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娅，九哥的结发妻（写真）│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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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娅，九哥的结发妻（写真）
九哥 (发表日期:2009-04-12 08:25:41 阅读人次:4263 回复数:4)
故事原名《带血的外套》　　前些天，作为挪籍华人，我拿着旅游签证回了趟中国办事。在上海期间，还是住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外宾楼。吃过午饭散步到武康路口，就又看见那盏路灯∶那盏20多年前我从上海音乐学院下课后，每天等着我当时的冬娅下班回来时，靠着它微弱的光线画豆芽菜作和声作业的路灯。不禁又想去看看我昔日的上海老岳母大人。　　我上海的前岳母离休前是上海一家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是母亲年轻时代一起闹革命的同学，就是说也是湖南人。为母亲同她攀上亲家是20几年前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候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那么大个中国，上得了台面的音乐学院却只有两家，上海当然是其中之一。1979年我报考时，给外地的小提琴专业只有两个名额，而从全国各地来的竞争者竟达200多名。像我这么个毫无艺术基础社会根基的湖南“乡巴老”，能成了个扩大招生的走读生，靠的除了“排除万难”外就是不屈不饶的意志，换言之：就是不要脸地死赖皮。所谓“走读生”就是说，在学生宿舍还没盖好的头一年不安排地方住，每天走着来读书。　　当时，大学生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艺术院校又是大学中的佼佼，而音乐学院更是艺术院校的佼佼，小提琴专业就应该算佼佼中的佼佼了。白天，我胸前挂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徽，走路像跳芭蕾舞，但只要太阳一落山，我的脚就像被推进地狱一样的沉重。　　我在上海举目无亲，（也不完全精确，我是还有个有钱的堂姑妈，曾也可怜过我八天）我把我的家，也就是牙膏牙刷肥皂毛巾刮胡等所有的用具，集中在一个大背包里，每天吃过晚饭就开始寻找“安家”的地方。那地方可以是同学的练琴房、通宵电影院、或者一些不好意思讲出来的空间。我当时真想变成只小动物，把自己藏进我的背包里。　　冬天来了，相信冬暖夏凉的九哥，又去了在最炎热的夏天都经常着凉的防空洞里。但是，连件棉衣都没有的我，在那个天然冰冻保鲜洞里，恐怕到不了天明就会变成刀枪不入的物质。（那里发现同洞无名尸的事也曾有闻）　　我沿着复兴中路走来走去，故意脚脚都踩在落叶上，发出“咂咂”的声音以驱走我心中的孤独。来到复兴中路武康路口，抬头看到了母亲熟人曾阿姨家里的灯。那灯光实在是温心。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出卖面皮来获得身体其他部分的正常运行，难道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更况乎从来没有帮过我的母亲的熟人，不定是位比母亲有母性的阿姨。　　就这样，曾阿姨搭救了我这条冻僵了的蛇。而等这条蛇醒来后，却咬掉了一大口她家的太平，那一口正好是咬在了她家大女儿冬娅的爱心上，直到结婚，离婚…… 　　想着想着，没几分钟，我就来到了那个熟悉的弄堂。时过了20多年，世界折腾了八九千来个昼夜，昔日的上海已面目全非；而我自己，也晃荡了几十个国家，游历了十几所大学，从那个无栖身之地的穷瘪三变成了在全世界拥有好些楼好些车的手工艺小业主，从中国湖南乡巴老摇身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挪威假洋鬼子。然而，武康路却依然如故，只是比过去清洁绿化了许多。　　时隔20多年，我又上了那熟悉的楼梯到了五楼。　　前岳母仍然健康，只是头发全银。看着我，这个曾令她伤透脑筋的过期女婿，她踌躇了片刻。但我那花了20多年才磨练出来的真诚温和的笑容，终于让她相信我这条蛇已蜕化成了条虫。既然是条虫，这次就不会再给她带来灭顶之灾的事情。于是，她再度让我进了门。　　几句寒暄后，前岳母告诉了我冬娅和她的丈夫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意思应该是叫我不要再去打搅她。她还告诉我：“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是去看我的二女。她嫁给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先生。”老岳母把“先生”那两个字说得很慢很肯定，那“先生”显然不是岳母似的什么教书“先生”，那口气中包涵了岳母对那位“先生”的一切XY。具体那一切XY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马列主义教师为饭碗的老岳母，经过了改革开放，从不能容忍女儿嫁给外地人，进步到了为女儿嫁了个外国人而那种口气，也真的说明我国人民的思想与世界接轨的程度。　　几句话讲完，前岳母突然把话题转到了过去：“冬娅那时为了你去卖血，到现在身体一直不好。那孩子真是个戆蠹（上海话—傻瓜）。”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是戆蠹还是高尚”，那卖血的事又重新如洪水泛滥淹没了我的整个脑海。　　2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上海-2度。我身上除了多年前小莲姐姐给我织的那件毛衣，就没有可以御寒的东西。同大多数国人一样，当时我虽有工资40来块人民币，但对付了吃饭，买琴谱，和一些学习上必须的开支，就真的没有分文用来照顾自己的身体。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偷冬娅恋情的事被她母亲兄妹发现。这样恩将仇报不识好歹的垃圾，结果当然是扫地出门。　　我跟着冬娅在她黄老师的书房里呆了两天后，又开始了我背包的流浪生涯。那些晚上，我躲在一位北京女同学的琴房里，她白天用来垫屁股的椅子和钢琴凳拼起来，就是我晚上奢侈的床。鼻涕流出来就当冰棍吃……天越来越寒冷，我肉打的身体终于缴械投降。连日，外界的寒气再也不与我相干。我想，就是光着身子，大概也照样要出汗的。医生说：“光吃药有什么用，关键是要多多注意保温。多喝些热水，加床大被子闷头睡两天……”你说那可爱的医生是不是很天真。　　终于，冬娅把我带进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件厚实的外套。那是件两面都可以穿的羽绒外套，一面是深灰色，那是我每天的颜色，另一面是浅棕色，那是我出门办事时的颜色。那件衣服花了80块人民币，再说一遍：是80块人民币啦！那相当我两个月的工资。如果现在上海人的工资是2000人民币的话，那件衣服就要算是4000，若按我如今在日本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那件外套就不知是多少个十万了。这种算法是何等的罪孽！　　送冬娅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倒在我怀里。我正要说她耍娇也没必要当众，她却说是头晕。再三追问，才知道她是刚刚卖了血，连饭都还没顾得上吃。我一把将她抱住，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冒了一身的汗，怀疑是那用血换来的鸭毛的厉害。我抱着她，好久，好久。有个清洁工老阿姨一直看着我们，好像想要教育我在公共场所要讲究文明。我没空理她，只从心里憋出几个字：“冬娅，我保证，从今以后，我有一口饭，就有你的半口。” 　　大学那几个冬天的日日夜夜，天天都是靠着那件外套。　　毕业后我仍然回湖南乐团工作。像千万牛郎织女夫妇一样，我和冬娅也成了邮件夫妻。至于结了婚就可以移民上海，是到了国外才听说的事。好不容易盼到了毕业后的第一个探亲假，那正巧是过年，我当然乘火车到上海去享受老婆的家庭温暖。　　那一年，地球的温暖化还没来得及解放中国，所以特别的寒冷。我仍然穿着冬娅用血换来了的那件羽绒外套，只是那深灰色的面子已经被磨的油亮。到了浙江义务车站，我的背包被小偷偷走，我发现后立即跟着下了车。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将小偷擒拿归案。虽然东西都在但找不回现金。等到下一趟车，乘警把我安排在餐车坐下。他看着冻得发抖疲惫不堪的九哥，破例免费给了我一份工作餐，还担心起我身无分文到了上海以后的事情。我很轻松得意地告诉他说：“到了上海有我老婆啦！” 　　上海到了，已经是晚上23点多。外面不但没有气温，还倒欠4度。等我下了公共汽车（当然没有买票，售票员急着回去过年，也懒得跟我罗嗦），往冬娅的武康路走去时，正好是午夜0点。路上除了九哥以外没有一个行人。马路两边所有的窗子都一齐打开，丢出各式的花炮。那巨大的声音，惊醒了我孤独的心。为了避免空袭，我只能走在平时最不安全的马路中间。　　一会，我来到了冬娅的窗下。窗子里仍然亮着灯，但那灯光却寒冷得扎心，连带血的羽绒外套也挡不住。想着过去我在那个窗子里制造的无数罪该万死的事情，结了三层冰的脸皮也不够厚去见我的岳母大人。　　我不停地走着，走着。走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圈，终于耗尽了最后的热量。凭着自己还剩下的知觉，我发现武康路口的一辆公共汽车。为了不冻成僵尸给正在同家人过年的清洁工添麻烦，我硬把门扳开，挤了进去。这时我真希望被个管治安的或警察看见把我抓住关起来，关的地方要有个取暖器和一碗酸辣面，那就是共产主义。不一会，我就在最后排的椅子上做梦了。我梦见自己冻死在冰宫殿里，但阎王老子不肯收尸，因为我身上还盖着那件带着活人鲜血的外套…… 　　那便是我第一次结婚后的第一个探亲假的第一夜，也是第一次结婚后的第一个新年夜。　　从那以后，对我来说，“上海”就成了“冰冷”的同义词。所以，只要我去上海，即使是在气温40度的9月，你可以肯定，我是带着外套的。　　冬娅卖血买外套救我一命的优秀事迹，被老岳母用雷锋式赞扬成为：“戆蠹（愚蠢）”。但我想，还是用“高尚”比较好听，我想冬娅本人也是那样认为的，至少当时应该是。其实不管人们怎么认为，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换得他人的性命和前途，都是只有动物变成人类后才能发生的事。要不我澳洲的结拜姐姐Elleen，辞了自己的工作，卖了我们的房子去柬埔寨做义工帮助那些在战争中残疾的人们，又算怎么回事？舍己为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是值得讴歌的。在这一点上，无论马克思还是耶稣，都应该是不会有争议的。除开某些马克思或耶稣还没学到家的人们。　　但在冬娅高尚的行为中，有一些让我百思不解的事情。我九哥，一个有父母，有工资的艺术工作者，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一个20几岁的男子汉，为什么还有依赖她人高尚的必要？为什么解放了30年还有人不得不用卖血的伟大高尚，仅仅是为了为心痛的人买件御寒的外套？为什么一件羽绒外套值得国人两个月的工资…… 　　每想起那件带血的外套，和那些不解的事情，我就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做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个巨大而沉重的国度。　　靠着对上帝的虔诚，我出了国，换了护照。尽管如此，20年来，每走到一个国家，我还是要首先买房子，和一辆可以睡觉的小公共汽车，当然还有很多的外套。今天，我回头一看，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澳洲、挪威、瑞典、日本，我已经拥有不少房子和可以睡觉的小公共汽车。在任何一座房子的衣柜里，都会有好几件外套。然而，没有一座房子，一件外套，是冬娅的那个意思……那意思，语言不配用来形容。　　我望着满头银发的昔日岳母，除了不停地作检讨，别的什么也讲不出。最后只能从口袋里掏出点纸票票找了个台阶下。　　中国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样一算，我与冬娅一年夫妻百年恩。那么长的恩，我这辈子怎么还得清，好在现在的她丰衣足食又有家庭，生活得美满幸福。所以，我唯一能为她做的是，尽量使自己生活得幸福些。我想，这也一定是冬娅所希望的！如果我还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点事，让冬娅知道这里面也有她的一滴血汗，想必更能使她感到欣慰！　　说来也奇怪，这些年在外国生活得富裕，经济上无忧无虑，反倒让人觉得平俗乏味。事实上，我在挪威生活的那共产主义似的八年，是我最没有记忆最没有内容最缺乏激情和冲动，最没有东西可写的八年。而到了日本后，连去香港逛商店看日本二流货的兴趣都消失了，更不用说去二手店或街头小摊捡便宜。跟人讨价还价的乐趣更是变成了一种麻烦。当我把上百万日圆忘在背包里，或是回中国时嫂嫂从我丢给她洗的裤兜里随意掏出几张红色的人民票，叫我不要忘本时，我才意识到我的生活失去了许多的韵味和乐趣。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九哥现在的日子，仍忙于奔命在生存与消失之中，那恐怕也不会有心境腾出闲来怀旧以及考虑什么“戆蠹与高尚”的问题。　　当然，离开冬娅后的这几十个冬天里，以及from now on,为九哥流血流汗流泪的女人不仅仅是冬娅一人。而九哥，对所有昔日的爱人一律怀情，就因为跟冬娅说过的那句老话：“只要我有一口饭，就有你的半口。” 　　九哥　　怀旧于名古屋田舍孤独中　　冬娅与我的全家，拍摄于8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