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年代│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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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年代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09-12 22:47:39 阅读人次:1783 回复数:1)
袁子才在流传甚广的《黄生借书说》中认为，书因借而读，不因买而读，最终归结出“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确是深得读书三昧的经验之谈；但另一方面，坐拥书城又是读书人都有的人生梦想，古今一脉。于是，我很怀疑在“借书”与“买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悖论，难以调和。读书，就是建立在悖论上的具体而细微的日常行为方式。　　虽说人生是一部彻底摊开的，永远读不尽的大书，但除了人生这部大书，我们还需要读更多专业的书。这是托马斯．曼说的。无数的经验和事实已经证明，对于人生来说，读书和生活应该各司其职，各有所为。任何替代性的做法，结果都不会太妙。　　事实上，每个读书人都会有冲动而疯狂的购书期，这是他在未来一生中赖以保持借书兴趣，维持阅读品味的至关重要的准备阶段。读书，让人其乐无穷；购书，更让人兴意盎然。尽管可能有买椟还珠之嫌，但“淘书乐”本身足以让许多人沉溺其中。我在读书年代，有幸沦为难以自拔的淘书受害者之一，许多愉快的经验犹如春日风吹水上鳞，至今历历在目。　　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前后的七、八年时间，那是一个疯狂至极的吸纳期，知识的原始积累与藏书的原始积累同步行进，大有互相攀比、你追我赶的势头。当年，我把大部分零用钱甚至生活费全都投给书店，无怨无悔。我在城市的各种特价书市里四处出没，如鱼得水。福州路的书店街则成了温暖的精神家园。　　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斩获，是大学图书馆清理馆藏，开门揖客。一大群伺伏已久的书虫和饿狼，等不及齐声呐喊，便已冲进书库，明火执仗地打响了一场壮烈的抢购战役。那情景颇似日本新年初市的福袋抢购战，更有类于时髦女郎拼抢折价名牌衣包时的劲头，人人热血沸腾，不顾一切。每一位闯进书库的同学如入宝山，应接不暇，眼明手快之余，书不论大小厚薄，俱入彀中。每个人的胃口之大和搜罗之细，都是不遑多让的。短短半个小时，密密的书架已被砍瓜切菜似地扫荡半空，而墙角架旁则多了不少或半蹲或席坐的丰收者。他们在第一批战利品中心满意足地肆意挑选着，抛出可有可无的鸡肋，留下窥伺已久的精品，随后再一次返身杀入重围，开始第二轮的清剿和洗劫。　　在那次机会难得的大抢购中，值得我引为自豪的战利品有侯外庐等编著的七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许英良等翻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费正清的名作《美国与中国》，还有穆旦等“ 九叶诗派”的《九叶集》等。过于低廉的处理价无异于实送虚卖，实在对不住这些名著本身具有的价值，但我却因此成为幸福的受益者，这比什么都强。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有心人把许英良等人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与德文原著进行对校，结论是中译本之精良和准确超过了包括英译本在内的任何一种外国语译本。我可能永远看不懂第一、二卷中载入的那些震古烁今的经典定律赖以表现的数学公式和漂亮到无以复加的推演过程，但爱因斯坦在第三卷中表露无遗的深沉的哲人之思，他的科学精神和社会人文思想，却让我受益终身。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入手时已经破烂得失去了封面，毫不起眼。这本书或许没有提供多少令人惊异的史料，但它却改变了后人观察中国问题的视角和研究中美关系的思路，开一代风气。朱学勤为文谈到他的“文革读书记”时，尤其提及了1974年他在福州路旧书店购得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时惊喜的心情。十多年后，我也同样体验到了这种追慕良久，一朝相遇式的惊喜和满足。　　可读的书有很多，值得买的书也不少。但我认为世间之书大致可分两类。有些书十年前已行销于市，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之后，仍然在不断出版，这样的书大有购买和收藏的价值。我的提议不涉及版本学意义，仅仅着眼于内容而已。绝大部分书只适用于一时一地，比如有铺天盖地的生活类、实用类、趣味类图书，当然更包括许多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些书纵如好风过耳，时过境迁之后，也就自然地淘汰了。对这类书，不妨借而读之，不宜终身嫁娶。　　我在一贫如洗的学生时代，曾经狠狠地咬着牙，捧回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综录》、《说文解字段注》等大部头工具书，过了几把高消费的瘾。也许我今生已少有机会再阅读或翻检这些大部头，但自我满足的心理愉悦毕竟无法割舍。这些著作盛名远播，让我难以抗拒。面对着早有历史定评的煌煌巨著，惟一的选择就是从容就范。　　看到如今繁荣的书市，我竟然十分怀念早年上海书店出版的“ 现代文学名著”影印丛书。该套丛书按原著初版时的模样翻拍影印，在旧书的字里行间和版本格式中，传递出定格化的岁月印痕，飘荡着过往的时代气息——我把这看作怀旧出版的先声。在80年代初期，有幸读到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的竖排初版影印本，看到张爱玲手绘的插图，闻到留有“ 孤岛”遗韵的纸香，那种微妙的心灵感受肯定不是日后阅读那些泛滥于世的铅字重排本所能比拟的。　　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进大陆之前，我猜想司马长风的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可能是研究者案头常备的参考著作。尽管许多后起之辈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并指责司马之作不够严谨，多偏见而少学术气，但我却从中读到了“ 重写文学史”的初音。司马长风指出鲁迅“ 始于呐喊，终于彷徨”，认为巴金真正成熟而伟大的作品不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而是“抗战三部曲”（《寒夜》、《憩园》、《第四病室》）。这些真知灼见是“重写文学史”的第一声响雷，也每每如子弹击穿我尚未开蒙的心灵之窗，打开了一片新的思维空间。类似于这样改变观念的书，宜买不宜借——《中国新文学史》也是以影印出版物的方式引进的。　　我想读书不外两种方法。专业阅读：按照经典导读书目，一本接一本地精读，锲而不舍，蔚为大成。兴趣阅读：由个人兴趣出发，随拣随读，任意引发，自由跳跃，其漫无边际的跨学科和超时空特点，用如今的流行话语来表达，恰似互联网上点击式的超文本阅读。学生时代的读书，大都属于超文本阅读，兴之所至，随遇而安。但如今回头一看，个人知识面的拓宽和知识量的积累，大都是在这种方式下完成的。譬如，我从来不认为洋溢着新文艺腔的“五四”抒情作品与逻辑谨严、思辨性极强的科学哲学之间会有什么联系。但有朝一日，对两者的关心集于一身，我竟能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事件和作品建立起曲折而离奇的联系路径，我想这种感觉就是所谓触类旁通。读书之乐，莫过于把书读通。　　我买过不少书，更借过很多书。这些书的养分若能融化进我的血液里，那才是金不换的幸运和财富。我有大批藏书，却无缘朝夕亲炙，这是人生的无奈。我曾开玩笑地对妻夸口说：如果有人读完我的全部藏书，可以成为文史哲通才；读完一半或三分之一以上，可以成为专才。妻反问我：“ 你读完了多少？”我扪心自问，读过的不过冰山一角，所以不成其为人才。　　时代发展，留不住岁月的脚步。个人走入社会以后，热情和兴趣也随环境和境遇转换而不断改变，在这方面我未能免俗。我不知道读书年代是否应该有明确的期限界定，如果有，应该是多少年？但在我的心里，读书年代的记忆长存如新：那是与同好雄辩的年代，与灵魂对话的年代，与思想共舞的年代。　　读书真好。　　年轻真好。　　２００２。１２。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