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晓波│老唤│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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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晓波
老唤 (发表日期:2017-07-14 00:53:21 阅读人次:3893 回复数:19)
晓波过早离世无疑和我有关…… 　　（待续）

回复[1]: 刚发现：居然和我雷同 老唤 (2017-07-14 04:06:55)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在我看来，先秦诸子中，孔子最平庸也最功利。

　　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人格的超逸、飘飞和潇洒，没有想象力的奇伟瑰丽和语言的汪洋恣肆，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庄子的哲学智慧之脱俗和文学才华之横溢，都远在孔子之上。

　　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更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远见和平民关怀。

　　与韩非子相比，孔子圆滑、虚伪、甚至不乏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

　　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和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

　　儒家有所谓的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孔子在“立功”毫无作为，儒家信徒就只好津津乐道于孔子在“立德”和“立言”上的伟大贡献。

　　先说“立德”。

　　孔子是个官迷，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孔子跑官之所以屡屡失败，源于他的自视甚高。孔子的自我解释是待价而沽：“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孟子的解释是孔子的开价太高。孟子列出了孔子做官的三大条件：“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 第一条是自己的主张能够变成治国之策；第二条是要受到君主的礼遇，第三条是君主养贤出自诚意。此三条中的任何一项不能满足，孔子就可能拂袖而去。所以，即便某些君主给孔子以礼遇和，但只要孔子之道无法变成治国之策，孔子就会再去寻找新主子。

　　孔子跑官失败后，才勉强当道德教主。在我看来，一部《论语》，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哲理的深邃和审美的灵性，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

　　孔夫子在与别人讨论问题时，总是扮演诲人不倦的导师（回答问题者）。尽管孔子也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是，他说出这段话时，其姿态是高傲的导师，其口吻是教训弟子：“子曰：由，诲汝知之乎！”通观《论语》一书的孔子，他毫不怀疑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可以教导别人怎样处世、怎样做人、怎样齐家治国王天下。他既想做拯救社会于‘礼崩乐坏’之中的先圣，也想做指导人生的先师。故而孔子说：最高的智慧是“随心所欲，不逾矩。”

　　作为对比，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与别人辩论时，总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他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似乎是在有意捉弄对方，一步步地击垮对方的自信和狂妄。辩论的目的，不仅是澄清问题、破除疑团、发现真理，更是想让参加讨论的人意识到：人是无知的。宇宙、生命就是一连串人类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故而他说：只有神才有智慧，因为它给予了人以最高的智慧——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提问留给西方的最宝贵的遗产。

　　苏格拉底和孔子，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意识，其中隐含着中西文化的最重要的差别：不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和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前者自然要走向对超人存在的追寻，后者只能走向对现世人生的认同。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苏格拉底开创的提问传统，与后来的基督教原罪意识相结合，开启了智慧谦卑和勇于自省的西方传统。

　　孔子被后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在中国，历代不乏自恃无所不知的诲人不倦者，以至于，使诲于人者大为疲倦。

　　作为中国读书人的典范，孔子传给弟子的主要智慧是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谋略。他教读书人怎样混迹于官场，怎样待价而沽、与统治者讨价还价，君主刘备“三顾茅庐”才让诸葛亮出山的典故，最典型地诠释了君王与御用谋士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游戏。他教读书人如何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所谓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学而优则仕，禄在其中”的教诲，为中国读书人指出了一条依附官权之路。虽然孔子本人跑官失败，但他的弟子中却屡有当大官的。由此可见，他的教诲，还是有成效的。

　　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圆滑、功利、世故的孔子，这个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却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平庸的《论语》也被后人注释了两千年，耗费国人的大量心血和智慧，正所谓“皓首穷经”的中国式学问。

　　再说“立言”。

　　后儒们说，孔子在文化上的大贡献之一是开办私学，既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也首开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后人的演绎。孔子的志向是做大官、立大功，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周游列国的“跑官”，开办私学是四处跑官的副业，主要是为了糊口。无论从孔子的跑官经历中，还是从《论语》的言论中，他从来不是平民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最痛恨忤逆之人，也就是那些不畏统治者的犯上作乱者；次讨厌诽谤大人的人，也就是不畏“圣人之言”的人。他教君王如何愚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策略，历代统治者用起来都很顺手；他教百姓如何做顺民，要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要百姓敬畏统治者和圣人，要学生绝对服从老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上者即使错了，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孔子提倡的师道尊严，不过是盲从老师而不认真理。正如鲁迅所言：“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故而，国人的奴性人格始于孔子式教育。

　　后儒说，说孔子“立言”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万世经典，即孔子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而在我看来，说孔子操练文化的结果是贻害千古，也不为过。

　　中国的第一本诗集《诗经》，是经过孔子对古代诗歌的删编而成，收录了305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答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特别是他删诗的标准乃万世不移的圣谕。而我以为，孔子删诗之标准，美其名曰“思无邪”，实则“诗无人”，不知有多少抒发性灵的好诗，被他作为“思有邪”的诲淫制作删掉了。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从唐初孔颖达开始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以来，关于孔子删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在审美上，孔子给出的作诗标准是“思无邪”和“温柔敦厚”，遵循的大原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孔子论定的诗歌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所谓的兴观群怨，主要是为了“事父”和“事君”，顺便认识点“鸟兽草木”，基本与艺术的审美作用无关。由于孔子把艺术作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解释，所以他老人家在审美上必然是功利的平庸的，与稍晚出现的《楚辞》相比，《诗经》的美学价值太过平庸。

　　所幸，孔子活不到战国时期，要不然，由他来审定《楚辞》，其中的《九歌》大概也要被删了。因为，楚地巫师乞神的唱辞大都具有情歌的特点，其中的神和巫具有阴阳的属性，阳神倾慕阴巫，阴巫勾引男神，神巫之间的关系变成情人关系。《九歌》就是典型的巫文化产物，其中的神灵都被赋予了男女性情，女神由男神来迎请，男神由女巫来迎请，乞神的过程充满了男欢女爱和女怨男叹，甚至，乞男神用妙音好色的少女，乞女神用貌比靓女的童男。正如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有不可道者。”

　　如《九歌》中最著名的请神辞《湘君》和《湘夫人》，读起来完全是优美的情诗。《湘君》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迎请男神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在这里，有女巫为讨好男神而精心打扮：“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有女巫对男神的刻骨思念之情：“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 有女巫迎不来男神的一腔幽怨：“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有女巫向江中丢饰物以表达誓与君相欢的决心：“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湘夫人》是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迎请女神湘夫人，也是以表达男女思念之情的方式来祈求女神的降临。有男巫对女神的望眼欲穿的期待：“登白薠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有男巫思念女神之情：“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有男巫欲见女神的焦急，恨不得朝发夕至：“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甚至有男巫脱衣与女神合欢的想象：“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如此《九歌》，显然触犯了儒家的双重忌讳，既有“怪力乱神”、又有男女偷情。所以，儒家的几位著名继承人孟子、荀子和朱子（朱熹）都批判过楚文化的怪力乱神和男女淫乱。专门注释过《楚辞·九歌》的朱子断言，楚地风俗之所以“亵慢淫荒”，乃在于“以美色媚神”。他说：“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好，盖身则巫而心则神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但朱熹又不好否定屈原的地位，也就只好用“载道”理论来为给屈原作《九歌》脱罪。他在《九歌集注》中说：屈原作《九歌》是以“事神之心”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所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读屈原的作品，与历代大儒的审美感受完全相反。我不喜欢《离骚》和《天问》，因为这两首长诗表达的是屈原的双重媚态，既向君王献媚，更向自己献媚，甚至有种弃妇般的病态自恋：屈原把被楚怀王放逐的原因全部归罪于龌龊的小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冰清玉洁的君子，其高贵品质甚至要上溯他的祖宗八辈。特别是屈原的那种的“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狂妄，培养了一代代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

　　我喜欢屈原的《九歌》，因为它源于楚文化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女巫的美丽妩媚和男神的多情温柔相呼应，传达了圣俗合一、灵肉不二的化境，也表现出一种两情相悦的平等关系。这在信奉男尊女卑的儒家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亵慢荒淫。

　　如果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孔子删诗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删得再狠，也问题不大，毕竟还有其他的标准。但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大量失传，比如《诗经》，据说曾有鲁、齐、韩、毛四家版本，但到了汉代，仅剩下“毛诗”，相传是鲁人毛亨所传。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诗经》成了儒家经典之一，但不是艺术经典，而是用于治国的政治经典；孔子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汉儒不是把《诗经》当作艺术来欣赏，而是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材来读，从而把诗歌的作用提升到治乱兴亡的吓人高度。正如《毛诗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儒们挖空心思地在诗中搜寻先王事迹和圣人遗训，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注解出“微言大义”。明明是平民内容，偏要读出“文王之化”；明明是男欢女爱的情诗，非要解释成“后妃之德”。

　　由此，中国文学离“人性”越来越远而离权力越来越近，最终变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使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到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也要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源远流长的奴性、功利的文化，不能

回复[2]: 细节有待见面商榷 老唤 (2017-07-14 04:16:43)

　　说全部源于孔子，但儒学肯定是主要根源。

　　1997年11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8月4日整理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8月7日）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

　　——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刘晓波

　　当满朝文武皆迎合汉武帝的好恶、齐声指责李陵之时，唯有正直的司马迁独排众议而为李陵辩护。尽管司马迁说得合情合理，但只要臣下敢于冒犯龙颜，汉武帝才不管他说得是否在理，先割了司马迁的屌才说。荒谬的是，根据今日中国的御用史学评价，在满朝文武官员的圣殿上，一个小小史官居然敢于顶撞一言九鼎的汉武帝，罪当必死；而汉武帝只阉不杀，该有多么宽大胸怀啊！

　　司马迁的屌被割了，但他的精神生殖器却勃起了。这一割，不仅使他下决心“发愤著书“，写出了”藏之名山、传之千古”的“无韵之《离骚》”；这一割，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写出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他在仰天悲叹“腐刑极矣！”的同时，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

　　好一个“娼优所蓄”！既是太史公的肺腑之言，又道出了中国文人在皇权政治中的可怜地位。

　　在皇家宫廷中，中国文人“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诸侯国纷争之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周游列国，首开了文人的“跑官之风”；王公贵族的大量“养士”，奠定了“娼优所蓄”的传统。在先秦的狼烟四起中，几个被后代儒生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于养士之人。而权势者“养士”，如同养家妓或养好马。

　　春秋战国的纷争时期，各国间的结盟和分裂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定的朋友，也没有长期的敌人，正所谓：“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友”。这种分分合合，史称“合纵”与“连横”。

　　在那个硝烟弥漫、血溅权杖、生灵涂炭的时代，君王们的“朝三暮四”与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可谓珠联璧合。君王们急需人才，文人士大夫们有了周游列国跑官的便利，也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有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全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说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实质上是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政治无规则，统治者无信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人格无操守，纵横家无忠诚，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

　　比如，著名纵横家张仪乃魏国贵族的后代。他曾求见魏惠王献策，但没有得到重用。一气之下，张仪前往楚国求见楚威王，但楚威王也不见他。好在令尹昭阳收留了他，他也只好委屈地做个门客。

　　某日，令尹昭阳宴宾客，门客张仪自然在场。酒酣耳热之时，昭阳忘乎所以，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壁”，向满座宾客炫耀。国宝在众人的惊奇中、赞叹中传来传去，但传着传着，国宝不翼而飞。昭阳怀疑是张仪偷的，因为他是外国人且穷愁潦倒。昭阳把张仪抓起来审问。张仪蒙此不白之冤，当然不招，遂遭酷刑逼供。张仪被打得几乎昏死，奄奄一息地回到家中。

　　张仪回家后，不让妻子抚慰他的遍体伤痕，而是张口让妻子看他的舌头。他庆幸自己的舌头还在并对妻子说：只要三寸不烂之舌还在，官运就没有完结，就可凭借如簧之舌游说各国、谋取官职。果然，张仪在公元前329年跑到秦国去摇唇鼓舌，还真说服了秦王，被任命为大良造。魏国不用他，他就怂恿秦国攻打魏国。秦王听信了张仪，兴兵攻魏，占领了曲沃、平周两地。张仪越发受宠，将另一名嘴公孙衍挤出秦国。

　　后来，当齐国和楚国结盟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时，秦王派张仪前往楚国，任务是离间齐楚。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贵族靳尚等人，然后去见楚怀王，以奉献600里土地打动了楚怀王，导致齐楚联盟破裂。楚国背叛了齐国，愤怒的齐王与秦国结盟，共同对付楚国，使楚国遭到重创。最为戏剧性的是，当楚怀王向秦国讨取600里土地时，张仪居然翻脸不认帐，硬说秦国献给楚国的土地只有6里而非600里。于是，愤怒的楚怀王发兵攻秦，兵败丹阳，楚国的汉中郡被秦军占领。

　　前面曾提到，首开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跑官的人，不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而是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只不过，纵横家们大都有点“政绩”，而孔子跑烂鞋底却一事无成。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野合是真的，那他就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而论，他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而断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但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中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鼻祖乃道家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和官场而已。

　　再看信史的介绍。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从“志于学”的少年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青年时代，孔子做过季氏家族的“委吏”，也就是帮人家管理仓廪和畜牧的家臣。按照现在的说法，也算个高级打工仔。

　　“三十而立”后，孔子已经有了博学之名，自然不甘于继续做别人的家臣，而要从事“经国”之大业。他以办私学谋生，以周游列国谋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崇尚“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孔子自然逃离。他离鲁至齐，齐景公曾慕名而问政于孔子，他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这成了孔子日后炫耀的一大资本，后又演变为“三纲五常”。

　　但请教归请教，启用归启用。齐景公虽然爱听孔子进言，却没有启用他做官。从“而立”的30岁到“知天命”的50岁，二十年间，孔子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直到51岁，孔子才被启用、走上仕途。他从基层县长做起，最高职位是部级官员，即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相当于鲁国的司法部长。但孔子的仕途仅四年就结束了。孔子的政见不为高层采纳, 其政治抱负也就难以施展。于是，他在55岁时愤而弃官出走，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

　　孔子先去卫国跑官，受到卫灵公礼遇，但君王多疑，派人监视孔子，孔子受惊，害怕获罪，不辞而别。孔子本想去陈国，但在过匡地时被困五天。解围后又想去晋国，但正值晋国内乱，孔子不得不再返卫国。孔子此举，不但引起多方的猜疑，而且沉湎酒色的卫灵公也不用孔子。后来卫国也发生内乱，孔子又离开卫国，途经曹国，前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魁想杀了孔子，孔子只能偷偷逃出宋国，经过曹国抵达陈国。之后，孔子多次往返陈、蔡之间。期间，楚昭王派人来请孔子，陈、蔡两国的士大夫围追孔子，致使他“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到了楚国，但孔子的官运实在不好，他到楚国不久，恩主楚昭王死了。之后，孔子再次至卫，虽有卫国君主给予的“养贤”之礼，但无重用之实，还是无官可做。直到年近七十，孔子才被季康子派人接回鲁国，但仍未获鲁哀公的任用。

　　孔子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跑官，但他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正统史家对孔子的评价是：胸有宏图大略却终生不得志。但在我看来，孔子是个罕见的官迷，甚至痴迷到虽有千难万险而不辞的程度，几近于屈原的“虽九死而犹未悔”。正如他在《论语》中愤愤地说：“天下莫能容”，“惶惶然犹丧家之犬！”《列子》中这样描述孔子的周游列国：“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但孔子依然不屈不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

　　孔子的官迷嗜好为后代读书人指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路；他对自己失败的跑官经历的总结变成从政哲学：“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遇明主则入，遇昏君则拂袖而去。”由此，孔子成了历代中国读书人的榜样，大凡著名文人墨客，几乎都有过不愉快的从政经历。通俗地讲，这是教人“逢好就上而逢坏就跑”，“得便宜就进而吃亏就退”。如此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从政哲学，也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孔子从跑官挫折中总结出的那些劝世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从道不从君；邦有道，贫，耻也；邦无道，贵，耻也；杀身以成仁。”不但他自己从未践行过，后来士大夫中也罕有践行者。

　　孔子万万没有想到，他总结跑官失败的经验之谈，却被后来的统治者变成帝制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且是独尊的意识形态。他本人也被奉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

　　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思想变成了执政的工具，孔子周游列国时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由汉代大儒董仲舒完成了。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为先师，轼君者也拜为先师；汉人尊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是统治者的“法统”，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统”，更是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三从四德之礼，而是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把“儒家”作为仁政的代表，并将两者对立以来。其实，孔子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法家韩非子们也照样门儿清。韩非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和谐，最终取决于对人心的彻底征服。但是，人作为会思考的芦苇，“禁其心”难乎其难，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精明的独裁者也无法做到。正所谓：“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有的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所以，“禁其心”的“德治”不成，就只能用“禁其言”和“禁其事”的“暴政”，主要依靠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屠宰场。即便在独裁统治的和平时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偶尔碰上所谓的“明君贤臣”的合作，最好的可能也仅仅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经常性的“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的统治时期，连统治者自己也不相信儒家的说教，而只相信最有效的统治手段——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贤臣”的合作期呢？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权威可谓如日中天，毛

回复[3]: 中国人一般不这么认为 老唤 (2017-07-14 04:22:31)

　　的权威可谓如日中天，毛思想的劝诱力可谓入脑入心，但这种万众匍匐并没有带来“仁政德治”，反而是史无前例的残暴统治。

　　儒外法内的传统，当然也适用于满嘴仁政的孔子。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残忍，早就由孔子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1996年11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7月23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7月24日）

回复[4]: 晓波啊， 老唤 (2017-07-14 05:32:57)

　　尼采的天才与狂妄——狱中读《尼采传》

　　大凡敏感而尖锐的思想者，内心深处皆有极柔软、极脆弱之处。

　　八十年代，翻译成中文的尼采著作，我大都读过，但从未看过尼采传记。即便如此，透过尼采那狂放不羁文字，我也感觉到：在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的背后，是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起码是一颗分裂为极端自傲与过渡自卑的心灵。现在，读了这本《尼采传》（丹尼尔·哈列维著，谈蓓芳译），更证实了我八十年代的感觉。

　　从少年时代起，尼采就极为敏感，喜欢冥想和独自深思。他太细腻、太尖锐、太容易深入到生命的悲剧性深渊之中，而一旦深入进去又难以自拔。比如，尼采少年时代的日记中，有大量追问生命的意义和自己的命运的文字。可以说，尼采的自尊、自负和自卑、脆弱都是极端的，甚至是变态的。在他的“哲学超人”的背后，是一个脆弱得只能走向精神失常的畸型人；在暴风雨般的强力意志背后，是一颗每时每刻都希望得到别人赞美和承认的孩子般的虚荣心。这一点，在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瓦格纳是罕见的音乐天才，尼采是罕见的思想天才，两人之间曾有过一段动人而短暂的友谊。后来，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蜜月期的结束，尼采后来对瓦格纳的激烈诋毁，与其说是两个天才之难以相处，毋宁是两个天才的成败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造成的。在那个时代，瓦格纳几乎享受了所有的桂冠和荣誉，他的天才征服了整个欧洲，到处都是他的崇拜者和礼赞者，而尼采仅仅是期望获得瓦格纳式成功的无数崇拜者之一。最初，两位天才的友谊似乎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纯净，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两人之间的谈话和通信所表现出惺惺相惜和彼此欣赏，在我看来，甚至不乏肉麻的感觉。

　　然而，这种相互欣赏是不平等的，瓦格纳的音乐天才的光环笼罩着两人。瓦格纳以伯乐的姿态高高在上，俯视着他的崇拜者和学生尼采；尼采以千里马的谦卑在下聆听，仰视着作为音乐伟人的瓦格纳。但是，随着尼采对自我成就感的渴望日益膨胀，千里马便越来越无法忍受伯乐的俯视，这种导师与学生、大师与崇拜者的角色也就必然出现危机，友谊也随之必然破裂。瓦格纳忍受不了学生的僭越和崇拜者的疏远、甚至嘲讽，尼采忍受不了导师的永远高高在上的命令式教导和恩赐式的关怀，特别是当尼采在思想上人格上逐渐长大，并确信自己的天才决不低于瓦格纳之后，他的本能反抗便脱颖而出。

　　事实上，两人友谊的破裂基本上找不出任何信念上的原因，而是社会地位的悬殊及自我评价的失衡造成的。特别是对于尼采而言，他自视甚高却身处弱势，自卑很容易转化自傲并引发嫉妒。于是，瓦格纳的每次成功，与其说是对尼采的鼓舞，不如说是对他的致命的打击，而且针针见血、锤锤砸心。套用尼采的“人性，太人性”的句式，这真是“悲剧，太悲剧”了。

　　同样的骄狂导致了两个世纪性大天才的友谊悲剧，在我这个后来的旁观者看来，更像是一出自我嘲讽的大喜剧。因为，瓦格纳无法忍受的，恰恰也是尼采无法忍受的；导致二人都无法忍受对方的理由，恰好又是那种可怜的自负。横在两个人面前的无法逾越的鸿沟，不是信念的歧途、性格的乖戾，而恰恰是性格的酷似，两人都极端自恋，被畸形的虚荣和自尊所左右。所以，二人分道扬镳的悲剧性结局就显得极为可笑而滑稽。

　　尼采和瓦格纳都是极为自我中心的人，他们都要求所有的朋友或友谊只围着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核心旋转，一旦有所疏离就伤心之至。尼采的确天才，其智慧近乎完美，即便不提他的思想贡献对二十世纪的巨大影响，仅就他那种创造性的独特表述方式而言，已经为德语作出了独特性的贡献，甚至可以与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或歌德的伟大诗篇并列为德语的典范之一。尼采的语言方式是随意的、汪洋的，甚至有点“混抡”的感觉，即便表述荒谬的自恋也是天才式，颇类似中国思想史最具创造性的天才庄子。

　　然而，支撑尼采的思想和表述的人格，恰恰是极度的卑微和懦弱。他不断地贬低和蔑视芸芸众生，但他又需要社会的鲜花和掌声。当时的社会对他的不理解或不接受，不是由于他本人拒绝这种接受和理解，而是那个平庸的时代无法容忍一个高举着思想鞭子抽打传统知识权威的天才。正是这种时代的滞后和平庸，将非常需要掌声和鲜花的尼采置于无人喝彩的孤独境地；而正是这种孤独，成就了日后影响了几代人的尼采。

　　这不是一种主动选择，而仅仅是被动接受。

　　同样，尼采对女人的极端仇视（尼采明言：见女人时最好带上鞭子），也源于他在恋爱上的屡屡失败所造成的虚荣心受挫。正如他渴望社会的承认而社会又偏偏不承认一样，他需要女人又惧怕女人，他想结婚又无人肯嫁给他；这一切使极端敏感的尼采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遭遇难以估量的打击。由于社会的太正常太平庸，他的超前言行被误读为疯子，而这样的误读又真的把尼采逼成了真正的疯子。

　　这真是人类文化史上意味深远的大悲剧。假如尼采一开始就被社会所接受，赢得瓦格纳式的掌声和鲜花，还会有那个孤独的尼采吗？进而言之，尼采的疯狂是他自己成就的，过于离谱的自我肯定的评价与过于离谱的社会否定的评价，或者说，过高的自我期许和过低的社会反应——必然造成尼采心理上的巨大倾斜，不疯才怪呢！

　　在我看来，作为一位思想者，尼采的纯洁无人企及，他的残酷无人企及，他的自恋无人企及，他的混浊也无人企及。

　　也许，生理上的疾病也是导致他心理上病态的原因之一。

　　尼采在与社会的拼争中，既是个失败者又是个成功者。他的失败是个人性的，他的成功却是社会性的、时代性的。尼采永远是刺在人类光洁肌肤上的一根毒刺，没有人能够拔掉它，因为人类的肌体中毒太深，时刻需要以毒攻毒。人类的理智、道德、感情以及哲学、艺术，都需要尼采这根锋利毒刺的提醒和刺激。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人类文化史的当头棒喝者，唯尼采是也，再无第二个人可以达到尼采式批判的激烈、深刻、及时、残酷，尽管其中免不了尼采式的狂妄和荒谬。

　　人类太需要独创性天才，而独创性天才又常常难以与人相处，以至于在不被理解中走向荒谬。这是人类生存的悖论之一。所以，天才的思想者大都要孑然一身、孤独前行，同时代人只能冷漠地或嘲弄地望着天才远去的背影。直到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沉淀，后人才能发现那个曾经被抛弃的孤独身影，幡然醒悟地给予天才以热烈的拥抱。

　　二战前后，一些西方思想史家把尼采思想作为纳粹主义的源头之一，但

　　尼采喊出了最振聋发聩的口号：“上帝死了！”

　　由此开启了一个道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时代。

　　尼采诅咒上帝已死，是因为他自视为“超人”，可以代替上帝。

　　尼采否定上帝的理由极为荒诞，却是独一无二的荒诞。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假如有上帝的话，我怎么能忍受不成为上帝。

　　人类需要荒谬的天才，因为这类天才太少了。能够走向绝顶荒谬的人，也同样能够创作出绝顶优秀的精品。

　　在此意义上，尼采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永远高蹈于人类的卑微之上。

　　尼采——天才到狂妄，狂妄到自卑，自卑到纯粹。

　　1996年12月于大连劳动教养院2007年10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回复[5]: 你的离去让我无法入睡！ 老唤 (2017-07-14 12:41:14)

　　实话说，我没怎么仔细读过你的文章，因为我领教过国内的文科教育，知道那里与其说是培养人才不如说是糟蹋人才，因此我不大相信国内的文章会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但是我读过【零八宪章】，觉得比宪法实在，因此才签了名。这些年，有了机会我也总是声援你，尽管我屁都不是。不单你，凡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我都声援，只不过借此表明我仅有的一点儿人性还没有泯灭，仅此而已。我敬佩你的宏大理想，但是我不相信未来，这是我的哲学所决定的。当然，我也不相信中国能够改变，因为我对中国人早已不抱希望，尽管我也是个中国人。

　　因为无眠就找出你的文章，用仔细阅读来纪念你。除此，我还能怎样？

　　我发现他们为什么要致你于死地的原因了：你的所作所为不是出于激情，也不是由于个人遭遇，而是你的哲学，你用你的哲学看透了中国。我很奇怪：既然如此，你怎么还抱有希望？

　　咱们慢慢儿聊，我敢肯定：咱俩如果相遇，一定有聊不完的话题！

　　先聊你这篇关于尼采的文章吧。

　　原谅我不客气，你误解尼采了。

　　你把尼采和瓦格纳的分道扬镳说成是地位的悬殊，事实并非如此。尼采25岁就是大学教授了，他的才能和他早期著作都得到了承认。尼采不久辞去教职说是身体不好，其实是觉得独立思想家与教职不能相容。

　　在尼采和瓦格纳之间有着多重的矛盾，尼采给了瓦格纳很多灵感，但瓦格纳却无以回报。尼采深爱过两次，且都是有夫之妇，其中就有瓦格纳的妻子、李斯特的女儿。最为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决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他自己想当上帝；而是：只有让上帝死去，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主宰自己的自由。因此尼采才对德国群众和权贵的庸俗十分痛恨，但是瓦格纳却趋炎附势，为皇帝开音乐会，并且越来越国家主义……

　　尼采并不自视为【超人】，超人是尼采理想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不断超越自己。

　　尼采确实【疯】了（进行性痴呆症），入院后十年才死去。但是这与他【重估一切价值】的所谓【狂妄】毫无关系，就像你晓波重估一切价值一样。他年轻时偶然患上的梅毒直到他入院前一年才逐渐入侵了他的大脑。如喷泉一样的想象力当然会摧残他的健康，就像对待莫扎特、贝多芬那样，但是在他之前的著作中他丝毫没有疯狂的迹象，他的傲慢是他的风格，是他批判的武器。

　　尼采不是畅销书的作者，这一点他很清楚，尽管他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这是事实。

　　我也买过一些国内翻译的尼采，都扔了，跟看天书一样，晓波估计是也是看了这些东西吧？

　　

回复[6]: 同哀刘晓波先生辞世！ 采夫 (2017-07-14 13:44:38)

　　抱歉！早上没仔细看就写了帖。

　　

　　刚才认真看了一些才意识到您正跟晓波聊天呢。

　　请继续聊，接下来是3连休、、、。

回复[7]: 最要命的 老唤 (2017-07-14 16:15:08)

　　最要命的就是这句话：

　　［尼采诅咒上帝已死，是因为他自视为“超人”，可以代替上帝。

　　尼采否定上帝的理由极为荒诞，却是独一无二的荒诞。］

　　尼采最具特色的作品是［扎拉图式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是从一个变形的故事开始的。精神变成了骆驼，骆驼又变成了狮子，最后，狮子变成了孩子。

　　难道尼采的难解就是这种寓言式的叙述方法吗？这正是他反叛的精华！

　　骆驼驼着沉重的货物（文化的既成价值）在茫茫沙漠中行走，终于无法忍耐而变成了狮子，狮子残暴地践踏货物，打碎雕像（偶像），然后变成了天真的孩子：一切重新开始（创造新的价值观）。

　　这可以是个人行驶强力意志的表现，也可以是种族／人类的。这不是很明白吗？尼采一生终其所有都在实践这个理念，最讨厌的就是偶像，最怕的就是谁把他神圣化，他怎么可能像毛主席一样接受个人崇拜呢？怎么可能要代替上帝呢？

　　晓波肯定是受了中国人的影响才说出了上面的话！

　　尼采很正常，一点儿也不荒诞，你晓波走的基本上不是也是这条路吗？怎么能不理解呢？真奇怪……

　　被人理解和受人崇拜不是一回事儿！

　　还有，晓波恐怕高看了瓦格纳。

　　不否认瓦格纳的音乐造诣，但是你听一天瓦格纳试试……

　　尼采讨厌的就是那种格式化的庞大体系……黑格尔不是很体系吗？一堆垃圾！

　　

回复[8]: 如何办好网站 老唤 (2017-07-14 22:16:53)

　　基本常识：

　　招商引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样，要想办好一个网站，必须保持网站的清洁，特别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网站。

　　因此，随时清理垃圾就是网站管理者的基本责任，不管网站的规模多么小。好像是上海有这么一个谚语：［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这是短见，并且还得穷疯了。

　　什么是垃圾，比如：傻屄、五毛……总之，屁都放不出自己的屁的那类人。

　　这里不是观点分歧的问题，只是希望【网友】能放一个属于自己的响屁！

　　有人会说：这不是妨碍言论自由吗？

　　这种提问并不奇怪，中国人向来缺少基本的判断能力。

　　举个例子：我如果想进女厕所，肯定要出问题。

　　同样，五毛和傻屄们应该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去，所谓自由也是有条件的，不是哪儿都能去。并且，鉴于五毛和傻屄（肯定也是穷屄）的智商，这是帮助傻屄不再傻屄、五毛不再五毛的唯一办法。

　　

回复[9]: 呦！这么快！ 老唤 (2017-07-14 21:30:48)

　　感谢！

　　我党又撒币啦！五毛全体动员，帮我党擦屁股！

回复[10]: 东京博士 (2017-07-15 02:17:46)

　　五毛再换皮都是五毛，科长不愿做恶人我来做，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回复[11]: 东京博士 (2017-07-14 22:09:25)

　　北朝刚放了个美国留学生，西朝放了刘晓波，如出一辙。一路货色。

回复[12]: 感谢！ 老唤 (2017-07-14 22:24:38)

　　特别是这种日子。连他妈了屄的一点儿人性都没有！不如畜生！

回复[13]: 骏骏 (2017-07-15 08:25:04)

　　前天晚上到昨天

　　微信里发了三组照片

　　后来有人说西朝鲜看不到，确认，看不到

　　再确认，我10日贴的两张照片也是国内看不到

　　封网新手段，局部地区屏蔽，比赤裸裸删帖封账号更加下作

回复[14]: 走康有为的路流谭嗣同的血 骏骏 (2017-07-15 08:42:25)

　　网友说的

回复[15]: 板凳新作 骏骏 (2017-07-16 12:13:48)

回复[16]: 邓星 (2017-07-16 13:41:22)

我把那张椅子贴脸书上了。

回复[17]: 夏夏 (2017-07-16 21:19:11)

　　关于被屏蔽,太失望,发不出声音,恨自己的软弱无力.

回复[18]: 智商有限得很呢！ weilin (2019-11-24 08:44:42)

　　刘晓波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学术上的不幸，在我看来是他在国外呆的时间太短，而无法站在超然于中国文化之上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切。这就像站在地球表面，永远也不可能看见地球的全貌，再有天才、想象力、推理能力再高也是枉然。从他讨论“立德”就表明他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其它人一样糊涂肤浅。

　　站在谎言之上，再高的智商，也无法产生真实的思想。

回复[19]: 它确实一无是处 weilin (2019-11-25 06:14:04)

　　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莫过于

　　无论中国人以多么不同的方式、甚至互相敌对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

　　他们都会毫无质疑的，共同维护这个中华民族万恶之源最后的那一个包裹着“善美”的内核，随时都能在这片土壤里重新长出新的毒芽。

　　不妨从一切方面去彻底推敲，你一定会发现，作为人格教化的中国文化，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