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故事《大冒哥》(图)│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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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故事《大冒哥》(图)
九哥 (发表日期:2008-01-29 09:06:41 阅读人次:1905 回复数:7)
写在前面　　听说我们敬爱的小胡主席废除了户籍制度。农民的儿子可以自由进城打工,农民的女儿可以随时进城卖春。真的让人感慨万分。之余,又想起我年少时候的小朋友大冒哥来。为了那个忘却的纪念,我写了这篇小文,与同辈怀旧,给后辈人...... 　　　　怀旧故事《大冒哥》　　又名《“非法留城”的“自然死亡”》　　　　“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会做一些错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错的事，错得该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个土生土长的土城里。” 　　大冒哥是臧阿姨的大儿子。我同臧阿姨的关系，当然是因为她的女儿小瑛。　　1970年，我刚读完初中，还不满十六岁，身体还没长成形，就被祖国需要到了一家房屋修建公司做付工。（就是为砌工送砖、送灰、搭架子，总之是最革命最锻炼人的体力工）　　一次、我回周南母校看了文艺演出“白毛女”；看到扮演“喜儿” 的小瑛，便立即找到了“大春”的感觉；于是，很快和小瑛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友情。” 　　也正巧，我做事的工地离小瑛家很近。于是，一有空就往小瑛家躲。尤其是与小瑛妈妈臧阿姨见面后，更是没空都要抽空，挤空。在她们家里，有我感情和身体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营养：母爱、子妹爱、少男少女只敢牵手模头发的爱；当然、还有饭菜。（吃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要交一点伙食费）大约只有半年的工夫，我对小瑛家的剪刀、扇子、味精酱油放在哪里，比母亲家的还顺手。　　找到小瑛家，我是如鱼得水。而小瑛家，却并不缺儿子。因为她有个大姐夫，又高大又英俊。每次碰到和他一起吃饺子，我那一份就不用放醋了。当然，小瑛还有两个哥哥：大冒和小冒。　　70年代初，像全中国百万知青一样，大冒和小冒也光荣地投身于“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所以我很少碰到他们。　　那天，我照常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照常把手伸到老地方，却没找到钥匙。（一般这个时候，小瑛家是没人的）我试着把门推开，只见有人蒙着头在床上打滚。我把被子一揭，是大冒哥。他满头大汗喊胸口疼。我问他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我便只能帮他一起出汗。　　小瑛回来后告诉我，她大哥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发起来就这样。一阵一阵的，查了好多次，也不知是什么毛病。（不过，她再三说明此病不传染）也因此、大冒哥下乡时，医院没给开“有病留城”的证明。大冒哥下去后，多次发病，给当地农民添了不少麻烦，被多次退货。但回家去医院再查，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上次，我陪哥哥一起去了医院，找到那位从小为哥哥看病的老医生，可有位姓左的年轻医生，对着正在给哥哥作检查的老医生说：‘查了这么多年都查不出什么病，那就是装病。治这种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开证明。’”（怪不得我问大冒哥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　　臧阿姨决定把大儿子留在家里，养起来。所以那一段，我常见到大冒哥。真的，没事的时候，他像普通人一样：做家务、刷房子、打牌；时而还帮帮邻居李爹爹买买煤什么的；甚至、偶尔还出去做个巴小时临时工搞包烟钱。发病时，我也开始习以为常，甚至学着小瑛安慰不知内情的外人：“老毛病，不必惊慌，不会传染的。” 　　如果大家听了我的劝告，都不“惊慌”的话，也许，大冒哥还残有一条命，大家也用不着为我这篇文章而伤心。问题是，没过多久，地区知青办就“惊慌”起来。三番五次做家访，十分耐心地说服教育臧阿姨：“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儿子有病，只是上头有政策，没有证明就是非法留城。你一个人可以非法留城，那别的知青也可以非法留城。这样一来，走出门，不就满街都是非法留城的知青！一查起来，谁带的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那就是反革命呀！一家出个反革命，全家都要受牵连啊。我们邻里邻居十几年，总不能看着你老臧走到那一步。” 　　对于臧阿姨，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再把儿子送下乡，就可能是把儿子送上天；而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多活几天，那就是反革命，也是死路一条。　　这时大冒哥有个朋友也在，他很天才地说：“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说得那么轻巧。如果是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只要肯出钱，办法总还是有的？可那是什么年代，人人都讲觉悟啊！“病退证明”，谈何容易。　　大冒哥的朋友又解释说：“大冒又不是装病，他确实有病。这个医院医生查不出，可以换一个医院，找一个能看得出病的医生看。”当然、这么英明的主意、在当时也只是愚蠢。那是什么年头，能看得出病的医生都在改造思想，要喂猪种菜养活一帮看不出病的医生。　　那天，我又像往常一样，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才进大院，就撞到小瑛家的邻居李爹爹：“大冒崽发病了，小瑛一家人都去红旗医院了。” 　　我赶紧跑到红旗医院。　　急诊室挤满了小瑛家的朋友、邻居。在门口，大冒哥的那个天才朋友把我叫住。他告诉我大冒肯怕不行了，让我暂时不要进去。我只好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臧阿姨的脸，一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脸、、、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小瑛的背，颤抖着，一定是在哭。我觉得她此时一定很需要我的肩膀，于是没顾劝告，挤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小瑛没用我的肩膀，只向我借了条满是汗臭鼻涕的脏手巾。　　这时，一位很帅的年轻医生从手术室走了出来。（听小瑛介绍，他就是左医生）大家一涌而上：“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不有希望？？？”他很镇静，很有风度地：“有直系家属在吗？”（回忆起来，他好像是在拍电视剧）大家把目光转向臧阿姨，臧阿姨示意小瑛，小瑛看了看我。于是我牵着小瑛向前走了几步。脑子里浮现出什么作文中的句子“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 　　左医生看着我们：“你们是死者、、”他猛咳嗽了一下，“病人的什么人。” 　　我抢着回答：“这是他妹妹。” 　　“那你呢？”左医生看了我一眼，又很后悔地把眼光转向了小瑛。“我、、我是、、” 　　这时臧阿姨不耐烦地像左医生挥了下手，那意思可以是：“他也是我家的。”也可以是：“问那么多有什么用。”究竟是什么，我也没搞清，但好像左医生清楚了。他把我们带进另一间房间。　　左医生先卖了一通关子，讲了一大通我们听不懂的术语，眼睛却一直研究着小瑛高高顶着衬衣的胸。终于，他讲到大冒哥心脏好像是有什么先天异常。　　“可以开病退证明吗？”我很急切地问。　　“当然可以，如果抢救得过来的话。” 左医生说着，突然、抓住小瑛的胳膊，建议给她听听心脏，说怕万一她也有什么先天异常，并提出为了保险，立即给她开有病证明。（小瑛正好中学毕业，也面临着下乡的光荣）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觉得在这种时候，加这么些玩意儿，很是无聊。只可惜，事实就是这样残酷，那左医生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无聊的。具体的就不讲了，反正小瑛不肯让左医生碰她的胸，只好叫左医生转过背去，让我帮她从后面解开、、、左医生看着我要吃人的样子，才没有坚持进一步对小瑛作更全面细致的免费检查。　　之后，左医生像熟背的书一样：“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救病治人，但科学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请家属要作好两手准备。” 　　我正要问“两手要作什么准备？”被小瑛推出左医生的门。　　出门口，正巧小瑛的姐夫赶到。不等我去跟臧阿姨汇报，他把我拉到一边：“医生说了什么，你告诉我就行了，不必再惊动岳母。”（我很喜欢他用了“岳母”这个称谓，这让我觉得我们很有点连襟的意思）　　然后，就只见小瑛姐夫里里外外地奔，找这个说几句，找那个交代点什么。终于，再找到我时，才问：“你除了西乐小提琴，还会不会别的什么中乐，比如、锣鼓琐拉什么的。” 　　大冒哥的尸体就放在小瑛家后面的小坪里。头一天，放鞭炮，请吃饭，送小礼，到了晚上再点些蜡烛，很有那么点意思。第二天，开始清闲起来，我便和小瑛，还有一帮小朋友守在旁边。最后那天，风吹灭了蜡烛，天再下点小雨，显得更是冷清。　　我一直自愧自己不会中乐的锁拉锣鼓，借此机会，用小提琴吟了一首如哭似泣的《叙事曲》，算是为大冒哥送了终。　　后记：　　毕业后，小瑛虽没病，却拿着左医生的证明，免了下农村。　　后来了解到，其实大冒哥还没到医院就断气了。什么解剖、抢救，还有左医生的查看小瑛的胸、“救病治人”云云，纯属狗屁做秀。　　而发病的原因，谣传是大冒哥叫了一个哥们，好像还是个什么光脚医生，要他朝自己的静脉里注射一种什么药，据说这样可以使病状更明显，就如意算盘地可以开到病退证明。还听说这种方法既成功率高又保险。只可惜大冒哥不走运，在注射的同时心脏发病，才冤送了条命。“一针下去，几秒钟，你大冒哥就像根电杠一样倒了下来，连吭都没来得及吭一声。” 　　当时，我很仇恨那个把针头插进大冒哥血管里的家伙，“是他杀死了大冒哥。”甚至要去和他拼命。但有人劝住我：“你不要帮倒忙好不好。大冒是为了非法留城，才遭此不幸。不追求家里人的责任，还弄了个“自然死亡”，已经很便宜了、、、” 　　“留城”当然是“非法”，因为是在中国！　　也不对，根据我母亲的自传，3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她曾跟着外公，反复多次自由地从湖南逃到湖北，又从湖北逃到湖南。　　那就只怪大冒哥生不逢时，生活在“留城”就是“非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代。这么一来，那个外国反动文人的名说：“在新中国的笼子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飞翔”也被证明是一派胡言。　　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会做一些错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错的事，错得该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个土生土长的土城里。　　不是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国家吗？如果真的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城乡差别，没有了国家，人不就可以像动物，或远古的猿猴一样，自由自在地到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了吗！　　其实不要到共产主义，中国种的九哥，就因为换了张带蓝十字架的红户口，也可以自由地到挪威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生活。欧联盟以后的现在，我还可以自由地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生活。将来，国际联盟了，我应该还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生活。而最近这一阵子，我选择了在日本生活。　　本来，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和什么人一起生活，应该是做人最最可怜的权利。　　好在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改革开放，加速大步地搞现代化。这样，我们炎黄的子孙们，总有一天，也会有希望活得有尊严和自由。等实现了共产主义，或回到猴子的远古，“非法留城”也该“自然死亡”了吧！　　　　九哥　　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