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是每一个在日华人都必须经历的生活历程。记得刚刚来日本的时候,我就在一家日本料理店里开始了有生的第一次体力劳动。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那个在国内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对于资本主义日本严肃认真的劳动态度,鲜明严格的上下关系不仅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因此,我既可以在刷碗之余尽情哼唱流行歌曲,闲时傲然地手捧书本大背单词,也可以在没有一个可坐之处的厨房拽过垃圾桶坦然落坐。自然,我的表现令勤恳惯了的日本人雇员瞠目结舌,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勉强做了三个月就大败而辞了。
如此反复,经历了数次磨难之后,我对日本及日本人由无知到相知、相识，从最初听到日本人说“中国人不行”到他们举指称赞“中国人了不起”。我的心灵在痛苦中得到再塑。回想过去我竟为自己最初的行为感到汗颜了。这样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采访中可以冷静地看待自己,看待在日华人在打工中的所为,并尽可能地让后来者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做为报道的基点。
1. 告状无凭证 轻信酿恶果
1999年12月一位来自中国沈阳的青年A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异国的土地日本。可是,日本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使他顾不上体验大东京的繁华就开始了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打工生活。本来能在袭击全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下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很难很难。所以他谨小慎微,认真工作,想以此换得一份安稳。然而,他的老实和诚恳换来的确是一场欺骗,他对日本的无知和对人的盲目信任又使他丧失了保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
在池袋的一家“烤鸡肉串儿”店的门上, 贴着一则招工广告,上写:
招厨房内打工者若干,
时间:晚5点至夜11点30分。
时给:900日元。
就冲这900日元,A青年便毅然前往应募。没想到由于店里正缺少人手,他虽然日语还说得结结巴巴的,竟然也被录取了。可是恶梦也从此开始。
就在A青年兢兢业业地干满一个月后高高兴兴地领工资时,发现所发工资实际计算下来,平均每小时只有700日元。对此,他虽然感不满但也不好说什么。因为去应募时,他认为既然广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900日元就应该是900日元,自己语言又不好,所以,只字未题工资一事。可现在老板娘只给700日元,他想据理力争也没有证据,只好认命,想再干一段看看。可是,他的无声竟被看成是软弱可欺。老板娘越来越不像话。工资低活儿重不说,客人少了还常常让他提前回家。如此下来,A青年光在这里打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于是他向老板娘提出3月份就不干了。老板娘闻听此言恼羞成怒，不但态度更加蛮横,最后竟连他10万多日元的工资也全都扣下不发,害得A青年白干了一个多月。
A青年的哥哥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领着弟弟来到了东京劳动基准局商谈如何才能拿到工资。劳动基准局的人告诉他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首先他们必须亲自找到老板娘,当面要求她支付未付的工资。如果她还不给,劳动基准局方可出面帮助他们解决,但比较繁琐。其次,他们可以到简易法庭去状告老板娘,这样可能会快一些。
报着一线希望,A青年与哥哥来到了打工的店里向老板娘要工钱,老板娘自然不会认帐,还以店里有客人为由,把他们连推带搡地从店里赶了出来。A青年与哥哥也奋力阻挡,推搡之间,难免会象打仗一样双方都有过份的举动。被赶到店外的两位中国青年最后实在气不过,便大吼一声, 告诉老板娘说一定要到法庭去告她,让她不要太得意。
数日后,A青年的哥哥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池袋警察署的电话,说老板娘告他们打了她等,让他到警察署来一趟。接到了警察的电话之后,他既担心又害怕。但是麿还是如约去了警察署。听他说明情况之后, 警察署的担当人员竟说没有接到这样的报警,也没有传讯过他。
一场虚惊过后, A青年的哥哥非常气愤。他认为一定是老板娘怕他去告状,就使了这样的计谋来恐吓他。这反而坚定了两位中国青年要去告她的决心。
他们抓紧时间来到法院,提出要状告无故欠工资不发的老板娘。按照规定的法律程序, 法庭的人拿来一些表格让他们填写,并要求他们写清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及家庭住址等具体情况,以便发传票通知对方出庭。一听这话,两兄弟可傻了。因为他们除了知道她叫老板娘以外不知道其它任何情况,更不知道她的真名了。为此,他们只好放弃在法庭上与她据理力争的机会,回去了。
法律只认证据,不认人。空口无凭是打不嬴官司的。后来,虽然A青年的哥哥准备再次前往劳动基准局,尽可能早日找回被克扣的工资。但是,由于他们掌握的证据有限,究竟能否如愿不得而之。
2．社长“蒸发” 社员受难
1999年4月30日,在横滨大船车站附近的横滨西劳动基准监督署正门前,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一群头缠红绸带,带有明显外国人口音的人们高呼口号,向劳动基准局的官员们提出了抗议,要求尽快处理他们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生活困难。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使他们发出了如此无奈的呐喊?
事情的起因
1999年2月28日,在株式会社玛鲁萨(作者音译)工作的14名中国残留孤儿后代,怀着不安的心情早早就来到公司上班。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他们已经几个月都没有按时按数领到工资了。所以每天上班,大家都是怀着半分期待,半分忧虑的心情来的。今天因为是社长约定的发薪日,大家更是喜忧参半。可是,事实与期待相反,在公司等待他们的不是前来发工资的社长,而是一封用计算机打写的信。
大家明显意识到情况有变,紧张地把信拆开一看,果然是社长留下的。社长在信上说他对不起各位职工,希望得到原谅。还说他是走投无路才离家出走的,他想以死相报,所以不要找他了。找到他,他也没有钱给大家发工资。事实告诉全体员工们,社长已经在一夜之中,不知去向,宛如空气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愤怒的社员冲到社长家里讨帐。然而,社长显然是有备而逃的。在社长宽大的宅子里,除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外,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公司的帐目及社员的出勤记录。所有证明公司拖欠了员工工资的证据都没有留下。公司已经实质破产了。而且,这明显是为了逃避个人资产被依法抵债而预先策划好的自我破产。社长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保全了自我财产,也保障了家人的生活。但是却苦了与他同甘共苦的社员,特别是在此工作的残留孤儿的后代。
据统计,包括6名日本人在内,玛鲁萨的社长共拖欠社员工资2658万日圆,每人平均140万日圆。期间为去年6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间。这期间,社员们仍然每天6点30分按时出勤,晚上8点才下班。在此期间,员工们共为三井等著名公司建成了湘南国际村住宅,川崎市麻生区的5月台展示房等共7栋房子。
由于是承包工程,所以,该公司一直采取的是定薪制,按月算钱,所以没有加班费。正因为是定薪制,残留孤儿的后代们几乎都没有计较工作的时间,更没有留下相关的纪录。谁也没有料到这竟为他们留下了一场难办的官司。
要债无门依法自救
社长夜逃之后,大家起初还抱有一线希望到处寻找社长的踪迹,天真的人还相信也许有一天社长会突然回来,向大家解释个明白。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社长仍然毫无音信,被拖欠的工资如石沉大海。既没有加入雇用保险,也没有年金的社员们只好放弃希望,为生活所迫开始找工作打零工。这期间有的人前往警察署,地方劳动基准监督局,市役所等部门进行咨询和寻求解决办法。也有的人想请律师,但又付不起律师昂贵的费用。
对此,警察局回答说,如果不是失踪者的家人提出搜索请求的话,警察就无法采取行动。地方劳动基准局强调,如果是该公司依法律程序申请破产的话,只要公司出具可以证明社员劳动时间及所欠工资的有关材料,这些被害者就可以依法得到政府的一部份补助。但是,现在一无凭证,二无证人,政府很难解决。律师的反映更令人沮丧,官司可以打,但费事费时,言外之意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就这样,时间在毫无结果的奔波中流逝,大家的希望也开始冰冷。真是要债无门!
就在十几位被害者准备认命而放弃努力的时候,一位热心的日本人听到此事之后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事情发生了很大的转机。
在归国者集中居住的横滨市某团地的日语教室举办的交流会上,一位受害者的家属叙述了玛鲁萨公司拖欠父亲工资的事实,并向身为日本劳动评议会组织部长的鸟生克哉先生寻求解决办法。鸟生先生听到此事之后,感到这不仅是个别劳动者的问题,也反映了日本社会普遍轻视中小零碎企业的问题。于是,他以归国者支援团体日中友好雄鹰会为后盾,组织全部受害者一起来到横滨西劳动基准监督署反映情况,要求基准局按照国家制度给这些受害员工以适当的补偿。
经过努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准备材料。集体提出请求,搞静坐示威活动,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集体的努力终于有所成效。横滨西劳动基准监督署经过调查,认定玛鲁萨株式会社确实属实质性破产,并决定,对于去年12月份确实在职的社员按国家条例予以补偿。
4. 游子有家不能归
一封狱中来信给一个小小的家庭带来了几许欢乐。那是一封因帮助偷渡日本的中国人非法入国而入狱近一载的父亲寄给年轻的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孩子的来信。信上说他因在狱中表现突出,悔过态度很好被获准提前释放了,让妻子赶快为他准备一些衣物送来。读到此,年轻的妻子哭了,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丈夫给她造成的苦难,没有享受父爱的孩子所遭受的歧视,邻里充满疑问的目光都将随丈夫的归来而消失,她抑制不住翻滚的思绪,只能以哭声来解脱自己复杂的感情。
数日后,年轻的妻子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带着丈夫的衣物,来到了监狱。本想可以听到丈夫亲口告诉她出狱回家的具体日期,可等待她的确是难以置信的现实。日本法务大臣已经做出了把丈夫“强制送还”的决定,数日后丈夫就要被移送到九洲长琦的大村管理中心,由服刑转为收容。在那里办完强制送还所必要的手续之后,丈夫将被强制遣送回中国。在法律上她的丈夫已经被日本驱逐出境了。
被驱逐出境就因为他是外国国籍
这位即将被驱逐出境的人叫庄广禄,来日前住在中国的黑龙江省。17岁那年随残留孤儿的母亲来到日本,是归国者二世。来到日本之后,他就读于神奈川县某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他曾在建筑公司,运输公司等工作。1996年12月,由于种种原因因他成为一名失业者。此间,他曾三次申请加入日本国籍,均未获批准。1997年7月,由于他帮助蛇头组织引导非法入国者入境,被横滨关内税务署职员当场抓获。
被起诉后,本人对罪行供认不讳,加之认罪态度较好,有强烈的悔过自新意识,法庭没有按照检查官的意见,判其承受3年6个月,罚款50万日元的刑罚,而是酌情判处其1年6个月的徒刑,罚款30万日元。刑满之后的现在,如果庄氏是日本国民的话,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庄氏现在应该在家里与妻子同享天伦之乐,用实际行动实现自己对妻子许下的承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可是,虽然他是被日本政府“请回”的残留孤儿的后代,却因为他没有归化日本,取得日本国籍就触犯了日本的法律而成为一名囚犯。所以,即使刑满释放也不能回家。日本法务大臣签发的一纸“强制送还”令,已经把他驱逐出日本国境,令他有家难回了。
如果庄氏是一位纯正的中国人,他的身上并没有流淌着日本母亲的血液,他的家族,兄弟姐妹也不在日本的话,依据日本法律对他实施强制送还并没有丝毫值得提出异议的地方。问题是当时17岁的他并没有选择留在中国还是随母亲奔赴日本定居的权力,客观现实决定了他只能随父母来到日本定居。如果日本政府出于人道,真正想弥补战争为残留孤儿们造成的疮伤,就该彻底实施一套完整的安置政策,应该依据事实考虑特殊情况为他提供在日本改过自信,重新做人的环境和条件。
上书中国国家总理 请愿日本法务省
在得知庄氏被强制送还的消息后,他的亲人们在残留孤儿的支援团体,日中友好雄鹰会的支持下,举行了一系列的救援活动。不仅其妻及其家属向法务省递交了请愿书,雄鹰会也以全体会员的名义分别向日本法务省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朱(金字旁加容)基递交了请愿书,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希望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对于上述请愿活动,日本法务省坚持强制送还,并强调经法务大臣批准的决定一般来说很难更改。我也通过电话向法务省广告部核实情况。他们声称,庄氏触犯了日本法律,“强制送还”是依据入管法第24条作出的合法判决。对于我提出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庄氏的特殊身份的问题,他们拒绝给于明确的回答。
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庄广禄依然被收容在大村收容所内。他从狱中来信说,他的代号是1284,进入该收容所的人全有号码,依次送还,最近的一次强制送还了200多人,不知是否已经轮到他了。他的妻子也表示说,每天都非常担心,想到将来孩子要过上近乎没有父亲的生活,真是不寒而栗。更担心自己的丈夫被强制归还回中国后将怎样生活。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工作,没有户籍了。所以,衷心希望中国大使馆能够从人道的角度,向日本施加压力,阻止日本法务省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由于庄氏的特殊身份,他能否归国还取决于中国方面的态度,并不是日本法务省可以单纯决定的。
在日中友好雄鹰会会员及全国劳动者评议会,日本全国学生评议会(两者均为日本的民间组织)的努力救援下,庄广禄已获保释,于同年6月回到家中。据本人说,由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已经明确表态,拒绝日本政府的强制送还,不接收本人入境,所以,日本法务省才同意他办理保释手续,或申请去第三国的。
但是,一难未去又来一难,他出所后虽想悔过自新,却苦于无路可走,回想被关押在管理中心的日子,他更是心有余悸,因为,那里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在那里生活的外国人所受的待遇连监狱都不如。
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在日本的长崎,有一所专为收容已经被判强制送还的外国人的管理中心,这里收容的都是被抓获的违法入境者,刑期超过一年以上的犯罪者,还有少数要求政治避难的政治犯。整个中心大约有6百多人,其中80%以上是中国人。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不能不令每一个在日中国人深思。但是,号称民主社会、标榜人权自由的日本,对那里实施的非人道的管理却鲜为人知,令人震惊。
庄广禄服刑后被收容到大村管理中心,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的早餐,牛奶面包。午餐和晚餐竟全部都是盒饭,吃得大家直反胃口,因此,大家私下里管这盒饭叫狗都不吃的饭菜。特别是中国人,总觉得日本菜太过于清淡,所以口重的人就只有自掏腰包买卖店的榨菜,但是这里出售的榨菜价钱非常贵,与日本的高级百货店相差无几。可是,这里关押的超期滞在者及因犯罪而被判驱逐处境的人大多生活困难,自己没有收入不说,还要给本不富裕的家属增加负担,所以,能买得起榨菜的人甚少。对此,大家虽然多次提出抗议,要求改善,但是得不到任何回答。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到了这里连每周两次的运动都无法保证。本来,在监狱服刑的时候,每天都要劳动,可以看电视,可以按时运动,可以经常洗澡。但是,在这个百分之百外国人居住的收容中心,却不能劳动。这看上去似乎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实际上则是一种变相惩罚。试想,一个健康的人,在一个窄小有限的空间内,整天除了吃饭以外,什么都不干不说,行动还要受到监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据庄广禄本人讲,如果再不出来,他就会精神崩溃。
更残酷的是,本来每星期规定有两次放风运动的时间。但是,这也常常得不到保证,经常会因为看守人员不够,宝贵的运动时间就被取消了。对于管理中心的种种非人道的行为,外国人虽然多次要求改善,甚至不惜通过绝食来提出抗议。但是,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相反看守们还反过来说教,让大家知足常乐,要知道这里的维持费都是日本国民的税金,有吃有喝就不错了,还挑剔什么? 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是,人权是神圣的,不能因为犯了罪就可以无视。人生在世谁能无过?
失足遗恨改过难
获得假释之后的庄广禄怀着悔恨的心情,回顾了他充满痛苦和遭受歧视的过去。从来到日本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没有一个长久的安身之地。
来日初始,在所泽的残留孤儿安置中心学习了4个月之后, 他便进了一家市立中学。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上课根本就听不懂。在课堂上坐也坐不住经常溜号。他的“特殊表现”自然成为老师“照顾”的对象。令他烦恼的是由于语言不好,他与同学的关系也搞不好。虽然,他本人很想与日本人交朋友,但是,由于中国人那种友爱互助,不分你我的人际关系,与日本人谨慎自私的性格格格不入,再加上仅仅靠日本政府发放的每月6万日元生活补助费生活所造成的贫困,他自然受到了来自同学们那种不言自明的歧视。因此,他常常不明不白地与日本同学打架,这更加深了周围同学对他持有的不良印象。可以说在日本这唯一一段的学生生活给他留下的都是痛苦的回忆。
带着对日本社会的不满,他放弃了升入高中,继续学习的打算。初中毕业后,他立即进入一家运输公司,开始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日本人社长,不仅工资待遇不错,还考虑到他的将来,让他考取了驾驶执照。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多以后,他因长工资的事情与顶头上司的科长吵架,最后被迫辞职,转到了另外一家运输公司。到了这家公司,他本想从头做起,好好干。可是,事情往往难从人愿,他遇到了一位对外国人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上司,对他百般刁难。因为是刚刚来到一个新单位,再想到病重年迈的母亲还需要他来赡养,他只好忍下了上司的刁难。
然而,他没有想到,忍耐换来的竟是工头变本加厉的欺负。在一个大雨瓢泼的傍晚,正准备收工了的庄广禄被工头叫住了,说还有一车水泥必须赶快给客户送去,让他赶紧再跑一趟。看着泥泞的道路,他当然知道拉着沉重的水泥上路是很危险的,但是,想到找工作的艰难,想到自己是一个说不好日语的外国人,他心里虽然不满,也只好放弃了早些回家的愿望,拉着水泥上路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来到送货地点时,竟找不到一个接货的人, ,也许是他没有听明白工头的话,也许是出于误会而出了差错,整个工地都看不见一个人影,面对此情此景,他愤怒了,根本就无暇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弄错了。他一心认为这是日本工头对他的刁难,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把整车水泥全部卸到了地上,放置在雨水之中。
回到公司后,他为此与工头大吵一架,但还是受到了公司的批评,因为那一车水泥被雨水淋湿之后,不仅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也耽误了客户的工期,这在信誉第一的日本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过失。庄广禄也因此受到了扣工资的惩罚。这使他更感压抑,常常怀念在中国度过的美好时光,对在日本的残酷现实更感心灰意冷。更另他伤心的是,身患重病的母亲去世之后,市役所竟不让他继续住属于母亲名下的便宜住宅,使他在葬母之后又无家可归了。当时,由于哥哥刚刚结婚不久,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搅,只能在朋友家借宿,辗转流浪。之后,他虽然又找了几家公司,但都没有干长,于是,终于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在经历了复杂的人生之后,走上歧路。严酷的服刑及被强制送还的遭遇才使他似乎对人生有所领悟。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怨恨日本不肯接纳他的卤莽青年,服刑使他知道了人权的重要,改过自新的强烈愿望使他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从内心深处希望今后认真学习,重新做人。因此,在服刑期间他就开始抓紧学习日语。他也开始反省自己不被日本社会接纳的原因并不完全归罪于日本社会的冷酷,也有自身的原因及因语言障碍所造成的误会。所以,从走出管理中心大门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这当作他走向新生的起点,他希望再度扬起生活的风帆,重新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员。但是,这条路并不平坦,因为他必须随身携带特别释放证明,还不能走出神奈川县。如果走出规定的范围必须提前申请,获得官方的批准。这些无疑都是他找工作的严重障碍,更难的是,哪个公司会愿意要一个有过前科的失足青年?对此,庄广禄说,无论多苦,他都会争取尽快找到工作,养家糊口。
如果,因为我从前的过失而没有地方愿意雇佣我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为了孩子,我只好考虑去别的国家,因为,我不能再让孩子像我这样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仅管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在言谈之中,他时时会说出象咱们中国之类的字眼,所以,我相信无论他走到哪里,养育了他近17年的中国永远是他心中的祖国。
4. 不堪挨打 违约出逃
2000年的年末,整个日本都在为新世纪的到来而激动。宠物机器人的诞生,IT技术的飞跃发展,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新世纪令人憧憬向往。但是,迎接新世纪的美好气氛,却不一定能够让每个人都幸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姑娘,满怀悲怆,连夜奔波,露宿街头,不顾一切地逃离了她工作的地方,跑到了东京。
她姓李,来日前家住北京郊区,今年年初以研修生的身份被派遣到日本偏僻的爱媛县一家衬衫厂工作。为了到日本赚钱她已经在国内交纳了几万人民币。她深信到了富裕先进的日本,很快就可以把投进去的钱再赚回来。她极其珍视这次机会,满怀憧憬地决定到了工厂一定好好干活,赚多多的钱以改变目前贫穷的日子。
可是,她来到日本的工厂之后,却发现事情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简单。她所在的工厂不仅每个月没有按照规定支给她们工资,还经常让她们加班,做许多额外的工作。工厂的老板娘待人非常凶狠,对她们一行十几个女孩要求得非常严格,甚至有些过分。为了防止她们逃跑,工厂把她们的护照全部收起来统一保管,这在日本是属于违反人权的行为,为法律与人道所不允。
为了防止日本劳动基准局在检查时发现工厂的违法行为,厂方强迫中国的姑娘们到了下班时间先打出勤卡,然后再继续加班干活。讲好了加班另算加班费。但是，规定的金额根本就不兑现。此外还不分白天黑夜地让她们把锁扣眼、,钉扣等活儿带到宿舍去干,每锁一个才给1日圆。这在以万为单位来计算工资的日本简直是天方夜谭,跟不给工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个月下来,大家每个月只能拿到三万五千日圆左右,要想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令女孩们难以忍受的是,老板娘的态度。她把这些女孩看得很紧,稍有差错就严加训斥。大家虽然对其恨之入骨,但是也敢怒而不敢言,只好默默地忍受。出逃的前几天,李姑娘因为在车间工作时出了差错,老板娘上来就对她一顿训斥。她开始还勉强忍着,可是,老板娘越说越多,居然说到中国人云云。她听了非常的不高兴,脸上表情开始僵硬,并开始与老板娘顶嘴,怒目而视。这可惹恼了老板娘,为了杀鸡给猴看,她挥手一记耳光打在了李的脸上,并咆哮着说,不愿意干就回去。李忍无可忍,一甩头就跑回了宿舍。
事后,她马上打电话给国内的派遣单位,讲述了事实经过,并要求国内派遣单位主持公道。派遣单位立即通过电话与工厂进行交涉。结果,厂方虽然同意向李赔礼道歉,但却执意让派遣单位把李接回国内。实际上就是要强制李回国。因为,厂方明白让这些研修生没有赚到钱就回国是对她们最好的惩罚。李也明白,经过这样一闹,她也不可能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了。她同意了厂方让她回国的要求。
厂方立即给她买好机票,并把存在工厂的护照及工资交给了她。她拿到护照和钱之后,觉得就这样回国,实在是太亏了,就连夜逃了出来。
到了东京之后,她举目无亲,只好来到我所在的编辑部要求帮助。风餐露宿,连夜的奔波使她看上去非常疲惫,满面的倦容掩饰不住她的惊恐。她见到我首先要求不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因为她虽然逃出来了,但是,那些指望靠这挣钱还债的小姐妹们还在工厂,她不想连累大家。此外,她想在东京“黑”下来,打工挣钱。因为,来日本一段时间后,她已经知道,在日本打零工,如果不怕脏不怕累,每个月挣二十多万日圆并不难。
就这样,喧嚣的20世纪末的东京街头又多了一名中国人打工族,她拖着疲惫的身心,消失在大都会的喧闹之中。
6. 并未完结的铫子研修生工资诈欺案
一九九八年八月四日,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了中国人研修生(日本公司以技术研修为名到中国招募廉价劳动力,派遣到日本的企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日本政府把这些人称为研修生)抗议日本公司克扣研修生工资的集体罢工行动。一百多名研修生及实习生结队涌到研修生接收团体,千叶县铫子市的“全国生鲜食品ロジステイクス协同组合”,要求其对克扣研修生工资的事实作出明确解释。在日中国人研修生举行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抗议行动在日本还属首次。
经过调查,该生鲜组合利用日本渔业加工业人手严重不足的现状,从中国以研修为名募集大量廉价劳动力,派遣到其所属渔业加工场等部门。组合与用人单位商定,企业每月支付给由组合派遣的研修生12万日元的工资,其工资要直接支付给组合而不是研修生本人。但是,组合与中方派遣单位签订的合同却把工资额变成了五万八千日圆到六万三千日圆不等。而这些研修生到了日本之后,实际得到的月工资仅仅为三万六千日圆。其中差额的大部分都被组合理事长及其同伙私吞。事件发生时,经该协同组合介绍到日本来从事鲜鱼加工业的中国人研修生达1870人,正在日本的劳动者为700人。
对于组合的欺诈行为,研修生早就心怀不满。去年七月前千叶县劳动基准局就在两位研修生的告发下初步掌握了情况,并在走访各地雇用研修生的公司时发现了各公司并不是直接把公资发给研修生的不正常行为。经过长期的秘密调查,在研修生举行大规模抗议之后, 千叶县劳动基准局与相关部门对组合及铫子市内的各研修生宿舍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搜查,没收了大量资料。
据此判明,自1997年8月至1998年5月,组合伙同岛田晴美利用欺骗手段,擅自克扣中国人的工资总额达1亿日圆以上。
同年十一月十八日, 因违反劳动基准法,日本千叶县劳动基准局强制搜查了位于千叶县铫子市小田町的“全国生鲜食品ロジステイクス协同组合”(以下简称组合),并将该公司的代表理事铃木尽及其同伙岛田晴美逮捕归案。
两位诈取了铫子地区研修生及实习生工资达1亿多日元的首犯落网之后,受害地区的研修生们都非常高兴。当晚,一向生活比较节俭的研修生和实习生们都破例加菜摆起了宴席,使一向沉寂的宿舍充满了欢笑声。但是,首犯落网并不意味此案将就此结束,在两犯的后面还有许多看不见的黑手,以研修为名而变相引进廉价劳动力的不合理制度也并没有得到修正。更重要的是被无故克扣的研修生及实习生的血汗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些钱是否能够如数退还给为此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研修生及实习生们?谁将为他们主持公道?
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推卸责任 研修生等面临提前归国危机
事件大白于天下之后,研修生的最高管理部门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匆忙采取紧急措施,为研修生及自习生召开了关于今后去向等事项的说明会。因为在由该事件的主犯铃木进主宰的全国生鲜食品后勤协同组合处于尽乎瘫痪状态之下,由该组合管理的研修生及自习生则失去了具体管理单位,如此下去研修生及自习生们将不得不提前归国。所以,作为由法务省,劳动省,通产省等重要国家机构联合组成的国际研修协力机构则出于“同情”才召开了紧急说明会。
在11月22日召开的紧急说明会上,研修生们怀着不安的心情希望协力机构将为他们主持公道,作出把被组合克扣的工资如数退还给他们的承诺。为此,研修生在会上就被克扣的工资是否可以如数归还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疑问。可是主办单位仅表示要尽力督促组合和中方派遣单位支付欠发的工资,却没有公布任何具体措施。他们向被他们觉得“出于不得以的情况而有可能提前归国的可怜的”研修生们推荐了10个新的接收单位,让研修生及自习生们自由选择,尽快办好合法的移转手续。上述做法不但没有解决研修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反而更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置于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境地。
由于日本法律规定各公司及中小企业不能直接接收研修生,要想接收就必须要由一个中间管理机构作为代理,如某组合或某协会等组织。而造成此次克扣工资案的铫子“全国生鲜食品ロジステイクス协同组合”却由于东窗事发而被当局取消了接收执照。所以,该组合所属的研修生及自习生必须移转到其他具有接收资格的机构才能以合法的身份继续留在日本。他们恍然大悟。原来克扣工资的“组合”的破灭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名正言顺地领回被克扣的工资,结束不公平的研修生活,相反却使他们突然失去了合法的接受单位,去留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急待解决。
事实上,即使有国际研修协力机构做为后援, 受害的研修生要想找到一个新的接收单位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靠派遣研修生来维持经营的国际研修协力机构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相反却把负担全部转嫁给了企业。他们在要求其他机构接管受害的研修生及自习生(日本规定研修一年后经过考试可以变成实习生。研修期间只领取生活费,转为自习生之后才可以领取工资)时,还督促新接收单位所属的企业代替铫子全国生鲜后勤组合向研修生及自习生支付被前者克扣的工资,至使各企业对接收研修生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同时,由于研修生的素质不同,加之工资过低,劳动强度过重等因素,一部分研修生及自习生中出现的磨洋工及劳动态度不认真的现象给企业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所以,有的企业甚至在暗中希望他们因此次事件而提前归国。据了解,至本稿截止之日起位于铫子市内的一所研修生宿舍的四十几位研修生和自习生中仅有1位女性找到了接收单位搬出了宿舍,其他人均无着落。
就上述问题我采访了国际研修协力机构,他们对研修生们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拒不承认负有任何责任。他们不但没有反省之意,相反还一味强调事发之前对于真相一无所知,埋怨企业及研修生不及时向他们反映情况,才使事件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同时为了避免他们也参与了诈取研修生及自习生之嫌,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协力”机构,不是靠派遣研修生赚钱的。其实打开他们的网页一看就可以明白,从向接收研修生的企业收取的会费,到代办研修生入国手续及自习生签证的变更、研修生综合保险等的费用标准都列得非常仔细清楚。此外,该机构还负责对各个企业的指导研修生及自习生生活的指导员们的培训等工作。所以他们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推托责任只能是令人贻笑大方,同时也更让人怀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研修生在各企业受到盘剥和欺压的真实状况还是容忍和默许接受单位及企业对研修生及自习生进行盘剥。这样的研修协力机构怎么能指望他们会真正地为研修生着想,退回或补偿研修生及实习生被克扣的工资? 那么谁才能为研修生主持公道?
国际互助工会为研修生讨回公道
众所周知,位于东京池袋的“国际互助组合Bright”(以下简称Bright)曾经为在日外国人打了许多关于劳动纠纷的著名官司,日本及在日中国人的新闻机构也都对此做了许多报道。就在今年年初,Bright还代替四十多名无签证的在日伊朗人状告拖欠他们工资的雇主,并使利用雇员无合法身份的弱点拖欠工资的雇主支付了近2千多万日圆的和解金。所以,这次发生在铫子的克扣中国人研修生及自习生的重大案件自然也引起了该组织的特别关注。
早在今年7月,该组合内唯一的一位中国人,Bright的会长代理J先生就只身潜入铫子地区的研修生宿舍开始搜集资料,了解情况。当时,由于真相并没有大白于天下,所以研修生的接受单位设置重重障碍,极力阻止研修生向外界提供情况。如有提供情况者则会被公司找借口开除,立刻被遣送回国。所以,为了不给研修生等造成负担J先生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采取秘密行动。经过周密调查他掌握了许多接受机构违法的第一手证据,向外界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黑幕。最令他震惊的是,组合无视人权,对于研修生采取的是一种近乎奴役般的管理。如果研修生因与雇主顶撞而被开除的话,组合则不分青红皂白,事先也不通知本人便买好机票,在归国之前开车找到研修生,限其在30分钟之内收拾好行李后强行送至机场,乘机归国。因此,研修生及自习生们即使知道同在一起工作的它国雇员的工资比自己高得多也只能忍气吞声根本就无法与雇主抗争…。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令同为中国人的J先生感到愤慨,同时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他感到国际互助组合Bright为研修生讨回公道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根据J先生了解的具体情况,Bright决定代研修生打下这场官司,并与律师联合起来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但是考虑到如果以现仍在日本进修的自习生为主状告他们的上司的话,不但会影响到他们现在的工作,中方派遣公司也会强迫研修生及自习生们回国,并按照签订的合同对他们处于罚款等,使他们归国后备受刁难。所以Bright及律师们决定先从已经归国了的人员着手。这样J先生就得再次深入现场,回到中国威海找到各位被拖欠了工资的实习生一一核对事实,召开说明会,散发资料。
威海之行紧张而且充满危险,稍不留意便会招致怀疑。尽管如此,各位已经归国了的研修生还是闻讯赶来,当场填写了委托工会及律师代打官司的委任状,并设法为他提供各种方便,掩护他的行动不被干扰。就这样他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收到了五十多份委任状,及许多打官司时所必须的证据材料。然而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人为,就在他带着各位自习生的重托准备登机返日之前,那些资料竟不翼而飞了。他只好两手空空地返回日本,让各位自习生再把丢失的资料重新添好后寄来。经过多方不懈的努力,目前Bright已经收到二十多份委任状,而且还有一部份将陆续寄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Bright将与律师一起,在12月中旬正式向法庭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退还自习生们被无理克扣的工资。
官司打了 钱由谁来付?
也许有人认为事情至此便可以放心了,有了我们外国人自己的工会Bright为自习生们伸张正义,问题自会迎刃而解。然而事实却并不那样简单。据帝国数据库的调查显示,非法鲸吞了研修生及自习生上亿日圆工资的铫子生鲜后勤组合负债达18亿日元,已不具备偿还能力。而且该组合能否避免破产而继续存在下去也还是个未知数。
由于采访的关系我曾与在该组合工作的职员有过一些接触。所以在11月18日两首犯被捕之后,打电话想确认一些情况时,对方传来的确是大家都出去寻找工作去了的消息,想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11月30为撰写此文又再次打电话寻问时,电话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几次尝试之后,对方传来的已不是年轻小姐佼好的声音,而只剩下一位第二把交椅,拖着苍老的声音告诉我说我想找的几位会说中文的指导员有的辞了,有的请了长假。由此不难推断生鲜组合事实上几近名存实亡。如果组合申请自我破产,他们的一切债务将获免除,研修生的血汗钱也将有去无回。可是官司打了,找谁去算帐?
针对上述情况,工会Bright与律师商量制订了抛开组合向用人企业要债的起诉方案。因为虽然克扣工资的是铫子的研修生接受单位,但是企业把本该直接支付给自习生的工资支付给了工会,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背日本劳动基准法的行为。所以,企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工会Bright也只能以此为突破口开始艰难而漫长的诉讼。
2001年1月24日,日本法庭终于对两名榨取了研修生工资的首犯进行了判决。铃木进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４年。岛田晴美被判处有期徒刑２年,缓期执行3年。但是,日本的国家研修生派遣机构,其它行业的组合,如制衣业,农牧业等仍然在继续廉价招收中国人劳动力,各种说不清的压榨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
6.来自东京都中央劳政事务所的报告
在日本,由于社会老龄化的进展,一些比较危险,且又脏又累的行业劳动力短缺,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来解决危机。可是,随着外国人劳动者的急剧增加,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纷争和矛盾也接连不断,数目越来越多。因此,近年来前往东京都中央劳政事务所进行有关劳资,劳灾等咨询的人也络绎不绝。据东京都劳动经济局发布的1998年“劳动相谈及斡旋的概要”的统计,在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外国人前来咨询的事例达2785件,比上一年增加了22.5%。其中中国人居首,多达781件,占全体商谈件数的27.2%。看到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我们不能不进行反省,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与日本的雇主们和睦相处吗?纷争与矛盾的原因何在?
克服性格上的盲点
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因期末试验繁忙,竟然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连续两周没去打工的地方上班。在他看来,已经在这个公司干了三年了,凭借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是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可是事与愿违,当他忙完了期末考试,怀着轻松的心情再去上班的时候,一位新面孔已经代替他走马上任了,雇主似乎也没有想到他还会“卷土重来”,便把对他不辞而别的愤怒宣泄出来,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复职…。
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性,她所在的公司不仅劳动条件非常苛刻,而且无论工作到多晚也不付加班费,对此她终于无法忍受,在坚持了一年以后,决定辞职。然而她不甘心就这样被无辜榨取,想找回应该属于自己那笔数目并不算小的加班费。于是她便来到了东京都中央劳政事务所寻求帮助。经过咨询,她后悔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证明自己加班的证据,哪怕是一本简单的笔记…。
上述两件事例看似平常,其实反应了华人性格上的一些盲点,前者是大大咧咧,自我中心,爱想当然;后者虽然有不拘小节之嫌,也暴露了自身法治观念的薄弱。
那位台湾女士既然早就对公司的做法抱有不满就应该早做准备而防患于未然。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差不多就行”;不满也不好意思说的“死要面子”的性格使自身在无形之中吃了许多不必要的亏。
除了性格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之外,语言上的障碍也是导致日本人雇主与外国人雇员之间发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东京都中央劳政事务所(东京都设立的劳务部门。包括解决劳务纠纷等劳资方面的问题)劳动咨询担当清水女士指出,外国人与雇主发生纠纷大部分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引起的,特别是许多留学生往往都多少会说些日语,但又并不完全理解雇主的意思,而雇主也认为,既然能说也就能完全听懂,所以双方由于相互理解上的错误而导致误会的事情很多。此外,很多外国人在与雇主发生纠纷时,往往缺乏冷静,感情用事而使用过激的语言。更有的中国人竟把简单的劳动纠纷提高到民族的高度来认识,用日本的过去来理解日本的现在,这无疑加深了解决纠纷的难度。
总而言之,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雇用关系,就不可能不发生劳资纠纷,而且无故解雇,克扣工资,劳灾事故等比较典型的问题也不仅仅发生在外国人身上,日本人也抱有同样的烦恼。所以,除了加强自身的语言能力,理解日本文化,提高自身修养,防止发生纠纷以外,还要放弃感情因素,懂法、守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7.中国女研修生惨遭日本男性员工殴打
20多岁本该是花一样的年华，充满梦想，充满希望。20多岁的女孩子更是如水似花，惹人怜爱。但是，经济的差距，贫富的悬殊却可以使花样的年华贬值，非人的摧残也可以令灿然的青春失色。常海、徐娜、张晓君，三名二十多岁年轻的中国人女性，就是带着美好的青春笑脸来到经济发达的日本研修，却带着饱受非人歧视与欺凌的凄惨表情无奈离去。
忍气挨打并非偶然
2001年8月9日，看似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是，中日两国人们的心情并不平静。为了小泉是否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新闻界的报道进入高潮，几乎每天必见。而且最近一段中国人死亡、杀人等的犯罪报道也时时被多事的日本媒体暴光。这使得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旧怨加新恨，复杂多端。由于在日华人犯罪的增多中国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在贫困的基础上又带上了凶狠的色彩。鄙视你的贫穷又惧怕你的凶恨这种日本人的劣恶心态，在她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之中，一遇机会就会毫无顾忌的表现出来，而且深受其害的多为中国人中的弱者。
这一天的傍晚，4点多，在德岛县鸭岛町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的二楼，两名中国人女性研修生、常海与徐娜刚刚糊完一间房子房顶的墙壁纸，感到非常疲惫。看到时间已近收工时间，她们不知是收拾工具准备回家还是要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日本的研修制度规定不许研修生加班，但是，她们来到公司之后很少有到了时间就让下班的时候。因此，她们一边等待命令，一边开始清理工具。这时同公司的一位职员岩佐圭佑，看到常海正在清洗工具便转身下楼。之后，同公司一个叫近藤芳规的男性职员气势汹汹的走上楼来，冲着清洗工具的两个20岁刚刚出头的中国人小女孩儿大发雷霆，责备她们还没有让她们收工为什么就清洗工具。这样的训斥常海与徐娜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她们什么也没有说，就顺从地准备继续工作，把剩余的房间四壁糊完。为此，她们必须将大块儿的壁纸裁断。因为徐娜手里还拿着工具，就让常海去外面进行裁断。
也许是她们没有完全听懂近藤的意思，也许是日本人有上司还没有训完话就不许乱动的规矩。没等常海走出门外，近藤这位一米七十多的粗壮大汉就大发雷霆，不分清红皂白抓起娇小的中国女孩儿常海就打。近藤还不到四十岁，正当壮年，而常海仅仅二十一岁，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在体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近藤光打还觉得不够，拎起女孩就往墙上撞。从左到右几个来回之后，还抓住她的头发往门框上撞。吓得旁边的徐娜赶紧去拦狂暴的近藤，但是，人小力薄。徐娜不仅没有阻止近藤的爆打，还被近藤推得连连倒退。然而一直站在一旁的一米八十多的大汉岩佐却纹丝不动。不仅没有阻止暴行的意思，相反脸上隐约可见幸灾乐祸的笑意。
比常海仅仅大两岁的徐娜实在没有办法，情急之下大喊让常海快逃。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常海这才不顾一切寻机逃出室外。来到室外之后，她还傻呆呆的站在那里向楼上张望。这时，跑到窗前看到常海还站在那里的进藤立即转身追下楼去。吓得徐娜再次大叫让常海快逃。这时的常海只好拖着满身的伤痛逃向周围的小路。
乘座着一位好心的日本老妇人为她叫来的出租车，行走了近五十分钟，才到达了同乡所在的一家缝纫公司。这时的常海身上仅有几百日圆，根本就不够支付如此长途的车费，只好向同乡的女研修生借来钱，才交付了五千多日圆的车费。进了研修生的宿舍之后，她麻木的神经才恢复知觉，感到了来自全身的剧烈疼痛。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家缝纫公司的日本人社长面对突然而至的特殊情况，没有把常海推回其所在的公司，也不顾因此会引起常海所在公司社长的不满，亲自开车代着常海到医院看病，并代其支付了8千多日圆的医疗费。
经诊断，整形外科医生对常海所受的伤害作出了如下证明。头部挫伤，颈椎扭伤。右大腿部、右脚部、左足关节部挫伤，右手背部挫伤。
上述伤情日本医生在多处写下了“打扑”两个字。从这两个形象的字眼上，不难想象当时常海被那个凶猛的日本大汉殴打的情景。
其实常海因工作没有达到进藤的要求就惨遭殴打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两次。只因没有造成伤害，常海为了保住这份花巨款“买到”的工作，忍气吞声的忍下了。因为在一起工作的日本人，常常是稍不顺心就拿让其归国相威胁。这样的威胁虽然有时是出于玩笑，实际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嘲弄，是发自日本人内心对中国女研修生抱有的深刻歧视。
事后处理一波三折
2001年8月9日，常海连夜逃出挨打现场之后，剩余的两名女研修生徐娜与张晓君则成为日方公司老板出气的对象。因为研修生出逃是日方公司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各研修生接收单位不惜违法制定了许多违反研修生人权的防范措施。常海、徐娜、张晓君所在的公司就更为严重。除了身份证等被统一保管以外，自己所挣的工资也不能自由支配。银行存折、现金卡全由公司统一管理。取钱时只能填单子交给公司，由公司代取。宿舍的钥匙也放在公司的办公室内，任何人只要想去随时都可以进入女研修生宿舍。对此，三名女研修生虽然十分不满，但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也许正是她们过去的软弱才酿造了今日的悲剧。
恼羞成怒的日本公司社长当夜就命徐娜与张晓君赶快去找不知去向的常海。在一个没有车就寸步难行的偏僻地方，两个女工根本就无能为力。但是，社长却威胁她们说，找不到常海就别回宿舍。并把她们赶出办公室。两名女研修生只好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座在了办公室的门外。而此时，常海已经在好心的日本人的帮助下到医院看完了病。
同年8月10日，徐娜与张晓君看到公司的态度十分蛮横，即使常海回来等待她们的也只能是更加严厉的处罚，想到过去10个月所受的种种刁难，她们感到非常害怕，也不顾一切地跑到了常海所在的那家缝纫公司。并决心讨个公道之后，立即回国。但是，事情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简单。
当日，公司的专务来到了三名女研修生的临时住地，不仅不提赔偿等问题还强硬地要求她们立即回去上班，遭到了三名女工的拒绝。看到公司的态度三名女工前往石井警察署报案。石井警察署虽然认真记录了她们述说的事实，也到现场进行了检证。但是，由于事件现场不在她们的管辖区内，就让他们再到德岛东警察署。
8月11日，12日德岛东警察署由于阿波舞休息，因此，订在13日下午1点半让三名女研修生再来。可是13日的上午10点，她们、所在公司的社长随几位日本人一起来找她们，进行陪偿等事情的磋商。女工们提出要求说，首先要把未支付的两个月工资全数归还，此外清算10个月之间的加班费。由于日本政府规定，研修生不得加班，狡猾的老板只让她们打了几天的工作时间记录卡之后，就撤消了她们的记录卡。而其他日本人员工全部打卡上下班。由于没有记录，老板拒绝支付加班费。
关于常海的赔偿问题，在金额方面一直磋商不定。尽管她提出的10万日圆赔偿金已经是最低限的金额了，但是社长仍然要求一降再降。几乎进行了一天的磋商不但没有结果，相反却耽误了她们去德岛东警察署的时间。使得为其准备了翻译又等了一下午的警署非常生气。
在几位有正义感的日本人社长的干与下，她们所在公司的社长同意在14日，15日两天考虑支付赔偿金。与此同时，仍然坚持让她们回宿舍，回公司上班，并在她们宿舍的门上贴上了无断欠勤罚款的通知。至16为止，三位女研修生已经在没有换洗衣服，仅用好心的日本人借给她们的5千日圆度过了不眠的7天。
19日，社长又把3名女工叫到公司的办公室，在几位站在日本人社长一方的日本人的监视下，拿出10万日圆交给常海，并逼其在一张写有今后不对此事提出任何异议的文书。由于内容十分含混，而且社长一方又只字不提工资及加班费，回程旅费等问题，常海怕这是一个圈套。就接过钱来，反复数了两遍之后，又退了回去。至此，交涉再次破裂。
事情发生之后10天过去了，对于三名女工执意回国的态度，有些日本人感到非常难以理解，支持日本人社长的人也越来越多。女工的家里也知道了她们的非常处境，焦急万分。父母们担心出事，甚至让她们不顾一切的赶紧回国。三名女研修生实在没有办法，开始向在日华文媒体求救。
20日上午9点多，我所在的《日本新华侨报》接到了她们的求救电话。虽然德岛距东京相当遥远，所要经费非常昂贵。但是考虑到她们的凄惨处境，经过商议，还是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德岛。
没想到天不尽人意，好象有意与人作对似的。山雨欲来，台风骤起，21日飞往德岛的航班全部停飞。几经更改我才好不容易于8月24日上午赶到了德岛。下了飞机之后一阵狂跑终于赶上了前往鸭岛的小型电车。因为鸭岛地处偏僻，30分钟才有一趟电车。
按照约定，三位女研修生带着满脸的疲倦在站台接我。我听取了情况之后，震惊之余感到非常气愤。如此仗势欺人的日本人一定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三名女研修生却说，她们即没有钱也没有经历和时间与日本人打官司。本来为了来日本她们已经交纳了3万6千元人民币，现在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要提前回国，如果再这样继续耗下去的话，她们无法承受。因此，希望记者帮助她们按照最低的条件尽快解决问题。
考虑到她们的困境，我只好决定委屈求全与她们一起来到了所在公司与社长交涉。第一天谈了两个多小时，社长让我们把要求的金额作成文书拿来。
记者的到来惊动了当地各界。当天的晚上对事件表示关切的日本社长们纷纷赶来。当然有支持研修生的也有支持日本人社长的。一时众说纷纭。好心的日本人说得最多的是希望我不要因此把日本人都当成坏人，象这样对待研修生的社长在日本人中也很少见。
第二天，我们拿着文书与几位闻讯赶来的日本人社长一起再次来到公司。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谈判，终于逼迫社长同意了三位女工的要求，并约好在8月27日将钱一次付清。
2001年8月28日的清晨,三位女工终于如愿飞回了梦魂萦绕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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