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书女妓女 22 23│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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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书女妓女 22 23
九哥 (发表日期:2023-06-28 01:47:09 阅读人次:76851 回复数:0)
二十二别了，阿妮塔　　阿妮塔所讲到的那个“死”字，怎么想怎么害怕。害怕什么呢？我自己具体也不清楚。可能是怕负责任，怕受到良心的谴责，兴许还有点怕死尸的样子，更或许是我20多岁时因与我感情纠葛而死的那个女孩子，仍然在使我后怕、、、、、、反正越想越害怕。　　害怕的时候怎么办，一如既往找安娜求救。任何事情，只要往安娜那里一推，我就会轻松绝大半。本以为安娜会为阿妮塔可能寻死的事情惊骇，会动脑筋帮我开脱责任，还会、、、、、、总之会很忙，想不到安娜却异常地平静。她甚至懒得放下手里的报纸，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在跟你讲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是to be or not to be 的problem，你怎么可以这种态度！”我失望中还带着几分气愤。　　安娜这才把报纸放下，学究气十足地说：“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死可以是一种解脱。一个生命的结束可以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当然，我并不是鼓励死人，他杀或自杀都不是好事，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毁灭上帝的创造。不过，如果阿妮塔选择走捷径，那也是她的自由。我们除了维护她的自由以外，还能为她做什么？” 　　于是，安娜讲起一本书，说那书里都是些从死里活过来的人讲叙自己的经历。她说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体验，那就是在死的时候，都通过了一个很长很黑的通道，然后进入到完美的时空。所以安娜说：“凡是从死里活过来的人，再次死去的时候，就不再有害怕的感觉了。” 　　“你，好一个冷血动物！你是说我们应该见死不救，看着阿妮塔要吊颈，还去给她递绳子，对吗！真TaMa的残酷。”我气愤地。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死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我再重复一遍：死亡只是再生的一个环节。要说残酷，逼人按自己不愿意的生活方式活着，那才叫真正的残酷。所以我认为，无期徒刑事实上比死刑更残酷。”安娜辩解说。　　安娜的这句话倒是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按照安娜的意思，如果我逼阿妮塔回到她过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她不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才是真正的残酷。为了解脱我“残酷”的精神包袱，我把我为什么想解雇阿妮塔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安娜听。　　得知我要解雇阿妮塔的理由，是怕她过去的名声败坏我的生意，安娜显得非常严肃，说：“你的做法，是极其不仁道的。打个比方：笼子里有只鸟，本来并不知道外面的自由，所以也没有觉得在笼子里有什么不好，而你，把那只鸟带到外面自由了一圈，又要把它关进笼子。这种做法，比拿着根香肠在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眼前摇晃还要残酷卑劣。” 　　说完，安娜立刻给她妹妹打了电话。两个人叽里呱啦讲了一大通后，安娜叫我听电话。电话里，安娜妹妹向我要了阿妮塔的电话号码，说她会通知阿妮塔明天继续去我的琴店上班。安娜妹妹还说：“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把阿妮塔解雇掉，那就等于从渔民的网里救出来一条小海鱼，却把它丢入淡水里。那鱼在被你搭救的瞬间却走向另一种死亡。结果还是死亡，而且死得更痛苦。你说你那算是搭救生命还是对生命更残酷的屠杀？” 　　“你和你姐姐都是拿国家工资的，当然有本钱装高尚，可我要靠我的琴店吃饭。让我救鱼，不对，让我救人而丢掉我的生意，我可没那个本钱高尚。你不会不知道媒介的厉害。上次阿妮塔的照片暴光，已经给我惹了大麻烦、、、、、、”我说得很事实也很实在。　　“媒介的事交给我和姐姐，你什么也不用担心。阿妮塔去你琴店工作的事情，是政府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你为挪威的社会做了一件好事，应该感到骄傲才对。”安娜妹妹说的很自信。　　果然，安娜和妹妹一起接受了报社的采访，结局果然化险为夷。我帮助阿妮塔改变人生的优秀事迹立刻上了报纸，得到了人们的尊敬。顾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纷纷来我的琴店，有好奇的，看热闹的，也许还有不可告人的。反正结果是，生意越来越好，甚至还有人点名要买阿妮塔做的琴。一个轻少年教养组织还特意定了6把阿妮塔琴，以作为人可以得到新生的例证。　　而阿妮塔，反而越来越避开顾客，甚至找种种理由晚上来上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习惯。阿妮塔往往在我下班离开琴店后才去上班，而晚上工作到几点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做琴的进度越来越快，有时候，一把白身琴一个多星期就做成了。等我第二天去琴店上班，她已经不在了。琴店总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不懂的问题，她会简单写几个字。所以，我很难跟她见面。就是去找马利特发泄，她也总是不在，好像是在有意避开我和所有的人。（没有人一起吃午饭了）　　对了，顺便提一句，那一阵马利特越来越勤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价越来越便宜。有时好像是故意白给我一样。理由是“你的精液味道很好喝，代替咖啡mate”等等。只是再也不让我干她，而仅仅提供口交和手服务，射如一个小杯子里。而且，做完就催我走，禁止我耗费第二个套套。总是说：“留点明天用吧。” 　　我和安娜的生活，没什么特殊的变化，还是每天晚饭桌上开开学术讨论会，其他时间搞单干，谁也不问对方的事，包括晚上睡觉，也都是各盖各的被子，可谓同床异梦。　　1989 年四月的一天，我在家里做晚饭，接到安娜的电话：“快打开电视，北京出事了。” 　　我立刻打开电视，看见天安门广场好多人，在喊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看了几分钟，我闻到厨房一股焦味，才想起自己忘了火炉上的菜。气得我把电视一关，骂到：“现在改革开放搞经济，瞎吵什么，害得我菜都烧焦了。” 　　接着，安娜又来电话，说她不回来吃饭了，要和系里的几个中国留学生谈谈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我一听，火冒三丈，冲着安娜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早就讲好了吃完饭一起去看爱尔兰电影的。你怎么给忘了。” 　　“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亏你还惦记着看电影。你真不像个中国人。”安娜说完，“啪”地挂上了。　　我当时当然没能预料，那就是导致历史记载的6.4运动。　　连日，挪威的电视节目，一打开就是北京天安门。那时，我虽然一边开店挣钱，一边也在大学听一些课。班上的同学，好像突然对我友好起来，见到我即使不问候，也要投来鼓励支持的目光。那让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只能抓住一切机会，反反复复说明我不愿意做中国人，不关心中国的事。尽管如此，还是改变不了大家对我的热情。　　大学从教师到学生，一致支持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但有一回，我在咖啡厅碰到东亚系的哈教授，凑巧坐在一起，便随便聊了起来。谈话中，我听出他对学生运动的一些担忧。他怀疑学生运动结局的实际效益，并担心运动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以及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听了哈教授的话，我更觉得没有必要去跟着凑热闹了。　　尽管我出国后数年来，一直有意避开一切与“中国”沾边的人和事，但是，6.4运动的惊天动地却把我的中国心唤醒，只是我顽固的理性不愿意面对和承认那个事实罢了。因此，只要安娜不在家，我就偷偷看电视，看来自北京的报道。也不时与那几个我仅认识的，平时不怎么愿意打交道的中国留学生打电话，打听打听小道消息。我甚至向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写了一封抗议信传真了过去。我知道，那意味着我与大使馆多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不复存在，也做好了来年国庆节收不到大使馆文官邀请去参加宴会和看绍兴戏的请贴。但是，这一切，都是瞒着安娜在进行。因为在老婆面前，我仍要装着对北京的事毫无兴趣的样子。要知道，中国人看得比命还大的面子，我老九也有半张。　　随着6.4运动的不断升级，大学班上的同学，也越来越对运动的具体内容感兴趣。在清一色的绝对支持学生运动的大学里，我和哈教授就成了两个少数民族。我们认为：6.4运动，作为一个社会改良（非革命）的请愿活动，缺乏鲜明而具体的目的，过于盲目和情绪，其规模已超越和平理智解决问题的范围。实际结局可能对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事实上，其结果是把中共的民主改革派胡、赵给逼下了台，给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政府与人民那种（党啊，母亲）般奇特的关系，以及巧妙而有效地表达我的政见，6.4爆发以后，我编了一个家庭小闹剧。　　下面是剧本：　　闹剧中的父亲叫“离谱”，母亲叫“照此样”，儿子叫“无我开心”，女儿叫“财灵”。　　话说这家人40年来不吃别的，就吃中国的窝头。有一天，儿女们提议要换个口味尝尝美国的麦当劳。父亲老子却视之为无理要求不予理睬。儿女就吵，老子一赌气，关在自己房里干着自己的事，再也不出来。　　儿女们摆出驾驶要找老子耍赖，而老子却不领那一套，就是闭门不见。儿女们也一赌气，拿出“不吃窝头”的苦肉招。　　一天不吃窝头，两天不吃窝头。老子还是没有动静。　　于是母亲“照此样”不行，便劝老子说，“孩子们年幼无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就见他们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可父亲“离谱”一听，反而火上加油：“老子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连声谢谢都没有。都到了这把年纪，还要去迁就这帮不肖的畜生，没门！” 　　母亲“照此样” 不行，又转向儿女们说“父亲老糊涂了，别跟他争高争低。你们窝头不吃，家里又没有麦当劳，要不吃碗香港方便面就算了，啊。” 　　没想到这兄妹“无我开心”和“财灵”，也同他们的父亲一样倔，就是不吃东西。不但自己不吃东西，还动员了左右邻居都不吃东西。一群人堆在堂屋里闹坐。又引来一大群凑热闹的闲人，把大门堵得水气不通，弄得连平时最爱管别人家闲事的老克酋长大老远来串门，见势不妙，都只好将就了后院的狗洞。　　一向“家丑不可外扬”的老子给惹怒了，决定要大义灭亲。便叫了一大帮他当年一起打鬼子的朋友，拿起当年的三八枪，冲进堂屋就是一通乱打，差点打得家破人亡。邻居们见老头子来真格的，也就纷纷逃命，走为上计了。　　这时，母亲“照此样”想去撮合，还刚开口，就因“立场不鲜明”被老子“离谱”给修了、、、、、、　　今天重新读一遍我这个剧本，心里仍像打翻个五味瓶，甜酸苦辣麻，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好，让我把故事倒回去，回到6.4爆发之前，89年5月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一阵子轰轰烈烈，弄得我开店挣钱都没了心思。一天，我去店里，奇怪地发现阿妮塔的工作台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的私人用品也都不见了。工作台上只有一把她还没有完成的小提琴。小提琴旁边有一张小纸条。我迅速打开纸条，上面简单地写了几个字：“我是一个麻烦，生来就是一个麻烦，走到哪里都是一个麻烦。我已经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所以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别了，丹尼。” 　　我急得立刻打电话给安娜。安娜听了我的话以后，没发表任何高见，却说了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她说：“我考虑去医院动手续一起生孩子。因为，有了孩子你才会安心和我在一起。我不得不跟你在一起，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旨意。神说你需要我在你的身边，要我为你指引道路，引导你成为一名好的中文作家、、、、、、” 　　“什么乱七八糟，我已经快十年不用中文了，而且我从来就不喜欢中文，更谈不上当什么作家了。什么天方夜谈，真能瞎咒！” 　　晚上，安娜下班回家后，才跟我讲起阿妮塔的事情。据安娜说，昨天阿妮塔找到安娜，说她知道安娜按神的旨意不能去医院动手续生孩子的苦衷。为了表达她对我们的感谢，如果我们用得着她，她愿意借肚子为我们生孩子。也就是说，用安娜的卵子和我的精子，放进她的肚子里为我们代理生产。孩子出生后如果安娜愿意抚养就归安娜，如果安娜太忙她愿意代替抚养。　　安娜回阿妮塔说：“那超出了我们的协议范围，过去你说要个孩子，而且生出来让我们带大，那是为了你自己，我们只是顺便获利，而现在不同了，你这完全是为了我们，你不用为了我这样去做”，而阿妮塔说不是为了安娜，而是为了丹尼，为了丹尼她什么都可以做。　　　　安娜这回惊呆了：“你，你爱上我的老公了？” 　　回答当然是绝对的，那是铁的事实。　　安娜作为女人，感到了来自同性的挑战，那超越了安娜的底线。安娜的修养和智商，都不允许她跟人打骂。所以安娜很客气地感谢了阿妮塔，并为她的行为表示了感动。不过，她对阿妮塔说：“我最近发现我很爱我的丈夫，爱他胜过一切，爱他也可以牺牲一切。因此，我已经决定去医院动手术，为他生孩子了。” 　　“原来是你解雇了她。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我的琴店现在很需要她干活呀！”我责怪地说。　　“我凭什么解雇她，我又不是你琴店的老板。不过，我觉得她选择辞职是明智的。我又不是穆斯林妇女，怎么可以容忍她跟你的关系这样发展下去？”安娜坚定地说。　　“她跟我什么关系？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啊！”我辩解到。　　“你是傻瓜还是嘲弄我的智慧，难道你不知道阿妮塔在爱着你，还不是一般的爱，而是忘我献身般的爱。借肚子为你生孩子，只有伟大的爱才能使女人做出这样的牺牲。”说着，安娜摔破了醋坛子，发起脾气来：“还有你，如果对那女人什么感情都没有的话，怎么连我们生孩子的私事都跟人家讲。讲好了不跟其他女人发生感情纠葛的。还是那个谁谁谁说得对：永远不要相信中国人。”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把我和中国人扯在一起、、、、、、” 　　接着便又是一场家庭争斗。其程度刷新以前所有的记录。我一气之下，决定去找那个祸根出气。　　“你准备去哪里？”安娜挡住我的去路。　　“我去哪里你管不着。”我拐了个弯朝门口走去。　　“我警告你：你要是去找那个女人，后果自负。”安娜气愤地甩过来一只拖鞋。　　门关上了，是我从外面把门关上的，所以只听到“咚”拖鞋落到门上的声音。　　我一车开到了阿妮塔的公寓。在门口，正好碰到马利特带着一名顾客。马利特打开门。喊到：“阿妮塔，有人找你。还有你一封信，是从医院来的。” 　　阿妮塔从房里出来，从马利特手里接过信，对我说：“你在车里等着，我换身衣服就下来。” 　　而马利特却说，“不影响，我们各干各的事，互不干涉。” 　　我听了又是一阵冲动，正要进屋，却被阿妮塔推了出去：“我说了我就来，你在车里等着。” 　　我在车里等了10分钟，估计要来了，打开车的发动机。人没来，熄火，又等了10来分钟，又打开车的发动机。人又没来，又熄火，再等了10来分钟。再不来我就要上去揪人了。这时，阿妮塔穿着那套头一次和我一起去音乐会的衣服，还化了个淡淡的妆，向我走来。那让我重新感到，阿妮塔的确很动人很漂亮。　　“对不起，我冲了个澡，耽误了点时间。” 阿妮塔解释到。　　“你当我请你听音乐会看电影？有什么必要搞得这么过分。”我没有好气地说。　　但看着她那身去参加晚会般的气氛，我没好立刻发作。不用她指引，我们又来到头一次见面的小山坡，能看到海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破坏我的家庭。”我被憋在喉管里的气，终于喷发了出来。我觉得还不过瘾，又接着说：“认识你是我一身中最大的错误，今天见面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以后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 我觉得还不过瘾，又补骂了一句：“你，卑贱的妓女。” 觉得还不过瘾，我干脆去扒她的衣服，做出要糟贱她的架势，却被她一把推开。　　“Don’t you ever call me a whore! ” （永远不要叫我妓女）阿妮塔对着我的耳朵喊到，那声音之大弄得我产生了耳鸣。在我与她接触的那几年里，我还不记得她什么时候那样大声对我说过话。　　生气的是我，怎么轮到她对我大喊大叫。我破口而出：“你是个妓女，就是个妓女，只要卖一次，妓女的名声就要一辈子背着。”人一吵架，往往就失去理智，连马利特的话我都用来作为攻击的武器。　　“You could be killed by saying that!”（就凭你说这个，我可以杀了你。）阿妮塔又向我的耳朵凑过来，怕得我赶紧躲避，却被她紧紧抓住。我连忙闭上眼睛捂上耳朵。不料这一回，她没有喊叫，反而是用很小的声音，但那声音的力度一点也不比那喊叫弱。阿妮塔放开我，接着说：“别人可以骂我是妓女，因为别人不知道我的改变，但你不行，因为你知道，知道我已经不是妓女了，我不卖了，所以就不是妓女了。” 　　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样咬牙切齿地说过话。事实上，我甚至记不起任何人那样咬牙切齿地说过话。我处在一种惊骇之中。见阿妮塔一身颤抖，气愤得要冲走的样子，我才意识到我刚才的话的确有点过于冒失。说也是，究竟认识了两三年，要散也该好说好散。于是，我连忙说：“我气糊涂了，失去了理智。我抱歉，为我刚才的话向你道歉。” 　　“你不用向我道歉，其实是我自己的错。明明是个卑贱的、、、垃圾，却偏偏想有朝一日被人当作普通人，被称为小提琴制作师，受到人们的尊重。” 　　九哥向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她那样自贱地一说，反倒使我的恻隐之心隐隐发痛。我便借了她的希望作为缓和情绪的武器，说：“我刚才都是些气头话。是和安娜吵架气糊涂了。事实上，你已经是个普通人了。等你的提琴再多卖出去一些，你也会被人称为小提琴制作师，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的。” 　　“尊重不尊重，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阿妮塔的这句话，像是讲给自己听的一样。　　沉默，一阵久久的沉默后，阿妮塔解开了上衣的两颗扣子！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把我当成普通人，跟我做爱一次吧。”她把“做爱”那两个字的声音，说得小得几乎听不见。接着又说：“再说，你刚才不是想要吗。再不给你，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你搞什么阴谋诡计，是不是又想生孩子！”我的气又回来了。　　“我不能生孩子。”她说。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生孩子？”我问。　　“因为，我试了一年多了，也没能怀孕。”她说。　　“怎么，你在恋爱？”我惊讶起来。　　“我不知道恋爱是什么？就像我不知道做爱是什么一样。”她说。　　“我是说你有男人了？”我问。　　她摇摇头，说：“不要嘲笑我了，那与你善良的心地很不匹配。老实说，男人我想有，但是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了。”她的口气很失意。　　我越来越糊涂了，说：“你当你是圣母玛利亚，不交自孕。” 　　“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但也不是傻瓜。我当然知道女人要怎样才能怀孕。你忘了你跟我讲过的，你太太安娜为了怀孕，是怎么利用针管的了吗？” 阿妮塔说。　　“什么什么？”我越听越糊涂了。　　“这一直是我的秘密，不过今天告诉你也可以，要不也没有机会了。你当你每次留在马利特那里的，她真的是泡咖啡喝了！” 阿妮塔说完，似乎又有点后悔和害臊。　　“原来你、、、、、、” 我意识到我被马利特逗出来的子孙，都被她用安娜的技巧利用到她的里面去了。我觉得顿时血压升高心跳过速。　　阿妮塔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表情的急剧变化，继续说到：“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来月经了，本来以为怀孕了，前天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虽然照片上好像有一点，但小便检查还是没有。我是对自己怀孕绝望了，才去找你太太的。没想到这也给你惹麻烦了。” 　　听到这里，我终于又一次爆发了出来：“谁会真的要跟你、、、你这样下贱的、、、、、、生孩子（‘妓女’两个字我吞了进去），我跟你讲讲笑而已。”一直憋在心里的话，终于吐了出来。“好险啊好险！要真的怀上了怎么办？不堪设想！”我还感叹地补了一句。　　阿妮塔听了这话，突然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无论我怎么表示厌烦，还是止不住。　　“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有必要哭得这样认真吗？”我没好气地劝说到。　　不知道我这句话有什么错，像一瓢油泼在了火上，阿妮塔“哇”地豪哭起来，真的像死了人一样，满脸满手的眼泪鼻涕。那哭声可以打动整个世界，当然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的情绪。过去的一些伤心事，支离破碎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哭，也是人类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偶尔也是需要的。劝她不要哭，劝了几次不灵，我不由得也跟着大哭起来。　　虽然哭的内容各异，但哭的形式一致。我们竟然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等哭够了，我走出汽车，从后排椅子上把她做的第一把小提琴拿了出来，面对大海，演奏了一首。　　音乐、大海、夕阳。展开你想像的翅膀，飞吧！　　“什么时候你能当着许多人用我的琴拉首曲子吗？” 阿妮塔问。　　“好。”我应付到。　　“不是‘好’，是‘我许诺’。” 阿妮塔纠正说。　　“好，我许诺。等有机会。”我纠正到。　　阿妮塔听后，满意地微微一笑，接着说：“直到今天，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不过，我一点也不为这个误会而后悔，相反，我觉得是一场值得感谢的误会，是一场改变了我人生的误会。能幸福地生活一天，比痛苦地存在几十年要好些。所以我已经很满足了。如果最后能跟你做一次爱，就圆满了。”说完，她脱起自己的衣服来！　　“你，又来了。”我说。　　“跟我做一次爱，让我当一回女人吧。要不，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她几乎是央求地说。　　处在异常情绪中的男女，性爱往往是最便当的麻药。我当时的理智，再也抵挡不了情绪的泛滥。我让她抓住我的手摸了摸她的奶子，不像我记忆中那样松软，而富有弹性了许多。她比过去胖了不少，皮肤也变得细嫩。但当她把裤子脱到露出下毛的时候，忽然又停了下来。　　“我有点紧张。你知道，自从戒毒以后，我一次都没有过、、、、、、” 　　那句话给了我极大的性刺激。我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让中指进去探了探路。阿妮塔“啊” 地一声全身瘫软，只有一只手下意识地抚摸着我被裤裆包管着的器具。等我器具发展壮大到了裤裆不可容纳的境界，我解除了裤子的职责，也扫除了阿妮塔的障碍。她条件反射般把两腿分开，那粉红色的两扇小门就历历在目。我把自己在汽车前座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尽量调整到舒服的位置，将龟头在她的入口处粘满润滑液。等阿妮塔紧闭双眼准备迎接入侵的瞬间，我的龟头迅速倒旗撤退缩了回去。因为，就在那千钧一发的大好时刻，一辆大货车平行停靠在我的车旁。那开车的居高临下想观看免费真人锈。　　阿妮塔叫我不要理会，把我紧紧抱住，一动不动。那开车的见没有动静，等得不耐烦，终于离开后，阿妮塔才开始慢慢地勾引我的龟龟再次入洞。可我，越着急局部越是不争气，怎么也达不到能够挺进的强度。阿妮塔干脆放弃对局部的努力，而抱着我亲吻起来，从我的额头、耳朵、嘴唇、脖子、胸口、（我头一回知道男人的奶头也会有反应），一直到下部。她避开了龟龟，用舌头舔我的大腿内侧，延伸至膝盖。直到她脱了我的袜子，我才后悔出门时偷懒没有换双新袜子。一方面当心自己的脚臭，另一方面我的龟龟又立起了战旗，欲冲锋陷阵了。　　阿妮塔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再次把两腿分开。这一回为了保证顺利通过，阿妮塔紧紧抓住我的，像紧握着一把匕首，对准她的小门，自己把屁股一抬高，我一头就扎进去一半。当我正觉得应该尽我那另一半责任的时候，那辆背时的大货车又停在了我们的旁边。　　“别管他！” 阿妮塔喊到，抱着我的屁股往下一按。说时迟那时快，我敏感精灵的龟龟又逃得比什么都快。　　阿妮塔气得光着屁股跑出车对着那货车大骂。那开车的不但不怕，反而看着阿妮塔的光屁股傻笑。阿妮塔捡起一块石头朝那货车砸去。那开车的这才有了反应。没等阿妮塔第二块更大的石头砸过去，那货车已经滚了。　　等阿妮塔回到我的车里，我们的情绪都被惊醒，怎么说好戏也不可能再继续。　　于是，我把阿妮塔送回到她的公寓。阿妮塔拉着我的手，执意我跟她上楼去。看我有点犹豫，阿妮塔说：“这是我们的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向你保证，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 　　想到不用对后果负责，我安心了许多，便跟着她上了楼。刚打开门，就听到马利特与她顾客杀猪般的喊叫。阿妮塔仍执意拉我进去，却被我挣脱。因为当时的九哥，还没有修到玩多P游戏的级别。我迅速跑回我的车里。阿妮塔紧紧尾随。一坐进车里，阿妮塔便紧紧抱住我的头，先是把自己的舌头钻入我的嘴里，然后是把我的舌头吸入自己的嘴里。那动作我平时是一般不太喜欢的，因为除了容易传染疾病，也影响正常呼吸。但那天，阿妮塔偏偏跟我的舌头过不去，一直弄到我觉得窒息。我正极力推开她，阿妮塔却突然爆发出野兽般的喊叫。随着那叫喊的韵律，我那被她的腿紧紧压住的部位，也一泄千里、、、、、、　　我们相互保重，道完一次别又道一次别。最后，我才想起车里阿妮塔亲手做的第一把提琴。我说：“你的琴，不是要留作纪念吗？” 　　阿妮塔像早就想好了似的，说：“你不是答应我当着许多人拉一曲的吗？等那以后再说吧。” 　　“你还有一些琴在我的琴行里，卖掉以后怎么分钱给你？”我问。　　“给我妈妈吧。对了，能不能先预支我1000克郎。” 阿妮塔问。　　我毫没犹豫给了她1000克郎，想着反正以后可以从她卖掉的琴里面扣除。　　“你以后找不到我了，我要搬家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有关师傅克罗的故事）”说完，她站到离我的车远远的地方，向我招手告别。　　我也就从心里说了句：别了，阿妮塔！还有与你有关的罗曼蒂克。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但安娜还没有睡。　　“你去哪里了？”安娜咄咄逼人地问。　　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的当务之急是赶快去浴室。我那粘粘的内裤一定使我的那几个步子走得特别难看。等我冲好淋浴，系着浴巾跑到卧室换好内裤回到客厅，安娜再问了我一遍：“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去哪里了？” 　　“我去哪里了是我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你教我的。”我毫不示弱地。　　“今天不同，今天是我们的关系处在危机的时刻，你必须告诉我你刚才去哪里了？”安娜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把我那粘粘的内裤高高举起。　　“放心，没到你以为的那样严重。”除了这样说，我还能怎么解释？难道具体描述“只进去了一半”吗？我接着安慰安娜：“好了，我们说好了永远不再见面了。这回你又赢了，这总可以了吧！” 　　“你刚刚给了我足以分手的理由。”安娜说着，把我的内裤甩了过来。我下意识接住，把我的手弄得粘糊糊的。了解我的读者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我最讨厌的就是把手弄得粘糊糊。　　“什么？分手！”我一惊，连粘糊糊的手都一时忘了顾及。没有安娜管我，我怎么在挪威生活下去？当然，和安娜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但最重要的是，我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拿到挪威护照了！　　“你自己考虑吧。我已经遵循神的旨意，伴随你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离开你，我只能天天祷告祈求神的理解和原谅，告诉神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以后，你选择什么道路，我都会尊重的。我这样说你应该很明白了，我是想告诉你，我对你作为妻子的感情快要耗尽。”说着，她开始整理她的一些东西。　　“你，要干什么？我说了我保证不和她见面了。你要不信，我把她叫来一起再向你保证一次。”我的口气与其说是吵架还不如说是哀求。　　“刚说过保证不见面，又要去叫她。你、、、、、、我先去妹妹家住几天，让你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门关上了，这一回从外面把门关上的是安娜。我立刻跑到厨房，打开窗子喊了声“安娜！”可她头也没有回，慢慢从我的视线里远去，消失。顷刻，世界变得一片昏暗。　　我这才顾及手上的粘糊糊，跑到浴室把手洗干净，再回到客厅，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房子里，越发觉得冷冻。尤其是我那就要到手的挪威护照，怎么办？想起来就令人发抖抽筋！　　　　二十三，山穷水尽　　安娜一出走，我那个家就更不成其为“家”，而只能叫它“屋子”了。想想平时，好像也没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在一起的，就是睡觉，也是她讲她的梦话我流我的口水“互不干涉内政”，但是一离开，就从屋里到心里都空荡荡的。那感觉就好像电视机，放在那也没怎么看，一关上就会觉得很少样东西。每到晚上，我就想着要给安娜打电话，但还是我们中国爷们那点死面子拉不下。说也是，我好歹几十公斤，怎么可以向挪威鬼子低头！　　看看日历，是六月四号，算算安娜出走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不是说给一段时间让我冷静想想吗？都一个星期了，再“冷”下去我就会“静”成冰块了，她再不打电话，我可就不客气要打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我兴奋地连忙拿起电话，但马上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暴露出太激动。说：“你到底还是要打电话回来呀！” 　　“你说什么？这不是陈安娜女士的家吗？”对方是个男人。　　“对不起，我还以为是我太太的电话。对对对，这里是陈安娜的家，我是她丈夫。你是谁？找她有什么事？”我客套的语气里含着一股冷漠。　　“还是请你太太接电话吧，我有点急事想和她商量。”我听出那男人说话的口音，好像是中国人，便有点担心起来。（该不是乘人之危吧！）　　“我老婆不在，以后再打来吧。”没等对方说话，我把电话挂上了。　　不到5秒钟，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个男人：“请问您太太什么时候回来？” 　　“你问我，我问谁？”我“啪”地把电话挂上了。如果碰到你，你的老婆出走了几天，有人打电话来问“你老婆什么时候回家”，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不到5秒钟，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电话大声喊到：“我老婆死了，你不要来烦我好不好。”我过瘾地正准备把电话摔掉，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在我死之前，能不能帮我办点事？” 　　“安娜！”我心中一喜：“你什么时候回、、、”我突然想到绝不向挪威鬼子投降的决定，立刻改口到：“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无所谓。” 　　“那我现在就回来，你看怎么样？”安娜说。　　我心中又一喜，却又装得满不在乎地：“你回来不回来需要我批准吗？我又没有换锁，要不是你掉了钥匙？” 　　“那你在家里等着，我马上就回来。”安娜说话的口气很急。　　“我在不在家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心想女人就是女人，也得意自己的那点剩余魅力，但嘴巴上还是要装硬。　　“你不要出去，算我求你，我马上就回来。”安娜的口气变得央求。　　“那要看我的情绪了。”我更加得意了。　　“去地狱吧，我不找你了。”安娜的口气转为愤怒。　　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不能再玩真的了，立刻：“好好好，我等着你，反正今天我有点肚子痛，也没打算出去。” 　　三十分钟后，安娜回来了。我急忙要去帮她拿那个装行李的小箱子，却很奇怪没有在她的身后。看见老婆，我再也抵挡不住心中的激动，连排练了一番的冷漠戏都成了无效劳动。我展开双臂拥抱她，而安娜只是礼貌地抱了抱我，一只手在我的背上拍了拍，说：“你肚子还痛吗？” 　　“什么？哦，那个，好多了。”我敷衍到。说着我准备去亲她，却被安娜挡住。　　“我有急事跟你商量。”安娜说。　　“什么事，比给你男人一个见面Kiss还要急？”说着我又要去亲她。　　“你没看电视吗？北京开枪了。”安娜急匆匆地进了客厅打开电视机。　　我的眼前，立刻出现各位永远不会忘记的画面。我顿时惊骇了，简直不能相信，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场面居然在我祖国的心脏加倍重现、、、、、　　原来安娜要跟我商量的是，大学的波教授得知她所认识的大陆知识分子中，有几位受6.4运动牵连的，很可能被逮捕，其中包括刘晓波和白岛。由于种种原因波教授觉得不便使用留学生，所以希望我配合与那些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可能的话把他们暂时弄到挪威来。　　要是在以前，这种麻烦我肯定不愿意惹，尤其加上我对6.4运动本来就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是，那一天，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立功赎罪赢回老婆的最好机会。　　安娜临走时，我抓住她：“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想要我回来吗？你都想好了吗？” 　　安娜那么一来，我又要当大丈夫了：“随你吧，你一辈子不回来也只能随你，只要你不停止付银行买房子的贷款就行。”我想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与那我用血汗换来的房子共生存。　　虽然嘴硬，那几个大陆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却是卖力在做义务劳动，当然还包括一些小小的费用，比如电话传真什么的。那些事物，也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借口天天给安娜打电话。　　经过一番“地下工作”，只把诗人白岛“营救”了出来，因为刘晓波拒绝逃命。　　记得与白岛初次见面，我因背不出几首唐诗，很有些不好意思。本以为诗人都是出口成章，想不到见面白岛只问了我好像是“这儿米怎么买，地铁有没有折扣票”之类，毫无诗意的事情。当时我还以为大诗人和九某这等小市民“话不投机半句多”，后来在“奥斯陆海外中国作家会议”上，当着众作家同行睽睽之下也说出了“我从早坐到晚，都两个多星期了，就是没有诗出来”，这很不诗意的话，才确认了以为白涛小看老九纯属小人之心。　　既然提到了“奥斯陆海外中国作家会议”，就顺便把会议的情况描述一笔。在此之前需要声明的是，本九哥只属旁听，算是波教授给我为她做义务劳动的奖赏。因为当时，本九哥还没开始写字。　　会议在奥斯陆举行。参加座谈会的应该都是些不得了的大陆作家诗人。其他的就是原来就寄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作家。之所以要加上中国“人”作家，是因为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并不一定用中文写作；或写的作并不一定就是为了给中国人看。　　在寄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作家中，有一位保养得很好的青、中年女士，叫“小”什么来着。据说她左手操中文右手操英文、是文坛的双枪小太婆。“我的作品，只适合一部分读者，而这一部分读者很可能又不是大陆的。这没有办法，我写不出雅俗共赏，皆大欢喜的作品来。”也许如此，至今老九还没能欣赏她作品的荣幸。　　另一位寄住在美国的中年男作家姓李。他用了很多口水来谈论“保护中国文字的纯洁性和特点美”。他好像很担心有一天中文变得不再是中文了。中文从古代汉语歪曲成现代汉语，失去了之乎也者的韵律，已经是一个极为令人心疼的遗憾。解放后的汉字简化，把本来很优美的汉字变成些丑八怪，更是罪大恶极。到8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我们纯洁的汉语中又混进些什么“的士”、“酷”之类的杂种，就好像中餐桌上夹放了半块汉堡包或两块残剩不全的肯得鸡一样不堪忍受。老九对中文从来就不够自信，加上当时准外国人的身份，如果有听歪了的地方也不奇怪。　　休息时，我在走廊里碰到李作家。他的脚包着一双纯洁的中国手工布鞋。正当我想试着问他，“会议完了是准备坐汽车、还是坐轿子回饭店”，他掏出包“三五”来。　　“我从不教唆他人吸毒，并不是小气。” 　　我立即谢谢了他的关心，并声明了老九烟酒不沾的乏味。　　“你刚才想问什么来着？”李作家问。　　“没、、、你已经回答了，没什么了。” 　　寄住在美国的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杨作家。在座谈会上，扬作家鞋一脱盘腿坐在椅子上。那架势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黑白电影里的北方农民、那种盘腿坐在炕上的体态。小时侯听说过只有北方人（过去的北方人）才有每个月都要洗一次澡的文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一些北方红卫兵串联到南方，我也曾看到过他们几十个人光着身子睡在一起，自己抓、或相互抓虱子。（亲爱的读者请千万不要想象力丰富到孙悟空的弟兄们）有一天出大太阳，有几个北方大哥哥用干毛巾在背上搓啊搓，搓出一群群蚂蚁来。有一个哥哥还告诉我，“在北方，这叫洗旱浴。很舒服的！”并很亲切地邀请小九也来试一试。　　扬作家虽人年轻又住在美国，却好像丝毫没有忘本，还是满口国粹，开口一个“你他妈”闭口一个“我他妈”地要搞“海外文学救国”。老九向来有为伟人居小节的毛病，每听到一个“他妈”，就要耸着鼻子闻闻，担心万一他没换袜子而污染座谈会的空气。　　座谈会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被美国的中国人作家承包了。中国大陆的作家们，似乎有点“乡巴佬进了城”的拘束。比如、孔捷生是老九颇熟悉的作家，文化革命后，写了不少很有嚼头的工人作品，所以很想听听他的见解，但他一直不肯出声，甚至对其他人的高见，也好像是睁着眼在打瞌睡。直到杨作家唱完了那些“文学救国”的高调后，才无可奈何地说了“总不能写一大堆书给自己看”这听起来很不豪言壮语的话。这话又让九哥想起那句“自己拉琴给自己听，是不是有点自己跟自己做爱的意思”。那是位叫David的英国朋友、听说鄙人做ＣＤ是“给自己听听”的时候，这样评论的。　　其实我有点同意这样的说法“自己跟自己做爱，只要不劳累过度影响健康，也不能算是个太严重的错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既不用麻烦别人又不会有碍观瞻，还能抓住最佳火候找到最佳感觉，并且随时随地、、、何乐不为！只是“自我做爱”救不救得了国，老九就还没来得及学习，恐怕要花很大的气力吧？　　孔捷生讲完后，另一位大陆作家也哥唱弟随地：“作家的生命就在于写作，写作的动力和灵感又来自于读者，我们的读者又都在中国。如果中国把我们的书永远禁下去，我们的生命又会在哪里？”这两位大陆作家的理论，无论从内容到语调都逊色于美国中国人作家们的豪言壮语。那两位大陆作家讲完了还都说要去上厕所，而且一去就好久没有出来。　　会议后，安娜搬回了家。本以为一切都会一如既往，everything would be the same just like the old days，但是，事与愿违，近两个星期的分离，使我们感到隔膜和陌生。那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让我从理性上感到了永远分离的威胁。然而，我不断劝告自己：这种感觉只是暂时的，过些日子会好起来的。夫妻的关系，犹如天气一样，也有春夏秋冬。再说，为了我就要到手的护照，也必须坚守这个老婆到期限。　　安娜回家后不到一周，重新生活刚刚得到一点点的调整，我接到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文官的电话，（过去曾受她邀请参加过使馆国庆活动）说有点事情向我请教。那让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受宠。　　“可这个时候我不方便去使馆见您。”我为难地。　　“不要紧不要紧，使馆被示威的人围住了，反正也进不去。还是我到你家里来看看你吧，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离你家很近的地方。”文官很客气地说。　　她的话，立刻给我一种地下工作的感觉，那感觉中还参杂着当“特务”当“叛徒”的不安。　　文官是乘另一位同胞的私车来我家里的。那同胞在车里等着。这一切使得气氛更加神秘。奇怪的是，文官一进屋就问我：“你太太呢？” 　　我说：“她不在，应该是在大学上班。” 　　不知道我的回答有什么错，文官脸上显出极大的失望。那表情告诉我，文官真正要找的不是我，而是我老婆。我心里一慌，连忙问：“我太太做坏事了吗？是不是违反了祖国的什么法律？” 　　“不是不是，”文官立刻否定到，接着用安慰我的口气说到：“我不过想来看看你太太，问个好，大家认识一下。” 　　那话怎么讲来着“黄鼠狼给什么拜年”？会有什么好事吗！我急于想知道文官的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见文官不打算进客厅的样子，我几乎是把她拽了进去。“请都请不来的，来了还能不喝杯茶吗！”讲完我才尴尬我家里根本就没有茶叶，那就改可乐算了。　　坐下来，文官说：“你一定知道奥斯陆大学在组织一场巨大的反政府演出活动。据可靠消息，你太太是具体主管操作者之一。所以，我们想直接与你太太谈谈，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妥协的办法。” 　　当文官确信我对“巨大的反政府演出活动”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明显失去了继续谈话的兴趣。只是临走给我留了几句话，意思好像是希望我继续与使馆保持友好关系，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和稳定作贡献，并且隐示我那样做会对我的将来有好处。　　如果说与使馆保持友好关系，回国时能让使馆写封信在大陆遇到麻烦时吓唬吓唬人，还有点实惠的话，“为祖国的繁荣和稳定作贡献”对我就完全没有诱惑力，因为如果我有那个觉悟，早也就不会出国了。　　但是，文官出了我家的门，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她说：“我想，你是一个男人，一个我们的中国男人。相信你一定有能力和魄力看管好你的老婆。” 　　女文官透过眼镜片那丝轻蔑的目光，给了我极大的刺激。那刺激立刻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大男人虽然在屋里可能给老婆跪下，而且有志气到“说了不起来就是不起来”的程度，在外面，却会有当着人的面打老婆的威风。　　我看看我们乱七八糟的家，厨房堆积着数日待洗的锅碗，洗衣机塞满着未洗的衣服，简直就像这个家没有女主人一样。回想起这几年与安娜的家庭生活，从作饭打扫到上床，真是越想越觉得委屈。想着不抓住个机会教育教育那婆娘，以后会更不成体统。　　我决定与安娜决一死战，战她个我死你活。于是，给安娜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当时，还不时兴手提电话）办公室说她不在，我便留了话，说家里有急事，传达她立刻打电话回来。　　气鼓鼓等了两个多小时，安娜的电话终于来了。没等我开口，安娜就说：“你能不能准备一首小提琴曲子，参加我们的义演。” 　　我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已经超过下班时间三个小时了，我命令你立刻给我回来。” 　　“对了，你来电话有什么急事？”安娜问。　　“你回来看看我们的家，哪像个家的样子，到处乱七八糟！懒得跟你罗嗦，赶快回来洗碗洗衣服” 我命令到。　　“什么，你要我放下手里的工作回来洗碗洗衣服，哈哈哈，我还以为家里起火了呢，你真幽默！我没空跟你罗嗦了，我得马上去开会安排义演的事情。” 　　“你、、、”我还没说完，安娜已经挂上了。我气愤地对着空电话叫到：“TM的，反了，老子修了你！” 　　我越想越懊愤，这样的老婆，有什么用？大家评评看，对于男人，老婆除了吃饭穿衣睡觉，还有什么用？这样一想，你一定能更深刻地理解我那句话“这样的老婆，有什么用？” 　　半小时后我出现在了大学某会议厅的门外。把门推开一条缝，看见我老婆和一些人在里面开会。见安娜故意不理睬我，我把门开大了一点，再开大了一点点，直到几乎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这使得安娜不得不向我走来，对着我瞪了瞪眼睛，意思应该是“有话回去说，别在这丢人显眼。” 　　门被安娜从里面关上，我一伸头，鼻子正好顶在门上。那气得我再次推门，却发现门被栓上了。当众不给我面子，这还了得。我气得像个孩子，“乓乓”地踢起门来。门打开，没等我开口，安娜推了我一把，自己也跟着出了会议厅。　　“你，先跟老子回去。回去再跟你算帐。”见安娜走在我前面，我感觉到了胜利的希望。　　安娜快速走到大门口，等了我几步，等我靠近，说：“你的祖国在动乱，你的同胞在死去，全世界都在关注，都在想办法制造舆论对你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你生为中国人，不但不积极参入，反而要阻止我、、、、、、” 　　没等安娜讲完，我大声反击到：“以为中国政府会顾及国际舆论，简直是对中国政府的奉承。你们外国人的支持，正好成为中国政府镇压学生合法性的依据。你们在外面瞎闹，不但帮不了那些被抓起来了的学生，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你们是在帮倒忙！” 　　“好，你保留你的看法，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要干预别人的权利。”安娜说。　　“你跟我谁是谁？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你我是别人吗？你赶快跟我回去，回去把厨房里的碗洗掉再说。” 　　安娜见话不投机，说：“请你自重，立刻离开这里。”说完转身要回到会议厅去。　　我一把抓住安娜：“你跟我回去，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否则我，我，我修了你。” 　　开会的人听到我们吵架，都跑出来看。在怎么劝我也不肯放手的情况下，安娜对谁说了句：“去打电话叫警察。” 　　我一听“叫警察”，心想“糟了”！不过，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以当众输给老婆。再说，叫警察又怎么样？我抓着的又不是别人，是我老婆。中国人管老婆叫什么来着？贱内、糟糠、屋里那口子、、、、、、老婆下班不回家，难道是我的错。这么简单的道理，一定放之四海皆真理。　　就那样，我们僵持着，旁边的人也静静地等着。一会儿，一辆警车真的来了。一看见警察，我抓住安娜的手也就自然地松了。一个男警察站在我身边，另一个女警察与安娜走开几步说了些什么。我仍气愤地对着安娜大喊：“不洗碗洗衣服，算什么老婆？等你回来，我再好好跟你算帐！”我知道，我那喊叫，消气已经不是主要，主要的是喊给众人听好给我留点面子，但更重要的是喊给警察听，让他们知道这不过是夫妻之争，是内政，没他们什么事。　　等安娜带着众人走后，两位警察客客气气让我跟他们去警察局。　　“不去不行吗，我家厨房里还有一大堆碗没洗啦。” 　　来到警察局，那女警察让我填了一张表格。我看着她，觉得那么金发碧眼的美女当警察实在挺浪费，说了句：“没有人告诉过你应该去当电影演员吗，你的鼻子长得挺、、、挺那个什么的。” 　　“谢谢！”那女警笑了笑。那笑容让我很放心，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　　填完表格，那女警把发生的事情问了一遍，然后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在签字之前，我要求了她把“陈安娜”三个字通通改成“我老婆”。　　果然，完了后，那女警说：“你可以回去了。” 　　“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便轻松地确认了一下。　　“今天暂时没事了。过些天，法官判决后会通知你。”那女警说。　　我一惊，问：“一般会是什么结果？” 　　“这个我不能回答你。不过按过去相似的例子，一般是你可以选择免费在牢里休息一周，或者交纳罚款4000克郎。” 　　“What？这么贵！My God！！！！！！” 　　从女警那里我得知，在挪威，只要丈夫违反妻子的意愿接触妻子的身体，或者大人打孩子，都是可以叫警察的。怪不得在挪威偶尔听说有人犯“丈夫强奸妻子罪”的怪事。难怪有人说：“在挪威做男人，是件很吃亏的事。”听完那女警的话，我顿时觉得应该告诉她，说她并没有漂亮到电影演员的程度。　　回到家里，我感到无比的失落。绝望中，我想起爱琳，还有那栋房子。那是些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从来不吵架，冰箱里永远有吃的，吃完了从来不要洗碗筷。一到周末，我在外面修剪花园，爱琳打扫屋里、、、、、、和这个冰冷的公寓套间比起来，那个家是多么温馨啊！说起来，差不多有三年没有与爱琳联系了。她怎么样了呢？我们的房子怎么样了呢？如果我跟安娜不得不分手，那将是我唯一的去处。我知道，爱琳的双臂，如同那房子的门，是永远对我敞开着的。于是，我找出爱琳的电话号码，拿起了电话。　　电话打过去，说那个号码是错误的。奇怪！我只好把电话打到爱琳的家里，接电话的是爱琳的弟弟斑松。　　“我姐姐还没有回来呀。” 斑松说。　　“你那里现在几点钟？你姐姐几点钟下班？”我问。　　“什么？什么几点钟下班？你不知道我姐去柬埔寨了吗？” 斑松说。　　“什么？柬埔寨？什么乱七八糟！” 　　斑松接着告诉我：我离开澳洲后，爱琳把我留给她的钱全部交了银行的房子贷款，把我从那房子的一小半主人变成了一半主人。然后，爱琳由教会派到柬埔寨，参加一个国际救援组织做了一年的义工。走时爱琳把钥匙交给弟弟斑松，要他看管好房子，等我回来交给我。一年后爱琳从柬埔寨回到澳洲，一直不见我任何音讯，就卖掉了房子，把所有的钱捐献给了在柬埔寨的世界儿童救援组织，去柬埔寨扎根行善去了。　　斑松的陈述像千万根钢针戳着我的心，使我感到无比的痛楚，不知道是为了我那房子？还是为我对爱琳作的孽？应该是两者都有吧。对于我，顿时整个世界一片漆黑，“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事实对我失去了意义。　　如果离开安娜，在挪威就呆不下去；想返回澳洲，已变得不再可能；而回中国，我宁愿去撞墙壁！　　我，山穷水尽，接下去该怎么办？如果实在不行，是不是考虑再拿阿妮塔派点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