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泊的六十年（中）│龍昇│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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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泊的六十年（中）
龍昇 (发表日期:2012-10-29 20:46:05 阅读人次:1858 回复数:7)
“飘泊的六十年” 　　作者：我1舅　　　　　　　　东京：　　1963年（民国52年），我只身来到了东方明珠的东京，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鲜奇的事物给人很深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物价高昂为世界之最；第二个印象是刚刚出世的彩色电视机；第三个印象是地下电车（地下铁），有直线运行也有环状线的，它们四通八达，电车在错综复杂的轨道上跑来跑去，让人新奇又有一种羡慕；第四个印象是街道两侧树木丛生排列整齐，一年四季，都可以让人欣赏有变化的美景，对街道树木的灌水、施肥、修剪、无一不是勤于操作，让人看不到尘污、碎纸杂屑等满街飞舞的现象；第五个印象是在商场购物或在车站买票，人多时不会争先恐后，皆以自动排队依先后次序购买，不论这条长龙队排着几百或是上千人，都是井然有序；第六个印象是人们重于礼貌，对待客人施以九十度的弯腰鞠躬，嘴上常常挂着“谢谢”、“对不起”这些字眼，在我曾居住的大陆和台湾，则很少见到听到；第七个印象是说电话也有礼貌，主动打电话的人先要报名我是什么人，让对方一听就知道来电话的人是谁，说完时还要丢下一句谢谢再见；第八个印象是日本重视浴厕文化，家庭里的浴室，用具不论大小都是擦磨的光亮，连一条毛巾都是用过即洗，闻不出臭汗味。保持厕所的清洁是恒有的习惯，他们经常用除臭剂洗涤便器，不但主妇如此，有的大男人甚至社长级的人物也会卷起衣袖对浴室和厕所大行扫除一番。大男人扫厕所，并非下等工作，有人称其是一种高尚的服务，别人嫌弃我来做，将来会有好运降临。听说日本棒球教练星野先生，热衷于这种高尚的家庭服务。还听说有人因乐于此道，真得到了好处，买六合彩，常中高奖，合计起来高达五亿日元。　　说了这些，好像都是日本人的优点，难道没有缺点吗？有的！男人在大街上小便。司空见惯，警察也不会取缔禁止，因为法律上没有一条“当街小便是违法”。　　我到东京，是受聘执教于东京中华学校。东京中华学校在今千代田区五番町，历史悠久可推朔到战前，我来时已经过两次扩建，具有相当规模。我先在品川区上大崎的至亲刘先生家里小住段日子，不久，妻子带着两岁多的大女儿和几个月大的二女儿也来了，便在刘先生家附近租了一间日式的四帖半的房子单立家庭，那房很小但另配有厨房厕所而无浴室。1965年（民国54年），儿子出世，算起来已是五口之家了，生活紧张胜过以往，但小日子也热热闹闹。所住的这间小屋，是豪宅大户金井田家院的一隅，这家大户的后面就是有名的高级旅馆雅叙园，其日式的庭园中，有秀石、松柏、水池，景色宜人。有了小儿子，岳母也自台湾来帮忙，雅叙园就成了常去之处，形同孩子们的游园地。岳母来东京住了三个月，她去过京都和名古屋，语言上没有障碍，因为她通晓日语，记得她在离日前买了些日本名鸟带回台湾，那是岳父喜欢饲养的金丝鸟。　　东京生活共七年，除去本份的教书，最忆的是孩子们的成长受教育，和大人的更深造地当学生。我在教书的同时，于1965年（民国54年）春进入明治大学大学院进修，两年后取得农学硕士学位。妻子于1968年（民国57年），考入东京女子营养大学。　　妻子做为母亲，最初常要带着两个孩子，右手抱着一个左手牵着一个，上街去买菜。菜市场就在住所不远的一个三楼建筑的地下一层，选买的都是一些蔬菜，没有大鱼大肉，因为那时生活只有节衣缩食，才能维持四口之家。妻子提着蓝子抱着孩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常常两腿发软，脚迈不开步，必须停下休息几分钟后才能再走。这种惨象的原因，主要的是吃的太差，造成营养欠缺。大人如此，小孩们也是营养不足，严重影响着她们的成长，说到这里心痛又含泪，留下深深的悲影。　　东京的天气，阴天没有晴天那么多，阴暗多雨的岁月，不知不觉消逝而去。孩子们渐渐长大了，生活也宽裕了许多，大女儿进了东京中华学校，待她读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去了明治大学研究所当学生。这一阶段非常紧张。住的是品川区上大崎，当老师的中华学校在千代田区，攻读硕士的研究所在川崎市的生田，我每日于三地之间奔波不停。　　中华学校是我教书本业所在，孩子们也先后就读于此校。正念小二的大女儿，每天上学或回家，必须我带着她早上去晚上回来。有一天我从研究室回来较晚，侨校下午三点多钟就放课可以回家，但她眼望同学纷纷而返，自己却不能如此，必须等着爸爸来接她才能回家。当我从大学研究所回到她身边时，已是夕阳的五点多了。　　那时天空呈现一片暮色，教室、运动场、单杠、双杠、荡秋千的场子上都是静静无人，孩子背着书包无奈地进入静静无人的教师办公室，坐在沙发上耐心等待爸爸。爸爸开门进来，看到她低着头弯着腰在困睡中。爸爸轻轻按了她的头，她才张开无力的眼睛望着久等不来的爸爸，疲倦地一言不发。　　我牵着她坐上电车回家，在目黑站下车走了不到百公尺，她已寸步难行，极困的眼睛半开半闭没精神说话。我只好将她背回了家。她到了家也是一言不发，书包一甩脱下，就四肢无力的躺在踏踏米上。妈妈见了忙问道，是怎么啦？才这样？我把情况告诉她以后，她默默无闻语，我心里既忏悔又心疼。她五岁入的学，读小二才六岁，这种长达十小时读书及等待回家，消耗了极大的体力的疲劳消耗，岂不是一种虐待！想起来让我一阵心酸。　　二女儿也是五岁入学,她三四岁的时候，长相似个白胖胖的美娇娃娃，人见人喜。带到学校去玩的时候有一位王珊英老师,看到她便牵着她的手玩,依依不舍，口口声声说她是个美丽可爱的娃娃。可惜念了小一以后，白胖可爱的身影变成了形瘦面黄。主要的原因还是年未及学龄，受不了功课的压力才致如此。　　属于第三个孩子的儿子，因有前车之鉴，四岁的时候我们将他送进幼稚园读小班，然后升到大班,满六岁时才送进小学。两个姐姐早读小学是那么可怜，他逃过这一恶运，可以说太幸运了。　　却说儿子出生七个月就会坐、八个月就会爬了，男孩子毕竟比女孩子好动淘气。有一天妈妈在厨房做饭燉菜，他淘气地爬到厨房，伸手拉住瓦斯管(胶皮管子)，想往高处爬，结果拉动了牵连着的瓦斯炉，拉翻了炉上的锅子。那锅中正燉着已滚开羊杂碎。哗啦一声，锅翻汤流，滚热的汤浇在他的右臂上。听到孩子疼痛地大声哭嚎，我们才看到他右臂外层表皮已被烫飞，肉与血混合在一起，真是目不忍睹。开始大人急得不知所措，但马上就三步并作一步地火速将他送到了对门的医院，止血止痛、扎绷带包裹伤口，指望以后伤口复原。但他长大成人之后，一片伤痕依然存在。至今他自己已忘记烫伤的疼痛，但我每次看到那片伤痕，我都很难过，并深感自疚自责，因为是我让他妈妈燉的那锅羊杂汤，才惹了这场烫灾大祸。　　到东京四年之后，生活改天换日、学校师生常有聚会、远足、旅游。侨界的红白庆典等等诸种活动也应时而出。那时的我们，全家成员既是学生、家长、教师、又是华侨的一份子。因有这些多层关系，不是今天去看一场表演，就是明天访问张家李家，生活中几乎找不到寂寞。以前是为了穷而忙，现在却是为了不寂寞而忙。　　东京的繁华鼎盛，景物之美，虽然让人难忘，可是洗不掉七年里的苍凉悲痛和紧张欢乐。七年岁月过去，我们去了另一个陌生环境——名古屋。　　名古屋：　　日本著名六大都市包括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浜、京都、神户。2005年的“地球万国博览会”设在名古屋，给它带来更多的繁荣。名古屋属于爱知县，世界著名的丰田汽车制造厂及许多关连企业都在爱知县境内，距离名古屋市很近，它们带动着名古屋的经济起飞，使其成为日本第三大都市。　　1970年（民国59年），我辞去东京中华学校教员的职务，转任名古屋华侨总会秘书。我的至亲刘先生，那时在日经营的中国餐馆已达28家，特别是在名古屋的包括花园大厦店等几家都是大型高档的饭店，因而被推选为名古屋华侨总会会长。既是社长又是侨会会长，公司业务侨会事务兼顾，忙碌之情，不言可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刘先生请我去名古屋担任华侨总会秘书，协理总会诸般事物，于私于公不能推辞。　　一如从台北到东京，从东京到名古屋我也是只身先行，待半年后孩子们的学期告一段落，才举家自东京来名古屋。我先到华侨总会上班时的半年间，吃住都在花园大厦饭店，见识到了饭店经营鼎盛期的场面，有一次韩国人结婚宴会，设席100桌，把社长室挤得也变成宴会场，近千人的酒席排场之大看得眼花缭乱，而所得利润也可想而知。全家迁来之后我们住在饭店的职工寮内，那职工寮已久无人居住，内部潮湿甚至有些霉气味道，我事前也未打开门窗透透风，一下子就住了进去。两三天后，三个孩子身上都出了粒粒像麻疹的小疙瘩，请医生看过，被告知是因房内潮湿不通风滋生杂菌感染而致。　　名古屋华侨总会除会长刘先生外，还有几位副会长和理事监事，比如开汽车驾驶学校的任道雄、同时经营滚球场的中国大饭店老板张广良等财力雄厚又热心侨界的人。而总会许多具体事务则是我这个秘书和另两位事务员来做的，比如组织安排华侨活动、欢迎接待台湾各类访日代表团、组团远访海外，去台湾参加各种庆典，也兼办国人护照延期、加签、更新等手续，还专办华侨税务（当时华侨企业的纳税是税务局与华侨总会之间交涉办理的）及在日居留等手续，因此我每天忙碌，胜于在东京执教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