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起源續4│老唤│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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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起源續4
老唤 (发表日期:2024-10-11 06:32:34 阅读人次:4634 回复数:2)
現在來說第四步。　　在此之前似乎需要對第三步做一些補充說明。　　所謂“信仰的時代”和“理性的時代”的分水嶺應該是文藝復興時期。就是說，根據人類精神發展的歷史，一般把文藝復興之前看作是信仰的時代。這當然是以精神發展程度較高的歐洲為標準。特別是在中世紀，人們是根據信仰來判斷和行動的。而文藝復興之後，隨著科學的發現，人類才跨進了理性時代。如果我們了解了“理性主義”的先行者、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1632-1677）的經歷，我們就會知道理性時代的誕生有多麼艱難。作為猶太人的斯賓諾莎卻受到了猶太教的殘酷迫害。而現今，幾乎所有的猶太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文學家⋯⋯都是借助斯賓諾莎搭建的階梯才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當然，也有借助理性的東風而扶搖直上者，例如海德格。他原本立志要成為一個牧師或者神學家，但當他得知他的身體條件阻礙他實現自己的理想時，立馬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一個當時開始流行的“存在主義”的哲學家。當納粹思潮逐漸統治德國，他又發現了升遷的機遇，加入了納粹黨，並榮升為大學校長。他不但拒絕參加不辭辛勞把他培養成教授的恩師、猶太裔哲學家、現象學奠基人胡塞爾的葬儀，甚至刪去了自己著作中幾乎所有胡塞爾的痕跡。你相信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會有哲學思想嗎？但是他確實忽悠了，至今還在忽悠著大批，特別是非德裔的學子、教授，甚至“哲學家”。那是一個信仰與理性混居的時代。　　如前所述，這種時代劃分當然是以文明發展的先鋒歐洲作為參考。因為在世界上的不少地區仍然完全處於信仰的時代，甚至中國和台灣也掙脫不了信仰的羈絆。理性不但促進了科學—一種思維方式的發達，而且被用來審視和反思信仰的意義，到處搶奪信仰的地盤，以至於就連信仰也不得不打著科學的旗號，無論是基督教、納粹，還是共產主義。　　希望脫胎換骨的例子首先是德國，其次是日本，戰前的它們和戰後的它們幾乎判若兩人。經歷了戰敗，它們曾經的信仰幾乎被徹底打敗，變得十分理性，理性得甚至有點兒枯燥。它們開始尋求我黨最近常說的“科學發展觀”，開始相信真有不忽悠人的真理。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中國。經過了戰亂，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它一如既往。參考斯賓諾莎的時代，我們會發現：中國雖然也有了汽車、飛機，甚至原子彈，但是中國的精神發展正處於500年前歐洲信仰時代的末期，將要啟蒙卻還未啟蒙的年代，不同的只是宗教更加世俗化罷了。　　作為對宗教統治的反叛，文藝復興打著復古的旗號，實際上號召回歸現世（現實、現實主義）。於是有了宗教和世俗（Secularity）這一對相互對立的概念。事實上宗教世界與世俗世界是混在的，如同水乳交融。宗教世界正是模仿世俗世界而构思和建造的。正如皇權神授的天子是世俗的皇帝，在人世間具有無上的權力；教主教皇則是宗教領袖，上帝的化身，至少是代言人。在本質上，兩者屬同一性質。這在政教合一的獨裁國家表現得更加完美，目前的例子有軸心國之一的伊朗。也因此，無論世俗戰爭還是宗教戰爭，都是獨裁者的宿命，雖然各有說法，但實質上都是權力（權利）的爭奪。真正的政教分離只有在實現人人平等的民主國家才有可能。　　例如，對於俄羅斯，無論信仰東正教還是共產主義，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都是維持專制的一種手段，正如尼古拉二世和斯大林告訴我們的那樣。這也像中國的歷史悠久的儒教和中國的馬列主義所揭示那樣。當“主義”變成信仰，那麼它就是宗教。不管是把世俗宗教化，還是把宗教世俗化，不管它們的教義有多大差異，也不管把它們的夢想描繪的多麼動聽，結果一樣。　　第四步。之所以要一步一步走，是為了避免一種“永遠回歸”，或說惡性循環。我們喜歡討論同樣的問題，但是並不給出答案，為了過些日子拿出來再討論一番。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這是我們的傳統，也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圈套，為了把問題控制在同一水準，控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之內。讓精英們和國民永遠處於討論1+1是否等於2的水準。　　有個古代笑話流傳至今，說明它確實切中了要害。有个人教儿子认字，決定從“一”開始。他用筆在紙上寫了“一”，孩子說記住了。第二天那人想考一考孩子，便用樹枝在地上畫了一橫。孩子看了半天卻认不出来。父親说：“这就是昨天教你的’一’字呵！”孩子大惊，说：“只隔了一夜，’一’字就长成这么大啦！” 　　如果我們把“一”換成“洋人該不該殺？”這個“新”問題，我們就會發現，現今在網上吵得不可開交的這個問題在一百多年前的慈禧時代就已經討論過了。但是，就我的孤陋寡聞，至今指出問題本質的文字可以說沒有。我已經說過，獨裁的本質是自私，為了獨裁下去就必須使自私合法化，讓自私發揚光大，成為一種美德。這就是國民素質低下的原因，也是維持獨裁的法寶。總聽人們說“世風日下”，這是因為缺乏對歷史的了解。“世風”在本質上並沒什麼改變，只是換了個花樣。在中國，自私不僅僅是人的本能，而且成為了生存的技巧、行為的準則。在你的周圍，你會發現“越革命者越自私”。誰能最快地學會把自私轉變為“革命”，誰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或許沒有人這樣認為，而只有我。這是因為我翻譯過弗洛伊德的著作，知道什麼是無意識，它是如何運作的。上千年來，中國式的自私已經積澱為集體的無意識“超我”，支配著意識所及的一切思維和行動。　　舉個例子，我喜愛的圍棋。　　只有中國人才能發明圍棋這麼有趣的遊戲。圍棋中沒有正義和非正義，它的宗旨是“佔便宜”，或者說“不吃虧”。在收看棋戰講解的時候，我們聽到的最多的詞彙是“便宜”和“損”，這是棋手行棋的準則，也符合中國人的行為準則。因此才說只有中國人才能發明這麼有趣的遊戲。棋盤就那麼大，誰占的地方大，誰就是勝者。黑白之爭從佈局開始便表現為“占大場”，只是在談不攏的時候才會發生你死我活的戰爭。吳清源老先生是最為了解圍棋精髓的偉大棋士，他的精神在於“中和”，自己便宜的同時也與人方便，但最終還是為了贏棋。即使如此，他的棋理還是表現出了最多的“民主”風範。在棋力相當的情況下，因野心膨脹而發動無理的戰爭，其結果必然是失敗。　　這麼好玩兒的遊戲在西方卻得不到推廣。究其原因，這裡並不存在著語言障礙，問題出在思維方式的差異。西方流行的是國際象棋，與中國象棋有些相像。但是中國象棋除了中國，只在越南等小範圍被用作消遣。而國際象棋卻幾乎遍布世界。國際象棋自始至終是一場敵我之間的戰爭，以置對方的“王（king）”於死地為勝。每個棋子都可能威力無比，又同時面臨死亡的威脅。這裡有“自我犧牲”的可能，卻沒有“占便宜”的動機。作為培養智力的遊戲，雖然圍棋與國際象棋都是稱職的手段，但是“發想”卻有巨大的差異。是否只有我才這麼想呢？　　第四步。這是一個說難很難，說不難又很容易，或者說“會者不難”的問題。因為理解它需要具有抽象思維的能力。抽象思維是一種思維方式，像數學、音樂什麼的也是一種思維方式一樣。就我所知，中國不提倡對這種思維方式的培養，因為這不利於黨的領導。因此具有這種能力的人在中國幾乎絕無僅有。因為哲學是訓練抽象思維的工具，也因此，我說中國沒什麼哲學。壓抑抽象思維也是我們的光榮傳統，具有抽象思維能力的著作可能有過，但是留不下來。這叫“默殺”。默殺也不是現今才有的“技術活兒”。除非像老子那樣搞神秘主義，在提出概念的同時不給概念一個定義，讓大家去猜。頂多舉一些例子，再來個“一分為二”，像什麼“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種“自我安慰”很像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黑格爾曾批評中國沒有哲學，實際上，如果朔本求源，他的“辯證法”沒準兒還真受到了老子的啟發，只是目前尚未發現證據。這當然不足為怪，就連被黑格爾忽悠了的馬克思都在這方面繼承了他的了欠缺，發明了“天堂”共產主義。在抽象思維的意義上，我最敬仰的莊子能不能算是一個哲學家都值得推敲，因為他的寓言主要利用的是“形象思維”。　　在這裡，為了便於理解，我將秉承一貫原則，用無人能及的平易近人的語言來表述哲學上最為根本的問題。這樣做的缺點是難免掛一漏萬、顧此失彼。　　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自在的世界，一個是我們看到的世界。你先別急，這不是我的發現，而是偉大的康德的確信。他把自在的世界稱作“物自體”，因此還被扣上了“二元論者”、“不可知論者”的高帽。康德把“物自體”劃歸到了信仰的領域。智商堪憂的人一般認為，我們看到的世界就是自在的世界，是自在的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比如馬克思。這種看法也成了眾多唯物主義者的理論基石。但是理性和科學的發展屢次三番地告誡我們，我們看到的並不是自在的世界，太陽並不圍繞著地球轉！當我們栽了跟頭，我們才又一次懷疑：我們看到的真的就是自在的世界嗎？因此我們總是在不厭其煩地修改這個看到的世界並樂此不疲。只是在失敗了的時候，才有人偶爾會想到康德的偉大。他早就告訴過我們：我們看到的世界只是我們的認知構建的世界。不過，過不了多久，我們又會把康德的教誨忘得一乾二淨，我們又會高呼：“科學終於使我們揭開了覆蓋著世界的面紗！”一方面蔑視精神作用，一方面又要製造先進的芯片，這就是我們的困境。　　順便提一句，過了一百多年，又有一位哲學家試圖從語言的角度出發為“不可知”劃定邊界，他就是維特根斯坦。他認為：世界是由事實構成的，事實的構成與語言的構成呈對應關係。因此事實的界限就是可說者的界限。他的名言是：“對於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沈默。”“不可知”在他那兒變成了“不可說”。因此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談論的倫理學問題和【判斷力批判】中談論的美學問題都應該劃入“不可說”的範疇，因為那都不是“事實”。這顯然是一種削足適履的作法。估計他完全不能理解與他同時代的哲學家卡西爾的“機能語言”和“語言機能的多樣性”的理論，以至於一生都在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哲學。　　康德之後，哲學家的任務便是如何把二元論回歸為一元論。實際上在康德之前就有一元論，例如貝克萊的“存在即是被感知（拉丁文：esse est percipi）”。然而這個簡潔的、天才式的句子居然很難被智商欠缺的人所理解。如果我們真的邁出了第一步，真的理解了“食慾先於食物”，那麼我們一定也能理解定義“食物即是被消化”的道理。在中國，遇到災年，觀音土也被臨時作為食物，但是因其不被消化，最終沒有進入食物的行列。人卻可以是食物，不光因為他們可以被肉食動物消化，而且也像大多數動物一樣是人的食物。“人吃人”說的就是這一事實，特別是在災荒和戰爭時期。之所以鮮有記載，不過是顧及了自己的尊嚴。如果能夠理解“食物即是被消化”，那麼離“存在即是被感知”也就不遠了。類似的還有中國唯一一位可稱為哲學家的王陽明，他提出“心外无物”。理解了貝克萊有助於理解王陽明，反之亦然。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王陽明偏於舉例說明，而缺少哲學所必須的論證過程。這也是我上面使用“可稱為”的原因。接著才有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黑格爾的作為“絕對精神”的世界，胡塞爾的“現象學”⋯⋯不過這些理論都不受唯物主義者待見。

回复[1]: 注：“食物即是被消化” 老唤 (2024-10-11 07:22:55)

　　貝克萊的“被感知”在康德那裡構成了【純粹理性批判】的大部分內容，即如何被感知。“被消化”也意味著被吸收，被構成營養。因此“砒霜是否是食物”，“尿液是否是飲料”都屬於論外。中國固然有成語“狗改不了吃屎”，但這終究是一個帶有貶義的比喻。不否認確有吃屎的餓狗，但是一般情況下屎並不作為狗糧。

回复[2]: 注2 老唤 (2024-10-16 19:18:00)

　　唯物主義者會說：在被感知之前就存在著紫外線。是的，但是你必須借助儀器來發現和測定它的存在。儀器便是你的“眼睛”。宇宙中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性，但是這只是一句空話、廢話，按照康德的意見，可以歸於信仰的範疇，並不能有助於科學的發展，反而給忽悠留下餘地。

　　不能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爭變成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只是兩個對立的命題，就像悖論，代表著兩種傾向，為了避免偏激：一個極限是物質，一個極限是精神。而強調後者才有助於科學的發展。

　　據說海王星于17世纪时就有观测记录，但是在1846年才正式被柏林天文台发现。這是一個饒有興趣的過程。通过数学计算進行预测，而非实际观测，发现了這顆行星的存在与可能的位置，最终被觀測证实，因而其有“笔尖上算出的行星”之称。這就是強調精神的益處。其過程頗似居里夫人發現化學元素。在這裡，唯物主義毫無建樹。

　　假如有人告訴你，你的住宅下面100米處埋藏著金礦。他說的很可能是事實，但也可能只是忽悠。你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拆了房子開挖呢；還是無視金礦存在，失去這千載難逢的機遇呢？這就是“物自體”的奧妙之處，讓你無所適從，也是淘金者們時刻面臨的問題。這是一個象徵，是所有探險家（窮人或富人）的宿命。也許，最好的辦法是等待更加可靠的探測儀的出現來確定你的認知，但是可能需要無限期的等待。在這里，只有“精神”能夠決定你的選擇和命運。

　　話說回來，我黨其實並非如它所強調的那樣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黨這樣強調只是積重難返、騎虎難下的結果：不得不口是心非。如此不餘遺力的精神管控和給人民洗腦就是證據。我黨已經超越了一切唯心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