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苦难悲伤│龍昇│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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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苦难悲伤
龍昇 (发表日期:2006-08-03 11:14:52 阅读人次:2754 回复数:21)
现在开始说说1966年秋从北京去新疆强制劳动的那批人的歌吧。那批人两千余人(另有先行的一批在押服刑中的犯人千余名)，因为整整装满了两列火车。一节客车车厢可坐128人，以一列车挂12节车厢，可以算出那数字。成员来自天堂河农场、团河农场、少年管教所、天河铸造厂、良乡机械厂等单位。这些人都是已经满了劳改劳教期限的，都是留场（厂）职工，其中不少是经历过兴凯湖农场、茶淀农场又转回北京的“老资格”。这里边良乡机械厂（又名良乡监狱）人员又比较特殊，可分三类：一是留场职工——老右派、老反革命、华侨、有海外关系的人，一是少量从上述单位临时转来的“刺儿头”，一是那年5月为确保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而在全市大逮捕而落网的数百无正当职业的“社会危险分子”，我就是在那次大逮捕中落网的“社会危险分子”。　　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确保运动顺利进行，为清除首都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为文革中新出现的“牛鬼蛇神”腾地方，北京将这批人送去了新疆。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此情，行前被告知的是“光荣支援边疆建设”是“脱胎换骨”地当“军垦战士”去。行前还有位新疆建设兵团的师政委到良乡机械厂作了报告，把新疆说成一朵花，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戈壁沙滩变良田，雪水融化灌农场…… 　　我们用《我们新疆好地方》回谢了政委的欢迎。因为即将成为建设兵团的战士，我们临行前每天将被褥打成军用背包背上，排成队操练行军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唱歌，我们用《军恳战歌》向警官们和最后来探监送别的父母亲人表决心：　　迎着春风，迎着阳光，跨山涉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盛产棉粮；　　哪里有荒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嘿，革命的重担挑在肩上，　　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间。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朝着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　　第一列火车上出了事：讲好了是“光荣支边”，但到车厢中发现是持枪的武装警察和解放军押送，人们傻了，觉得受骗了，就有人和警察军人发生争执，直至抢枪械斗各有死伤。那批人本是送往南疆（新疆以天山为界，南为南疆，北为北疆）的，因怕在路途遥远的天山路上再出事，在平定暴动后就近将他们安置在了北疆的工一师和靠近北疆的工二师。而后将预定送北疆的第二列火车的人用更重的兵力押到了南疆的农三师，我被送进了农三师工程一支队。　　大河沿（吐鲁蕃）、托克逊、焉耆、库尔乐、库车、新和、阿克苏、阿图什、喀什、英吉沙、莎车，最后到了麦盖提。张骞通西域和唐僧取经故事中听说过的地方，亲眼见到了，令我们大开眼界。一千五百公里天山路的押送中，杀气腾腾的大卡车队曾和最后一批支边青年的车队在新和的大尤都斯兵站相遇，一色绿军装的南京青年耻笑穿着杂七杂八的由大枪押着的“光荣支边”的北京人为“劳改犯”，我们这批人中一帮“氓爷”很不服气地跟人家干了一仗，一帮爱唱歌的人却从他们嘴里学了一首他们也是刚学会的更老的支边青年那里传唱的歌：　　坐上大卡车，带上大红花，　　远方的年轻人，塔里木来安家，　　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大家一起，塔里木来安家。　　不敬你香奶茶，不敬你哈密瓜，　　捧上一杯雪山的水，送你一束沙枣花，　　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大家一起，塔里木来安家。　　　　　　　　新疆出过一首名曲《送你一枝玫瑰花》，我们从支边青年那里学到的歌叫《送你一束沙枣花》。我们虽然跟南京青年干了一仗，但看着人家的绿军装，心中还是有自卑感的，所以没多久就将那歌词做了些改动。将“远方的”改成“北京的”，将“同志”改成了兼有朋友和同志意思的维吾尔语“约尔达西”糊弄自己，以求心理平衡。我们知道不配与支边青年称“同志”，但仍希望是“光荣支边”。但那种阿Q式的心理平衡，也很快就被粉碎了。　　我们在麦盖提县最初的营地是先期到达的劳改在押犯于前一天盖起来的，那是在戈壁滩上盖起来的一圈地窝子（在地下挖个大坑，上面铺房顶，走下坡的“马道”进屋），铺地窝子顶的泥巴、树枝、苇草中还在滴着水，地上也铺着一层树枝一层苇草，那就是我们的床。在新疆劳动改造的人，在吃的方面比起自然灾害时期在兴凯湖、茶淀劳动改造的人要强的多了。粮食定量为十九点五公斤，但因为劳动强度太大，缺油少菜，仍旧不够吃，仍旧闹饥荒。　　原来我们不仅进新疆要用大枪押送，干活时也是被大枪押着的，劳动量是真支边青年的数倍，而且随时会被捆绑吊打，我们被叫成了“北京渣子”。是渣子就不是人了，就提不到人权了，渣子可以清理也可以扔掉——消灭。　　我们最初的任务是挖一条引叶尔羌河水灌溉荒地的总干渠。穿绿棉衣的革命连队的支边青年的定额是每日挖两立方土，穿黑棉衣的在押劳改犯的定额是六立方，而穿蓝棉衣的“北京渣子”的定额是水涨船高每日变。开始定为四立方，四立方出色的完成了，就改成和劳改犯同样的六立方，看看还有潜力就涨到了八立方、十立方、十二立方。挖十二立方土，还要运走，还要打夯，干过体力活的人想象一下，能完成吗？我们居然完成了，我们脱掉了棉衣、绒衣、毛衣、长裤，天寒地冻中仅穿一条短裤、甚至有人光着屁股地把它完成了。不完成不行啊，有枪托子砸在你肩膀屁股上啊！定额涨到了十四立方。我们不是加足了汽油柴油就能发动的机器，机器还有个型号呢。我们是每天吃五个窝窝头一碗包谷面糊糊的人，十四立方实在是超出极限了，就有人将赤条条的胸膛挺到了警卫的枪口上说：“老总，开开恩给我一枪吧！实在完不了，不想活了。” 　　他那一声“老总”不要紧，有几十人都脱光了膀子躺在了工地上了，我看看左边的人脱了，右边的人也脱了不由自主地自己也脱光了膀子。我自己也奇怪自己的行动，我从小就由妈妈那里学会了逆来顺受几“三条大路中间走”的处世哲学，在学校在社会都是听共产党的话，那天我竟敢反抗了。老实讲，我从来没有过反抗的思想，那行动不能叫反抗，只是任务实在完不成，实在活不成啦。现在想起来古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及中国的近代革命，不都是在实在活不了时爆发的吗？我们没有反抗，没有要求生，只要求死，作为一个人不要求最低的生存条件，而要求以死赎回自己的罪过，这应当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和热爱了吧！　　那决心死去的行动惊动了大队领导，他们将我们中队的定额改回为八立方，算是收拾了局面，但中队领导失了面子，他们要把面子找回来。你当他们真不敢开枪吗，敢。　　紧跟着六七年新年来到了，三十下午大扫除，完了放假，可在院子内自由活动。我们就在院子里摔蒙古跤、打泰国拳、拿大顶、扔垒球……。我们从驻地旁边的维吾尔人那里搞了点酒，晚上就喝酒唱歌，唱两支革命歌曲再夹两首抒情歌曲，到了半夜就在地窝子里侃大山上段子，有用印尼语侃的，有用英语上的，还有一位满清皇族后裔老金头儿用京片子讲故宫的故事。　　我们那帮人中藏污纳垢，也藏龙卧虎。有思想家、学者、教授、作家，也有佛爷、氓爷、倒爷、侃爷……。前几种是政治犯，多属本无罪或莫须有。后几种是刑事犯，佛爷即小偷盗贼，氓爷打架斗殴流氓成性，该关该惩罚。倒爷是圈儿内话，那时候的好孩子管他们叫投机倒把，文革后的倒爷成了风云儿，不少大款即出自此。侃爷才冤呢，皆因祸从口出侃大发了——那时代可不是吹牛不上税的。老金头儿本姓爱新觉罗，他侃燕子李三、侃玲珑塔塔玲珑，侃得皇上的夜壶镶金边儿。天花乱坠、满嘴吐白沫，侃神了，人听人服。以前还行，唯独到了文化大革命，把他给专了政，送进了局子里。　　老金头儿属狗的，记吃不记打，在圈儿里照侃不误，还是人听人服。有提疑问的：你咋知道皇上的夜壶镶金边儿？他说他乃黄带子、正黄旗，祖宗给皇上当过催辈儿，亲手端过夜壶。他侃大山上段子时总会选个关键时刻闭嘴打住，按文词说是搞个悬念，到大家苦苦哀求他时才接着侃。他还会边侃边踩惑人，比如说一条狗，他会望着位戴眼镜的听众说那条狗是四眼狗；比如形容一条饿狼，他会拿眼睛寻摸听众中最瘦的一位说长得就跟他似的……。他那种踩惑人并无恶意，纯数调侃幽默逗人一笑，被踩惑的人还不能生气，因为你一生气他又闭嘴打住段子不往下侃了。　　那天老金头儿侃的是“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侃到杨香武在金銮殿房檐上“倒挂金钩”窥视宫中动静，看见皇上正歪起身子摸夜壶时，我忍不住插嘴问：皇上的夜壶不是催辈儿端的吗，他怎么不喊小金子？那回他没闭嘴打住，而是接着说皇上伸出的手又缩回来，想想尿再憋的慌也得叫催辈儿拿呀！就喊：小金子（指老金头儿祖宗。其实他祖宗那时不可能姓金，一听就是编的），拿夜壶来！但他说皇上突然觉得受了寒，鼻子仰天打了个嚏喷，把倒挂金钩的杨香武吓了一跳。说着还很形象地捂上自己的鼻子真打了个嚏喷，我不得不停止疑问聚精会神的听下去了。到他再往下侃时，大家却望着我笑起来，我才发觉自己头顶发凉，一摸头顶才知道老金头儿真打嚏喷时还真擤了口鼻涕，借着眉飞色舞指手画脚抹在了我的秃脑袋瓢儿上……。　　没想到正在那时候中队长会来查房，他先看到讲外语的华侨们在聊天，就宣布谁再讲外国话谁就是卖国贼，然后喝斥那老金头儿：“你在散什么毒！” 　　刚才还满嘴吐沫星子的老金头儿，被队长瞪着牛蛋子似的眼睛，雷霆般的一声喝，竟给吓的说不出话来了。　　听故事的我并没计较他往我头上抹鼻涕，倒想给他打马虎眼，就替他站起立正报告队长说他说的是故宫的故事。队长仍瞪着老金头儿嚷嚷：“哼，果然在散毒！故宫是什么人？故就是死了的人就是旧的吗！扫四旧都几个月了，你还敢散毒？” 　　我又好心为老金头儿辩解：“报告队长，故宫不是死人，是金銮殿，就是天安门后面的大院子，毛主席就是从那里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的。” 　　这下坏了菜了，队长恼羞成怒地冲我来了，他手戳我鼻尖吼道：“根儿粗的（西北某地口头语），啊娘斯基（维吾尔语骂人话），你当我是草包？你敢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个臭劳改犯！” 　　“臭劳改犯”四个字激怒了我，因为那时还没有宣布我们是强制劳动，即使宣布了，“强制劳动犯”和“劳教犯”“劳改犯”在“法律”上是有“性质”上的区别的。我跟他顶起牛来：“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的支边青年，你个老国民党不配叫我臭劳改犯！” 　　队长想不到有人敢当面顶撞他，一跺脚上的大毡筒鞋，一巴掌把支顶棚的柱子打得直颤，向门外大喊一声：“来人啊，把他拉出去！” 　　应着话声就来了警卫将我拉到一个小沙包前，拉开枪栓数数。那警卫是个复员军人，军队里的“来人啊，把他拉出去！”就是枪毙，他要从一数到十，让我在这之间有什么要对家人说的话就“丢下（他是湖北人说湖北话）”。　　那天我没死，要死了就轮不到我今天来侃大山了。是警卫要数“九”时，我们的副指导员——押送我们进疆又留在新疆负责改造我们的从北京来的监狱警察，从外队喝酒回来看到那情景给叫了“暂停”，被“刀下留人”了。幸亏他懂枪毙一个人得经警察、法院、检察诸道手续，他去找队长停了我的枪毙执行，但也要维护队长的威信、给他个台阶下，最后给了我个“苏秦背剑”（一手从肩反向下、一手从背后往上地用手铐子拷起来）两小时的惩罚。　　那天我没死，但还是有一个“替死鬼”让队长出了气：一位俄罗斯混血儿喝了几口酒，从地窝子跑到院子当中唱“冰雪埋藏着伏尔加河，冰雪上走着三套车，是谁在唱那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警卫叫他停止唱歌回地窝子去，他不服从，就给了他一枪。他捂着大腿倒下了，鲜血流了一地。尽管有人证明警卫是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开的枪，他还是被以“抢枪”之罪、大腿还流着血地抬到劳改队去，在那里判了三年刑。　　又不久，另外一个中队有个叫窝尔非的人因为想逃跑被送我中队来改造。他又跑了，又被抓了回来。他被七、八个警卫拖到地窝子里用棍棒和枪托收拾，打得已是皮开肉绽，最后一个警卫用黑黑的大枪口戳在他腰锥的“命门”上，他一命归了天……。　　当我们用薄薄的木板钉了个“匣子”将他埋在我们挖的大渠旁时，我们都流出了眼泪，我们为窝尔非流泪，也为自己流泪。随着眼泪一首叫做《苦难悲伤》的歌曲被唱了出来，这首用《渔光曲》等歌曲做基调的《苦难悲伤》的歌不是一个人一时间创作出来的，是经南疆北疆许多北京人传唱形成的，它后来流行到内地：　　苦难，悲伤，　　离别了亲人，离别了家乡，被骗到新疆，　　吃的是猪狗饭，住的是茅草房，　　不是打来就是绑，北京人的苦难啊有多少，　　哪个地方都一样，走出了牢房又遇见了狼。　　啊……，叫声朋友，你想一想，　　这样的打来这样的绑，谁能心欢畅？　　同是父母养，待遇不一样，　　但愿这苦难不会长，　　爹娘爹娘，你莫悲伤，　　苦难总会有个尽，　　孩儿不会一世永在新疆，　　相信光明总有一天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