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我的1976│东京博士│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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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我的1976
东京博士 (发表日期:2006-06-12 15:51:35 阅读人次:3540 回复数:10)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之年，中国的和平时代中，大概1976年从任何意以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年份了。　　正如现在我们的球迷期盼着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事那样，我们那时也在掐指计算着类似的每四年一次的东西，前者是国际性的令人奋发的，后者或许是愚昧，令人听天由命的，那就是闰月年，1976年正是这样一个2月份的日历上有29天的年份。　　当时还似懂非懂的我，既虔诚地相信自己每天早上系上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相信红旗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甚至因为1976年，我渐渐开始相信民间闰月年必然有灾难事的传说。　　进入1976年的元旦刚过没几天，1月8日便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9英寸的黑白电视里播放的天安门十里长街的悲哀，没多久北京传来了群众自发纪念周总理的游行活动，又没多久，发生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收音机里铺天盖地地使用着“一群暴徒聚众闹示”，“现场浓烟滚滚”的威严完全压倒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怀念您”的主题，还夹杂着小学生的我似懂非懂的“匈牙利的纳吉”，“复辟”之类的词语，不久为周总理追悼会致悼词的邓小平副总理被点名批判了，但我依然不知道纳吉是谁，这匈牙利人为何要跑到北京来，直到很久以后我都不明白这个纳吉究竟是与周总理沾亲还是与邓小平带故了，只是觉得天安门广场流传的那些“扬眉剑出鞘”的诗句对我这个也喜欢写字的人来说挺“鲁迅”的。　　回忆在这之前的6年的小学时代，由于本人毛笔字一贯写得小有名气，还喜欢画画，所以每次革命运动大浪淘沙而来，俺都会为之热血沸腾得像个小靳恭绶似的，不管是学习金训华，还是学孔宪凤，俺都是学校内被折腾得最忙碌的人，环境真的磨练人呢。　　学习张铁生王帅时，老师让俺画过漫画，俺记得刚看了电影《决裂》，里面有个读书人嫌农村老妈（也可能是未婚媳妇，俺记忆模糊了）带着一篮红枣来大学里看他太土了。俺根据自己当时的革命洞察力画了一个瘦弱的书生在挑灯看书，四行递进式的大字俺依稀记得：“一年买钢笔，两年买眼镜，三年买痰盂，四年买棺材”，猛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获得了全校好评。　　批林批孔时，俺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纪录片里见过林副主席，那个电影俺特意跑到泰山电影院后面的弄堂里趴在换气口看了3遍，那条弄堂的剩面条的气味俺永远不会忘记。于是俺用林彪的头换上了一匹四蹄马，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但是被老师纠正说：“那顶红五星军帽要去掉，要画成林秃子。”孔子俺没见过，于是每天下午跑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对面的家用电器店看别人画的大字报，渐渐掌握了孔子的特征（当时没有数码手机，俺只能站在寒风中临摹）。　　邓公再次落难的同时，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和批水浒，批宋江投降派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接踵而来，俺的大笔又开始饱蘸了臭墨汁，每天在校党委办公室用大铁桶和热水瓶泡好多化学浆糊，那年头，每学期俺的学生手册（好像不是这么叫的，记不清了）的第一行字就是班主任老师写的：“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云云，那时心里美滋滋的，那个评价没想到一直伴随着我到了中学，大学，成了我党忠实的义不容辞的“吹鼓手”（俺一直是墙报委员，宣传委员，学生会宣传部长等等衔头）　　话说1976年，真是天灾人祸不断。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接着地震的不科学预报加上带点科学的谣言传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以至于那年暑假大人特意带着我离开了上海，说大城市高楼多不安全，就那样，1976年的暑假我在苏州度过，有大量的时间，就整天看小说，那时最爱看的大型杂志就是一大叠借来的《收获》，除了革命书籍，还看了很多50年代的苏联翻译小说。那年，唯一看了一本比较平淡的是女作家萧红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　　1976年9月8日，回到上海刚开学不久（其实那年头开学不开学一回事），在接踵而来人心惶惶的日子中，终于传来了最大的坏消息，毛主席逝世了，但是不知道是麻木了还是不太懂事，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少有悲哀哭泣的，只有在学校组织观看的毛主席追悼会的电视前，有几个女同学眼睛是湿润的，俺现在对那个追悼会场景没有其他记忆，但是对当时的接班人王洪文副主席的“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的叫喊记忆犹新，此后甚至还与同学打闹用来调侃，学王洪文的鞠躬号令，还学王洪文的小分头，但是没多久，四人帮粉碎了，副主席在南京路上的大字报上一夜之间又被人骂成是42岁属狗的畜牲，与《杜鹃山》演柯湘的女主角有一腿，在这之前又霸占《智取威虎山》的“小常宝”，还真希望看到哪张大字报上有没有说吃李铁梅豆腐被抽了一嘴巴的。　　追悼会结束，学校安排在大光明电影院过场告别仪式，阿拉上海瞻仰不到毛主席尊容，居然在最好的电影院里搞了一个象征性的花坛，主席的大相片，还有颇为庄严肃穆的国旗和党旗，那场景被搞得人山人海，我们学校的队伍一直从电影院后面的黄陂南路开始等待，孩子们还小，等待时间长了难免说笑打闹，你拍我一下，我踢你一脚。　　每个人胸前都配有毛主席像章，而且那是一个攀比像章不攀比钞票的“纯洁”的时代，记得那天俺佩戴的是非常扎台型的瓷白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带夜光的，于是，在队列等待中自然引来不少同学的羡慕，大家换像章戴，不小心谁把俺的像章掉地上了，瓷器的东西，还有不碎之理？老师闻声赶来，谁都不承认，唯有我胸前没有像章，自然有口难辨，为了这件无限不崇敬的事件，俺被迫写了一张后来张贴在全校的“检讨书”。但是这年的学生评语的第一句话，俺获得的依然是：“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但是那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是一道阴影，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担心会不会自己的档案中有这种记录而被我党分配到外地去。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自从林彪事件后，中国人民认为的最高指导者无疑这三驾马车了，党中央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府总理周恩来和全人代委员长朱德（实际上的三军总司令）。1976年的所有的大事中除了粉碎四人帮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其余都是悲哀事（现在看来也很难说是悲哀事），1976年中所有的大事中最容易被忘记的也就是朱德逝世了，但是俺把朱老总的逝世日一直牢牢地记住了。　　1976年中国同时走了最伟大的三个现役领袖，这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说举世震惊也举世闻名的，而且这么凑巧，不是暗杀，不是不测事故，而是病死，直到现在我虽然已经不再相信什么马克思主义，也不相信什么闰月年是灾年，但是不管多少年这些中国的领袖级人物后人如何去评论，他们的离开人世在我心里一直存在着一团小小的疑云。　　——东京博士 2006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