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来五道艺术作品展在南京市美术馆成功展出│赵毅│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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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来五道艺术作品展在南京市美术馆成功展出
赵毅 (发表日期:2009-05-13 10:22:16 阅读人次:6742 回复数:66)
《德智体才财五道书画诗文印五才　　-----东京中国书画院长魏来五道艺术作品展》　　在南京市美术馆成功展出　　　　（本报讯赵毅报导）人间四月桃红柳绿,，中日两岸樱花盛开。中国古代吴越文化，长江文化的发祥地，六朝古都的南京市美术馆在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展的紧锣密鼓中，4月11日又迎来了旅日爱国侨胞的书画展：《德智体才财五道，书画诗文印五才-----东京中国书画院长魏来五道艺术作品展》。　　开幕式由南京市文联声朗气清的刘惠敏副主席主持，她首先宣布展览开始并介绍了开幕式剪彩领导和出席嘉宾：南京市政协陈五一秘书长，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鲍寿柏，南京市文化局谢何亦农书记，南京中山陵管理局王鹏善局长，蚌埠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方国书，中国将军书画院副院长，原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吕振林少将，南京市台办吴宁副主任，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戴中礼副会长，南京广电书画院戴乔奇院长，卫江梅副院长，南京市文化局文艺与外事处焦蕴华处长，宣传处刘树佳处长，南京市政协周国斌处长，南京市新闻书画摄影协会会长高同智高级记者，南京广播电视报顾晓明副总编，南京市美术馆方澄清副馆长，刘杉杉助理以及著名书画家魏镇（老画家魏紫熙之子），卢立彬，王烈，徐澄，刘宪，宝龙，南京艺术学院徐静乙教授，雨花石收藏家秦坤章，书法家孙宁军，画家兼日语翻译王潇瀛及企业家江苏舜天松日新能源公司董事总经理钱照旺，总经理助理谢立华，苏商企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理事长罗建泉，四川泸州阿梦古窖酒业公司孟智辉董事长，南京衍佑机电公司何倩董事长，南京翰书文化传播公司唐薇董事长，项目助理赵毅，江苏汇实投资公司狄朝军总经理，江苏美加投资公司周永林总经理，龙力佳农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陈彩虹，北京中关村国际动漫城特别顾问张振接（台湾），台湾发展研究院驻上海办陈永芳主任，台湾画家白丰中，钟敏建，江苏广电集团李亮，陈秀红等记者，江苏卫视，南京电视台徐明肆记者,《直播南京》巫晓雯记者，教育科技频道张晶晶记者，扬子晚报张艳记者，金陵晚报朱薇记者，现代快报张润芝记者，新华日报汪秋萍记者，南京日报，南京晨报，中国江苏网周晓雯等十多家媒体新闻单位的记者及书画爱好者文化界实业界共一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典礼或先后参观了展览。　　中国美协培训中心，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福建留学人员联谊会等亦发来贺电。贺电说：“旅日爱国华侨，东京中国书画院魏来五道院长是“中国回民海外书画第一人”。他的书法既力透纸背，又潇洒灵动，他的画更是新颖不俗，深悟笔墨三味，他的作品代表了国外华人华侨对祖国艺术的关爱和海外赤子的悠悠桑梓情。谨祝《德智体才财五道，书画诗印文五才-------东京中国书画院魏来五道艺术作品展》圆满成功！” 　　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工程组委会秘书长杨新更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 “魏来五道先生饱学博才，书法高古，国画精湛，养生道深。令尊书，印，文三绝，实为我等敬仰，遥祝此次南京书画大展胜利成功”。　　　　南京广电书画院戴乔奇院长用饱含诗意的热忱真诚的语言介绍了魏来五道先生。他说：魏来字逴（CHUO）志，号五道，先祖北京顺义，南移湖北沔阳，生于江西南昌，5岁随父江西著名书法家魏大愚先生临池习书，至今五十余载。获江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国立东京学艺大学院书法美术教育硕士，后师从小木太法，韩天衡。曾任江西中医学院医古文讲师，现任日本东京中国书画院院长，世界华人艺术家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任江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艺术教育学院，深圳青年学院，深圳书画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艺委会主任，日本《国际名人》杂志社董事长兼《关西华文时报》总编辑。　　他从五岁学习书法至今已五十多年，1976年其书法就被选进《中国现代书法选》并出国展出，当时全国仅选105幅，依次有郭沫若，赵朴初，沈尹默，启功，沙孟海，傅抱石，林散之，来楚生，康殷，范增，周慧珺，尉天池等名家出品，江西省仅选两幅，魏来荣居其一，也是位魏碑全国唯一入选者。1980年曾创建江西大学书法学会任会长。1982年入选《当代楹联墨迹选》（全国精选387位作者）。1983年加入九三学社，同年在北京受到邓小平，胡耀邦，邓颖超等领导接见。1984年创建深圳市青年书法篆刻家协会任首任会长，85年获深圳海内外书法比赛金奖。1984到87年曾连续四回获日本书展《国际亲善特奖》。后在日本东宝映画为电影《凤尾蝶》《香港大夜总会》《桌球温泉》《千夜旅人》及《不夜城》等创作书法，多次参加东京都，千叶县，琦玉县，神奈川，栃木县，京都大阪名古屋，福岛县，三重县，北海道等地中日友好展览及中国北京，香港，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黑龙江，河南，辽宁等各地书画展，多次获奖。另有多幅书画作品被日本和国內各地博物馆收藏。2000年又获中国文联、文化部“世界华人艺术家”称号。2002年在北京大学举办书画诗印个展并为北大师生举办《艺术与人生讲座》，受到高度评价“有大家之气象”。后移往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个展，并出八开大画册，还应邀在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举办《艺术与人生讲座：趣谈德智体才财全面发展》与现场挥毫赠书，受到热烈欢迎。并被天津人美专家誉为“当代八大山人”。被北京时代人物杂志社评为《2007年度中国时代人物》。2007年被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选入《中国艺术大家》30人名单及特别专辑。（与法国赵无极，美国丁绍光，台湾欧豪年，中国靳尚谊，范增，吴冠中，欧阳中石，林岫，沈鹏等一道入选）。2008年六幅书画作品捐赠国家一级云南民族博物馆收藏。　　1996年后分四次向母校捐赠《南昌大学魏来五道奖学金》和《南昌二中魏来五道助学金》,作品广泛发表在《人民画报》，《人民日报》等国內著名媒体。其作品以水墨花鸟和书法为主，笔力雄浑，力透纸背，格调高古，自作书画诗印文溶为一体，充满文人画高雅不俗之大气书卷气高古之美，倡导真，朴，简的大朴不雕，真金不镀的美学哲理，追求高古之大美，是现代水墨写意花鸟画“情境哲理画”派创始人。《中国书法》与原上海《书法》主编周志高评为“中国海外回民书画家第一人”。他因出国而是第一次来南京办展，真是继承家学，早年成名，学贯中西，厚积后发的文人画代表，书画展是送给江苏观众的一次艺术大餐。” 　　魏来五道先生在会上表示，此展目的一是向江苏人民学习学习再学习，拜师访友，二是展出汇报，表达自己一生求真，求朴，求简的高古大美的艺术追求和《哲理情境画》的创作理念，青云之志及报答祖国的爱国热忱，回报社会的满腔热情。　　　　　　开幕式后应美丽的金陵晚报朱薇记者之邀魏院长现场为之题写了〈真水无香〉的隶书中堂相赠。后又应南京电视台《现场报道》张晶晶记者之邀，做为三十年前就被选入〈中国现代书法选〉全国唯一魏碑体的作者，魏院长用其特长之体，当场题写了四尺整纸北魏碑体“法治现场”大字，其书点划峻厚，笔法跳跃，骨法洞达，外方內圆，字型中宫收缩，四肢伸展，笔力雄强苍劲，兴味酣足，气象浑穆，摄象记者将其过程一一录入镜头并在当晚和翌日的电视上播放，达到了相当理想的社会效果。　　江西省人民政府驻江苏办事处副主任樊雅强博士闻讯后也陪同国家土地督察南京局王春秋局长及随员前来参观与祝贺。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煜宝先生也是著　　名画家，他在展览结束前百忙之中抽空前来仔细观看了展品，并与魏院长详细地交换了意见。他对魏院长的书法功力，笔墨气势，文人气息，配画诗文等深加赞赏，肯定了变古开今走高格调水墨画的方向与成就，同时也就部分画的构图与用墨细节进行了互补的磋商。魏院长感到南京市文联领导不仅政治水平高，对其艺术专业水准也深表敬佩。　　另外还有一件雅事，南京电视台播发了画展消息后，一位叫张爱芝的女士看到了二十四年没见的老熟人魏院长，就通过南京市美术馆，然后找到了魏院长，大家相见十分高兴。原来二十四年前魏院长担任深圳市青年书法协会会长，张爱芝任理事兼会计。后来一位出国，一位调回南京，就断了联系。现在张爱芝女士已经是人气很旺的饭店〈瞧这家面馆〉的创办与负责人，她请魏院长去品尝一下。后来魏院长吃了后赞不绝口，并乘兴题写〈瞧这家面馆〉招牌字号，并祝贺其生意越来越好。　　新识江苏知音，南京广电书画院戴乔奇院长事后余犹未尽，在看到观众与媒体的反映后还用短信发来肝胆相照的诗作。云：　　“金陵三月雅气浓，文坛忽传借东风，一池春水谁搅起，魏来五道笔力雄-----贺魏来五道南京首展成功”，言简意赅地为此次展览会做了个圆满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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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61]: 各位骂的够多了，还不腻味？ 会長 (2009-05-17 21:44:08)

　　魏老教授虽也自封东京中国书画院长，可是在北京南京，天津、福州受到官方承认，而按这一级别享受待遇的。为何要低调？有本事你骑着毛驴上京打假马。

　　他能不上班，活的滋润，飞来飞去，拿着都看不上眼的书画搞掂了国内文化高官，替他造势，为他站台。你羡慕好，妒嫉好。这就是他的本事，你不服气不行。

　　sbsb骂的也够多了，还不腻味？换个话题吧。

回复[62]: 别着急 老唤 (2009-05-17 22:39:34)

　　》》：［受到官方承认］

　　您这一定调儿，我还真有点儿不敢说话了。。。

　　他的［作品］如果能进一家正规的拍卖行上大拍，我可以承认他的［艺术］［受到官方承认］。

　　不是您所能理解的服气不服气的问题，我这儿还没谈到本质问题呢。。。

　　中国美术馆有一定难度，但是也可以托关系。只要有点儿钱（有的美术馆不要钱，闲着也是闲着）东洋镜办个摄影展，怎么样？我来联系，临时成立个［东京中国摄影协会］。我已经是作协主席了，忙不过来，谁来个影协主席（略称）？到时候大家都弄个摄影家的干干。作品不用考虑，关键是脸皮得厚！

　　海外摄影家！！！回国的时候待遇不一样！

回复[63]: “骑驴看戏本”会长理解(^^?) 骑驴看本 (2009-05-17 22:42:17)

　　“骑驴看戏本”会长理解

　　会长对“院长”昨天到今天！

　　骑驴看戏本，一路看过来的！

　　服气、嫉妒、羡慕都不相关

就喜欢边走边瞧，开眼界

回复[64]: 老魏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老唤 (2009-05-18 08:15:29)

　　［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艺术家老魏］

　　提纲：

　　序言

　　1，毛主席的理想和老魏的理想

　　2，毛主席的人格和老魏的人格（包括两者智商之比较）

　　3，毛主席的战略和老魏的战略（如何以弱胜强，以次充好等等）

　　4，毛主席的战术和老魏的战术（游击战，地道战等等）

　　5，为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6，为什么好人常常打不过流氓（or胜者为王，还没想好。）

　　结论：老魏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序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艺术家老魏，虽然size不一样，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怀抱着远大的理想，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他们都善于发动群众。。。。。。

　　（待续）

回复[65]: 回禀56 老唤 (2009-05-18 08:20:29)

　　有一定难度：中国是党员制，日本是会员制。

　　

回复[66]: 请教老唤 (2009-05-18 22:40:29)

　　一般认为，腿长腿短好像是天生的。那么智商是否是天生的呢？进一步：麻木不仁是否是天生的呢？还有，缺德是否是天生的呢？。。。。。。

　　转载四海为家的转载，是因为有些人的作为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这里并不是要追究历史问题，我只看现实：脸皮是可以练出来的吗？

　　真相：余秋雨文革时期是个什么样的人？

　　鉴于余秋雨不惜一切手段文过饰非，竭力销毁、抹杀正义的人们所揭露的真相，而在他亲自指导和控制的 “余秋雨博客”上面大肆删除所有批评他的留言、评论文字，例如：有一天原本90多页的留言板，被删除得只剩下10几页颂扬他的文字，而且余秋雨假造“访谈录”、“答记者问”之类的虚伪文字，自欺欺人地伪造他的“光荣历史”。所以，本博客文摘版，拨出一些篇幅，转载或摘录一些真相史料，供广大网友们欣赏、阅读参考。

　　尽管余秋雨自称他”从来不摸电脑、从来不上网”，但是您这位鸵鸟大人自己的博客上面怎么会吧凡是跟您不同意见的评语、留言删除得一干二净，而只留下为您歌功颂德的文字呢？

　　告诉你余秋雨，不管你听到不同意见害怕得要命还是“佯作不知”，网络世界的力量足以揭穿你的丑陋言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余秋雨现象已经成为“丑陋的中国人”“劣根性”的一个标本，供研究者们解剖，供广大民众警惕。

　　“十年文革浩劫”期间余秋雨积极参加四人帮笔杆子“石一歌”写作组的历史，乃是余秋雨心中念念不忘的一大心病。所以当余杰“等等”提出“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灵魂拷问时，余秋雨深心战栗直哆嗦。其实这个问题本来很好处理——直面史实，认识过去，今后悔悟改过就是啦。那样也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谅解，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岂不是很好？然而余秋雨是一个（石一歌）接受了四人帮灵魂塑造的人，他以文革造反派的思维方式，抱着“不能认账、一认账就要完蛋”的潜意识，拼命抵赖。正如柏杨揭露的劣根性那样，他为了掩盖这一个错误，不惜又制造更多的错误，来“粉饰原本的那个错误不是他的错误”，终于在自欺欺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何止如此？余秋雨最近积习不改，反而变本加厉，不顾“和谐安定”的原则和公德，又惹事生非,重新操起他从“四人帮”那里学来的阶级斗争伎俩，在“余秋雨的博客”发表无网生活又一年（2009年2月10日）竟然又使用政治手段，给他的仇敌余杰、肖夏林、沙叶新还有“等等”扣上“持不同政见”“疯狂崇拜美国”……的政治斗争大帽子，反击（打击报复）一大片。请看余秋雨编造的 “答记者问”——

　　“那几个一直在诽谤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肖XX、上海的沙XX，等等，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您的地震讲话，您不想反击吗？（答）对他们，我从不理会。十年前，他们得知我在文革期间虽家破人亡还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便颠倒是非，引来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围攻，我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

　　

　　真是这样吗？余秋雨真是如他文过饰非的“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他甚至自诩“是周恩来总理御用”的）吗？而出于正义感批评他的人们反而“颠倒是非”吗？余秋雨如此从容对敌“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吗？他实际上绞尽脑汁，继续说谎，制造伪证，企图“洗刷自己”。然而欲盖弥彰，历史真相是无法篡改的！请看铁铸的历史真相——

　　1.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在其自传《借我一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此年谱系对其隐瞒部分的披露和“失忆、错忆”的纠正。

　　2.此文曾参考丘佩瑀先生所写的《余秋雨的“文革”履历表》（《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3.本文主要根据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胡锡涛先生等“提供的证言”和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写成。

　　4.此年谱之所以延续到21世纪，是因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阴影中，一直想掩饰、修改自己的“文革”历史，否认当年上海市委对他的清查。

　　5.年谱挂一漏万，希望知情人加以补充、修正。

　　1968年

　　1968年10月 16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 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页；胡锡涛：《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华夏报报》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据上海戏剧学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证词：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

　　1972年1月3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由胡锡涛引荐，余秋雨成为该小组11 人成员之一。在讨论该组所用的笔名时，余秋雨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孝全采纳。（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3年2月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孙光萱：《正视历史轻装前进》《文学报》2000年1134期）

　　1973年

　　1973年5月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修改稿。载肖夏林主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并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并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 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艺组。（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此文不仅“依照‘四人帮’ 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诬陷不实之词”（见《清查报告》70期第4页），而且替张春桥隐瞒了攻击鲁迅《三月的租界》这一重要史实。

　　1973年11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与胡适叔侄相称的胡念柏读了后感到大祸将要临头（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

　　1974年1月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写作组文艺组重要写手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统作辅导报告。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有位老师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余秋雨闻知后，认为这不是一道红，两道红而是“两道黑”，便视为黑线复辟。他抓住这个“复辟”典型，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动下，上海戏剧学院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受到严重伤害，倒了大霉。余秋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路》等散文作品，抒发他的所谓“革命豪情”，为“文革”唱赞歌。（冯少棠：《〈南方周末〉报道不很全面》《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1974年3月在朱永嘉的授意下，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学校工厂挑了20余人办了“评《红楼梦》学习班”强调要“为现实斗争政治服务”，并指定由余秋雨等人负责。班上议论了一批影射现实的“评红”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后因这个题目怕别人误解为影射攻击毛泽东而被朱永嘉勾掉（见《清查报告》71期第1、5页）。在学习班，上海戏剧学院吕某写了一篇牵涉贾母的文章，余秋雨看了后说“这篇文章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并由此规定“评红不许提贾母，以免出差错”即泄露“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春《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帮该刊编辑部摆平此事。写作组文艺组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组织撰写讴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成员的身份去学习班授课，每次均乘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据周培松回忆，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鉴于余秋雨紧跟极左路线的“良好”表现，“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 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4年初夏 “评红”学习班因“《朝霞》事件”匆匆收场。原成员回本单位。有一次，一位姓陈的工人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余告之说：“评王熙凤那篇文章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可见，余秋雨的确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而郭某执笔的《大有大的难处》，据郭某1978年3月2日的交待，该文是“影射攻击周总理崇洋媚外”。余秋雨居然将评王熙凤那篇文章改得比“难处”一文更漂亮，这“漂亮”显然不是光指文笔好，而是指其思想穿透力不亚于“难处”一文（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5月 “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

　　1975年

　　1975年1月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组的笔名“任犊”发表6000字的长文《读〈朝霞〉一年》。后来的清查报告对此文所作的结论云：“在艺术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5年3月余秋雨再次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此文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975年3月21日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走出“彼得堡”》，张春桥于21日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人民日报》4月6日奉命转载此文。（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5年春经朱朱永嘉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单独接见余秋雨（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1页）。后胡锡涛更正为：不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接见，而是姚文元来上海接见写作组成员时，作为文艺组正式成员的余秋雨和同事一起参加接见。（见肖夏林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116页）朱永嘉的回忆也证实了余秋雨确实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 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夏天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 6期15页）余秋雨在写作组时，大家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的笔名发表过几篇短文章。在档案里有他的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 （见《新京报》2003年8月13日冯少棠的回忆）。可见，余秋雨说他从来不用笔名写作是道地的假话。

　　1975年7月余秋雨用真名在《朝霞》头条发表12000字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

　　1975年8月 “四人帮”余党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跟这一“战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对哲学组组长说：“某某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见《清查报告》71期第6页）

　　余秋雨以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长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王知常读了后大加赞赏，推荐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后未果。此文针对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等多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做法，再三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对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击！进击！永远进击！”

　　1975年7-9月原写作组成员吴文虎、曹溶写的《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上连载3期，由余秋雨负责修改。此文歌颂“文革”，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9月一位青年工人写了宋江屏晁盖于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此文初稿后，“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灵牌”，即继承权问题。“四人帮”借 “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而余秋雨要别人忠实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进行修改，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见《清查报告》47期16、26页）

　　1975年10月下旬王知常布置历史组写《〈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写好后王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郭某特别讨论了一次，题目改为《〈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文由郭某改了一稿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 （见《清查报告》71期第9、11页）

　　1975年10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读了后气得心脏病暴发，拿着这本杂志摊倒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 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5年11月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大批判文章《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在《红旗》第11期发表（孙光萱：《任犊并不是余秋雨》）。由余秋雨参与修改、署名“罗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1975年冬，余秋雨对胡锡涛的“老战友”炫耀说：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他写的” （见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6页）。

　　1975年 “四人帮”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初澜”写作组长张伯凡派人到上海戏剧学院调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调不动，原因是上海写作组已把小余早调走了。”（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2004年3月15日致古远清信）。可见，余秋雨在“文革”后期确有上升之势。

　　1976年

　　1976年1月余秋雨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用“任犊”的笔名发表《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此文大力歌颂“文革”，并点名批判刘少奇，这再次证明余说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为反对“文革”，纯属编造。（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4月由余秋雨负责统稿、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四人帮”“阴谋文艺”与“影射史学”的混合物。

　　1976 年9月由朱永嘉指派余秋雨以“石一歌”身份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文艺组共 16人，余秋雨等 8人成为“说清楚” 对象。由于余秋雨交代问题不清，很晚才解脱。最后解脱时，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是：“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属一般政治错误，回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12月余秋雨在一份材料中揭发王知常：“去年十月，《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不少纪念长征的文章，大都是中央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写的，文中也大都是不断出现朱德同志、周总理、陈毅同志和其它领导同志的事迹。王知常有一次在会议室翻阅了一下，立即拍桌子大骂：‘恶劣！恶劣！这完全是颂古非今！’还问在会议室的同志：‘你们以为怎么样？我认为是颂古非今！’”（引自《批判王知常言论集》第6页）这个材料说明余秋雨讲他从未参加过写作组和揭发过任何人是地道的谎言；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在197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整个1975年余都在养病。”

　　1978年

　　1978年5月19日原写作组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将她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发表（见《清查报告》71期第8页）。

　　1978年9月12日余秋雨写了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观园的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见《清查报告》71期第8-9页）。

　　1978年底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工作组长夏其言在《清查总结报告》中说：“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 （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1979年

　　1979年上半年由于余秋雨一直没有把问题主动交代清楚，群众反映大，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便根据市委的指示对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进行复查。复查组没有人认为原来的结论“定高了”，后维持原先的“三错”清查结论。（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2000年

　　2000年5月19日余秋雨亲自出面，组织《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该文捏造夏其言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29页）。

　　2000年11月1日夏其言看到《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后，非常气愤地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彭正勇、丁曦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写了一封抗议信，限该刊负责人接信之后两周内，写信到他家向其正式道歉，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 12月号30页）

　　2000年12月《新民周刊》发表更正启事，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未经夏老过目……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2002年

　　2002年6月15日余秋雨起诉“文革”文学研究者古远清“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其索赔16万元人民币。

　　2003年8月18日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余秋雨自动放弃对古远清侵权的指控和索赔，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和解。

　　2004年

　　2004年7月底当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发表该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一会儿用“自杀”方式威胁该报，一会儿又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刊登这类文章。（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杀”风波》，《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2004年8月余秋雨出版自传《借我一生》，再次否认他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认为写作组“不是什么阴谋集团”，公然向官方叫板为写作组翻案，引起舆论哗然。

　　【附录】为“年谱”提供证言的证人：

　　（1）孙光萱（原“石一歌”成员，后成为清查写作组文艺组的党小组副组长）

　　（2）胡锡涛（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余秋雨的“恩师”和密友。由他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

　　（3）徐缉熙（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曾与余秋雨同室而居达数年之久）

　　（4）高义龙（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曾数次与余秋雨合写大批判文章）

　　（5）夏其言（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组长）

　　（6）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曾参与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复查）

　　（7）冯少棠（上海戏剧学院离休干部、原复查组负责人）

　　（8）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负责人）

　　（9）另有《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张英、新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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