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事儿也不能都怪海德格。从海德格早期的生活道路,胡塞尔应该能够发觉点儿什么。海德格的早期令人想起《红与黑》(司汤达)的主人公于连。(多么巧合:两者的父亲都是木匠。不同的是海德格的父亲身兼两职:教堂看守和箍桶匠。)于连的理想是成为拿破仑那样的英雄。但是生不逢时,只好选择神职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而海德格出身于以保守著称的天主教区域中的梅斯基尔希小镇。也是巧合,他选择神学作为晋升的阶梯,只是出于“偶然”,他不得不放弃成为神学家的志向而成为了一个哲学家。就在1921年,他在给他的学生、友人洛维特(Karl Löwith 1897-1973)的信中还在强调:“不要用创造性的哲学家的标准来衡量我,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我摘译,并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在1922年被提名为马尔堡大学哲学副教授之前,他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哲学论文。在此之前,他发表的论文是1915年关于神学方面的《邓斯·司各脱》( Duns Scotus 约1265-1308)。为了竞争教职,他整理和提交了1921-1922年冬季作为讲师的讲稿“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的序论”。加上胡塞尔过誉的推荐词,终于在多次竞争神学教授未果的情况下,在哥廷根大学以“仅从这份报告就可以看到过剩的个性”为由拒绝了他的同时,在马尔堡大学,幸运地走上了哲学的道路。一般认为,这篇《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是《存在与时间》的起点,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邓斯·司各脱》。就方法论而言,后者或许更为重要。有人认为(例如斯坦纳 Francis George Steiner 1929-2020)海德格的第一次“转向”是从神学向存在论的位移,而笔者认为,实际上,从司各脱到亚里士多德的过程是一个像黑格尔所说的“扬弃”的过程,即“正反合”、“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结果是:“神学存在论”,或曰“存在论神学”。(写到这儿,我真担心有人会质问我:“你见过海德格吗?你比德国人更了解海德格吗?你……”我的回答是,唯其站在圈外,或许比圈内的人看得更清楚。)
另一个饶有兴味的事情是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的“极限挑战”产生了“共鸣”。老维在《逻辑哲学轮》里曾表示了同样的兴趣:6.44 Nicht wie die Welt ist, ist das Mystische, sondern dass sie ist. (It is not how things are in the world that is mystical, but that it exists.)这里已无法采用郭英的翻译,因为明显偏离了中心:“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而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贺绍甲的翻译又有点儿啰嗦:“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而世界存在着,这一点是神秘的。” 只好自己来译:“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是存在的。”如果把前者看作是科学的问题,那么后者只能属于形而上的问题。关于海德格,老维1929年末在石里克(Friedrich Albert Moritz Schlick 1882-1936)家的谈话记录中有这样的文字:“海德格关于存在和不安的思考,我能够充分理解。人有向语言的界限挺进的冲动。比如,考虑一下对某种东西的存在表示的惊讶。这个惊讶既不能用问题的方式来表现,并且也没有答案。即使我们说了什么,也都是一些先验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向语言的界限挺进。(我摘译)”老维真是说到了点子(问题意识)上!
在康德看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以解决“认识”的问题为前提,因为“存在”本身就已经是认识问题了。这就是康德惊醒“独断论”美梦的意义,也是“哥白尼的倒转”的意义。而海德格却好像并不惧怕“独断论”,反而站在“人文主义”的对立面,高举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希图通过对特殊的存在者“现存在”来解明“存在”的意义。其实他仍旧走在“独断论”的老路上,只不过是以“独我论”的方式来对付那些早已不新鲜的、常识性的问题,例如什么“向死而生(sein zur Tode)”等等,当然用的是他自己的方言换一个说法。其实希特勒要比他干脆、彻底得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下子就激发了面对死亡的人们求生的欲望和思考、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的哲学像是推理小说,登场人物众多,关系又错综复杂,你跟着绕来绕去,最终还是不知道真正的犯人是谁,只好“悟”。当海德格发现“现存在”的讨论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是走上了回头路,再想回头为时已晚。
在海德格看来,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人的“自然”概念既意味着存在者整体(作为大自然的自然),也意味着按照自然规律而运行着的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本来的姿态的自然,即为其所然)。从柏拉图开始,“自然”被分割成了两个世界:理念和现实,并强调前者的优先地位。“自然”的运行遵照理念的安排,成为了理念的复制品。这便是“形而上”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进一步,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将“自然”区分为“事实存在(相当于现实)”与“本质存在(相当于理念)”,把关于它们的知识归类为“自然学”与“超自然学”,即“第一哲学”=《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的对抗两千年后在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与他的同学黑格尔的身上重演,相对于黑格尔重视“本质存在”,谢林更强调“事实存在”,并称这种哲学为“实存哲学”。这种对抗贯穿了形而上学的历史,而关键是这种对抗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克服?这才是海德格的课题。与海德格同时代的萨特在1946年的《实存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强调了选择的自由,并提到了海德格。然而海德格却在1947年的《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中写道:“即使把形而上学的命题颠倒过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而问题是作为本质的存在与作为事实的存在是如何从原始的“单纯存在”派生出来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高度评价谢林的哲学。话说回来,就战后的时代背景而言,比较海德格与萨特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之中谁更重视“事实存在”,谁更重视“本质存在”……这里潜伏着海德格的两面性:打着红旗反红旗—在颠覆形而上学的同时构建新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