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一颗南中国的明珠　二│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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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颗南中国的明珠　二
小林 (发表日期:2009-11-16 16:55:08 阅读人次:2148 回复数:3)
因为台湾故宫博物院，板凳曾跟我争执起台湾，大陆谁是小弟，谁是大哥，争个不休。说起来台北故宫的文物还一直未能在大陆展出，两岸文物交流和两岸文物界的人员互访，还是近十几年的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岸文物交流也基本上是单向的，即只是大陆文物在台湾借出展览交流。台北故宫从1999年开始向大陆借展文物，当年有“三星堆传奇特展”及“汉代文物大展”。还有“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文物赴台，曾引起很大轰动。　　至于台北故宫的文物何时可赴大陆展出，一般认为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了“合法免扣压”条约或手续，这是板凳比较耽心的搞成“物归原主”问题。二是展室符合“恒温、恒湿”的要求，这属于技术条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了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精品，展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光辉。希望大陆人能早点欣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宝文物。　　两岸都有故宫博物院，它们都以清室宫廷收藏为基础，在追溯博物院的历史时，也都将1925年的开院视作各自诞生的标志。有人说北京故宫是“有故宫，没文物”，台北故宫是“有文物，没故宫”。　　前两年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艺术馆、青铜器馆、陶器馆、工艺美术馆、钟表馆、铭刻馆、绘画馆都不开放，特别不像话的是，开放的珍宝馆没有珍宝，馆内的展品寥寥无几，比起我三十多年前看的时候少的多了。据说都保藏起来了。现在因为参观的人多，结果连太极殿门口拉起了绳子，竟不许进去了。　　平心而论，两个故宫，各有千秋。要说书画，台北故宫的宋画达943幅。西周时代的青铜器300多件，瓷器中精品更多，宋瓷中的汝窑，清瓷中的古月轩，90%都在台湾，这也是台北故宫最值得夸耀的收藏之一。台北故宫65万件藏品堪称中华文化艺术宝库。　　但北京故宫超过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可匹敌。北京的故宫珍藏着占全国文物藏品六分之一的传世瑰宝，其中的大批精品令人目不暇接，艺术馆中的历代精品如秦代的兵马俑、唐代的颜真卿墨迹、宋代的钧瓷、明代的顾绣、清代的康熙五彩瓷器；珍宝馆中的如意、龙袍、凤冠、朝珠；铭刻馆中的石刻等均是宝中之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入藏文物达二十四万件。溥仪出宫前流失的精品如《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基本都收回故宫。几年前更以千万元巨资收购了流落民间的怀素狂草《食鱼帖》。被乾隆视为三件稀世珍宝中的两件：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询《伯远帖》就是后来入藏故宫的。此外，由于对文物的评价当时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使得像宗教文物、特别是清王朝以后藏传佛教文物等当时都没有被国民党拿走。此外限于当时的运输能力，皇帝宝座太大，家具太大，无法搬运，使很多珍贵的明清家具至今还留在北京故宫。而最不能忽视的是，北京故宫里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屋的美仑美奂，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和伟大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最令人痴迷的是书画珍宝。这里藏有的书画都是精品，有汉晋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大家的书画真迹。如王羲之、怀素、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岳飞、赵构、米芾、马远、赵孟頫、文征明、唐寅、祝允枝、郎世宁、郑板桥等人的传世之作。都是历代书画中的极品。　　数百年过去了，一幅幅书画已没有了诞生时的亮色新彩。然而，那字画笔意严谨工细，气象清劲潇洒，笔墨的力度、意趣仍然让人叹为观止。　　陈列的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纸长75.5厘米，宽28.3厘米，运笔节奏由静而动，由弱至强，跌宕起伏，自然生动，充分体现了他忠耿雄强的个性。颜氏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后人将其书品列为“唐人第一，神品之首”。　　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精品《快雪时晴帖》、《七月都下帖》，铁划银钩，形神兼备，刚柔相济，更是令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特别是一撇一捺，实在是拖延得漂亮，一直拖到明朝，他的嫡传远孙王守仁。　　王守仁是谁啊？呵呵！就是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一辈子裤带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生低首拜阳明”的王守仁啊！　　连蒋介石都崇拜王守仁，到台湾后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号改曰“阳明山”。　　我去时赶上铜器和瓷器展览，开了眼界。铜器和瓷器展品从商周到清朝，数量大，由造型的变化，可以看出时代精神的变迁：商周，汉唐的造型线条流畅，简单粗大，雄性十足的朝气，进取和开朗扑面而来；宋以后的造型是钩心斗角，精工细雕，斤斤计较的猥琐，保守和狭隘一览无遗。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钱穆、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云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其实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这是无可厚非的。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