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我弟弟发篇纪念蔡尚思先生文稿:│魏来五道│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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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我弟弟发篇纪念蔡尚思先生文稿:
魏来五道 (发表日期:2008-06-16 21:30:14 阅读人次:2014 回复数:3)
博大精深身体力行的百岁泰斗　　——回忆一代名师、中国思想文化史学家蔡尚思先生　　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　　百岁学术泰斗蔡尚思先生逝世的消息，一时间几乎刊登在全国的各大媒体上。　　2008年5月20凌晨2点40分，我国著名的一代文化思想史学家、享年104岁的学术泰斗蔡尚思教授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复旦母校将先生的讣告电邮给我，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万分！复旦大学历史系为我赠送了花圈，以寄托我们发自内心的共同哀思！　　蔡尚思教授，福建德化县人，1905年出生，先生一辈子辗转求学、遍访名师，亦多处任教、传播思想。来上海后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先生的一生，是勤奋刻苦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　　蔡尚思先生，不仅被世人称为“北钱南蔡”，还被人称为“北侯南蔡”，可谓是当之无愧，先生被世人等同于钱钟书是指对中国古典文献之博学；而等同于侯外庐则是指对中国思想历史之通达，可见先生学问之广博、影响之巨大。　　一、大师云集、言传身教的学问环境　　我于1982年初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1983至1984年两年间担任蔡尚思先生学术助手，跟随先生工作两年整，先生的故居位于复旦大学第一宿舍3号，楼上楼下都是书，连楼梯转角处也堆满了书。先生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但却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虽然是由蔡尚思先生以他的影响领衔挂帅，但却集中了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四位学者，他们分别是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与汤纲，亦被当时的人们戏称为蔡尚思的“四大金刚”、“四架马车”，除去汤纲先生已经逝世外，其他三位依然活跃在我国的学术舞台上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我是当时研究室的唯一助教，大概相当于一个“书童”的角色。　　在一个大师云集的办公室，我成天沐浴在知识与文化的海洋里，接受着来自恩师们的精神熏染与学问锤炼。　　我曾经跟随姜义华先生学习研究熊十力，文章发表在《江汉论坛》《读书》杂志，并被人大《中国哲学史》转载；我曾经为朱维铮先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做助教、跟随朱维铮先生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校注出版做一些前期的初校工作；曾经在李华兴先生的指导下，与李妙根教授合作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李妙根是蔡尚思先生的助手，我的上一任，他负责讲上半部分，我则负责讲下半部分的明清与近代史；作为助教，我还跟随他们参与研究生的课程学习。　　那段时期的学习与工作十分紧张，每天工作至凌晨一点，但却特别有意义。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机构不大，但能量却不小，有几件事情在全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是蔡尚思先生《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孔子思想体系》《蔡元培》、《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王船山思想体系》等一批著作出版。这些著作，既有旁征博引、贯穿古今的史学巨著与文献，知识含量极高；又有针对历史人物的专门研究，影响十分深远。如《孔子思想体系》就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孔子的思想体系，不仅论证严谨、功力深厚，而且传播广泛、极难超越。　　二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中国文化》编委会合作，于1982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国文化史为专门研究对象并多学科共同参与研讨的学术盛会，会议由周谷城先生主持，可谓是大师云集、高朋满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工作就是将各位学者的文章分别誊写复印并作为会议的正式材料，再是书写大会的横幅，为大会写新闻报道，并为大会拍摄了一批有珍贵价值的图片。　　三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合作，联合主办了《中国文化》研究辑刊，于光远、刘大年、李新、周谷城、胡绳与蔡尚思等担任辑刊的顾问，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分辑出版，为中国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周谷城先生在编委会上“只要同志们有野心，有实力，有能量，你们一定能够成功”的教诲依然还在耳旁。1984年3月、1985年2月《中国文化》分别出版了一、二辑，我则在其中作一些抄抄写写、跑来跑去的工作，如于光远先生的稿子是铅笔稿，就需要重新抄写。　　那一段时间是我终生难忘、压力最大、进步最快、体念最深的时期，也是我铭记恩师教诲、奠定学术基础的重要时期。哪怕是我1984年底来深圳后，为追踪时代与特区的需求而转行经济学，即便是所谓离经叛道、旁门左道，或者是不务正业、另起炉灶，我亦从这些大师们的身上吸取了无尽的精神营养与治学方法，他们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二、著作等身、蜚声学界的学问大师　　蔡尚思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蜚声学界、著作等身的学问大师。　　我保存着一张陈旧的稿纸，上面记录的是1984年由蔡先生口述、由我记录的《蔡尚思学术思想回忆录》的目录。　　蔡先生告诉我，“我的学术思想，如果不从年轻的时候谈起，则没有源流。年轻时有很多感性的东西，至今仍然起着作用，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接着，蔡先生开始以他十分清晰的思维，向我交代他有关回忆录的思考：　　回忆录之一：1920年以前——小时的经历与后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关系；　　回忆录之二：1921至1925年——中学是打好学问基础的关键；　　回忆录之三：1925至1929年——历史哲学的结合与集中于北京的名师：　　回忆录之四：1927至1940年——关于蔡元培先生的见闻；　　回忆录之五：1929至1931年——来上海教学与继续向章太炎等名师求教；　　回忆录之六：1931至1934年——去武汉教学与研究新理论；　　回忆录之七：1934至1948年——大图书馆才是真正的最高研究机构；　　回忆录之八：爱祖国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回忆录之九：为配合解放战争，多发表战斗文章；　　回忆录之十：1949至1966年——解放后十七年与学友论学；　　回忆录之十一：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与重新研究佛学、医学；　　回忆录之十二：更多总结学术思想；　　回忆录之十三：最多体育锻炼的中老年。这一段时间第一难是锻炼身体；第二难是坚持读书；第三难是四年撰文百篇。　　蔡先生的晚年就是壮心不已、知难而进、不懈进取、成就卓著的晚年。　　我曾经与李妙根教授合作为蔡尚思先生写过一段回忆录，发表在《中国哲学》上，我来深圳后还接到蔡先生亲自给我寄来的200元稿费，他从来都是这样。可惜的是由于我离开复旦，而没有机会协助蔡尚思先生完成他的这一心愿，我也因此失去一次为学术大师整理学术思想回忆录的历史性机会。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蔡尚思先生就已经是蜚声学界、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从三十年代到1984年我离开复旦之前，我所知道的蔡先生的主要著作就包括1930年出版的《三大思想之比观（儒墨道）》、1931年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1935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文选》、1939年的《中国思想研究法》、1939年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1950年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1954年主编并合著的《谭嗣同全集》、1950年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古代部分）》、1950年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现代部分）》、1962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思想文化方面主编）》、1979年的《中国文化史要论》、1982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1982年的《孔子思想体系》、1982年的《蔡元培》、1983年的《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1984年的《王船山思想体系》等等。　　1984年以后，我虽然离开了母校，但是我仍然关注蔡尚思先生的学术活动，我知道他后来又陆续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蔡尚思自传》、《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论》、《蔡尚思全集》等，如果将蔡先生著编诸书合计应当在40余种左右。学术论文更是多达数百篇，难以一一枚举。　　三、博大精深、自主出入的史学泰斗　　学识渊博的蔡尚思教授，年轻时的虚心好学、发奋用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常向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执礼问学，而两位大师也总是不吝赐教，并且高度评价，王国维和梁启超都曾挥毫书法条幅赠送蔡尚思，蔡先生也是当今中国王国维和梁启超的最后弟子。　　蔡尚思先生曾经将王国维先生的赠言转送给我：“年少力富，来日正长，故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录王国维师二十年代鼓励我的话赠魏达志同志。蔡尚思，1984年9月”。蔡尚思先生的这段题字，写在他赠送给我的著作《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的扉页上。　　蔡尚思先生就一直按照两位大师的教诲，尽管历经战火纷飞、流离浩劫，却仍然矢志不移、坚持学问。并且以此激励后学、勉励后人。　　根据我的导师姜义华先生回忆，1939年作为《中国思想史通论》的绪论而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被蔡尚思视为“生平著作中第一代表作”。该书所列中国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哲学伦理思想史的史料简目，每一门类仅宋元至清便开列名单数百人，这是他广泛阅读宋、明、清人文集所发掘的思想材料。这一名单，极大地扩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顾颉刚1936年为该书作序时说：“盖阅十数寒暑，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来我国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讹误而匡订之，取其罅隙而补苴之，取其蕴蓄而启发之，取其束缚而解放之，取其蟊蠹而掊击以歼覆之……于是棼者以整，晦者以彰，尚实绌虚，潜研沉赴，而卒以泛应曲当，多所创获。”难怪姜义华先生为蔡尚思撰联：“抑儒扬墨，践行毕生若钜子，先生传承亦国学；苦读乐思，雄辩史坛成一家，老师遗泽昭世人。”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亦是蔡尚思先生百岁诞辰之际，复旦历史系老师著文贺道：“蔡尚思先生视学问为生命，自幼清贫，苦读成名，年至耄耋，手不释卷，笔耕不缀……他参与了这期间关于传统思想的历次重大争论，而且有话直说，不为贤者讳，不怕开罪当时的显赫人物，使他本人也成为有争议的思想史家。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位百岁老人，给后人留下一笔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财富，必将永垂史册！” 　　由此可见蔡尚思先生的博大精深，首先源于他的博闻强记、透视古今，其次源于他的梳理思辩、慎思笃行，使得其学术能够达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启迪深远、各有所获的巨大效用。　　蔡尚思先生的特点不仅博览群书、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他从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通过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从而自主出入、独树一帜，他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分析、看待中国的传统思想。记得他在评价傅山的学术地位时就肯定他的主张创新，“反对矮子观场式、瞎子随笑式的人云亦云”。《中国传统思想中总批判》是代表先生学术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先生对孔学的看法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主次不分和主次颠倒，而是区分其枝叶的思想言论和根本的思想言论。　　先生在另外一部著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则论述了200多位中国文化人立身治学的宝贵经验，内容概括为30多个问题。他不限于古人和近人，也兼及了一部分今人；不限于正面人物，有时也不能不涉及某些反面人物。这种介绍和评论，持大公无私的立场和向前发展的观点，根本打破封建传统一类的老观念，只论价值的大小、多少、有无，不论地位、名气、学派、男性女性、生人熟人、前辈后辈等等，完全根据自己的独立研究与独立判断，将中国文化人立身治学的宝贵经验总结出来、传之后人。　　记得有一次，学校安排蔡先生对全校的公开讲座，我写好海报一经张贴，那个能够容纳200人的大教室立刻就挤得水泄不通，晚饭后，我陪同蔡先生来到教室，先生的讲座声音洪亮、坦荡爽直、机智幽默，激动时刻手舞足蹈，不时激起阵阵掌声和阵阵笑声，演讲旁征博引，时有褒奖，时有抨击，内容丰富，激动人心，极其成功。讲座完后我陪先生回家，先生丝毫没有倦意，心情十分亢奋，可见当时蔡先生在同学中的崇高威望，受欢迎程度空前热烈。　　现在我的办公室仍然挂着蔡尚思先生题写的墨宝：“学问贵根底，思想贵解放，工作贵认真，品德贵高尚。” 蔡尚思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四、身体力行、永保童心的一代名师　　1984年的暑期，是我在复旦大学学习工作期间的最后一个暑期，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暑期。因为我从上海经过南昌、广州来到深圳，并寻觅到二家愿意接收我的单位准备调往深圳。事情办妥后接到复旦大学的电报，通知我立即回沪陪同蔡尚思先生出席在山东召开的“孔子法律思想讨论会”和在山西召开的“傅山学术讨论会”，于是我又回到上海，陪同蔡先生前往济南，会议期间考察了曲阜，然后从济南到太原，会后去了五台山、大同、云岗、恒山、最后由太原去北京，然后返回上海，整个暑期基本上是在长途跋涉，横跨大江南北。　　由于就要离开母校去深圳工作了，一方面对复旦恋恋不舍，另一方面对特区心向往之。于是我特别想请蔡先生为我题几句话，在济南我实现了这个愿望：“魏达志同志在做我的助手期间，业务能力与工作态度，都能令人满意。蔡尚思 1984年8月10日于济南”。蔡先生的评价让我十分惊讶，我深知我的古文化基础甚差，但是我仍然自豪地将先生的题字保留至今，并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此后，蔡先生在与我的通信中还提到，我为先生拍摄的照片比一辈子拍的照片还多，希望寄一部分由我保存，其实我已经保存了相当部分。　　暑期的会议，名人云集，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如贺麟、杨向奎、虞愚、石峻、萧捷父、楼宇烈都参加了会议。也正是这次会议，不仅让我与蔡先生朝夕相处，而且真真实实地体会到先生身体的健康和惊人的毅力。可圈可点的故事太多，这里仅仅例举几件：　　1984年的8月，济南酷暑依然，会议结束后，主办方用小车送蔡尚思先生、杨向奎先生与我去火车站，由于各种原因，汽车抵达火车站时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分钟，时间十分紧张，济南方面的同志带领我们从火车站的侧门直奔站台，蔡先生、杨先生与我开始向火车奔跑，当时的蔡先生80岁，杨先生也70左右，蔡先生自己提行李，我则带着会议赠送给杨先生与我的两套茶具向前奔跑，当我们刚上火车，火车就开动了，长达十分钟的奔跑，蔡先生面不改色，虽然有惊无险，但却证明了先生的健康身体。其实杨先生作为古稀之年的著名学者，身体已经不错，但仍免不了气喘吁吁，鉴于我帮忙有功，执意将茶具奖给了我。　　傅山学术会议后，在山西省社科院的安排下，我陪蔡尚思先生去了五台山，在山上，蔡先生仍然坚持每天清晨起来做气功，随后是冷水浴，即便是五台山泉冰冷刺骨，他仍然毫不在意。更有意思的是，蔡先生还要跃上腾空而起的骏马，拍一雅照作为留念，在场的学者为之瞠目，作为助手的我，更是捏一把冷汗，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蔡先生的思想方法、工作态度以及其自信好强、晚年壮心不已、永保童心的奋进精神，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登北岳恒山时，一行学者当中只有蔡尚思先生首当其冲，远远地走在了我们队伍中的最前面，80岁的蔡先生登山有力，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当我们爬到山顶的一座庙宇时，庙前有一大缸水，缸上放着一个竹筒，蔡先生用竹筒装满冰凉的一筒水，一口气喝下，我们大家看着蔡先生，除了景仰的目光，大家谁也没有说话。　　离开太原后我们到了北京站，我为先生买好了软卧和我的硬座票，离北京前往上海的火车还有两小时，这时我向蔡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无礼的要求，由于我从来没有到过北京，我希望和先生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的中央，朝四面八方各照一张相，我们再去乘火车，蔡先生居然极具童心答应了我，然后我们乘公共汽车往返，因此就有了几张与蔡先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组照片。我仍然记得蔡先生站在公共汽车上的稳健身影。次日，蔡先生火车上一觉醒来，第一机件事就是找到我，让我睡的他的软卧床上，这件事让我十分感动。　　蔡先生在90多岁还一直坚持做学问，而且每年都和我有贺年卡的来往，蔡先生还坚持不要学校派车，坚持坐公共汽车去上海图书馆等地寻找资料，他的精神和品格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1995年5月27号，复旦大学校庆90周年纪念日，我和很多同学都返校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历史系位于复旦大学文科楼的11楼，我和老师同学们正在愉快地交谈，突然间停电，而这时90高龄的蔡先生也来到了文科楼，他没有等到来电就徒步登上11楼，我见状喜出望外，赶忙上前搀扶，虽然蔡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但没有让我搀扶，脚步依然十分稳健。　　蔡尚思先生在《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第33章中专门论述“重视体育锻炼”，评价《吕氏春秋》、华佗、吴普、曹丕、孙思邈、李白、文天祥、颜元、秋瑾、蒋维乔、马寅初、关肃霜等学者和艺术家的锻炼之法与长寿之道，他们几乎都是几十年如一日，注重体育锻炼，讲求运动方法，大都活上百岁的方法与经验，并总结出“文化人虽然以学问为主要业务，但是也不能不兼顾健身运动。如孔子的第一高足颜回，康有为的第一高足陈千秋，都好学短命，就谈不上其他什么了。”并常以“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的自勉诗激励自己，可见蔡先生非常注重总结前人的养生经验，并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特点的健康长寿之路。　　2005年5月，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到了上海，但种种原因想去看望百岁蔡先生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回深圳之后我通过邮局对蔡先生进行了问候，蔡先生的儿子蔡法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告诉我，蔡先生看见我的贺词，“他表示非常感谢。你对家父之厚爱可以追溯到你在复旦历史系任教期间，我记忆犹新——家父从外地返沪，你主动陪我们去北站迎接。你对家父的关爱，令我们家属非常感动。”但这次没有看望到蔡先生，居然成为我终生的一个缺憾。　　蔡尚思先生虽然逝去了，但先生的道德、学问与文章却永留人间！　　（作者为深圳市人大常委，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1984年暑期蔡尚思先生在山西五台山　　　　　　1984年夏蔡尚思先生与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