电饭锅电毯的。店里两台电话也忙,是船员和他们在台湾或在外国的家属报平安或问还要增加采购什么货的，他们打完会留下通话费和小费。
待船员走尽,大家回到家中,我不禁说:“大舅是博士,干这工作真辛苦。”
“自由社会里谁挣钱都是不容易的,博士也一样,你舅妈还是营养学硕士呢。这里没有大锅饭，那么吃早晚要吃穷了,中国不改革不行的。你往后在你爸爸会社干活儿,同样是辛苦的,得有思想准备。”大舅的话像是在给我端正思想,他接着说:“对了,给你些报纸做纪念,看看我们做过什么,也可以看看你爸爸做过什么。”
大舅从书架中拿出一叠报纸给我,那报纸跟《北京晚报》一样篇幅,名叫《华侨新闻》。报名下印有董事长柳碣石、社长章理程的名字,正是爸爸和大舅。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报纸分政治、经济、社会、侨讯、中国文化多栏,有关西华侨欢迎参加日本万国博览会台湾来日的严家淦的报导和照片,爸爸欢迎会上率众欢迎的照片,有台湾各界要人在日活动报导和爸爸在大观楼欢宴台湾人士的照片,我发现了不少名人:谷正纲、王远、彭孟缉、汪道渊、连战……。怪不得爸爸被大陆叫做反动侨领，怪不得我是台湾特务嫌疑!可是有趣,那报纸上频频出镜的反动侨领的大部分面孔,过去一年中我都在北京饭店见过。那些报纸出版在国内文化大革命最盛期,因此有“亲共华侨X X X,五十四岁,于今年四月回大陆山东原籍探亲,不料进入陆边境以后即音讯查然，其家人甚为焦急。X X X 在大阪经营饭店,平时亲共活动非常活跃,不料也竟会遭到暗算,一般推测,XX X凶多吉少”之类的报导,也有“本人长男在东京读书,突然受诱前往大陆,竭力劝阻无效。从此之后,父子关系永远断绝。今后当在政府领导下，忠诚尽职，为反共复国,建设侨社而努力。”的声明启事。
那些小消息在今日已成无稽之谈,我看了直笑,大舅说:“当年可是非常认真的,中日建交时,横滨两派华侨为争总会会址还大打出手了呢,我在场,亲共产党的把中华街的厨师都动员起来,拿着切菜刀擀面杖地冲,我们才退了,那真是武装斗争啊。”
不过,认真地读了些文章我觉得报纸有声有色了,那里有大舅的文章《原子能与人类》、《登月壮举与立体动物》，肖文青的《中华文物在日本》《宇宙时代之中国文化》等,还有大舅妈姚惠芳的连载《生活之道——谈吃》。在广告栏里还有爸爸任理事长的中国语文学院的招生广告。那些做了宣扬中国文化的事,令我对爸爸、大舅和舅妈有了深一步的认识。
大舅借着那些报给我讲起了爸爸和他们来日本的经过,那是我其它兄弟姐妹们没有听说过的:
五一年爸爸到香港之后继续做他的天孚洋行生意,五三年洋行做了一轮船货运往韩国,他和一副经理跟船,船停神户时他下来了,为的是看看日本有什么生意可做。不成想副经理到了韩国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卷了货款失踪了。爸爸身上只有住几天旅馆的钱,搞得韩国去不成香港回不去,进退两难。正那时遇上了大阪华侨、昌黎同乡万志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万志良劝爸爸哪儿也别去了，就在大阪介绍了一家人家不做了的拉面馆给他做。爸爸如同日语中的“裸一贯”(身无一文光棍儿一根)地留在了日本。
爸爸在家烧菜很拿手的,他自己采买自己烧菜地一年中挺起了只有三张桌子的小拉面馆，并将它改成了菜馆,那就是大观楼的前身。爸爸住房的房东家的女儿常到店里来帮忙打杂,后来就成了我东京妈妈。她家亲戚是大冢百货公司的专务,因此大冢在全国的百货店里陆续进去了大观楼,后来那专务成了东邦百货公司的社长,大观楼又进去了，几年里开了十几家店。再后来爸爸偶然地在吃茶店里遇上了顺子妈妈,她看上爸爸长得高大帅气,一见钟情地跟上了爸爸,于是名古屋的丰原大厦里有了大观楼,再往后名古屋有了十家很气派的店。
爸爸在最初的两年里还清了欠香港的货款，后来叫看守天孚洋行破摊子的表舅胡松涛也来了日本,做大观楼的管帐。大舅在台湾军政干校结业后被封了个反攻大陆成功后的河北省高官,反攻老也没实现,那官是虚的,爸爸就把他叫到了日本来。
大舅对他那虚官笑了笑说:“你爸的成功在于他能干,也在于有那俩日本女人,但是你爸在两家会社拿的几百万工资却都捏在人家手心里,别看他一回回国内跑的精神,在这里手中并没钱,也很可怜。他叫我来日本是想帮我搞一个农场,专门生产大观楼一年四季的蔬菜和禽蛋,你东京妈妈不愿意叫我在店里工作,累死累活还处处提防，最后我离开了。我在中华学校教过书,在台湾领事馆工作过,领事馆没了才做的这生意。你得长点志气,大观楼的财产将来有你一份,不能叫日本人全拿去。”
在大舅家住了一宿,他送我到新干线大阪驿,我有表舅胡松买好了的回程票,用三个小时回到了东京。三天里我在日本三大城市做了次一千公里之行,除了领略新干线这现代交通工具之速和走马观花地看到了日本城乡差别大大缩小之外,最大的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都是在辛勤地工作的,不是我书本里学的地主资本家都是不劳而获的。
但有一个感想是后来才有的:到东京驿下车,才发现我做了千里行,口袋里竟没有一分钱——从北京来时就没带一分钱。能够那样,比起爸爸来日本和后我来的留学生们幸运多了,所以后来我遇到了很大困难也不觉苦。
凭新干线的票根还可以坐一段市内国铁电车，日本车站里只要抬眼就能看到汉字路标，我换上山手线到惠比寿下车，走路回到了青叶台。当天晚上我又去了爸爸家,爸爸说要我第二天去上班，地点就是新宿大观楼。东京妈妈给了我三万日元,说叫二哥带我花一万在银行开个户头，以后工资就存那里,再买一张电车月票，剩下的是到发工资之前的零花钱。
次日上午十点半,我到了新宿大观楼店中，几天前恭恭敬敬地问候过我的支配人原田胜广此时挺着胸脯,很是严肃。他带我看过餐厅大厅和单间雅座之后,于十一点吃早饭之前集合起全店人做了番早礼训话:
“今天是中国总理华国锋抵达东京之日,我们店里新来了柳桑,大家热烈欢迎。根据社长命令,他在店里用的名字叫做山中湖五郎。他现在还不会日语,请大家多关照,厨房里的工作都已可钉可铆,他就担任刷锅和打杂,那么,山中湖桑,厨房的锅就拜托了。
支配人就是一店之长一店之经理,支配人就是支配工作人员的人，他的话宣布了我一生中仅当过三天少爷公子生活的结束。他给我介绍了全店工作人员,让我称他们的职称或先辈。
这店有二百一十个客席,共有工作人员十五人:支配人、主任白川,服务员肖春红、朴梦莲、临时工藤井良子、古池安里、厨师长山口,厨师金凤祥、星、伊藤、坂本、山口,洗碗的老太太席田杉子和我,第十五位则是阳光饭店的派遣会计,每天换。两位女临时工做到下午三点钟,五点钟还会来两位男的顶替。
厨师长将我带进一间更衣室,指定了衣柜的一个格子归我,给了我三套白工作服和二顶白帽子,换好衣服我就奔向自己的工作岗位——一个大铁水池子。
厨房是横着呈长方形的,正面墙下是一排八小三大的不锈钢的灶眼,八小是炒菜灶，三大是放汤桶、油锅、煮面锅。金凤祥占着右边三个炒菜灶,厨师长山口和伊藤占着左边五个炒菜灶,油锅面锅在伊藤左边,再左还有一个电蒸锅一个电烤箱。左墙下立着个冰箱,冰箱前是做冷菜的星的工作台。屋正中还有两个大工作台,台下又是小冰箱,那里是坂本和另一个山口的位置。我的大铁水池子在金凤祥师傅的右边,再右是两间房间大的冷藏库和冷冻库,我背后则是席田杉子的自动洗碗机。
厨房的墙和地全是瓷砖的,白色，厨房的所有设备都是不锈钢或电镀的,银色。
十一点半,前厅里支配人原田胜广和服务员们陆续送进菜单来,厨师们手中都乒乒乓乓响起来。十二点,原田拿进一大把菜单,他趴在菜台上喊了句:“今天托山中湖的福,五分钟里就满席了,大家加油哇,五分钟内面饭,十分钟内炒菜，全部出完!”
满席!就是说二百一十张椅子上都坐上了顾客，十分钟里要把他们点的饭菜都出完?听金师傅翻给我那句话后,我心中一阵紧张。厨师们的紧张在行动上,三位灶上的将锅和马勺舞飞了起来,三位案儿上的要按菜单将配料放到灶前台子上,还要将出好的饭菜送到背后菜台上去、不仅要飞刀还得要飞腿,脚底像跑百米，三五米距离都是冲刺速度……
那速度后来被我叫做日本速度,也变成了我的速度,可那天是叫我看呆了眼,呆眼中灶眼边堆起了二十几只锅。我把锅抱到铁水池子里用洗剂洗干净,等给灶上送过去,发现那里又堆起三十多个脏锅。铁锅总共七十只,照那速度我是供不上了。这时案上的山口跑过来摸了摸池子里的水,冲我吼了句:“"用热水,不要带手套!”
我照他吼的办了,也将胳膊飞起来,这回供上了,我喘嘴了口气。
“山中湖,白菜!”菜案上的坂本吆喝我。
我钻进了冷藏库,抱出了两棵大白莱,也冲刺般往坂本那跑,没交到他手里就在工作台上撞了个大跟头，引得大家一阵笑原来进出冷藏库一冷一热,我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哈气，没看清菜案的距离。还好,白菜抱得紧,没摔坏,我用工作服擦了擦眼镜跑回了洗锅池。
“山中湖,大葱!”菜案儿的山口命令我。
我又钻进冷藏库搬出一箱大葱来,山口只拿了两根,又命令我放回去。前厅的菜单又来了一把,灶台上又码起几十个锅……
这是干活儿?是战斗!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菜单进来的少了，厨师长拿起一把长刷子蹲上了锅台,蘸着洗净剂刷他面前的瓷砖墙,伊藤则擦不锈钢灶,案儿上三人冲洗起地板来。星冲我努努嘴,指了指洗碗机,我看到席田杉子那边堆起山一样的盘碗碟杯，便跑过去。
洗碗是用机器的,但食器码进机器之前是要在一个放了洗剂的水池中去下油。大家最忙的时候席田杉子不算忙,就帮前厅盛白饭、注咖啡,现在客人走的差不多了,食器撤成了山，她变了大忙人。我跑去帮她将脏盘碗去油,再将她用机器洗净的东西藏立器皿柜。
这时除了金风祥师傅接零星的菜单外,其它人都是无人吩咐地搞卫生,待我帮着席田杉子洗完食器,发现墙壁地板灶台菜案食柜冰箱都已光亮可鉴。我忍不住用手抚摸了下映出我面孔的灶台，突然感到一阵剧痛,是我的手被洗锅的热水烫出了泡。
一点半,厨师长宣布小休息，厨房里除了金凤祥师傅外的六个人分前半后半各休息一个半小时。伊藤出去玩,星和支配人在更衣室里下日本象棋,支配人指指衣柜旁的放备用食器的铁架子对我说日本人是没有午睡习惯的,我要是累了可以在那上面横一会。我早累的顶不住了,便默默地爬进了一层四十公分高一米五十长的空铁格子里。
三点钟吃午饭换休息，饭后星吩咐我剥两箱台湾洋葱头两网袋大蒜的皮,让我流了两钟头的眼泪鼻涕。
晚餐的客人都是点菜点席,那叫一品料理和宴席料理,做的细致考究,洗锅可以一只两只地从容地干,但是打下手的活儿多了。有客人点“银芽肉丝”我得把豆芽儿的脑袋尾巴一根根全掐掉(所以豆芽儿又叫掐菜),有客人要“火腿芦笋”,我要将小手指粗的芦笋皮削掉,都是些简单却要很认真的活儿。
九点接最后订菜单,之后又是一次扫除,十点闭店。回家前厨师长叫我在打卡机下打下我的退社时间,他告诉我大家上班时间是上午十点,我和山口的上班时间是九点，因为我俩是后辈,必须要在大家到来之前打开水闸瓦斯闸，用猪骨鸡骨和整鸡将高汤吊好,把中午要用的材料准备好。
回到家,我没跟二哥讲几句话,没洗澡就倒床上了。那用日语说叫“八旦Q”。我想起来日本之前做的思想准备,那时想我在中国强制劳动那么苦那么累的活儿都受过来了,再拿出那劲头就行了。我准备的错了，日本人的勤奋是在我想象以上的,我得付出更大的力气才能赶上人家。我嘴里重复着厨师们冲我喊的白菜、大葱、豆芽儿菜、铁锅、马勺的发音,迷迷糊糊地进了梦乡。
四十岁的支配人原田胜广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知道了他的学历之后吓了我一跳。在国内就听说那所大学毕业的人多在政界商界任要职,怎么会有在餐厅当店长的? 他指着晚上的两个男临时工说：“他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他是庆应大学的学生,在日本干什么工作都不丢人,丢人的是没工作挣不到钱。”
原田穿黑西服打黑领结,在客人面前唯唯诺诺,早上给店里训话时面如铁板,端盘端碗时是纯粹小跑堂,晚上客人走了他会解开领结和衬衫扣子,露出长黑毛的胸脯来喝店里的啤酒。工人想喝啤酒时会跟他打招呼，自我进店，他拧啤酒桶时会跟我打个呼,一天里只有那时他才会想起我是社长的儿子。
也只有他喝啤酒时才会平等地跟我聊会儿天，一天,他喝着酒翘起了一根小姆指,问我有没有。我左右手同时翘起小姆指告诉他有两根,惹得厨房人都笑了。他告诉我小姆指指的是女人,是爱人,大姆指是男人，他问的我是有爱人没有?日本的爱人的发音和中国差不多,听懂后我告诉他我有爱人,在北京,名叫杜彩凤，还有俩女儿。厨房人又笑了。
原田将一杯啤酒干掉,打了个嗝对我说:“山中湖桑,爱人在日本指的是太太之外的情人。”
原来如此,我笑了。解释给大家:大姆指是好人好事好东西，顶好;小姆指是坏人坏事坏东西，不好。还告诉原田说我是忠于太太的,有一个女人够了。
他却变了付认真的面孔:“错了，一个想有成就的男人必须得作个爱人,作一个或更多的爱人就得有养家糊口之外的精力和财力,有了她，男人会更加努力奋斗,挣大钱做大事业。山中湖桑,你得作一个。”
我好笑日本人管搞对象搞婚外恋的动词叫做“作”,更好笑支配人的人生逻辑，但我不想进店不久就反驳自己的上司,便违了哥告戒我的大忌,笑着问他:“你有爱人吗?”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去啤酒桶上拧酒。
金风祥师傅七十岁了，红红光光的圆脸,胖胖壮壮的身子,对我亲切友好,他管爸爸叫老板,管我叫小开,管所有厨师都叫小瘪三,日本厨师们都听得懂他的一句上海话“-眼眼”。他见我懂上海话,就跟我用沪语。原来他三十年代就在上海福州路上的“大鸿运酒楼”做厨师,烧得一手苏州无锡菜,解放前常给黄金荣家做喜庆宴席。头解放又被杜月笙叫到了香港,杜月笙死后来的日本,在日本又给儿玉誉士夫烧过菜。儿玉誉士夫就是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案中涉及的人物,发过中国战争财,是日本黄金荣、杜月笙类的大人物。金师傅说他自己挺戏剧性，在中国在日本烧菜都有彪形保镖看着他，到晚上才有自由。
金师傅说家事时，一会儿说他太太在上海死了，留下一个儿子,一会说他太太在香港死了,留下一个儿子，一会说他太太在东京生了两个女儿。听到最后我才明白,他是娶过一个上海太太,一个香港太太，现在是跟日本太太一起过日子。
他对我说他刚来日本时东京没有上海繁华,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和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基本差不多,六十年代中国搞阶级斗争，日本搞经济起飞，一下一上差距拉大了。他说他来日本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很尊敬，因为中国是战胜国，华侨坐电车都不要钱。那时中国料理店都请中国人做厨师长，不会烧菜的中国人也可以做主厨,只要挂个名,标榜本店有正宗的华厨掌灶。
金师傅现在在大观楼不是厨师长,但是顾问级，只管高档菜和宴会,厨房里只有他可以在灶前放把椅子,拿的薪水是全店最高。
他对我说:“我的手艺教给小瘪三们也没用,现在日本的中国菜都叫伊拉搞得变味了。侬在我旁边打镬子正好,可以斜过头来看我做啥咯菜,用啥略材料,把啥咯调料开多大多小咯火,休息辰光记到小薄子上,不明白的再问我，侬算我的关门弟子,我让侬一年学会基本功。”
穿红旗袍的肖春红，瓜子脸细高挑儿,眼睛挺大,眉描得黑黑的,唇抹得红红的。她自己告诉我她年龄是三十,属牛的,那跟我老婆杜彩风一样大。我说她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她说那话说给日本女人听会让人高兴死,而她二十六岁时都结婚了。敢情不是姑娘是媳妇,可她原本长得挺漂亮的,干吗还要涂脂抹粉?她说因为她是女人,更重要的是她做服务工作的女人,得给上这儿吃饭的客人一个舒服的感觉。
她管爸爸叫掌柜的,管我叫大哥,大哥两字应是四声和一声，她念一声和四声，一口山东腔。她是韩国汉城华桥的女儿,生下来就被送人当养女,李承晚时代韩国排华,她又去台湾给人做义女，最后来的日本。她在名古屋和在大观楼打工的日本大学生结了婚,她的学生丈夫这个春天来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她才到新宿大观楼就的职。他丈夫没父母，因此她有三个爸爸三个妈妈却没有公婆。
山东人性直口快,头几天里她管我叫了好几回“共匪”,叫完了就改口道歉:“在台湾那么叫惯了,到名古屋也很少接触大陆来的人，怎么就改不过来了呢?”
我并没生气，我们在大陆不也叫台湾为“蒋匪”过吗?我只对她说:“我不是共产党却也是在共产党政权下长大的，今后你慢慢品,我要像土匪，你尽管那么叫,要不像呢,你可能自然地叫不出来了。”
性直口快的人大概学外语的天资高,肖春红的韩国话、日本话、山东话、台湾话都说得极流畅。她既是我工作中的翻译又是我的日语老师，还在与我的交谈中将山东腔变成了普通话。她文化并不高,没有系统地学过日语文法，但她告诉我一个诀窍:动词后面加“妈死”,名词后面加“爹死”,敬语则加“狗仔野马死”。
命令我拿大葱,不叫我带橡皮手套刷锅的山口叫山口吉磨,为了和厨师长山口区别开来,店里人叫他“小山”。这小山口才十八岁，刚好是我一半年龄。他能吆喝命令我是因为他早我半年进的大观楼，是我来了才免了他刷锅,上的菜案儿。工作中他不尿我是社长的儿子,也不尊我的年长，只认我是他的后辈。敢情他也是个社长之子,他爸爸是长野县一个小市镇的一家旅馆的社长,是叫他来东京学手艺来的。
原来,日本资本家的儿子一般都是先在外面会社当新社员或学徒工,先叫他们滚爬摔打,挨熊受气,到成为能自立能独挡一面的“一人前”,才回自已会社工作。
懂得了那个道理,我便接受他的命令和吆喝,哪怕再累再心情焦急,我也回他个“哈依”,尽管他年龄永远大不过我,尽管后来我的技术超过了他,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日本社会学老师。
席田杉子做洗碗工作，但却是位典型的日本中流阶层生活水平的老太太。她洗碗是为了打发在家中空虚无聊的闲日子，是想挽回在战时战后埋没掉了的做姑娘的青春美好,还想通过劳动和运动来减去她腮帮子、胸脯子、肚子、屁股蛋子上的肥肉。她那脸上嘴上抹的粉啦膏啦，比肖春红、比更年轻的韩国人朴梦莲、甚至比她在我进店第五天上结婚的女儿都浓艳。
她有文化,写出的字不算很漂亮，但甚至早稻田毕业的支配人都常向她请教难写的汉字。她喜欢人们说她年轻,谁说她年轻她就会给谁买小点心吃。她的食器都洗完之后，会稍轻松地和跑完堂的肖春红一里一外地扒在菜台上边擦刀叉边聊会儿天,那时厨师们,尤其是小山口会偷袭般将下身顶在她的肥屁股蛋子上做几下插入的动作,肖春红会拿刀叉戳他们,她却边挨顶边娇憨地说：“羞死了，差死了。
新宿大观楼职员工十几人，特别说的这五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们是我社会、工作、生活、语言上的老师。
我在食器架的铁格子里只睡了三天的午睡,再就免掉了。因为想珍惜那一个半小时,利用它学点东西。我买了三个本子,在一个本子上记日语单词,一个本子上记菜谱,一个本子上记些见闻心得。
单词本子是从青菜水果、鸡鸭鱼肉、油盐酱醋、锅碗飘盆开始记的,然后有了对不起、拜托了、让您等久了、欢迎光临、请您走好等词句。我发现厨房的人不是忙得四脚朝天时吆喝我之前,都加上对不起、拜托了之类，敢情日本人是非常讲礼貌的。但是我发现同一词句在不同人嘴里有不同的发音:比如我和小山口见到后我们来上班的先辈时喊的是“欧哈要吴勾扎伊妈死”,先辈们回的却是“欧——死”。又比如一阵忙劲过去,支配人会冲厨房里题劳辛苦地高喊一嗓儿“够苦劳撒马(辛苦了)”，而单独慰劳我时说“够苦劳桑”。原来这日语中是很有等级上下的。
当然,我在单词本子上也记上了爱人、大姆指、小姆指之类，有一天竟记了句“王八蛋”。
进店的第十天，小山口非常客气地对我说:“山中湖桑，料理长说了，从今天起由你给大家做几天饭。你已经吃了大家不少天,大家想尝尝你的手艺。”
那话是金师傅给我翻译全的,我想拒绝,他说:“侬做好啦，最好以后勿要轮流,全由侬一人包了，正正好可以练手艺。侬格菜要是在厨师们嘴巴里通过，给客人端出去就可以打六十分,勿要怕。
金师傅的话有道理，我真地全包了。第一顿午饭牺牲了一个小休息,和肖春红一起包的水饺子,我拌馅揉面皮,她包。我估计着饭量按每人十五、六个包的,可除了肖春红、朴梦莲和金师傅外，每人只夹走了七八个,另外盛了碗米饭就着吃。谁都说好吃却没人再夹。不赏脸?我有些难过。肖春红让我别生气,说日本人是拿饺子当菜当副食吃的,不像中国人有饺子当主食就够了。
原来如此。晚饭时我改了炒菜做红烧茄子,在里边加了些切碎的蒜末儿。日本厨师给客人出那菜时只放少许蒜泥，而且很少尝一尝,我放的多一些，自然味道不同,大家又说好吃。席田杉子说还想吃一回,结果第二天中午我又做了红烧茄子,小山口吃时竟冲我说了句:“王八蛋!”
这小子哪儿学的这么句中国骂人话?我没招他惹他为何平白无故骂我?我再后辈再有酒养也不能受这个呀。我顶回他一句：“你王八蛋!”我的“你”用的是日语"阿娜达”,他倒听不懂了,歪 着脖子装糊涂。
肖春红听了我俩的“王八蛋”,笑得把一块茄子喷出了嘴,她对我说:“王是英语的一，八蛋是型状,洋文昨写我不知道,你查查字典就知道了，不是骂你的。”
我当即查了字典,查到“八蛋”是 Pattern,意为模范、型、样本、图案。小山口是说我又做的老样子的菜。这日语,加了多少外来语?又不按原音而是套日文的片假名去读，竟弄出个王八蛋的笑话来!
小山口还在犯糊涂，我便将中国的“王八蛋”解释给了他,还道了歉。后来,厨师们都懂了那意思，便拿那词给了小山口做外号。
进店的第十五天上，店里接了份“出前料理”单子。出前即外送，客人叫加山雄三，十个人的菜，一单二十万。厨师长设计了让客人吃饱的副菜单,金凤祥师傅则设计让客人吃好的主菜单。他抓了张做筷子套儿的纸给我，他说我写定菜谱。
“南腐乳肉”“掌上明珠”、“梁溪脆缮”、“母油船鸭”、“银河紫鲍”“八仙过海”、“白露千层鸡”被写在纸上。金师傅对我说:“侬刚来勿晓得,格加山雄三是很有名的歌手和演员，家中请来格客人也不会是一般格人,我这是拿出几十年前格菜,好为大观楼争把面子。写几道了?”
“七道。”
“应当再加一道。”金师傅一歪头“唔哟,搭侬一讲话，忘记特了,啥么什来格……”
他叨叨着看到了我身边刚刚削好的兰花菜，眼中一亮“就是伊啦，写珊瑚翡翠!”
“珊瑚翡翠”,多美的名字啊。还没听说过。我忙问金师傅那菜用什么材料?
“就用依削格兰花菜,头通通朝天,阿是翡翠? 再拿北海道红蟹脚肉烧芡浇落盘子周围,阿是珊瑚? 侬阿会做格,想想库房厢有啥么什,今朝夜道阿烧一只。”
“构杞子烧小冬瓜!”
“可以。就格样子记牢,侬比我年轻又会写,基本功学会了,自家好创新菜格。”
老师傅肚里真有货呀,我得好好跟他学。
厨房人全体免了小休息，一席二十道菜完成了。支配人喊二师傅星开车送去,并叫我跟去。他关照星到客人家暴露一下我是社长的儿子,其用意是让客人感到店里对这席菜的认真重视。
金师傅最后检查了一遍菜,看到厨师长烧的干烧龙虾盘边放了小山口花一小时刻的一颗胡罗卜花，他给拿了下来,交给小口说.“这颗花刻的好,留别处用。”又随手从菜案儿上抓了几个要扔掉的荷兰玻璃菜菜芯交给我说:“红虾把红花勿配，侬把格眼小菜芯打清爽带好,上餐桌前立进盘周厢。”
我照金师傅说的办了。那菜芯都有个小小的结,倒过来正好能在干烧卤汁中站稳,码在龙虾周围,犹如一片红土地上钻出了欣欣向荣的萌芽。金师傅构思出幅涵意自然新颖的图画来! 而且还是“废物”利用!那道菜的装饰设计得到了好评,大名星们把可爱的小菜芯都吃了。
我将珊瑚翡翠和荷兰玻璃菜芯记人了第二个本子中。
在新宿大观楼的最初一些日子里,我都是从家到店从店到家早起晚归,直去直来。第三个本子里记的是些小见闻:电车快,电车准,电车里人挤人,车里人多在看书看报看杂志;马路上的人都用小碎步匆匆走路,我要不改变在中国的四平八稳的步伐就会被人撞或者撞人;日本的女人在电车里也会打开粉盒子化妆,有时在街上也会停下脚步扑扑粉加浓点口红……。小结一下,日本人勤勉紧张。比较具体地记的第一个人还是店里的人,席田杉子。
我严守着不主动问女人年龄的警言,但还是推断出了席田杉子的年龄,因为她跟我叹息过好几次因为战争失去做姑娘的美好才春。她说她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高中毕业的,参加了好几年女生支前队,熬到战争结束后结的婚，丈夫有固定工作，也有自己的房子，但好看的花布也买不上，一日三餐是一顿米二顿白薯,更不要说玩了。现在好了，她却老了,人也胖了，这世界的美好已不属于她了。这样我推断出她的年龄是六十岁左右。
我安慰她说她一点也不显老,看上去才四十多岁,不正是成熟年华吗,这世上还有许多可以追求可以享受的呢。她心花怒放了，小休息时给我买了一盒小点心。她噘小了红红的嘴唇说:“你说的对,我不老。我现在正练演歌呢,买了台卡拉 OK 呢。给你唱个我年轻时的歌吧。”
老太太说唱就唱,摆着小歌星的甜相:
我是十六的满洲姑娘
三月里春风正芬芳
半羞半臊心儿跳
奴要到邻村去出嫁呀
亲爱的郎君你等待着吧
冰呀雪呀冻的封呀
吹到了北国的天边去
迎春花儿将开放
奴要到邻村去出嫁呀
亲爱的郎君你等待着吧
那是首伪满时的歌,她唱得挺甜又天真。我却对那里“满洲”两字不满,所以我也回了她一首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
席田杉子问我那歌的意思,我说给她了。并告诉她唱的那十六岁的姑娘的青春美好也不会有的，而且可能就在那年失去了生命。她说:“是吗?唉,没那场战争多好,那我们的青春就美好了。”
老太太一动情,便约我找一天客人走的早时上她家吃晚饭,看看她的卡拉 OK。肖春红在一边听了,指教我说：“我也去她家吃过饭。你得记住,日本人请吃饭,会摆出一堆堆的小碟小碗来,会非常客气。但你去了千万别放开肚子吃，半饱就行了，别惹人生气。”
席田杉子要追回青春,那两首歌中的认识问题,周春红的指教,被我记人了第三个本子里。
一个月后，我终于习惯了每天睡五个半小时觉而又不在工作时打瞌睡。一个月后,发工资了。工资都由会社存入银行,个人领到的是信封里的一张工资单。支配人、主任、厨师长和二师傅们连信封也不打开地就将工资单装口袋里了，肖春红告诉我他们看也没有用,因为存折和取款的小卡片都捏在他们太太手里。
原来，自从日本银行全部使用电脑之后，工资在银行、会社、职工之间都是在走数字旅行，变成现金的终点是家庭主妇手中。丈夫得到的只是妻子给他定规好了的零用钱 ——午餐费、香烟费和能喝三四回小酒的钱。银行的自动化让男人们叫苦,却起了一次提高妇女地位革命的作用。
几个年轻的厨师是立刻打开工资袋的,他们是想看看实际上早已心中有数的数字上有无微妙的变化。他们会互相拿着工资袋看看对方,他们真的不问对方工资,但却眉来眼去地猜测对方的。小山口到底年轻忍不住，也只说了句:“山中湖是社长的儿子,工资肯定大大的。”
我打开工资单一看，确实比他多。他进店学徒刚半年，不用问拿的是最最基本的十五万，我的是二十万。但是再看下去,去掉税金、厚生年金和医疗保险,剩下的是十六万五，最下一栏的实发数字却是一万五,那十五万哪里去了?”
我每星期去父母家请安一次，日本叫做“挨啥子”。那里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便固定地将他们的奔驰车和豹牌车擦洗一遍再进屋。领工资后的那次“挨啥子”时,爸爸给我讲了那十五万是东京妈取了出去，另外给我开了个户头入了零存整取的累积存款。他说东京是个花花世界，钱在手中握着会出问题，有一个月一万五的生活费足够了。还说我要想给老婆孩子寄生活费的话,可以另外去打工。
就这样,决定了我一个月的四个休息日中有三天是打工。就这样,我在新宿大观楼的休息日固定在了那里最清闲的星期天,因为打工决定在涩谷东急百货公司里的大观楼,那里的星期天忙得用日语形容是:猫手都想借来用。就这样,决定了我在日本前五年里,休息日比工作日忙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