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泊的六十年（上）│龍昇│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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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泊的六十年（上）
龍昇 (发表日期:2012-10-29 11:20:52 阅读人次:2400 回复数:14)
“飘泊的六十年” 　　作者：我1舅　　　　　　这篇文章，涵盖我离开大陆的六十年生活史，其中有可歌可泣的时段，总合而言，苦涩寡欢的日子是多于欢娱悠悦的岁月。命运铸定，走过的长河风浪不断，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程又一程，直走到风平浪静，孩子们都已成人，家庭的主人翁，则是白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耳亦聋，此时此景，何堪回首，叹人生如白马过隙矣！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接踵而起，先是共军在东北在节节取胜，接着华北战局吃紧。1947年（民国36年），我毕业于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在这稍前，原在农村的富裕家庭惨遭巨变，我的求学经济被迫中断，我曾在京、津、锦、沈短暂流浪，做些贩卖香烟的生意，挣到最后的一笔学费生活费。从短暂的流浪到大学毕业后短暂的军旅生活，我经历了上述内战的紧迫，最终于1948年（民国37年），与同窗也是共患难的好友刘玉珍商量，决定以平民身份去台湾，是年我二十五岁。　　我们先到天津向李维纶兄弟借了路费，乘船到了上海。去台湾的路费依然没有着落，又去找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军官朋友，他给开了一张去台湾的登船“路条”，二人凭此路条，未花分文地就上了船，经过三天两夜，到了台湾基隆港。　　黄海行船、尤其东海之上的三天两夜，可将飘泊改成漂泊了，我是北人，因为晕船，在船上数日，未能眠也未进食。最后航程时，遇上了大风大浪，船身大摇大摆，肚中感觉犹如翻江倒海，无法卧床，乘客都站起身，两手紧握船弦栏杆或缆绳，紧张万分，惟恐不幸船翻沉海。经历此惊险大约有二十分钟，终于风平浪静，隐隐约约看到前方出现一片阴影，有经验的乘客说，那堆影子就是基隆港。　　船泊基隆码头，人脚踏实地后才从惊险中醒过来，听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原来是里面空空如也，饥饿不堪忍受。正好路边有一妇人在摆摊卖着香蕉，即从仅存不多的盘缠中取了一小部分，买了一大挂香蕉，当场吃了一顿，继而在南下台中的火车中又吃了一顿。　　台中的大甲中学有先期到台的同学郑玉珉，他帮我们找到了工作。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结束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刚刚三年，各级学校，对教国语国文的老师需求急迫。经过同学郑玉珉的介绍，不到几天的时间，工作就有了着落，我被分配在台中县立大甲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教国文，刘玉珍被分配在台中的北斗中学，也教国文。　　台中县立大甲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这所学校的前四任校长均为日本人,第五任校长刘金扁是光复后的1945年12月到任的。学校位于铁砧山下的一块平原上，这铁砧山，土红色，呈锥形，远看似铁钻，因得其名。山高不过236米，名气却很大——相传郑成功军行至此遭受番兵围攻，又断水源，郑成功乞天保佑后，拔剑插入地，竟插出甘泉不断涌流，为今日留下了也叫“国姓井”的“剑井”的名字和实物。今日铁砧山成了台湾有名的风景区，山下现代道路如网，但我到校时只有不能通汽车的红黄色的土路，没有汽车能走的柏油路，学生们登校、教师们上街购物，均以两条腿当作交通工具。　　进入此校时，校舍和一些生活设备十分简陋，教员待遇也比不上大城市的好，而且月薪十日一晴五日一雨，几个月都发不下来，以至愁情笼罩半年之久，没钱买菜没钱置新衣，时常以白饭拌酱油下肚，到街上买军人穿过的旧衣服遮身。这种窘况过了有一年，我从刚到校时的很感不便，变成了习惯，没有了怨言。　　大甲属于台中县，那时台湾只有三县，即台北、台中、台南而已。台中县长是北斗出身的林伯余，属于官派。那时没有选举。教员每月发不下薪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可能是政府财政拮据、经费有限。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批改学生作业，突然有一位接近五十岁上下的壮男汉子，脸色黑褐、生有浅坑麻子，骑着自行车、头上顶着老百姓惯用的竹叶编成的斗笠，进来问道：这个月薪水有没发下来？把我当时愣住了，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不认识他。我心在想，此人愣头愣脑地突然问这话，是答还是不答？就在这结骨眼儿时，恰好校长刘金扁来了，弯腰鞠躬、毕恭毕敬地代我回答说教员们的薪水前几天就发下来了。　　经介绍我才知道此壮男汉子是新换任的县长于国桢。对于勤政爱民又平民化的于国桢县长，我早有耳闻，但他究竟是黑脸的还是白脸，并不知道。那回见过其土黑脸体壮如山的庐山真面目，让我感到他是个执政魄力惊人的人。　　台南县新化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1950年（民国39年），我换了一所学校，到台南县新化镇。此处有两所学校，一座是新化中学，一座是台南县新化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我执教的是后者。　　台南新化，接近北回归线，纯属热带气候，动植物繁衍旺盛茂盛，蚊虫横行到处皆是，赶不尽也打不完。这地方流行一种易得又可怕的病，叫做打摆子(疟疾)，此病病状是全身无力，忽冷忽热，发热最厉害的时候，即使钻进冰库，也是烧的头昏脑，最冷的时候，即使盖上十条棉被，依旧浑身打哆索，我得过此病才能说出这种真相。　　很多人因未及时医治丧失了生命，但我很幸运，我得病十天中有惊有险，居然度过生死关，没见到阎王爷。没有求医没有吃药，热了吃“爱玉冰”，冷了喝老姜汤，就这样我度过了危险。我在想，是不是因我命大不该死呢。　　台南新化这一带山少平原广大，是稻米多产之乡。所以有农业学校的设立。农校的学生半数以上来自农家，学校开设农作的课程，除授理论之外，侧重农场实习，尤其是水稻的栽培。除了课本上用文字说明告诉学生种稻插秧的方法，还要到农场实习耕作。通常是一个小时在课堂里讲解和安排作业，接着就是长达三个小时的农场实习。师生一律戴着斗笠，挽起裤腿在膝盖以上。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晒热每一个人的脊背，手指夹着秧苗，光脚踏在泥泞的水田中，身躯倒行地弯着腰将一丛一丛秧苗插下，学生如此，指导的老师也不例外，三小时的实习下来，学生满头大汗，做教师的我也汗流浃背。　　在僻静地新化度过三个寒暑，与师生们相处的情感正深，我于1953年转校去了台北市立农业职业学校，临别时有些难舍难分，始终不能忘的是孙建农和张汝华两位老师，他们既是那时的同事也是后来联系密切的好友。　　台北市立农业职业学校：　　1953年（民国42年），我转入台北市立农业职业学校执教，那是很意外又是奇迹的事。台北初极高级中学很多，它更是唯一的只收初中毕业生的一所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当年台北市立的中学里的教师，清一色都是当地本省人，外省人没有一个，根本就进不去。当时的教育局长叫吴石山，据说是台中北斗人，但我与他毫无关系。我能进入该校的关键人物是前面提到的好友孙建农兄，他以流利的日本话和三寸不烂之舌，推荐我给当时的林福星校长，林校长是留学日本专攻农学的，孙先生的朋友吴先生也是留学日本和林校长既是同学又是好友。双方谈的投机而起了共鸣，于是答应可以考虑。经过半个月的调查了解，我终于被通知：欢迎束装来校上班。就这样子我才有幸当了台北市的一席教员，好不容易啊！　　从台南风尘仆仆地到了大都市台北，但见高楼大厦、马路宽阔、商店林立、地摊小贩，到处都辉映着都市的繁华，与小镇新化相比就是两个基世界。　　台北市立农业职业学校位于基隆路二段，它的后面靠着一座不高的小山，基隆路二段往下再延伸，就是三张犁六张犁，近于偏远的农村了。这所农校重点教育是农产品加工和园艺方面，有农场没有水田。我到台北的翌日即登校报，被安排为授课教员并兼任训育组长。　　刚到台北，行李简单，临时租了间小屋，暂时作栖身之处。这间小屋犹如兔穴，是房上悬空的小半楼，只能弯腰进去入眠，不能挺身，如挺身就会碰到天花板。到学校后的前一两年住的是教员宿舍，但住的满满没有空余的地方。后曾和穆方梁、郑玉琨三人合伙在三重埔一家工厂的荒地上盖了三人可住的较宽裕的竹房。穆方梁在铁路局做事，郑玉琨在台北县一所学校教书。三人都是骑脚踏车上班，三人之中，就数我的上下班路程最长而且风险也大。我从基隆路二段经过和平东路、南昌街、延平北路、台北大桥，转弯登上三重埔一道土堤，在土堤狭窄的路面上，常遇到强风暴雨，有时会滑倒在地，那也得爬起来咬紧牙关向前走。以后回想起来这段路程，常叹万一出现一失足成千古恨，怎么办？　　台北市立农业职业学校过了第三个暑假后，林校长转任高雄旗山农校校长，改由吴正元接任校长，我出任教务主任，工作和生活稳定下来了。这时图书馆正缺一位管理员，和我一起来台湾的刘玉珍兄乘时介绍一位高中毕业的女生来校补充此缺，我和她相识一年之后，情有独钟，乃定嫁娶，择于1960年（民国49年）6月4日举行婚礼。　　在台湾度过十五年，最苦的日子在大甲，其次是新化，最得意开心的日子是在台北。刚到台湾，如同开疆辟地，对于一切都是陌生而未见的，在乡下所见的，耕田是用水牛，有别于北方的骡子黄牛，乡间的人大多光着脚，嘴里含着棕红色的东西，不知是何物。城市里的人，则较文明些，脚上穿的是趿啦板鞋，说起话来，温文委婉，语言腔调不是那么生硬，但我刚去时还是听不懂，有如到了外国。　　1963年（民国52年），我真地去了外国——日本，台中、台南、台北的台湾飘泊计是一十五年。今日回台，得知曾执教的台中县立大甲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台南县新化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台北市立农业职业学校，变成了国立大甲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国立新化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台北市立松山高级工农职业学校，从农业学校变成了工业学校，反映了社会转型,也道出了人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