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1,2,3,│老唤│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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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1,2,3,
老唤 (发表日期:2008-03-07 23:30:44 阅读人次:9143 回复数:65)
朱东润　　一　　我听过不少教授的课,但是能给我美感享受的只有朱东润。　　他上课什么都不带,每一句话都从他心里流出来,带着他对那些历史人物的爱。他就像讲述他的朋友,让你超越时间和空间。同时他又沉浸在自己表达的喜怒哀乐之中,情不自禁地大笑,,或是悲叹。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带着愉悦的表情陶醉于自己的表达或发现之中,像一个沾沾自喜的孩子。　　他给我的不是僵死的知识,而是有血有肉的爱和恨。　　因为政治,也因为年纪,他已经多年不上讲台了。那一年,在他漫长的教授生涯中,他最后一次登上了讲台。　　听朱老讲课,在我,在我们,就像过年。　　可惜的是,那时太穷,没有录音机和录像机来留下朱老的音容笑貌。　　我还知道有一位最杰出、或者说是最不杰出的教师，叫做维特根斯坦。他上课也什么都不带,课堂是他思考的场所,或者说是他继续思考的地方。他沉默,之后说话,之后又沉默,有时候这沉默会长达十几分钟。于是学生也跟着思考、沉默……然而学生记录下来的导师的话语就是世界上最新颖、最深刻的哲学著作。　　就我所知，复旦有两个最为宝贵的校风。一个是学生好学、刻苦、惜时如金。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是连北大也无法比拟的。当然,笔者是另类。　　还有一个就是师生关系。　　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的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以前,师生之间有着爱。老师以门庭若市为荣,以门前车马稀为耻。我就是利用这种校风和我的智慧常常逃避大食堂的粗茶淡饭,在开饭的时候溜到教授家去请教问题的。　　说「粗茶淡饭」有点儿内疚,如果说复旦还有第三个良好的传统,那应该说是学生的伙食不错。我就是因为实际考察了北大和复旦的食堂,第一志愿才报了复旦。我在北大净吃「熬白菜」了,四年吃下来还不吃傻喽?可是复旦有「东坡肉」。说「粗茶淡饭」是和教授家的精心调理相比。　　我最常去请教的有贾植芳教授。那时他刚刚解放,还在中文系图书馆,没有开课。即便如此,我还是找到了理由。我发现他不会用礼节拒人于千里之外,还听说他喜欢喝白酒。并且我有一个优势,他是山西人,我是中文系从山西考来的唯一学生。因此我们是老乡。　　师母的手艺令我眷恋,是那种广义的山西风味儿。离开复旦二十多年了,我再也没吃到像师母那样喷香的「炒土豆丝」了。师母的菜有一种母亲的味道。　　贾先生大概早就理解了我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我一去,他就在四方餐桌上码上筷子和酒杯,幸而我脸皮比较厚,否则真是不好意思。　　二　　我没敢报考北大,还有一个附加原因,那就是我父母都出自北大。然而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他们在北大都学了点儿什么。因此我很耽心我会像他们一样。　　小时候,母亲是我的「家庭教师」。她的教学方法简单粗暴:算术就是解题,解错了,就让我把问题抄100遍,从来不告诉我错在哪里。我很怕抄100遍这种活儿,只好在解题的时候格外小心。　　语文呢,就是背书。背不上来,就到门后边儿去「跪搓板儿」。先是唐诗宋词,背得差不多了,就改成楚辞汉赋。她从来不给我讲解。她相信「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她理解的「百回读」就是「先得装在肚子里」。那时记住的东西,有的现在还留在我的肚子里,但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那个年代,比我还能「背书」的年轻人还真不多,在我的记忆里,我只败在了一个人的脚下。他叫杨济东。后来我去了南方,他考取了北师大启功先生的研究生,现在据说是北岳出版社的社长。　　我们来往的那个时期,主要任务是革命,因此物质生活相当贫乏,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更何况是在山西。我们的娱乐活动有下围棋,赌注是一盘一包烟。还有就是背诗。买来几瓶「薯干儿酒」,讲好一个范围,比如:唐代的七律,然后你一首我一首地背,不能重样儿。超过三十秒还想不起下一首,那么就喝一杯酒。如果不想喝,还有一个办法:自己打自己一个嘴巴,同时大喊:「我是傻逼!」　　我们宁愿喝酒。每次我都被他灌得酩酊大醉。我很奇怪,他是什么时候往肚子里装了那么多货? 　　有一次,早上四点来钟,我因为睡不着,就出去散步。路过他的窗口,发现他的灯亮着,就上了二楼。那时还没有进门儿先敲门的习惯。推开门,我见他在书桌前看书,就招呼道:「嚯!闻鸡起舞!」其实,鸡还没叫呢。　　「还没睡呢。」　　「我操!」我心里想。那时候大学也不招生,他哪儿来这么大劲头儿?我现在手头还有一本他当年读过「李白与杜甫」,每一页都有他的批注,比如:「老郭胡说!」什么的。我发现他不单比我能背,估计理解得也比我深刻,否则怎么敢跟郭老叫板呢? 　　虽然我背书却不求甚解,但是听众却以为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一般认为不理解怎么能记得住呢?大概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误解吧,我得以接近了两位老人:一位是文怀沙文伯伯,一位是朱东润朱老先生。　　三　　我和文伯伯的儿子文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了朋友。我是因为对革命失去了兴趣,整天无所事事。他呢,他倒是想革命,但是没有革命的权利,因为他爸爸还关在监狱里。来文斯家的基本都属于被剥夺了革命权利的主儿。每天必到的有彭真的儿子傅洋、乌兰夫的儿子尼特、林枫的女儿京京什么的。有时候玩儿晚了,婆婆(文伯伯的妈妈)会在他的床边儿支一个行军床,我就睡行军床。　　婆婆那时好像80多岁,我再没有见过那么精明强干的老太太,目光犀利,思路敏捷,长得又那么精神,没有一点儿衰老的迹像。这一点儿,文伯伯也像婆婆,90岁了还骑自行车上街。上次我回去,就近下榻文伯伯常驻的宾馆,见面一聊三个多钟头,声音洪亮,手舞足蹈,算下来都快100了!他还告诉我:「明天去深圳讲学。」我真耽心他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时,婆婆不几天就找出一些外国餐具或者古老书籍去典当,每天为我们几个熬一锅白菜、蒸一屉馒头或者窝头。因为婆婆的手艺好，我们都觉得比山珍海味还香。　　我们每天从上午开会,一直聊到晚上,并且不停地抽烟,因为没有过滤嘴儿,抽得食指和中指焦黄。但是今天,我却一点儿也记不得当时聊了一些什么,只记得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绪。　　后来我选择了山西,文斯还扒车来村儿里体验了一段儿生活，但他还是和傅洋、京京去了嫩江。　　再和文斯密切往来是在十年以后的东京。我们都在大学院,他正在积累资本开办自己的公司,并且开导我:「我们都是被耽误的一代,做学问已经没有了可能。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想做一番事业,就得从商。并且我们是在日本,寄人篱下,但是做生意,比国内有条件……」　　我没有事业心,如果有什么欲望,只不过是好奇心。我想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大概是我和文斯在40多年的交往中最大的分歧吧。现在,他在日本和国内都有自己的公司,偷偷儿地赚钱,也被他的钱拽得疲于奔命;我呢,我虽然没什么钱,但是优哉游哉。我的哲理是:寿命等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文伯伯有几个学生是日本名牌儿大学的教授,受到邀请,文伯伯来到了东京。我也知道,文伯伯就是为了看看儿子,教授哪儿有功夫天天陪着文伯伯。文伯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有事业心的儿子也已经不是他的儿子了,每天早出晚归,只留下了一张银行卡。文伯伯跟我说:「蹲秦城监狱也没有来日本孤独。」大概是看到文伯伯寂寞的样子,良心发现,文斯想到了我这个闲人,于是我就充当了文伯伯的总理大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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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61]: 老唤现在知道什么是真理了吗 陈某 (2008-03-08 10:35:44)

　　〉〉我想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东西。

回复[62]: 终于找出了了老唤是 魏来五道 (2008-04-05 23:37:56)

　　山西陈醋,上海白糖与日本味曾多元文化的综合产物,真是见多又识广,往来全高手.

　　我也拜访过朱东润,请教书法,可惜没听过他讲课,只看过他编的书.向本文与5楼,7搂,12搂等等精彩处献

回复[63]: 99岁的文怀沙 黑白子 (2008-07-17 18:52:07)

　　明清小说里的一句话：我有何其缘，得遇君前——昨天，唤唤唤我去见国学大师99岁的文怀沙……

　　几个小时里，文老谈锋机敏，说古论今——当我问到为何不写回忆录时，文老答曰：那真话是不能说的呀，比如，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夫人来见我，我看中了他夫人，心里想要跟她上床睡觉……这能写吗？哈哈哈……

　　我也大笑道：我也是这样想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