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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亮:我从不批判只是观察

杜海玲 (发表日期:2006-11-24 13:50:35 阅读人次:1882 回复数:0)

  问:蔡导演的电影里台词很少,是因为认为沉默更能够传递吗?

  
蔡:我有一个观念是,我不怎么相信台词。我不相信电影里的语言。我觉得生活上的语言常常是电影里的台词所难表达的。生活中所讲的东西,虽然乱七八糟,但是里面很真实。可是有了指标性就不同了,比如说你现在要去涩谷,可是你走出去了可能会想去别的地方。所以,电影里有很多元素都是太指标性,特别是语言,太指标性,你就不自由了。你懂吗?比如说我讲了一句话,我下面却做了别的事情,关系就错乱了。还有一个特别主要的原因,李康生是不太爱讲话的。所以逐渐逐渐就不太用语言。我想电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它既写实,它的影像看起来都很真实,可是它又应该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它既真实,又不真实。所以可以去创造,创造的过程,表现,可以是挺复杂的,心理是挺复杂的,比如说我把语言拿掉以后,观众还相不相信?我想是相信的。

  
问:“你还有在卖表吗?”这句台词是因为《你那边几点》里面的男主角是卖手表的而来的吗?

  
蔡:我希望能够让熟悉我的观众有一点似曾相识感,感觉到这些主角就那样一直被他们所关心着,此外还有一部《天桥不见了》,都可以联想到,还有李康生更早的电影,考大学没考上那个,可以给人感觉,他一直跟着观众一直在成长。对于新的观众,他可能没看过前面的《你那边几点》,但他也一样会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哦,可能他们之前是认识的。

  
问:有一场倒西瓜汁的戏,隔墙拍二人,你是如何掌握时间到那样准确?

  
蔡:呵呵,这没有什么,多拍几次就行了。我自己有时候拍戏比较让演员去掌控时间,我不一定会让他们一定要什么时候做到什么,因为演员有自己的心理状态,给他去发挥,他会比较真实。所以有时候,多拍几次,就出来一个很微妙的时间感觉。

  
问:看你的电影会感到一种很荒凉的东西,尤其是这部《天边一朵云》,有一种绝望的东西,但也感到是温情地注视人的弱小和滑稽,到底是温情里的绝望还是绝望里面还是有温情?

  
蔡:都有。我对大环境,还不能说是绝望,是有希望,在我的观点里,大环境确实没有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好像从来没有越来越好,总是越来越坏,房子盖得越来越高,东西越来越多,多到会让人感到恐怖,觉得这个社会的资源会不会耗尽,其实是会的,然后,我们需要那么多东西吗?可能只有我们这种人,我这个年纪的人,比较能够体会到,因为曾经从农业社会过来,进入工商业社会,特别有这种焦虑感。事实上当水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成了一个水泥的森林,你知道这个感觉是荒凉。在台北也好,在东南亚也好,那种淘汰旧东西的快速。在欧洲,你可能会感到不是这样,他们会维护,旧的东西还在利用,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好像整天都在修马路在做建设,其实人的生活品质是很错乱的。人的心灵越来越荒凉。你会觉得我的电影荒凉,是我常常利用建筑来表现这种荒凉感,比如说《天边一朵云》,它里面的建筑很像人的内脏,很空洞,很空荡,但也很复杂,不知道要去哪里,这种荒凉感,一直是我要去表现的。可是对我电影里的角色,我从不带着批判,只是观察,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像每一个人。

  
问: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是灰色,而并非黑白分明?

  
蔡:是。人家说,哎呀你的电影里的角色都面目模糊啊。我的电影比较没有戏剧性的原因是,我不喜欢戏剧性。你会觉得那个演员只是一个表演者,不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你觉得他在表演,尽管演得很好,得奥斯卡奖什么的,但对我来说,我会抗拒。可是我相信的,是模糊,是暧昧。我常常都要我的演员演得暧昧一点。所以他们很辛苦。不要让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在现实里面我们都不知道的,怎么会在电影的两个小时里知道?这样子,你不知道而相信他的时候,他做任何行为,你都会比较相信。这是我的观念。

  
问:今天见了你,我觉得你很阳光,但以前看电影时,会感到这个导演有点阴郁,是否与你离开马拉西亚到台北读书等生长经历有关?

  
蔡:我可能现在比以前更阳光吧,轻松一点吧。我以前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忧郁,我一直都像小孩子一样,喜欢简单一点,我任何时候都喜欢到菜市场去,其实都是不自觉的,一拍电影,我会拍阴暗的部分,我有兴趣的部分,心里还是有阴暗的东西。但是在生活上是喜欢很自然的。我觉得是生活的热度。我比较不会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我挺怕这些东西,可能只是老天给我一个比较敏感的触觉,所以我会看到一些,但是要看,还是要走到外面去,到菜市场去,你看到一个乞丐,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蛮重要的,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我可能是从小有一种机会是跟着外祖父外祖母长大的。跟着外祖父常常去看电影。还有一个就是,隔代教养有一种独特的气氛,那就是你很多时候都是独立的。他们不会干涉你,你可以在外面去野,回来就是了,他对你的爱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给我另外一种空间,我小时候最强烈印象是离开他们的时候,要被带回家了,其实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可是小孩子就会觉得很远了,就会很想念他们。我记得这种感觉很强烈,我想念老人家。所以,我的家庭是小康的,爸爸是务农的,同时又做小贩,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劳动和生活的感受。所以我的电影就会拍那种比较普通人的生活。

  
问:我读到过你说感情不分性别,我知道你对这些都很宽容,但毕竟这个社会总有要求,并且与宗教会否有抵触?

  
蔡:我觉得宗教也是人为的,也是人想出来的,一种信仰,然后把它集中起来。所有的东西,宗教、艺术、文化,我觉得都是在帮助人去面对有一种东西是,不可吃的苦果,生命,我基本上觉得是一个问号。我没有具体的办法,因为生老病死,无法躲避,因为有这种自然现象,我们要去面对死亡、分离,我觉得你不去碰触宗教,不去碰触这些深的东西,你都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会限制你。我在前年皈依,成为了真正的佛教徒。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触:我自由了。不过就是回家而已。在你没有皈依之前,你老觉得宗教是限制你,要守节,要有戒律,我遇到的一个师傅是和我一样年龄的,他给我一种很宽容的感觉,他给我起了一个法号叫“回家”,我真的很感动。如果是回家的观念的话,你可以进门也可以出门,只是出去走走,又回来了。宗教给我的感觉就是让人有归宿感。我以前没有归宿感,可是我变成一个佛家弟子以后,我有了归宿感,我去哪里我都很舒服。

  
我从小其实就很喜欢宗教,喜欢去庙宇,很巧的是我爸爸的面摊就在一个庙前面。我还喜欢去教堂,去印度庙,我跟李康生去国外,我们休息的地方常常都是教会,在欧洲,进去,顺便祷告以下。但我特别喜欢佛教,我觉得它比较宽宏大量,它让你走进一个内在,让你自己去认识人的内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佛教的节律是最少的。它是要让你升起你原就有的智慧,增加你的敏感度而已。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用,但宗教我都喜欢,去年我去了以色列,走到耶稣死的地方,我非常感动,我也不会觉得我对不起佛祖。我想我不过就是地球上一个人,而已,没有种族,比如说我在台湾时,常常会有人跟我讲“认同”,台湾人很喜欢讲“认同”,我没有这个“认同”。我最近要去处理一个非洲人的纪录片,我思考,我们的确是被这个社会限制了很多,当你去接触非洲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态度,也许会有点害怕,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我们对非洲人的概念来自哪里?来自于媒体的信息,造成的偏见。我总是想,我们有向善的宗教,为什么世界还是有这些悲剧?所以,宁愿简单一点,不受外界影响。

  
问:《天边一朵云》配了音乐剧,我感觉你对60、70年代的旧歌很怀念,是这样吗?

  
蔡:大概是从周璇的30年代开始,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东西很美,当然你现在听到的都是已经被时代筛选过的精品。但你常常可以听到一种气氛,我就想是否可以用来做研究,大概知道那个社会的状态。以前的歌,有过卖糖歌,卖橄榄的,是要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才会有的感受,还有情感的,都是很鲜明的,我觉得当时作词作曲的,虽然是通俗,但是有工夫在里面的。比如胡金铨,你说他是武侠片,但他有考据在里面,有创作在里面,以前的作品比较多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听一些老歌,当然有一部分是我是从那个时代而来,它是我生活的背景,我很能接受,同时回头去看到,它有一种精髓在里面。我的电影常常用这些歌,最大的原因是,我想让观众听到它们,好像是展示一种曾经有过的情感,好像是作为对现代人空虚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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