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书女妓女 18-20│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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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书女妓女 18-20
九哥 (发表日期:2023-06-28 01:41:47 阅读人次:76759 回复数:0)
十八，阿妮塔的故事　　　　前次受安娜之委托陪刘晓波去警察局办居留后，我再跟安娜强调了一次：“以后决不管中国人的闲事”。但是，答应得好好的安娜，不久却又从大学打电话回家，说：“今天有位从中国来的客人要见你。” 　　“ 　　见不见，我没兴趣。”我二话没说就把电话挂上了。　　到吃晚饭的时候，“从中国来的客人”还是来敲了我的门。人都来了，只好“欢迎”“请进”“有幸”地客套了一通。客人是位个子颇高大的北方人，开口就问我在做什么生意，还打算做什么生意？回想起过去跟中国人做生意百做百败的教训，我告诉他我现在的小提琴生意做得很顺，所以没必要再发展别的生意。我还故意用很吹牛的口气说出了大实话：“虽然不能跟你们生意人比，但现在我的收入应该高过大学教授，或者乐团首席吧。”而那客人，并没有给我的吹牛以应有的回报，反而跟安娜大谈起挪威的经济来。他讲到挪威之所以富裕，主要是因为它资源的丰富和人口的稀少。他说挪威只要把沿海大陆架的石油开采权交给外国公司，就够挪威400万人口吃的了。加上挪威还有海鱼，稀有金属，和私人游艇制造业，等等。于是安娜也兴致勃勃跟他聊起北欧三国是如何的不同，比如丹麦主要靠农业，而瑞典则靠他的汽车家具等等。　　我越听越奇怪那北方大哥怎么对挪威了解得那么透彻？看着他同自己的老婆聊得投机的样子，心里一股酸坛子味，一按遥控开关看起电视来。那客人这才意识到了什么，便起身要离去，像是突然想起，他递给了我一张名片。　　等客人走了以后，我正在想发言的开场词，争取用最漂亮而有力的语言叫安娜以后不要再带中国麻烦来，安娜却要从我手里把名片夺过去看。　　“看吧看吧，喜欢的话送给你都行。”我不够友好地把名片摔在桌子上。　　对我不够友好的举动，安娜似乎毫没察觉，可谓心有灵犀点不通。难怪几乎所有挪威人的中国太太都同意，自己的男人有时像根木头一样，自己生了两天的气，他还没发现。记得在一次挪威中国配偶的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从此如果要生气，一定要先向挪方声明“我现在开始生气了。”否则，生气就等于是“自慰” 　　安娜看了一下名片，迅速找出本以前的旧护照，惊讶地说：“怪不得我觉得他很面熟，他就是某某某，那年我去中国留学时给我签证的中国大使。” 　　我一看，果不然！那名片上的名字和安娜护照上签证的名字一模一样，不过名片上的头衔不是“大使”，而明明写着：某某贸易公司董事长。我心里一阵后悔，想着“莫非跑了条大鱼，失去了一个挣大钱的机会”。不过，我立刻又为自己找到了安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中国人，麻烦！” 　　为了生孩子，我和安娜什么交配方式都尝试过了，传统的现代的，科学的自发的，但安娜的肚子就是怎么也成长壮大不起来。她越来越怀疑我的种子有没有生命力，或者射出来的那些小“蝌蚪”带没带尾巴，是否能奋力游进与她的种子相遇。不论我如何肯定我“蝌蚪”们的生命力，都难以争辩，总不能不打自招暴露我曾多次害我湖南老家的女朋友上台（手术台）的秘密。　　终于，和医院约好的检查日到了。安娜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医生是位男性老头，只问了几句话就叫女护士拿来个瓶子，说：“射在里面，拿来检查检查。” 　　“怎么射？又不是撒尿，掏出来就有。”我用玩笑般的口气掩盖住我的羞涩。　　“这个，医院还没有那个设备。”那医生说完，忍不住想笑：“护士们看来都很忙，如果我能帮你什么的话？”说完，他越发忍不住，捂着嘴巴要往隔壁跑。　　“这事儿，怎么好麻烦您老人家，我还是去找我老婆解决。”带着火辣辣的脸，我拿着那瓶子走出症室，问安娜怎么办？安娜指指厕所，说：“自己解决，你不是每天都在练习吗，一定很有经验了。” 　　安娜的口气虽然有些取笑，但讲的内容却是事实，我的确几乎是每天都要磨刀擦枪的。有一件事，直到现在我还在惶惑：为什么自己为自己争取出来的，和与她人摩擦挤压出来的，从心理到身体的感觉都截然不同？记得在挪威的那些日子里，不知是不是因为天天自我服务的缘故，我的胸口经常有慌闷的感觉。多次检查，都没发现心脏有任何毛病。而现在，天天身边都有日本女人贴着，几乎天天都要进行摩擦挤压活动，但胸口很少有那种慌闷的感觉。偶尔有，也都是在我的女人每月放假的那几天，我与录像带里喜欢的女人偷欢后才出现。不知那种胸口慌闷的感觉与“自慰”是否有关系。如果我的读者里有专家，请赐我一个说法。　　医院的厕所里只有两个单间。隔壁有人在方便，又臭又两头出声，实在影响情绪。满头大汗从厕所出来，把瓶子交给那老头医生，他似乎是故意拿起来看了看，还摇晃摇晃，才要交给一位女护士。我生怕造成误会，趁那女护士在场，连忙解释到：“这只是一部分，而且比平时稀，颜色也没有正常时白，因为昨晚我已经、、、、、、”那女护士已经走了。　　检查的结果要一个星期以后才出来。我虽然信心十足，但也怕正好那天的不是良种。更怕检查结果说我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那我就要考虑是否立等回湖南找我的前女朋友算老帐了！　　那几天安娜很忙，说是忙着准备参加在丹麦首都科本哈根大学的一个会议，“欧洲学者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安娜解释到，又继续说：“赶快吃饭，今晚我得去和几位学者商量去丹麦开会的事情。” 　　“那早就定好了的音乐会怎么办？”我问。　　“不能奉陪了，遗憾。你随便找个朋友一起去吧。”安娜说。　　说得那么轻巧，“随便找个朋友”！如果是在中国，我可以“随便找个朋友”，就是在澳洲，我也可以随便就能找到个朋友，但是，那是在奥斯陆，那个一年有半年冰天雪地的城市，我到哪去随便找个朋友？　　吃过晚饭，把安娜送到她开会的地方，我怎么也想不出个合适的人值得把安娜的那张音乐会票子送出去。浪费掉多可惜，要是给马利特，说不定能换点什么回报。于是，开着车来到阿妮塔的住处。阿妮塔和马利特正好都在。马利特立刻猜到了我又要找她“治病”，说“今天我不收东西，就是多打几折，也得交现钞。” 　　“今天，我只是来看看阿妮塔。”就那一句话，帮我省掉几百个克郎。　　马利特很懂事，为我和阿妮塔腾地方，借故说要出去工作。等马利特走后，阿妮塔显得有些紧张，好像怕我要非礼她似的。我拿出两张音乐会票子在她眼前晃了晃，用兴奋的口气说：“走，我带你去听音乐会。” 　　“音乐会？” 阿妮塔似乎不相信。不过，还是问了句：“是哪个歌星或者哪个流行乐团。”当我告诉她既不是歌星也不是流行乐团，而是传统高雅的古典音乐会，她显得很为难：“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再说，我也没有去那种地方的衣服鞋子。” 　　在我再三催促下，阿妮塔找出了几套衣服试了试，其中有两套还是我以前给马利特的。把阿妮塔打扮成个正经女人，（其实那并不费劲）我带着她来到音乐厅。从进场到坐下，直到音乐会开始，阿妮塔一直抓着我的右胳臂，像是怕被人抓起来赶出去似的。那样子，全然不像她在大街上招揽顾客那样疯狂自信，简直就是个乡下女人。音乐会终于开始了，我握住她的手，轻轻从我的胳臂上挪开。我这才发现，我那套讲究的西装袖子的一部分，成了她手的吸汗器。真亏，西服可是要干洗的呀！　　那天的音乐会前半场不是大乐队，而是个小弦乐团，演奏家里有好几个是经常光顾我琴店的顾客。当一段小提琴独奏响起时，我偏过头去想告诉阿妮塔那正在被演奏的小提琴是我昨天刚刚调整过的，却看见阿妮塔睁着大大而发光的眼睛，直愣愣地。是惊奇？是感动？要是拍电影就好了，因为那神情用语言很难表达。整个前半场，我好几次偏过头去看她，她都是那副表情。“像个取掉了电磁的洋娃娃。” 　　上半场一结束，众人鼓掌，见阿妮塔仍是那副模样，我示意她和大家一起鼓掌，没想到她如从梦中惊醒，竟站起来吹口哨叫好，就像听流行歌手的演唱会一样。我赶快把头低下去，生怕被人看见，看见我跟这么个便宜的女人在一起。还是因为怕被人看见，中场休息我借故要去厕所，想不到阿妮塔也要跟着去凑热闹。我只好说是想拉肚子，走得快一点，尽量不让她靠拢我，至少不让她抓到我的衣袖。一进厕所，我像飘到了安全岛。安下心来想好好撒泡尿，旁边却有人跟我打招呼。在这种特殊的地方这个非常的时刻，叫我怎么回应？恭维他“你一泡尿拉得真长”吗？真不知道联合国开会世界首脑在厕所里碰到是个什么样的光景？　　匆匆避开我琴店的那位顾客，一出厕所又撞上一位，接着又有一位。阿妮塔从厕所里出来，看见我正和人讲话，就没有立刻过来。等那人走开，阿妮塔问：“你认识他？” 　　“当然，我的常客。”我说。　　“也是我的常客。” 阿妮塔说。　　想不到我和阿妮塔，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生意，却有着共同的顾客。这真是一个难以启齿而哭笑不得的现实。　　阿妮塔的那句“也是我的常客”，立刻让我觉得肚子巨痛，痛得不得不立刻离开音乐厅。说也是，那是什么地方，音乐厅！来的当然都是些搞音乐的同行和顾客。尽管阿妮塔的打扮与平时出租时很不相同，但也没有不同到让人认不出来的程度。谁敢说我的那些顾客中同时也是阿妮塔的顾客的，只有厕所前碰到的那一个？音乐圈子那么小，“丹尼带着个妓女”的丑闻一传出去，我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重大的错误。担心被安娜知道，就恐怕不只是挨骂的事情了。　　当然，我的那些想法没有必要向阿妮塔坦白。我们开着车又去了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小山坡，又停在可以看见海的地方。　　“肚子还痛吗？” 阿妮塔问。　　“好多了。”我这才发现自己把装肚子痛的事情给忘了，所以又装了一下。“感觉怎么样？今天的音乐会。”我问。　　“啊，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听那种音乐，感觉就有点像我吸了毒一样，我的魂离开了我的身体，飘呀飘的。” 　　“吸了毒，是那种感觉吗？”我好奇起来，想起自己也曾有过魂脱离肉体的经验。　　“是啊，吸了毒，我的魂就自由了，飘呀飘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我的魂看着自己的肉体，才知道我的肉体只不过是一堆垃圾。所以只要我吸了毒，我那堆垃圾，就可以让人任意蹂躏。我最怕的就是每次我的魂回到我的肉体。有时候，我真想让我的魂永远不要回来，永远自由自在地飘来飘去。” 阿妮塔陶醉在她的遐想中。　　阿妮塔的这种感觉，能不能作为旁证，说明“人类有两套生命系统。第一套系统是我们的肉体，是具象的，也就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第二套系统是我们的灵魂，是抽象的，也就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做深刻的思想。　　“下次有音乐会，我再叫你。”我撒谎到。因为要能再叫她，今天就不会中途逃走了。　　“不要了，有一回就够了，我不属于那个世界。你摸摸，我一身汗还没干呢！” 阿妮塔抓着我的手在她背上摸了摸。其实那很多余，我被她手汗湿的一只袖子还没干透呢！不过我还是摸了摸，当然是为了摸汗以外的东西。　　“对了，我是问，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如果不方便，你不用告诉我。不过，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你。”我一直想打听她的隐私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与性刺激，此刻，觉得是时候了。要不然我真的是白花时间白花钱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有什么值得你帮？你帮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没想到阿妮塔不但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连着给了我三问。那三问，还真让人不好回答。我想了想，觉得瞎编里夹点实话也不要紧，就说了：“首先，我为什么要帮你？就因为我闲得无聊。其次，你有什么值得我帮？就因为你年轻漂亮。第三，我帮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当然不光是男人对女人时时都想要的那个好处，我会得到成就感，被需要感，同时填补我的空虚。如果我将来写小说，说不定还是很好的素材。” 　　阿妮塔听后，沉默了片刻，说：“我不知道我除了给人操，还会有别的用处。如果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我也许可以告诉你想问的事情。那样，也算我对你带我听音乐会的回报，省得我再去求马利特了。”停了停，她又说：“我不会说话，不知道从哪里讲起，还是你问吧。” 　　是和马利特再作乐一次？还是立刻得到阿妮塔的隐私？在那两者之间犹豫了一下，觉得后者更新鲜刺激，我问：“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我知道你十三岁就被你的父亲、、、、、、” 　　“十三岁还没满、、、就是他，都是我那老东西害的。” 阿妮塔的眼泪在眼圈里滚了几个圈，终于没有淌下来。　　为了怕耽误读者们宝贵的时间，我就不去描写阿妮塔在讲述自己悲惨生涯时细微的表情了。阿妮塔的故事是：她母亲年轻时是个街妓。有一天与两个客人发生争执，竟而打了起来。阿妮塔的父亲是个西班牙暴性子，见两个大男人打一小女子，便见路不平拔刀相助，结果被那两个人打断条腿。阿妮塔的母亲把搭救她的男人弄到家，一直照顾到他能走路。就那样，他们一起生活起来。因为搭救之恩和自己妓女的低贱身份，阿妮塔的母亲对那男人说：“随便你要做什么，我都不会不依的。” 不久，阿妮塔的母亲生了她和比她小一岁半的妹妹。那以后，阿妮塔的母亲就从街道下岗了。家里的生活除了政府的福利外，就都靠她的父亲。那更是加强了她父亲在家里的权威性。阿妮塔说她最早的记忆是从5岁开始为她的父亲口交。12岁多就被父亲占了。“他每天都要。”这是阿妮塔的原话。　　“你母亲不管吗？”我问，全身一阵阵抽筋似的，又愤怒又刺激。　　“妈妈不敢，因为只要她一开口，就会挨揍。我那老东西说妈妈答应过他，生我就是为了等我长大能代替妈妈给他玩。” 　　有一天，阿妮塔听到她妹妹尖叫，跑过去一看，是她父亲准备强奸她的妹妹。阿妮塔拿起把剪刀，冲着她父亲说：“你敢，我就剪了你的。以后你想操就找我，你要敢动妹妹，或打妈妈，我就剪掉你的。” 　　“你为什么不叫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你那老东西呢？”我气愤而不解地问。　　“我可以叫他‘我的老东西’，但你不能说‘你的老东西’。”阿妮塔的口气带着责备。接着说：“我家里的事，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反正，我不能报警。” 阿妮塔的回答又一次证明，世界上任何矛盾，都复杂不过家庭矛盾。　　那天后，阿妮塔的妹妹从家里跑了出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她妹妹发誓不再回那个家，不再见家里的任何人。所以阿妮塔从那以后没有再见过妹妹，只知道妹妹18岁就结了婚。“妹妹现在人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我真想知道。就是不见，有点消息让妈妈放心也好啊！” 　　“你为什么不像你妹妹一样也跑出去呢？”我建议似地问。　　“我跑了我那老东西怎么办。他没有我，一定会去害别人家的孩子的。结果我那老东西要坐牢，还要害得别人家不幸。就是他不出去害人，我要不在，他会折磨死妈妈的。反正如果我跑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阿妮塔换了口气，接着说：“我那老东西毕竟是我的生父，也要人照顾。哎，我只当我的肉体是堆垃圾，满足那老东西外还可以帮帮妈妈，还可以免得别人家的孩子受害，也算派了点用场。再说，反正从小被他那样，也习惯了，现在跑掉还有什么用。” 　　据阿妮塔说，她15岁那年，父亲迷上了赌博，有时输了没钱就拿她去抵债。阿妮塔实在受不了，就走上了吸毒的道路。　　“你还年轻，应该戒毒，应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听着她的故事，我发现我对阿妮塔的感觉在产生变化。大概人都是这样吧，越是了解，越是可以理解。　　“戒毒，可以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没有那个必要。我是堆垃圾，是没用的东西。我恨我自己，恨自己的身体。我这辈子是没有什么指望了。我就等着我妈妈和老东西死了，这辈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阿妮塔说完，又补充到：“ 　　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我都记不起来我什么时候这样开心过。” 　　“如果能让你开心，我下次再请你去听音乐会。”我知道是个空头愿，但已经不是在故意撒谎，而是为了让她听了高兴。　　“不是听音乐会让我开心，是和你谈话让我开心。你知道，没有人问过我过去的事情，没有人有兴趣跟我讲话。所有的男人，要的都是同一样东西，我的那个洞。” 阿妮塔说着，又出现一片乌云。　　“你应该下决心，努力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乘机又鼓励了她一次。　　“能过普通人的生活，那多好。可那太遥远了，太可怕了。像你这样快乐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 　　“像你这样快乐的人”，阿妮塔的那几个字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我快乐吗？我要是快乐，会有闲心去找妓女玩感情游戏打发时间，以掩盖和麻醉自己的心病吗？我凭什么去对人家说教？　　把阿妮塔送回她的住处，出车门时，她说：“丹尼，你以后不要对我这么好，别人越对我好，我就越感到欠别人的。我最不喜欢就是占人家的便宜。” 　　阿妮塔的这句告别语，讲得我无地自容。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不想处处占人家的便宜。就比如九哥那家伙，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却连妓女的便宜都不肯放过。而惟独阿妮塔，一个妓女，一堆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垃圾，一个供人发泄兽性的器具，却不想占人家的便宜。　　那以后的一星期里，阿妮塔的事天天像闹鬼似地缠着我。真的，她为什么不报警把她那畜生父亲抓起来呢？　　一星期以后，我的种子在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结果当然是亿万个带着尾巴的蝌蚪个个都精神抖擞，充满着生命力。这一回，该轮到我劝安娜去检查身体了。安娜没有推辞，说立刻去检查。但与医院一预约，时间刚好与去丹麦开会有冲突。　　“等从丹麦开完会再说吧。”安娜推辞说。　　“丹麦你要去多长时间？”我问。　　“ 　　长，就四天。”安娜说。　　“四天，那么长！”我叹了口气。　　“你要觉得一个人在家没事，可以作为我的家属一起去，别人也有带家属的。”安娜说。　　“别人都是带老婆吧，也有带老公的吗？别人问起来我算什么？安娜夫人，夫人的夫是丈夫的夫。” 　　其实，在挪威住了那么些日子，丹麦我还没去过，还真想借机会贪便宜跟安娜去玩玩。但真的作为安娜的家属，“安娜夫人”去吗？那多不好意思！　　　　十九，谁将成为我孩子的母亲　　既想贪便宜跟着安娜去丹麦首都科本哈根潇洒一趟，又不好意思作为“安娜夫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安娜只好为我想了个两全齐美的办法，那就是列席奥斯陆大学代表团出席会议。于是，我浪费时间参加了一次代表团的会议。　　会议上，大家抱着浓厚的兴趣，听一位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柏专家讲着中国的最后一个母系氏族“摩梭人”的故事。我很奇怪柏专家为什么总是说“摩梭人”，而不说“摩梭族”？抓到机会，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他这个问题。　　“摩梭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是纳西族的一个分支。”柏专家很学究地回答到。　　“这话谁告诉你的？怎么讲得跟中国政府一模一样？”我问。　　“我去年亲自到了云南考察，在昆明图书馆看了许多资料，还问过一些学者和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柏专家说。　　“怪不得你说得和中国政府一模一样！你怎么不去当地看看，问问当地的老百姓？”我问。　　柏专家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据他所知，还没有外国人被批准去过那、那神话般、与世隔绝的泸沽湖。　　“下次，我带你去。”我说得像碟小菜。　　接下来，会议的中心向我转移过来。大家显出更浓厚的兴趣，听我讲述了我曾去泸沽湖的亲身经历。　　那还是在80年代初，我家老弟，一位学历史出身，以炒新闻为职业的报纸佬，不知从哪里翻出“中国最后一个母系氏族摩梭人”的资料，便萌发了要写一篇传奇性报告文学的欲望。而我家老大，作为职业摄影师，被那资料中对泸沽湖景色的描写，以及几张黄黄的黑白照片所感动。而我，正准备留学澳洲，闲着没事，当然也出于好奇和好玩，因为想着母系氏族部落的人身上大概还挂着不遮体的树皮树叶，尤其还听说那里男女交配不受法律限制，便三人一行出发了。我们先到了昆明，找到了有关部门。在层层打听的过程中，只要一听到我们想了解“摩梭人”的情况，就都像犯了忌一样回避。我们摸到县城后，找到当地的文化馆，仍然是完全不配合的态度。　　那一系列同样的反应，使我本来就神经过敏的记者老弟提出一个疑问：“各级政府都在对外隐瞒着什么。”于是，我们决定甩开政府，自己摸进去。　　就在买去泸沽湖的公共汽车票时，我们被人盘问。得知我们是千里迢迢来自湖南的三名文艺记者，（我当时仍持有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工作证，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函授证）便把我们领到了县委。我们受到了县委书记的接待。得知我们仅仅只是想拍拍泸沽湖的风光照片，本来就想开发泸沽湖地区旅游业的书记放了心。他对我们反复强调了他的希望，那就是希望我们在照片里多多表现泸沽湖一带纳西族人的民间风俗。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那书记只字不提摩梭族，几次想发问都被记者把话题抢了过去。三兄弟虽然记者年龄最小，但只有他的头发揭了顶，所以走到哪里都被人当成老大。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女工作人员，等那书记一转背，我便抓住机会问了我的问题。她告诉我们说：“这位书记是纳西族，当然不会提摩梭的事情。”说完，问我们住在哪家招待所，问我们晚上出不出去。　　晚上，来了一位个子矮小的中年人，与我的记者老弟谈到很晚。那人走后，我老弟得意地宣布，他拿到了进入摩梭族门户的钥匙。原来那人是县委唯一的摩梭族副书记。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对政府的不满，即用行政手段把摩梭族划为纳西族一个分支的做法，却鼓励媒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证实。说着老弟拿出一张小纸条，说：“任何人一到公社就会被公社纳西族领导接待，所以他给我们写了个条子，叫我们不要去找公社，直接找他手下的人。”那很明确地显示了摩梭族人在泸沽湖一带所处的弱势地位。　　我们到了泸沽湖后，迅速找到了条子上的人。那人又派了个懂汉语的小伙子陪同我们。我们走访了当地各民族的家庭。我们跟许多人聊天，在一些家庭做客吃饭。所到之处任我们参观拍照，甚至连对任何人都不公开的地方，比如女人接待“阿夏”（恋男）的闺房。　　我老弟以他随和善谈的天赋，我老兄以他憨厚淳朴的笑容和他照相机的实惠，我以我竹笛的无穷魅力，很快被泸沽湖一带老百姓接受。一个多星期后，我们不但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还交了一大堆私人朋友，以至几乎天天有人请吃饭。老弟开玩笑说：“我们三兄弟之中，要是有一个能当一回‘阿夏’就圆满了。”那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泸沽湖一带，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虽然是杂居，但当地人分得清清楚楚，自己是纳西族，而不是摩梭族，或者是摩梭族，不是纳西族。其中一个小故事是，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是一家纳西族人。我老弟唆使我故意问他们是不是摩梭族人，结果被那家女主人恶狠狠地告戒：“我们是纳西族，不是摩梭族。”那口气，很有些我在上海读书时，常听人说：“阿拉是上海人，无是江北人”一样。不同民族的家庭虽然可能就住在隔壁，但除公共汉语外，都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他族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生活习俗。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歌。虽然各种民歌都随时可以听到，但当地人马上会告诉我们“那是纳西民歌”，或者“那是摩梭民歌”。我的本行终于派上了用场，找了一些民间歌手，收集了一大堆民歌素材，并录了音。在参加当地的聚会中，我还学会了用竹笛领队起舞。　　在我们满载而归的途中，碰到另一队人马，自称是某省文化局派去找文艺创作素材的。“有什么收获？”我老弟问。回答是：“只听说那里有温泉，男女共浴。结果什么屁都没看见，就洗了个澡。” 　　连中国人都这样，你想，没有内线，外国人能了解多少真相？　　我们的结论是：1，纳西族和摩梭族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两个不同的民族。2，由于政府的民族政策，人为把摩梭族划为纳西族的一个分支。加上摩梭族不论从哪个方面都大大弱势于纳西族，所以摩梭族人在当地处于次等的地位。　　讲到这里，我发现参加会议的学者们都听得一愣一愣地，弄得我都不知道如何继续，幸亏那个柏专家问：“那些音乐录音带，你还有吗？” 　　“应该有，不过我得找找。” 　　回到家，我立刻翻出我所有的录音带，果然找到了那两盒宝贝。　　于是，代表团决定由我代表奥斯陆大学，主讲《纳西音乐于摩梭音乐之区别》，因为，民族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用音乐拐个弯讲会圆滑一些。　　一下子，我跟安娜换了个位子，我不再作为“安娜夫人”，而是安娜作为“陈夫人”，一起出席了“中国少数民族研讨会”。　　在我开始演讲“摩梭的家庭结构与音乐”的时候，有个台湾学者不断以提问的手段打断我的演讲，极力攻击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要不是他那“成博士”来“成博士”去地叫得我心花怒放，我真的要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了。（我没拿到博士学位，怕是永远也拿不到了）散会后大家一起去了家有名的蒙古烧烤店。那台湾佬忙跑来跟我套热乎，三番五次解释他在会议上与我为难“决不是个人恩怨”。　　在会议期间，来自欧洲各国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有关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演讲。那些演讲的内容，大多我在国内都没有听到过。当然，那很可能是我跟广大同胞一样，很少关心祖国的少数民族。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祖国的那些日子里，我连自己都关心不过来，哪来的闲心去关心什么少数民族！　　前面提到，我去科本哈根的目的不是关心什么中国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想去“公款旅游”，所以当然没有放过叫安娜带我去游玩最有名的游乐地“Tivoli”。　　只是当安娜建议一起去瞻仰科本哈根的象征、名景“美人鱼”雕像时，我却借故肚子痛，一个人跑去找色情场所。（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回到奥斯陆，安娜守约立刻去医院作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安娜暂时不能怀孕。　　“什么意思？什么叫‘暂时’不能怀孕？”我问医生。　　医生说安娜的某个管道阻塞，所以我的蝌蚪们没有办法游进去。但他立刻安慰我说那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手术，把管道疏通，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交配了。　　“那请你赶快帮我把‘管道疏通’掉。”我要求到。　　回到家里，安娜很慎重其事地和我商量到：“我的管道不通，一定意味着什么。我想那是神的旨意。神一定对我别有安排。我的生命，可能不是像一般女人那样生儿育女照顾老公，神一定安排了其他的任务。虽然现在我还不明确那任务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得到。我觉得现在不是怀孕的时候，我应该等待神给我下一步的指令。” 　　“什么！你这不是叫我一辈子打光棍，不，我是说叫我一辈子守寡，也不对，也对，是叫我一辈子守寡，守你这个不能生孩子的寡老太婆吗？不能生孩子的人就不是女人。不是女人你结什么婚，要老公做什么？”我气得语无伦次。　　“哦，原来你把女人仅仅当成生孩子的机器。找个机器还不容易，随便到处都是，去沙地阿拉伯，你同时可以找4个。你要只想找个机器，找安娜做老婆做什么。”停了停，安娜还觉得不够，补了句：“你，真是低级趣味。” 　　“什么，你不能生孩子，还说我低级趣味。”我一脚把电视机前的小方桌踢翻。顿时又觉得脚一阵巨痛，才想起离开小学后就没有踢过足球了。那是我头一回在家里那样野蛮，因为那是我头一回知道安娜不为我传宗接代，也是头一回听到安娜对我的中肯评价“低级趣味”。　　安娜被我的举动惊呆，转身朝门口走去。　　“你想往哪里逃？”我大声吼到。　　“我出去走走，让你冷静冷静，等你恢复理智再跟你说。”安娜说。　　我急着向门口冲去，挡住安娜的退路，说：“那不如我出去走走，让你冷静冷静。想一想，要是没有孩子，你我这一辈子怎么打发。”说完，我“砰”地一声，从外面把门关上了。　　我开着车，自然又到了卡.约翰大街旁边的“夜市区”。我看见马利特挥动着她那对巨大的奶子在街上摆着移动人肉摊。我在她身边把车停下。　　“怎么，今天又想治病，带了多少，我是说现金？”马利特问。　　“不是不是，现在阿妮塔在哪里？你知道吗？”我问。　　“我出来的时候她还没起来，有什么事？”没等马利特问完，我的车就开动了。　　阿妮塔果然还没起来，裹着件睡衣把门打开。这一回，不是我打听她的隐私，而是不打自招地一箩筐倒出了自己的隐私。这是我与妓女交往的另一重大发现，那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及毫无保留地讲出你的任何隐私，讲出你跟任何其他人，甚至你的心理医生都讲不出口的隐私。所谓任何隐私，就是说甚至包括你讨厌你老婆下面流出来的液体的气味、、、、、、“老婆不能怀孕”当然就不在话下。　　阿妮塔一直很认真地听着，没有打断我，也没有任何表示。　　“哎，我怎么这么倒霉，找了个不能生孩子的老婆。这辈子怎么得完？”我仍然沉醉在那种绝望的情绪中。　　“你真的那么想要孩子吗？” 阿妮塔问。　　“想要想要，比搞女人还想要。”我夸张地说。　　“你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阿妮塔问。　　“是啊，跟你讲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帮我生孩子。”我说。　　“你要我帮你生孩子吗？你要我帮你生的孩子吗？” 阿妮塔问。　　“你要能帮我生孩子，我就把你养起来。那你以后就不用出去卖了。”我说。　　“真的吗？你在开玩笑！我要为你生了孩子，你夫人还能不把你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阿妮塔笑着说得很认真。　　“是呀是呀，说说而已。不过，能说说也不错，说说我心里就好受多了。对不起，我私人的麻烦事儿，没理由打搅你。”我抱歉着准备离去。　　“没事没事，随时都可以。我早说过，和你说话我很开心。再说，除了你也没有人会好好跟我说话。”说着，阿妮塔把我送到门口，让我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那是我界乎礼貌与下流之间的一招，顺手还在她柔软的乳房上碰了碰。阿妮塔似乎是抓住最后的一秒钟说了句：“帮你生孩子，就是你太太同意，也不大可能呀！这种事，简直难以想象。” 　　我猛地一回头，抓到了阿妮塔没来得及转过去的半脸红晕。　　一路上，我心里真的好受了许多，真有一种吸了鸦片的感觉。让妓女生孩子的妄想，真是既淫秽又刺激。不知道一般人看完心理医生是不是这种感觉。我甚至怀疑，看心理医生，或见政治指导员，其效果都与和妓女瞎聊一样，都是一种心理麻醉。　　回到家里，安娜还在看书。见我吹着口哨，便用求和的口吻问我：“要不要叫辆救护车把你送去精神病院？” 　　“我想通了，你不给我生孩子，我另外找人帮我生。”我把这句话讲得很带挑战性，等着安娜暴跳，以求得心理平衡。　　“那是你的选择和权利，我选择遵循神的旨意不生孩子，并不等于神也让你不生孩子。”她不但没有被激怒，反而显得十分理智。　　“我找人生孩子，你真的同意。”我见她当真的样子，可谓匪夷所思。　　“还是先找到肯帮你生孩子的人再说吧。没那么容易找到的。”安娜说完，建议有什么问题，明天再继续讨论。　　睡在床上，听着安娜的梦话，我在想着两个问题：安娜真的让我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吗？我真的让一个妓女为我生孩子吗？　　　　二十，重返泸沽湖　　　　丹麦的“中国少数民族研讨会”结束后，我收到好几封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来信咨询摩梭族人的情况。老实说，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我并没有把握。我对安娜说：“其实问问我家老弟应该会更清楚一些。”于是，安娜问我能不能一起回一趟中国直接问问，进而发展到干脆一起再去一趟泸沽湖。　　“我是外国人，能进得去吗？”安娜担心地问。　　“没事没事，就说你是新疆人好了，加上你是我老婆，又一口山东话，没事的。”我很有把握地安慰她。　　由于安娜工作很忙，不能跟我一起先回老家湖南，便约好了她直接飞昆明，我们在昆明见面。　　出发之前，我想不得还是决定去告诉阿妮塔我要去中国的事情。在夜市区找到阿妮塔，又把她带到小坡上，把车停在能看见海的地方。聊着聊着，又讲起生孩子的事情来。　　“记得你上次说，要是你为我生了孩子，我夫人会把我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吗？告诉你，我问过安娜了，她不但没有剁我，还表示可以考虑。”我其实不想坦白，跟阿妮塔说这些，很大部分是出于性挑逗。　　“真的吗？真不令人相信。” 阿妮塔说。我从她不相信的口气里看出她宁可相信的神情。　　“不相信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安娜。对了，你最好能告诉她你愿意帮我生孩子。”想起安娜说的“还是先找到肯帮你生孩子的人再说吧。没那么容易找到的。”的话，我真想利用阿妮塔给她一个迎头痛击。　　“电话就不要打也不用打了。我有什么理由和必要不相信你。再说，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阿妮塔越讲越显得不好意思起来。　　你见过妓女不好意思的神情吗？那神情与一般人不好意思不同，很刺激很刺激的！我一直打着阿妮塔的主意，这一回，不但觉得是时候，兽性也发展到了忍不住的程度。我握着她的手，一把拉了过来，顺力把她抱在了我的怀里，一只手朝她的奶子延伸过去。阿妮塔没有反抗，也没有配合，只问了句：“你在做什么？” 　　“生孩子呀！不做怎么生孩子呀？”说着我去解她的裤子。　　她这才轻轻按住我的手，问：“能借点钱给我吗？” 　　到底是妓女，说也是，怎么可能白给人干呢？想起阿妮塔“决不占人便宜”的原则，也不好意思不向她学习。于是按“标准价”从钱包里掏出500克郎。阿妮塔没有立刻接，而是侧过身看了看我的钱包，说：“不是还有吗？” 　　“什么！你叫我把汽油钱都给你？”既贪又不讲情面，简直令人气愤。为达目的，我只好又拿出50克郎。　　阿妮塔把钱接了过去，谢谢了我，却没有脱裤子，而是示意我开车。我想一定她是怕我嫌车里不舒服，要把我带回她的公寓好好工作，便兴奋地发动了车。奇怪的是，她指引了一条与去她公寓完全不同的路，而且越开越远。我越来越疑心，便问她：“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 　　“就快到了，前面第三个红绿灯左拐弯、、、、、、到了到了，停停。” 　　我把车停下来，在问阿妮塔这是什么地方之前，她已经告诉了我：“我母亲和我老东西就住在这里。”说着她要下车，补了句：“生孩子的事，等你从中国回来再商量吧。”说完，在我脸上外交般地，可能比外交般多一点地亲吻了一下，便下了车。把门关上之前，又加了句：“我等着你从中国回来。”便拜拜了。　　我坐在车里望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为那个花了我550克郎昂贵的亲吻而心痛。重重的心与轻轻的钱包刚好成反比。我决定：以后买妓女，一定不能先付钱。　　话说重返泸沽湖的计划，我回到湖南老家后，又纠集了我家老兄老弟。我们一起先去了攀枝花看望我们的叔叔（父亲唯一同父同母的弟弟）。家叔从年轻时一直是个万金油般多才多艺的活跃人物，编歌剧、当指挥、写小说，什么都能干。听说我们兄弟重返泸沽湖，便兴致勃勃入伙，从单位租了辆车。我们叔侄四人，加上司机，接了安娜后，六人一行向泸沽湖滚进。　　到了县里，我们熟门熟路依旧去找那位摩梭族县委副书记。可他不在，据县委的人介绍，那副书记近年变得非常忙，几乎很难找到人。于是，我们一车开到了泸沽湖畔。　　美丽的泸沽湖尽收眼底，碧绿透明的湖面与天空连成一片。正当我津津乐道向安娜介绍：“这是块还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净地”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尴尬。因为那湖边今非昔比，出现了不伦不类的，类似于几乎在中国任何公园里都可以看到的小亭子。走进寨子，沿路也旧貌换新颜，冒出许多猎游客的小商店。更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称自己是摩梭人，就连我们上次曾住过的纳西小住店，都改名为“摩梭客店”。　　摩梭族人的地位在泸沽湖一带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再一次领教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厉害。　　好在我们过去留下了基础。数年前我们头一回走访泸沽湖后，家兄守诺把为当地人照的相片都寄给了他们，所以拿着照片一打听，立刻找到了曾接待过我们的那位懂汉语的小伙子。他发胖了许多，已经升官成了旅游接待部门的领导。为了方便，以后就叫他“胖部长”好了，尽管和真正的胖子比，他并不算太胖。　　为了迎接老朋友，胖部长临时决定当晚举行歌舞晚会。（当然，他手下的人并没有减低对我们的收费标准）根据胖部长介绍，自我们上次走访后，不断有人来访，接着上海电视台四川电视台都来拍了电视记录片，随后便有国外的电视台来。之后，游人络绎不绝，形势发展之快弄得当地人措手不及。县里为了发展经济，决定开发泸沽湖旅游区。修公路，增加公共汽车，大办小客栈小商店，并组织了歌舞队，不断开发各种旅游项目。　　“我们的基础建设才刚刚开始，离国家先进旅游区还差得很远。”胖部长越讲越来劲。他看着安娜，还没等我来得及介绍“我的新疆老婆”，他已经先说了：“以后，我们也要接待外国游客。所以将来，需要在湖边盖一栋星级宾馆。” 　　当晚，东道主让我和安娜穿上摩梭民族服装，把我们打扮成摩梭人样子，由我吹竹笛领队，带着当地经过良好组织训练的“摩梭舞蹈队”围着篝火偏偏起舞。看热闹的游客很多，应该说几乎所有的游客都到了。舞蹈休息时，游客们排着队与我，或者与安娜，或者与我和安娜一起合影留念。（至于收费就没有麻烦我们，所以收费的标准我们不得而知）有两位记者说：“我们需要和真正的摩梭人一起照相，否则没人相信我们到过泸沽湖。”看着安娜，有人表示惊讶“怎么摩梭人长得像外国人一样。”我想，如果那记者把照片里金发碧眼的安娜登在报纸杂志上，并附加说明“典型的摩梭女人”，那将会是个多么啼笑皆非的误会啊！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来邀请我们一起划船游玩泸沽湖，那是我们头一次想出数倍价钱都未能做成的事情。原以为是“搞特殊化”为我们安排的单独节目，一到湖上，才看见湖上已经有许多船，还有不少空船主在等生意。顺便说明一下，那是一种具有当地特色的独木船，即一根大树从中间劈开，挖空中心，成为自然形状的船。每条船都由一两位年轻姑娘掌管，每船只能载两三位客人。主管我们船的女主人说：“以后，等我们从城里买了大洋船，就可以多坐些人了。” 　　湖上，飘来阵阵摩梭民歌。那些姑娘不请自唱，全然不同于当年我们寻三求四找歌手为我们录音的情形。那让我觉得我上次录的那两盒珍贵的磁带只能大减价当次品了。　　接着，我们还没开口要求，就被安排走访摩梭人的家庭，和摩梭家庭一起吃饭，一起照相。收费也都有标准。总之，一切都成为了套路。　　几天来，一切活动，不但没有遇到我们预想的阻力，反而觉得过于方便过于容易。那让我很是放心，本以为安娜玩得很开心，却没想到刚刚相反，她说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后来，我们不得不甩开我们曾依靠利用过的胖部长以及他所有的手下，找过去建立的私人关系，走访了几家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人家，让安娜自己问了许多问题，加上看了一些宗教场所，参加了两个民间小活动，才使安娜改口说“不虚此行”。　　本来计划多呆几天的，胖部长也再三挽留，但还是以“安娜不习惯这里的厕所”为理由决定提早离开了泸沽湖。　　就在要离开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个小小的插曲。那天，我因肚子不舒服而一个人留在了小客栈。上厕所碰到隔壁两位香港大小姐，其中一个对另一个大叫到：“看，快看，他就是那个吹竹笛领队跳舞，还和我们一起照过相的摩梭人！” 　　等我从厕所出来，经过她们的门口时，发现她们的门开了一条缝。我做贼似地偷偷一看，看见两位大小姐都在等着，明显是在等着看我经过。看见我偷看她们，不但不害臊，其中一个还用食指勾勾示意我进去。我只伸进半个头问她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懂汉语吗？”其中丑一点的那个用很浓厚的广东普通话问。　　“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们，你们懂汉语吗？” 　　一阵大笑，知道是一场误会后，那位美小姐指着丑小姐对我说：“她说不找个当地阿夏体验一次，这次旅游就不能算完美。” 　　“你不也这么说吗？”丑小姐指着美小姐说。　　“我没有说过，只是这样觉得。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但表示了理解，更表示了对“无能为力”的遗憾。　　“如果找不到当地人阿夏，你不肯代替帮我姐几下吗？”那美小姐见我要走，追着问了句。　　“可以可以，两位一起帮，为美女献身是我的快乐。”我意淫地。　　“既然来了，你看现在怎么样？”那丑小姐抱住美小姐，把她的双腿微微张开。　　“现在？”我又是一阵肚子痛，想着如果进行中突然要上厕所，那多么扫兴。尤其万一憋不住弄脏人家的床，就更狼狈了。再说，我还没锁房门，碰到有人顺手牵羊怎么办？真是好事不逢时！　　晚上，安娜回来，好像完全没有睡意，告诉我她终于找到了答案“为什么摩梭族人的母系家庭结构能一直延续到现在。” 　　安娜的分析是：血缘经济是摩梭族人的母系家庭结构的骨架。也就是说，摩梭族人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同血缘的家庭成员中的。由于家庭由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子女组成，所以使得能生儿育女的女性在家庭里处在“一家之主”的地位。按照传统，男人都不同自己的血缘孩子一起生活，而是同自己姐妹的孩子一起生活。这一事实，使得是否同固定的女人生孩子变得不重要。同样，女人也是如此，反正与“阿夏”（男恋人）不发生经济关系，所生子女都归自己所有，所以是否与同一男子生孩子也变得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摩梭族男人，对女人来说就是颗种子的意义。也许正是由于女人长期在家里处于为主的地位，女盛男衰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这便是对我们经常看到的奇怪现象的解释，即“女人在田里干活，而男人背着牵着拉着孩子们到处游手好闲”。（这里所讲的当然是比较典型的摩梭家庭。各种变化形式的家庭自然也都存在。）也因此，在摩梭的语言里，没有“父亲”这个词汇，而只有比较含糊而包罗对所有男性长辈的“叔伯”称谓。　　安娜越讲越来劲，还要接着讲下去，我却感到隔壁有动静。我示意安娜安静一下，耳贴着墙壁，隐约听见“啊、啊、啊、、、、、、”接着是另一个声音“该我了，该我了。”于是又是“哼--、哼--、哼--、、、、、、”没一会，又换成了“啊、啊、啊、、、、、、”就像录音带一样倒来倒去。　　想起先前那两位香港大小姐对我的勾引，我当然知道她们是在“什么地干活！”我的大炮不由地高高架起。安娜似乎也被那情绪感染。而让她更为激动的，一定是她手里抓着的我那对她来说久违的尺寸和硬度。没等我帮她热身，安娜已经骑在了“马”上。于是，伴随着隔壁“啊、啊、啊、、、、、、”“哼--、哼--、哼--、、、、、、”安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要驯服烈马的牛仔。就那样，直到我半夜要起来撒尿，发现安娜仍趴在我的上面。我撒尿的器具仍然安置在她相应的部件里面。当我把她翻过身，悄悄要下床的时候，才发现安娜并没有睡。于是又听了她一句高见：“除了摩梭族人的家庭结构，我还发现了如何让你持续挺拔的技巧。以后，我们就这样继续。” 　　Thanks God！　　临走那天早上，胖部长带了一大帮女孩子来到我们所住客栈的前面，大概算是为我们送行。他身边一位口齿伶俐的姑娘反复夸奖了我美妙的竹笛，我当然心领神会地慷慨相送，以作为我们与胖部长第二次缘分的纪念，也包括他对我的“新疆老婆”（他当然知道安娜是外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报答。不过，我还真有些惋惜我那支竹笛，因为那是我在苏州乐器厂从一大堆笛子中精选出来的。那笛子的声音，真的很浑厚很淳朴很甜美。要是没送掉，诸位说不定还能在我的CD里一起听听呢！　　把我们一直送上路，胖部长没有忘记说：“等你们下次再来，我们一定盖好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厕所。”我想，照那样的发展速度，如果下次真的再去，说不定旅游项目已经增加到“出租阿夏”（出租恋人），至少以民间的形式。　　在返回昆明的路上，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头一件事，是从县城出发后不久，公路被阻塞了。我下车去侦察了一下，发现是一辆明显超载的大货车的一个后轮陷入泥土。无论司机如何加油门，那轮子只打空转，而且那泥坑越来越深。两头的来车越来越多。车队便越来越长。各车上的人们都下来自由活动。有伸懒腰做运动的，有照相的，有吃饭的，有找地方随地方便的，甚至有人围着打牌下棋。我问了好些人这事该怎么办，大家似乎不知道，都只是含糊其词：“好像司机叫人去了。” 　　这时，远远停下一辆大公共汽车，从车里下来一帮白种外国人。挨个问到我，才兴奋地喊到：“我找到个懂英语的中国人了。”可我能告诉他们什么？除了“好像司机叫人去了”以外。　　等了好一阵，那些外国人显得越来越着急，好像是要赶到哪里去转车。这时，那大货车的司机终于带着两个农民拿着两把铲子来了。那两个农民一看车轮，又跟司机讨价还价了好一阵。那司机说农民的要价太贵，便又跑去另外叫人。那些老外一听，忙请我把那司机叫回来，说：“我们为你干，不要钱行不行。”可那两农民弟兄说什么也不肯把铲子借给那些老外。结果那些老外一商量，叫司机把车钥匙交给他们，请司机站在旁边看着。老外们先卸下车上的一部分货物，然后一女老外上了货车，打开发动机，那几十个老外推的推，抬的抬，在上百国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硬是把那辆货车弄了出来。全体同胞高呼万岁，纷纷迅速回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白小伙子气愤地从那两个农民的手里把铲子夺了过去，等其他老外们把石头泥土填进那坑里，那两小伙子用铲把坑打紧，才让我把铲子还给那两农民。路终于这样开通。我正要上车，被那两农民追着要钱，一直追到安娜打发他们每人5块钱方才罢休。而那货车司机，居然叫我帮他把卸下的货物再装上车，甚至跟着我们的车追了几步，挥舞着拳头摆出一副要武斗的架势。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中途一个什么小镇，我们停车准备下车吃饭。安娜打开窗子想看看外面的街景，不料却被街景们看见。等我们的车一停稳，便被好奇的人们团团围住。那情形，像是争着看珍奇动物一般。我们决定不吃饭了，立刻逃走。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想走车也开不动。我赶紧弄了条毛巾把安娜的头包住，几个人急着商量对策。我们甚至想出了让家弟一个人下车去找警察相助的主意。家弟却认为我去完成这个任务更合适。正争持不下，安娜把毛巾拿下，手里拿着本书，说：“没关系，这种事情我过去在山东见多了。把门打开，让我来对付。”无论我如何执意反对，安娜都坚持把车门打开，一个人朝人群冲去，一边走一边挥舞着手里的书，像打蚊子一样。正当我考虑值不值得显示丈夫的威风，为安娜挺身而出的时候，情形却出乎意料之外。人们立刻朝两旁躲开，像列宁在1918 “让列宁同志先走”一样。我们便跟随在安娜的后面，一直走进那饭店。等我们吃完饭走出饭店，发现饭店门口站有警察在维持次序：“大家不要拥挤，都看得见，保证都能看见的。”于是，安娜朝众人挥挥手，犹如好莱坞明星，带领着我们一行，重演了一回“列宁在1918”。　　从泸沽湖回到奥斯陆，我头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阿妮塔，是不是有点想念她我不能否定，但主要肯定是为我在她那里还没用掉的那550克郎。可是。连着去了两次她的公寓都没有人开门。最后一次，在走道碰到那楼里的一个老头，告诉我：“那两个女人中有一个好像搬家了。” 　　“你能肯定？”我问。　　“应该不会错，最近一直只有一个人出进，每天也只有一个人洗澡。”他一失口，道出了偷看女人洗澡的秘密。　　我自认个倒霉，想着妓女就是不可信。便没事就去夜市区兜风，一有街女来揽生意就把无名怨气发泄在她们身上。一天，我终于找到了马利特。我一把抓住马利特，像是抓到同犯似的，问：“阿妮塔逃到哪里去了。” 　　“她没有告诉你吗？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她突然能下决心去那里。” 马利特说。　　“去哪里？你在说什么？别跟我打猜拳了。”我急着问。　　“她去戒毒所了。真奇怪她会主动自愿去那里，以前被抓着去过两次都跑了出来。” 马利特说着，又问：“你知道她为什么突然会发神经要戒毒吗？” 　　“我，不知道。”我敷衍着，想，阿妮塔不会把生孩子的事情当真吧？心里一阵收缩。　　我问到了那戒毒所的电话号码，电话打了过去，但接电话的女人告诉我，在戒毒期间，病人是不接外面的电话的，因为那很容易影响病人的情绪。不过那人告诉我，阿妮塔表现得很不错，估计再过三个月就可以结束了。　　那三个月，我天天都在紧张，怕她从戒毒所毕业后来找我。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