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老地主——续板凳《民歌札记》│龍昇│东洋镜

首页 >> 个人集合 >> 龍昇 >> 博一客

	字体∶大中小
答老地主——续板凳《民歌札记》
龍昇 (发表日期:2011-11-15 13:10:19 阅读人次:3315 回复数:9)
老地主在论坛说：“ 1971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5首陕北民歌，内容全部是歌颂毛主席、歌颂党的。其中有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词：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最近，本地主接到密报，说这首歌的原始民歌实际叫《光棍哭妻》。原词是这样的：(唱)“正月里来锣鼓敲，锣鼓敲得我好不心焦，有老婆的人儿真热闹，没老婆的人儿，心骚骚，哎哟，我的孩子他的娘啊。本地主不敢禀报主席，特请镜子上各位认真考证！” 　　三言两语是回答不出的，故善作民歌札记的局长只先“呵呵”了两声。我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都唱过它们，说两句吧：　　1971年发表的5首陕北民歌，记得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翻身道情》、《军民大生产》《工农武装》。　　其实《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并不出自陕北民歌，而是出自陇东民歌和内蒙二人抬的《光棍哭妻》，二人抬是新局长小林拿手的，他这么唱：“正月里来锣鼓响，想起我妻儿好心慌，年年月月同床睡，不晓得妻儿你在何方。二月里来刮春风，妻儿丢下两条根，买卖停搁定，对对儿女谁照应。三月里是清明，家家户户去上坟，人家上坟成双对，可怜我光棍单一人…… 　　在这唱红年代里, 《光棍哭妻》又冒出来了,你可以找找听听看看（是表演唱）。　　三四十年代有个陕甘宁边区，加上邻近的内蒙一部,流行着夯歌、小调、信天游、道情、二人抬等民歌和说唱曲调，它们诉痛诉爱,调高情悲,是边区文艺工作者采风、修曲、重新填词把上述五歌变成了歌颂领袖歌颂党宣扬武装斗争的歌曲。　　倒是一首《东方红》纯出自陕北民歌，因为文革中每日每夜都在唱它,故未列入1971年为庆贺他老人家生日而重新推出的5首陕北民歌中。《东方红》是将白唱红了,它改编自《骑白马》，拿它最早的唱词和《东方红》的并排看看：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骑白马》到《东方红》是有过几种过渡的，其一是：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刀，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呵呵，就这觉悟,说不准是暗藏的国民党编的。　　郭兰英唱的《绣金匾》“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的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也被许多人认为是陕北民歌，但它还是陇东的。它出自“绣荷包”。荷包都是姑娘绣给情郎的，哪能送给威严不淫的领袖啊，呵呵，就改成了《绣金匾》。　　陕甘宁边区时的文艺工作者，我见到过作曲家马可,时值1967年,见他在天安门广场挂牌被批斗。　　修曲改词人人会，比如近闻有人唱《三轮车上的小姐》：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张开了小嘴笑嘻嘻,浅浅的酒涡叫人迷……就有人将“西装裤子短大衣”改唱成了“没穿裤子露着Ｘ”,多么地卑鄙无耻臭流氓，吴卓佩啊吴卓佩！老地主, 你不要向主席禀报《光棍哭妻》啦，再怎么说那光棍是爱妻家，要禀报就禀报那吴卓佩吧。

回复[1]: 也就是说，80多年前就开始恶搞了？ 科长 (2011-11-15 13:23:28)

回复[2]: 哈哈哈 自带板凳 (2011-11-15 14:43:29)

　　好

回复[3]: 呵呵呵呵呵 开明乡绅 (2011-11-15 15:27:09)

　　呵呵呵呵,本地主晕过去了!!!

　　主席忙乎了一生,兜来兜去竟然全是下半身。

　　科长，这样的恶搞，你还不置顶？

回复[4]: 邓星 (2011-11-15 16:02:50)

　　有没有人在看日本和北朝鲜的足球足球赛实况？

回复[5]: 没有看，怎么，赛中唱歌了？ 龍昇 (2011-11-15 16:48:06)

回复[6]: 雪非雪 (2011-11-15 17:43:16)

　　

　　龙爷爷这个“札记”札得好玩儿。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

　　这样的陕北调调儿唱得人心疼。。。。

　　

　　

回复[7]: 吴卫建 (2011-11-15 18:57:48)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

　　这样的陕北调调儿唱得人心痒痒的......

　　

　　老地主和龙爷现提及当年五首革命历史歌曲一事，使我进入了时空隧道。

　　往事悠悠，记得在约71年间，我还在上中学，突然有一天，广播电台解禁放送这五首革命历史歌曲，同时，在学校老师也要我们学唱这5首歌曲，这在当时9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年代，似乎飘来了一阵新风。

　　而且，相对来说，这5首歌曲的旋律还是较优美的，尤其《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高亢激昂、抒情奔放，至今难忘。

　　此后我一直没明白，当初在那轰轰轰的年代，为何突然放送这五首革命历史歌曲，因当时掌权的文革新贵从政治意义上和艺术上一般不会喜欢如此歌曲的，好在现在是网络世界，我现从网上读了以下此文，乃释然之。

　　

　　Zt：有关五首革命历史歌曲

　　上个世纪，歌咏和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咏唱红色政治内容的歌曲比比皆是，如今俗称红歌。以至现在６、７０岁的人，熟悉的歌曲除了红歌而外，几乎没有别的。到了６０年代中期，不但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全部谱成歌曲，连毛主席语录也谱成歌曲。毛泽东的言论本来不是为谱曲而发，李劫夫等作曲家居然为之安上旋律之翼，传唱开来，也算音乐史上的奇观。当时音乐工作者纷纷创作颂歌毛泽东的歌曲，一些红歌就是那个时代诞生的。

　　然而到了1969年，红歌突然也噤声了。原来，中共九大期间，江青审查文艺节目，批评这些歌曲“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歌颂毛主席的，实际上唱的都是民间小调，下流的黄色小调，调子是唱情郎妹子的东西。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借鉴民歌旋律，本是创作歌曲的常规途径，而民歌中的大宗便是情歌。江青一言九鼎，红歌在公开传媒中几乎销声匿迹。广播电视里除了样板戏，只剩下《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少数几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因为作者田汉被打倒，词也不能唱了。这种格局居然维持了两年多。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王敬之找到国务院文化组下属音乐组的吕韧敏说：新年来临，能不能增加一点其他音乐节目的播出？老放几个样板戏也不行啊。

　　吕韧敏问：电台有没有其他音乐节目？

　　王敬之答：有啊，各省市送来的好节目就不少。

　　吕韧敏说：只要政治上没问题，你们就放嘛。

　　王敬之苦笑说：你说得容易！驻电台的军代表根本不懂音乐嘛。没有你们文化组的批文，他们不让播放。

　　吕韧敏说：你们就准备播放的节目，打个报告交给我，由我来上报文化组。不过要注意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

　　几天后，王敬之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新编革命历史民歌和一个要求播放的报告交给了吕韧敏。按程序，吕韧敏应当报给分管音乐的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于会泳，但那几天于会泳忙得不见踪影，于是直接找到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吴德看了报告，笑着说：韧敏同志，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个月江青同志刚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过，民歌尽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

　　吕韧敏据理力争：可是这是革命历史民歌，歌词内容全又重新改了，和原始的民歌根本不是一回事嘛！《东方红》不也是民歌嘛。

　　吴德说：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见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缓几天。我没什么意见，但还是慎重一点好。老于同意了，再上报给总理和江青同志审阅。你别着急。

　　吕韧敏好不容易找到于会泳。于会泳看了报告说：不行，播放这些东西，不就冲了普及样板戏吗？

　　吕韧敏说：这五首歌一起放充其量只有刻把钟的时间，哪能冲得了样板戏？

　　于会泳又问：这事老吴的意见呢？

　　吕韧敏撒了一个谎：他让你先批个意见，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乐的吗？吴德同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于会泳不吭声了，匆匆地在报告上批了同意。又经江青、周恩来同意，这五首红歌终于在1972年春节前播出。

　　五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西甘肃民歌，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在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为是于会泳的功劳，也很得意。

　　吕韧敏趁热打铁，提出由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新创作的革命歌曲，选编一本歌曲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通知发出后，上千首曲谱和录音带从全国各地送到北京，吕韧敏组织乔羽、晓星、李德伦、秋里、洪源五人小组，从中精选出86首，和已经获准传播的革命历史歌曲汇集成书，名为《战地新歌》，经于会泳批示，“印出十本样书，送呈总理、江青和春桥、文元同志看一看，然后正式发行。”周恩来看到样书很高兴，要接见音乐组负责人，当时于会泳不在，由吕韧敏前往。周恩来让吕韧敏在身旁坐下，一边翻着《战地新歌》，一边热情地称赞：“你们辛苦了！这些歌曲我都看了，很好，都很好！文化组上次搞的五首革命历史民歌，为全国人民干了好事，这次又干了件大好事！”周恩来还建议加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歌，并给词曲作者署上名字。

　　这本歌曲集虽然是清一色的红歌，但旋律比较多样，诸如《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阿佤人民唱新歌》，都颇具有民族特色，公开发行后，风靡全国，多少弥补了一点中国大陆老百姓匮乏的音乐生活。长达三年之久的无歌可唱的局面，总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四十年前的中国，为了几首新歌的流传，竟须如此周折，才能获得执政中枢的恩准，想来真是恍若隔世。政治权力对大众歌咏的控制干预，莫过于此。多亏戴嘉枋先生，在于会泳的传记《走向毁灭》中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末。

　　如今，中国百姓重新获得了唱歌的权利，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情郎妹子的原生态民歌，重放异彩，倍受公众的青睐。然而，一些人还是喜欢让权力介入大众音乐生活，不少单位占用工作时间排练，动用财政资金，购置服装布景，以营造升平景象，其效果未见得好。我以为，最佳的选择莫过于还权于民，无为而治，让唱歌回归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回复[8]: 非雪好。最近有些纠结， 龍昇 (2011-11-15 20:57:53)

　　已一月无语,想必能理解。还想再憋些日子，怎奈老地主指名提问，便放了出去。

　　那调调儿确实唱得人心疼，“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堪比《我侬词》的捏泥人,简练。“一嘟噜蒜”，好。

　　

回复[9]: 邓星 (2011-11-16 17:04:44)

　　哈哈龙爷，看你的文章时正好日本跟北朝鲜比赛，就混一起了。

　　昨天那比赛，北朝鲜那副腔调完全像文革重现。还好最后他们赢了一个球，

　　否则日本队员和那些球迷大概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