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书女妓女 6 7 8│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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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书女妓女 6 7 8
九哥 (发表日期:2023-06-28 01:27:56 阅读人次:76569 回复数:0)
6，按上帝的旨意帮助敌人　　从印度去莫斯科的飞机是哪家航空公司我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是很冷，因为当时正是世界的冬天，而澳洲相反却是盛夏，所以上飞机时我是一副夏天度假的打扮。我把身体缩到最袖珍的范围，但还是不能被那薄薄秀气的毯子包住。哆嗦着，想着一到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要用厕所的热风吹手机把全身解冻。　　在飞机上，身体不能运动，我只能尽量活动脑筋以保持身体的热度。也就是说，我在继续回忆着安娜的那个电话。　　安娜给我打电话后的一天，我们在我即将就读的La Trobe大学见了面。见面的地点，我们约在了大学人工湖的前面。见面后，安娜没有立刻谈正事，而是看着湖里游荡的天鹅大发诗意。而我，却在考虑那水鸭子的烹调方法，并奇怪澳洲人怎么不爱吃野味。　　当我憋不住问安娜到底找我有什么事的时候，她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只是想跟你商量，能不能借你的学生卡到大学图书馆借点书看。因为自画展后，约翰被一个文化组织聘用，所以每天都要去上班，而我，一天呆在家里实在没趣。”此外，她还表示了对约翰缺乏远见，只顾目前利益的不满和失望。最后，她说了一句：“那报纸上说我们是理想的结合，但我们的结合，其实是很不理想的。” 　　分手时，安娜像澳洲人与朋友分手那样，跟我嘴对嘴亲吻了一下，又一下，再来了一下。我当时是真的以为挪威的礼节比澳洲的要多两下，后来去了挪威才知道，挪威根本就没有亲吻告别的风俗习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因约翰而受的损失，可以从我身上得到！”而我的回答却是：“不不不，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的了，我怎么能更多的用你呢？”多么愚蠢的回答，但当时老九的智商，就是那个高度，是真的不知道安娜“你可以从我身上得到”的“身上”，是指包装在她衣服里的“身上”。　　那是我在澳洲见到安娜的最后一面，后来，只接到她一个电话，说和约翰结婚要延期，而延期到什么时候要看情况。再后来，我接到安娜几乎是从任何地方寄来的明信片。　　那时的安娜，只是作为一个朋友存放在了我心中的某个角落。　　画展的成功，使得我没有理由继续在爱琳家住下去。尽管爱琳表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再呆一阵子也没所谓。”但我，是有自尊心的，我是说在经济条件允许我有自尊心的情况下。　　我通过大学的学生服务中心在大学附近找到了一家香港人，在那家里租了一小间房子。那家香港人丈夫叫威廉，妻子叫海伦。威廉一个英文不懂，一口广东话和我完全无法沟通，好在海伦懂些英文。　　同在威廉海伦家寄住的是一个北京女学生，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只知道大家叫她迪利斯。开始，她因老子是中央的高干而盛气凌人，问过我愿不愿意给她跑腿做军火生意。但后来老子下台又改为求我帮忙，还说等她丈夫来后会有我的好处。结果，为了筹集丈夫来澳洲留学的经费，她使出女人最原始的本钱走捷径去妓院打了份工。迪利斯日夜辛劳，使尽全力，好不容易把丈夫搞到澳洲，以为从此有了依靠，却想不到因自己做过“妓女那种下贱肮脏的活”，被丈夫二话没有当垃圾抛弃了。迪利斯后来自杀，听说是因为得了性病想不开。但据了解她得的只是一般性病，完全可以治疗的性病。所以不知道她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她医学常识不足，还是也有心理的因素。她的经历是一个很揪心的故事，可惜与本文无关，就只好等以后的机会了。　　威廉海伦家离爱琳家很远，但每个星期天早上，爱琳还是坚持来接我去教堂做礼拜。有时我真的想去星期天跳蚤市场逛逛便宜，但实在不敢得罪上帝，给教会留下“忘恩负义”的印象。因为，前面说过，我初到墨尔本的那天没地方去，曾向教主许诺：“只要你帮我找个地方住两天，我也可以相信上帝。” 　　做完礼拜，爱琳总要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帮忙打扫后院，那是我在住期间的“责任包干”。到了爱琳家，我总觉得好像那房子里没人住一样。爱琳只是敷衍，说她平时经常在父母家住，因为父母家仍保留着她的闺房。　　某个礼拜天，弥撒后，教主把我叫到那间小房子里，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叫嘉夫的中年人。介绍时，教主用很自豪的口吻介绍我“是来自中国的著名小提琴家。”那人自我介绍是国际救援组织的成员，说要为难民组织一场演出，希望我无私献艺。是教主介绍的，我当然满口答应。　　从教堂出来，在爱琳的车上，爱琳说：“这叫We help you to help others.”我立刻告诉爱琳，中文那叫“互相帮助”，是咱新中国的新风尚。只是没想到咱社会主义那么厉害，自己还没做好，就发扬光大到澳洲来了。　　演出的那一天，我又穿上了在画展上穿过的，也就是爱琳帮我在教堂找到的那套西服。但爱琳说：“今天没有必要穿得那么夸张，因为今天的演出地点选在很远的一个农庄。” 　　我想邀请安娜去看我演出，但电话当然只能打给约翰。约翰说他问问安娜。几分钟后回电话的结果是安娜身体欠佳，但约翰说他自己一定抽空去，而且说可能会带上一位日本小姐，以作为由画展留下的那些不愉快的调和。　　演出的场所离市区很远，足足开了三个来小时的车。会场选在一个农庄的俱乐部。人来得还真不少。演员除了我，还有其他唱歌的，跳舞的，弄杂耍的etc 　　进门时，我同那看门的商量说爱琳是我的司机，能不能免掉她那20澳币的入场费，却被爱琳不由分晓地止住。让我觉得无比心痛的是，她不但出了20澳币买了自己的票，还出了20澳币买了我的票。作为演员，我那还是第一次出钱买票进自己的音乐场地。　　在会场，我立刻发现了高个子约翰，其部分原因是他身边站着个更高个子的亚洲女孩子。约翰向我介绍了那女孩子叫高桥伊津子，是日本某体育俱乐部的选手。我站在比她高出两个台阶的地方，抬着头跟她握手，心理估算着她到底有多高，有没有高到我跳起来一拳打在她肚脐眼的程度。但高桥小姐很谦虚，说自己并不是俱乐部最高的，“还不到1米83呢。”如果这个时候，谁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骂她一句“日本矮子”，将会是个多么大的误会啊！　　演出前，国际救援组织的嘉夫讲话。他说这次演出是为了帮助越南战争的难民，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侵略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　　我一听，邪了，那明明叫“中越自卫反击战”，怎么到了澳洲就变成了“中国侵略战争”了呢！本想跳起来质问，但看看场内严肃的气氛，怕是寡不众敌，我只能选择把伊津子带到后台，和她聊天以示抗议。　　交谈中，得知高桥伊津子是代表日本国家队来澳洲参加比赛的。比赛输了，她决定留下来放松几天。那天她凑巧路过文化中心，便花了5奥币门票进去听了我的演讲，并看了我的画展。在会场里她本来想跟我认识认识，但围着我的人太多，才留下了姓名电话给约翰，请他转交给我。可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儿。该死的约翰！　　嘉夫的演讲完毕，我没有跟着大家鼓掌。嘉夫又介绍了个越南人讲话。那个越南人在讲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只听到伊津子说：“我明天就要回日本去了。” 　　这时，我感到耳朵很痛，是被刺痛的那种痛，因为我听到后台的另一个越南人附和着台上的越南人说：“该死的中国侵略军、、、、、、” 　　这一次我决定没必要忍着，身后虽然没有十亿同胞，但有高大的高桥伊津子，我鼓足了勇气，冲着那越南鬼子说：“我们不是侵略，是自卫反击。” 　　“仗是在越南的土地上打的，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土地上，不是侵略是什么？”那鬼子回击着，仿佛我就是敌人。　　“那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让你们尝尝中国人民的厉害。”我居高临下地。　　“那就是中国要给我们一个教训的‘侵略’。可惜的是，这个教训刚好还给了你们中国。因为，正如你们的毛主席所说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奇怪，鬼子也学毛著，不但学，还活学活用呢！　　“但是，我们的党是永远正确的，我们的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我几乎是拿出了当年红卫兵的看家本领。　　“但事实刚好相反，你们中国侵略军不堪一击，我们的枪炮一响，你们就溃不成军，逃出了我们的村寨。”那家伙换了个讥笑地口气。　　“咱解放军从来都是所向披靡的，要不怎么会一口气都快打到河内了？”我说得很英勇威武，但说完立刻又有些后悔。因为，都快打到河内了，不是侵略是什么？　　那鬼子也真能狡辩：“那是我们的战略，放敌人进来，争取国际舆论，然后关起门打狗。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时一地，而在于最终的结果。中国侵略军的结果怎样呢？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出我国。” 　　“但是，我们听到的是‘解放军英勇奋战，捷报频传，乘胜撤退’。对了，那叫‘乘胜撤退’，是我们的一惯战术，比如以前的中印边界反击战，也‘乘胜撤退’过。” 　　还争论了些什么，写出来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反正连我自己都觉得很难自圆其说。说老实话，那“乘胜撤退”的事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既然打进去了，又退回来做什么？那还能不送个“侵略”的辫子给人家抓着！　　总之，“反击”也好，“侵略”也好，“乘胜撤退”也好，“仓皇逃出”也好，都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我这里只提醒大家，按照常识，一面之辞总是不能全信的。所以，事实上，中越之战，也许“反击”有一点，“侵略”也有一点，“乘胜撤退”有一点，“仓皇逃出” 也有一点。但我是中国人，是共产党的儿子，对我来说，那只能是“自卫反击，乘胜撤退”。　　但当时的小九，岂能输给鬼子，岂能“长敌人的志气，灭祖国的威风！”等争论发展到我觉得不得不动武的程度，又想起我国“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所以只能“呸”地给他一口浓痰取胜。　　可能是我们的争论喧宾夺主影响到了台上人的情绪，主持会议的嘉夫来到后台很圆滑地制止了我与那越南鬼子。我叫住嘉夫，准备告诉他我的最新决定，那便是“我以罢演来表示我的愤怒。” 嘉夫没等我开口，就说把那越南鬼子带到外面交给有关的人，便会立即回来听我说我要说的。这个时候，后台的一位自愿工作人员妇人，告诉了我她是华裔越南人，并很简单地讲述了她作为华裔在越南受欺负的悲惨经历。那使得我又把罢演的决定改回到出演。再说啦，伊津子还等着看我的台上风采呢！头一次认识一位不但那么高大，而且是日本种的女孩子，怎么可以放弃闪光的机会。还有爱琳那里也很重要，虽然是比“在伊津子面前表现”次一点的重要。　　嘉夫果然立刻就返回到了后台，问我有什么主意。我灵机一动，说我决定今天不但演奏小提琴，还加个中国竹笛的节目。　　为了那位华裔越南人，还有仍然在越南受苦受难的华裔越南人，带着阶级仇，民族恨，我用我们中国特色的竹笛，毅然吹奏了一首战争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　　竹笛比小提琴更令人们激动。　　演出完了，已经是深夜2点钟。但参加活动的人们，似乎丝毫没有回家的动向。捐完款后，接着是中奖活动。平时讨厌啤酒的约翰，居然中了一大箱。人真是奇妙的动物，如果不花钱，讨厌也能变成喜欢。约翰乐得像个大孩子，把啤酒箱打开，拿出三瓶，又把箱子盖好，说准备带回去。他递给爱琳一瓶，爱琳说她要开车，他又递给伊津子，伊津子也客气地谢绝。后来得知伊津子其实是非常喜欢啤酒的，可那天，一滴也没有喝。结果，平时滴酒不沾的我，接了一瓶，约翰自己两瓶。那两瓶一下去，就把约翰变成了堆碍事的烂泥。就那样，会场Party的气氛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凌晨4点，会场里才少了些人，而剩下的，居然打开睡袋就地睡起觉来。回忆起来，在那演出完后的四个小时里，高桥伊津子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我和爱琳准备回家，和她道别时，她才问能不能搭我们的便车一起回墨尔本。和约翰打过招呼，不，应该说是和烂泥打过招呼，爱琳、伊津子和我上了车一起回城。　　不是爱琳的车太小，而是伊津子的个子实在太占地方。她坐在后排，准确地说不是“坐”着，而是半躺着，因为如果坐着，她就必须一直向坐在前排的我“低头认罪”，所以，她选择了“半躺着”那种颇歪曲颇性感的姿态。　　因与那越南人吵架，又喝了瓶啤酒，在爱琳的车上我有些困，想睡觉，所以托伊津子跟爱琳聊天，以免爱琳一瞌睡过早地把我们都带入天堂。那个天一聊，才知道伊津子回日本的飞机是当日早上9：30的。那一下我的瞌睡也被吓醒了。因为，从会场到伊津子的饭店，至少需要3小时，而从饭店到机场，至少需要2小时，而当时的时间已经是4点25分，怎么算也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求上帝把爱琳的车临时改为直升飞机。　　赶飞机那么大的事，伊津子在会场呆了四个小时，怎么一声也不啃呢？这种奇怪，直到我在日本住了5年后的今天，才彻底理解。“忍耐忍耐再忍耐，宁死不给人添小麻烦”，也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大民族特征。但是，“ 　　给人添小麻烦”的结果，往往会给人带来更大的麻烦。这不，我隔壁家的太太，才50出头，一个星期前还在外面帮着打扫街道，突然倒下，抬到医院，昨天就去世了。其原因，就是有病怕麻烦家里人，一直瞒着不啃声，忍耐忍耐再忍耐，直至去世。　　爱琳是怎样冒着吊销驾驶证的危险，用很不基督徒的驾驶风格来到伊津子的饭店；伊津子是怎样用奥林比克的速度从饭店搬出行李，与饭店服务员飞吻道别，描写起来就会过于生动。反正赶到机场，正好看到伊津子的班机腾空而去。　　被命运般留在了澳洲的高桥伊津子，以后会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7，和高桥的日子　　写着写着就差点忘了，我这本书开始时是想写成电影剧本，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所以现在的我，仍然应该是在从澳洲往挪威的旅途中，具体的是从印度班白往莫斯科的班机上。　　上回讲过，那飞机上特别冷，再加上饿，那感觉叫什么呢？那就叫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饥寒交迫”。好不容易等到开饭的时候，想着热腾腾的饭菜，心情无比激动。但饭盒，（不对，那盒子里没饭，所以不够资格叫“饭盒”，且叫它“餐盒”好了）但餐盒一打开，一块冰冷的鸡，白白的鸡肉，还有一点不知什么印度的黑乎乎。那鸡没放一点盐，味道就你去想象，光讲那硬度，足够充当消灭鬼子的武器。我楞楞地看着那块“武器”，想着该用它消灭什么鬼子呢？英国鬼子法国鬼子德国鬼子美国鬼子日本鬼子苏联鬼子印度鬼子越南鬼子，结果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在中国有人，其他地方都是鬼。你说这地球，还是人呆的地方吗？怪不得让我老九吃那样的鸡块！　　那就继续回忆吧。　　话说高桥伊津子因被约翰邀请去看我演出，而误了回日本的班机，当然只好先回爱琳家商量。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爱琳不用去帮父亲做事。（星期六一般是爱琳的弟弟去帮父亲）我们三人都很累，爱琳在她靠前花园的房间，我仍在我靠后花园的房间（自我搬走后，爱琳仍将那卧室保留像我原来的样子），高桥把行李搬进中间的那间，三人就各自做着自己的梦。　　等我醒来，已经是晚上，看见爱琳和高桥坐在餐桌旁讲话。爱琳递给我一个新牙刷，叫我赶紧洗脸刷牙一起吃饭。　　等我洗好刚出卫生间，爱琳马上就进去帮我冲小便。我总觉得小便也用那么多水冲，实在很浪费。虽然爱琳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不冲，但只是每每我小便后，她肯定要进去检查一遍。开始我还奇怪过，为什么爱琳那么个虔诚的基督徒，竟然有冲男人小便的癖好！　　从洗手间出来，爱琳乘高桥去房间拿东西，对我说：“你刚才用的牙膏是客人的。”那口气很严肃，好像我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另外，她那“客人”两个字，又让我觉得自己活像个主人，挺舒服的。　　边吃饭，边商量着高桥的对策。高桥说等星期一，她就去日本办事处想办法。那意味着她也必须“麻烦爱琳一两天”了。　　第二天星期天，等我一醒来，爱琳已经去了教堂。我以为屋里别无他人（她人），迷迷糊糊走到卫生间，推门而入。爱琳的卫生间与浴室是连着的，一般我都是在卫生间脱完衣服进浴室。那天，我也一样，小便后，（还是没有冲水）脱掉衣服，开门进浴室，却迎面撞到一块肉墙壁。等我“完全”清醒过来，我和高桥高大的躯体，也“完全”无遗暴露。我下意识用双手遮住我的零部件，高桥也忙乎着掩护她的那三要素。但她只有两只手，怎么忙乎也遮不全。看着她尴尬的样子，我不禁“扑通”一笑。那笑，笑得高桥好恼怒，她干脆让双手换了个任务，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举起，说：“你看得到我、我看不到你，太不公平，要看大家一起看，谁也不吃亏。”高桥刚健的双手，让我领教到了运动员的力量。我的双手被高桥高高举起，无法动荡，全身只有我的那门前炮，自动地高高架立，做出随时准备向“日本鬼子”射击的姿态。　　看着我高耸着的大炮，还有我那尴尬的模样，高桥发出一串胜利而满足的嬉笑。她把我的手放下，顺便拿起条小毛巾搭在我的炮杆上，（我还真不知道我那玩意儿多功能到竟然可以当搭毛巾的挂钩用！）高桥说：“你洗你的，我洗我的，谁也不碍谁的事。” 　　我本来想退出阵地，但又一想，怎么可以败给一个女孩子，尤其是败给一个日本鬼子的女孩子。于是，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只是我那不听命令的大炮，仍不务正业支撑着那条小毛巾。　　我拿起块香皂往头上一抹，准备洗脑袋。高桥不禁失声而笑，问我为什么用香皂洗头发。“不用香皂用什么？我在家里都是用香皂，香皂还算好的啦。过去，洗衣肥皂，洗衣硷都用过。” 　　高桥根本没把我的话当真，反而表扬我说话很逗，并说：“没有带洗发素用我的就行，我这是三合一，男女兼用的。” 　　“不行不行，让爱琳姐姐知道（我为什么要注明爱琳“姐姐”呢？是不是想示意我和爱琳没有特殊关系？）让爱琳姐姐知道，又要说我‘拿客人的东西’了。” 　　“没事没事，我不告诉你‘姐-姐-’就是了。”高桥也很强调了“姐姐”那两个字。说着，她从瓶子里倒出些洗发素，往我脑袋上一抹，还没弄干净，再抹了一下，索性帮我洗了一把头，又顺便帮我擦了擦背。然后，慢悠悠用毛巾擦干自己的身体，若无其事地走出浴室，关门时，还很挑逗地朝我那已经变得垂头丧气的“毛巾挂钩”看了看，扮了个鬼脸，说“sorry---”。　　那是我头一回脱得精光和个女人互相看。过去在国内，虽然也和女人精光过，但那都是在晚上，关上灯“见不得人”的条件下。高桥高大健壮的体态、密茂的头发、丰满的双乳、浓郁的羞毛、圆圆坚实的臀部、、、、、、简直就是一组雕塑，一组图画。当然，在雕塑图画之前，她首先是一个女性。　　和高桥认识到现在，几乎全是在晚上，也没好好仔细看看她的模样。等我从浴室出来，看见高桥正在后花园做运动。我远远地看着她，只想有个望远镜。高桥突然跑进屋里，我躲闪不及，却看见她向我问早安。那神情，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她拿出早点，说是爱琳交代她给我的。一起坐在餐桌旁，我仔细打量起高桥来。她那张脸和演出那天晚上看上去一样，红红润润，就像刚摘下还没来得及洗的苹果一样。我这才了解到，高桥平时是不化妆的，所以她不像某些在交际场所结识的女人：从餐厅带到房间，等她从浴室里卸完妆出来，没把你吓个半死，只以为走错了门，就算你很幸运了。高桥不一样，虽不是杂志封面那种大美女，但浓眉毛大眼镜，鼻梁虽然不算挺，但被那厚厚性感的嘴唇所弥补。对了，那嘴唇，不拍化妆品广告真是浪费。至于脸上的皮肤，完全不是时髦女人那种被化妆底层盖住，再图得光光，不但不光光，还有些小小的青春美丽豆。对了，早该用“青春”这两个字了。总之一句话，“高桥是青春美自然美的全部”。　　等爱琳回来，一起吃过中饭，就该送我回威廉海伦家了。高桥说她反正没事，也跟着一起去了。沿路，顺便到了个什么好看的地方看了看。爱琳身高152，我172，高桥187，这三个人走在外面是个什么景象，就留给各位去自由想象。　　到了威廉海伦的家里，高桥看了看我小小的房间，问了问租金，没有发表什么高见。　　第二天下午，接到高桥一个电话，说有要事和我商量。我匆匆赶到墨尔本市中心跟她见面。见面时她吓我一跳。因为她那天不但穿了套时装，还穿了双高跟鞋。187的女人再加上高跟鞋，就算只有5公分的跟吧，那你算算看她到底有多高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她还化了个妆，嘴唇抹得和时装杂志封面一样。她连忙解释那身打扮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去见日本办事处的官员。因为在日本，女人都被期待打扮成那个样子，那也是一种文明礼貌，具有日本特色的文明礼貌。但事实上，她没有完全说实话，她后来坦白，那样打扮，有相当成分也是为了让我看看，看看她也有很女人的一面。　　她很简单地说，她还有将近3个月的签证，加上在日本办事处的留言处，她凑巧找到份工作，所以决定在墨尔本再住一阵。至于住的地方，她找到了一套房子，虽离威廉海伦家远一点，但交通很方便。　　“那套房有两个卧室，如果我们两合租，要比你现在的地方便宜宽敞。”高桥建议到。　　“合租？！你是说要和我同居？”那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不是同居，是同住，那叫room mate, 　　对，应该叫house mate,也不对，准确地说是 flat mate。”高桥解释着。　　就那样，我们从爱琳家里借了些家具。爱琳又托了教会一位弟兄，用货车帮我们搬了过去。我和高桥的套房，无论我如何邀请，爱琳却迟迟没有去看看，直到高桥离开澳洲的那一天为止。　　和高桥的套房在Alma Road，两个卧室一人一间，中间的客厅，厨房卫生共用。客厅里有台旧彩电，是前住客留下的，厨房里也留下了旧冰箱微波炉和一些锅碗瓢盆，把从爱琳家借来的家具一摆，嘿！俨然一个小家庭。以现在的眼光，那实在算不上是个可以带朋友去的地方，而对当时的九哥，那可是人生第一个像样的家。为此我还自豪地拍了整整一个胶卷，好寄回老家让亲戚朋友放心、羡慕。这事经高桥一传，自然就成了日本人圈子里的笑话。　　搬进套房的头一天，我就买了点便宜的碎咸肉，做了个麻婆豆腐。那顿饭吃得高桥好香。她的饭量之大，就不去形容了。吃完饭，她突然问我：“这顿饭我那份得多少钱？” 她当然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最最忌讳谈钱的，虽然我们最最喜欢的就是钱。她三谢了我请她那顿免费饭。但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接受过我的免费饭，而是像我那一半房租水电日用品，跟我算得清清楚楚。说真的，她可以很自然地一分钱一分钱算得我好难过。　　搬进套房的当天晚上，她先进了浴室洗澡，洗了一半，却叫我进去。我以为有便宜占了，扛起我的炮就冲了进去。想不到她只是叫我和她一起泡浴缸，因为那样可以少用些热水。我的炮杆顿时羞答答地垂了下去，这一回，没让她当挂毛巾的挂钩用。但在浴缸里，身体贴着个富有弹性的异性，我那沉睡的狮子再度站立。　　高桥不但不怕，反而打趣我：“真是个好办法，增大体积以更少用点水。” 　　我既羞恼又忍不住，动手去抓她，可我的双手又被她抓住。她说：“我只是你的flat mate，不是你的sex partner(性伙伴)。” 　　“我们过去不是，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是。”我一头扎进她的奶沟。她一把推开我，带着脖子上的肥皂泡泡跑了出去。我一个人坐在浴缸里，热水才够到肚脐，冷冷地百思不得其解。那一晚，我们各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谁也没有再出来。　　和高桥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也产生了许多文化冲突。由于本书目的不是写高桥，就割爱那些逗人的细节。总之，可以说高桥是我的老师，我第一个学会在国外生活的老师。是从她那里，我了解到外国人比较共通，惟独和我们中国人不通的思想生活方式、伦理是非观念、文明礼貌习惯、为人处世风俗，还有爱惜他人私人财产的重要、尊重他人个人隐私的神圣；总的说来就是我“公”思想意识朝“私”制度认识转变的过程。也是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了各种汽车的牌子、级别、性能；银行信用卡的使用法等等等等。也还是从她那里，我听到了许多有关日本生活的新鲜事儿，也就是今天我在日本生活习以为常了的事儿。　　另外一件事，虽然是件小事，因为颇逗，就拿出来说说。那就是我很难和她一起出门。因为随便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用眼光问我们“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决定，如果她穿运动服，我就做出副教练的样子；如果她穿时装，我就做出副模特儿经理的样子。别说，还真碰到过色情杂志的编辑问我能不能找她拍裸体照片。当我愤愤地回敬了那编辑时，高桥却问拍一次有多少报酬！　　就这样结束我和高桥的故事，是不是有些不过瘾？是的，有点不过瘾。那就让我讲一段更精彩的。　　和高桥生活的那一段时间，最值得回味的是我们的性生活。现在总结起来，真的，年轻人在一起，没有爱不要紧，因为没有爱也可以做出爱来。就像我和高桥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不跟我做爱？”我问同坐在沙发旁的高桥？　　“没有爱怎么做？”高桥反问。　　“我们一起做，不就做出爱来了吗？要不怎么叫make love？不make，哪来的love？一make，love不就有了吗？” 　　“OK，说清楚了就行。”高桥移过来，一屁股坐到了我身上，那尺寸挡住了整个电视屏幕。她弯下腰来跟我亲嘴，舌头像钻头一样顶开我的牙齿钻进我的嘴里，紧接着又像吸尘器一样把我的舌头吸出去，紧紧含在她嘴里转动。那让我觉得很不卫生，甚至当心传染疾病。然后，她把我的工具从裤裆里掏出来，又用了她的“吸尘器”吸了进去。“那可是我撒尿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当时的小九哥，还不知道字典里有“口交”那么个词汇，更不知道那还是做爱的必然组成部分。　　我实在忍不住了，一把把她按在沙发上，脱了她的裤子就冲了进去。完事后，她问我：“你也不喜欢前戏吗？” 　　“前戏？是什么东西？” 　　高桥又以为我在装蒜，笑着说：“你找到我算是走运，因为我也是有没有前戏无所谓的。我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所以从此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自由进出。” 　　那以后，我们把灵魂高高挂起，进入到赤裸裸疯狂的性爱境界。我们真的做到了随时随地，所谓随时，是可以在我做饭的时候，边做饭边做爱；也可以是在她洗碗的时候，她会稍微蹲下，我从后面搭张小板凳。至于随地，那就更多，厨房里、客厅里、浴室里、甚至公园里、海水里，还有床上，那就不用说了。　　我们特意凑钱买了台二手录像机，借了些成人片，（可惜爱琳家太远，否则我一定要去她家附近的录像店借那盒《空中奇遇》。我们学尽了“科教片”里所有的技巧，还觉得不够用，便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集中了各种文化的长处，实验着各种体位的可能性。现在回忆起来，有些高难动作，怕是只有杂技演员才能胜任。　　高桥惊异地发现，虽然我小九不是运动员，但身体某局部的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了她的那个教练。　　　　够完美的是，我们的体积相差甚大，所以有许多体位很难圆满进行。比如常规的男上女下位，螺丝与螺冒套上后，我就会够不到她的嘴，加上她一进入情绪就喜欢抱住我让我满嘴都是她的奶子，那做法虽尺寸刚好合适，但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孩子，心理很失平衡。如果采用后进式，也就是“狗趴式”，为了够着她的高度，我得先修工事，即用两个枕头把我高高垫起。但运动中枕头容易滑动，常常中途必须暂停，还能不杀风景！经过无数次实践，得出最理想的花招是她上位。那样，我只要支撑住就行。不是我支撑，是我的GG支撑！很快，高桥似乎也从那种蹲式体态中找到了一举两得的受益，那就是在做爱的同时，她可以顺便做身体基本运动。竟而发展成一种习惯，运动时她会从1数起，2、3、4直数到107、108、109。可怜小九并不是每次都有耐力支撑到她达到高潮所需要的次数。慢慢高桥修炼成调整她局部肌肉收缩程度的工夫，以配合我的耐力使之双方能同时到达终点。记得她的最高记录是229次，那个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此外，我们一起还破了另外一个记录，那是在一起呆了三个月后，发胖了许多的她签证也快到期，在离开澳洲回日本的前两天，我们买好足够的干粮，关在家里一丝不挂整整两天。在那两天里，中日友好交流了多少次？每次交流的摩擦数是多少次？就遗憾不是三级片，所以不宜描叙得过于生动，同时也免得我的杰作因此而列入儿童不宜。　　可惜高桥伊津子在本书只是个过度人物，否则，和她一起的那些生活，详细写出来，也一定会是些很精彩的故事。　　两天后，高桥穿上衣服，显得更加精神抖擞，由爱琳送往飞机场。而我，由于骨头全部散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只好向爱琳撒了个谎说自己病了。那使得爱琳显得非常心痛。　　当日，送走高桥，爱琳从机场打来电话：“你躺在床上别动，我这就来接你。” 　　8，移民的捷径　　爱琳送走高桥，从机场赶来，几乎是要用她小小的身躯把我那堆肥膘背起来。我把我散在床上的那堆骨头用牛仔裤捆起来，上了她的车。随后，爱琳回到我的套间，把我的衣服鞋袜清了一大箱子，放进车里，便一车开了回去。　　就那样，我在爱琳那座房子里一直住到我离开澳洲。　　我想，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出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留学生身份成为合法移民。而未婚的留学生的移民捷径就是结婚。牛麦克便是我效仿的楷模。　　牛麦克是我墨尔本La Trobe大学的同学。记得头几天上课，他不跟任何人讲话，闷着头读他的书。直到有一次，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才试着跟他打招呼，并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陈丹，从湖南来。” 　　“My name is Michel.” 　　他不但是用英语回答，还回答得自我感觉特好。但看看他那头杂草丛生的头发和那双南泥湾般的土布鞋，还Michel呢！那难受劲只能赶快去厕所解决。　　下课后，我回家经过大学的人工湖，看见那堆土包Michel蹲在湖边发愣。为了报复，我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这时，我听见他叫我：“陈丹”。　　“你是叫我吗？”我还是装得不认识他的样子。　　“我叫牛爱国，是陕北人。” 　　“那在教室里为什么说你叫麦克呢？” 　　“哎，你初来乍到有所不知，中国人一出门就得装洋孙子。要装洋孙子，当然首先要给自己取个洋符号。我算是最朴实的了，我的中文名叫牛爱国，‘爱国’跟‘麦克’听起来算最接近的了。听听其他人，什么Mary呀 Nancy呀Tony呀。对了，你也该取个洋名字，你叫陈丹，对吗？那你就该叫Dani,Daniel什么的。” 　　Daniel，这名字不赖，记得在国内时我的美国朋友Patti也曾这样建议过，听说那名字还来自圣经故事呢。　　“是啊，我的英文名就是叫Daniel，（我就是从那天开始叫Daniel的）告诉你我的中文名，是把你当哥们才、、、、、、” 　　“对了，哥们，你吃水鸭吗？”牛麦克看着湖里游来荡去的天鹅水鸭说。　　真可谓哥们所见若同啊！“你知道怎么做吗，我是说你精通北京烤鸭的烹调艺术吗。” 　　哈哈哈、、、、、、于是，牛麦克建议等哪天晚一点没人的时候一起来这里打猎。我谢绝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爱琳家里不用自己做饭菜。　　他推着单车和我一起走，问我：“你住哪里？” 　　“我住得很远，要坐电车转巴士，一趟要走一个半小时。”我说。　　“干吗住那么远，多不方便。”牛又问。　　“因为，住那不花钱。你呢，住在哪里？” 别人问自己一个问题，自己也要问别人同样的问题，这样才不吃亏。这也是我们的民族特色之一。就好像有外国人笑我们中国人打电话：　　打：“喂”。　　接：“喂”。　　打：“你是谁？” 　　接：“你是谁？” 　　打：“你先说你是谁？” 　　接：“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干吗要告诉你我是谁？” 　　就这样，那个电话可以持续数分钟。　　“我住得离这不远，骑车40分钟。房主是个黑女人，不是非洲的黑女人，是澳洲的原住民，所以是有户口的。你呢，住家是什么人？”牛说完又问。　　“是单身澳洲籍华裔女人。”我答。　　“Perfect，那赶快上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怂恿地说。　　“我的房主是个基督徒，是个圣女，你说这种话真是亵渎。” 　　牛麦克听了我这话，上了他的自行车，头也没回，滚了。　　从那以后，我注意到，牛麦克在任何公开场合，比如餐厅，图书馆，室外的草坪，都总是在和澳洲女同学，而且每天都不同的澳洲女同学聊天。只有在没别人的时候才跟我打个招呼讲几句哥们话。　　有一天，我在大学充满香气的厕所里，坐在舒适的马桶上休闲，忽然飘来一股牛屎臭，果不然，是那头牛在我的隔壁。　　“下节课你帮我请个假。我约了个澳洲老娘聊天。恩、、恩、、、、”老牛边憋着他的吐故物质边委托我。在那种地方，让我感到他那个委托特别的臭。　　“为了找女人聊天而耽误学习，值得吗？读书可是正事啊！”我教导他说。　　“我的正事就是找女人。我只有一年的签证，已经过了半年了，还没有眉目。我必须在半年内解决身份问题。我既没有钱继续读书，又不愿意黑掉，更不可能回老家。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个人闭着眼睛嫁了。不对，应该说闭着眼睛娶了。只要是个有澳洲户口的，年龄相貌条件不限。” 　　“结婚，那可是终身大事，怎么可以这样随便？” 　　“谁说是终身大事？两年大事。两年一过，我拿到定居，就跟她妈的丑婆拜拜。有了身份，美女还不随我挑。这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或者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走出单间，我们相遇在洗手池处。他一边洗手，一面对着镜子喊到：“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俺们的！” 　　“你，怎么用完了不冲水？”我屏着呼吸问。　　“管他的，下面的人觉得需要自然会冲的。”说完，老牛又唱起了“下定决心，就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娶个丑婆。”唱着，顺手拿了一卷厕所纸塞进书包里：“太忙，没空去买纸，反正到处都有，不拿白不拿。这叫充分利用澳洲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等牛麦克走出厕所，我忍不住还是回到牛的单间，帮那同胞把他那些耻辱冲了下去。再看看没人，也从厕所卷了一小卷纸（不是整卷），像做贼一样快速塞进书包里。　　三个月过去，牛麦克转学了。　　一天，我接到牛麦克的电话，说他发现了一家私人学院，不但学费比较便宜，而且出勤管得很松。　　第二天，我就去了墨尔本市中心找到了那家学院。那学院的全称叫“澳洲旅游服务学院”，是家以澳洲学生为主的私人学院。学院的老板是位叫凯西的年轻女人。虽然装成一副老成的样子，但三句话下来，就知道她还是个green hand，还非常的嫩。等第二次去见她，我们就达成了我交三个月的学费，她给我六个月签证的协议。办完手续，临走时，凯西院长做出副很随便讲出来的样子，说：“你这挡生意我可是不划算，除了给了你的介绍人麦克牛介绍费，还要多给你三个月的签证。” 　　“什么，介绍人来可以拿介绍费？！”我心里一亮，立刻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之道。　　一个星期后，我与凯西院长正式签定协议，如果能找到50个学生，我就担任“澳洲旅游服务学院”的海外部经理。我除了拿工资外，还从每一个学生的学费里得一份介绍费。　　我自己编写了招生广告，有英文版和中文版。那些广告通过各种途径很快在海外学生中流传，甚至被学生们盗版复印。就那样，我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找来了近200名学生。那发展速度使得学院措手不及，临时紧急租教室雇教师。三个月后，“澳洲旅游服务学院”的海外部发展到400多学生，一时成为墨尔本最时髦的签证贩卖处。而我，仍然拿着学生签证的Daniel经理，自然也成为了留学生里人所众知的权钱人士。也就是从那开始，我结束了澳洲广播电台那份费劲挣小钱的钟点工，以及放弃了所有乐团的演出活动。　　从下了飞机不知道往哪里去，半年的时间，就坐在了澳洲旅游服务学院十三楼海外部经理办公室的大圆靠椅上，身边还摆了位从上海复旦毕业的超级美女秘书。那种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想起来还在心惊胆战。　　作为经理，我参读了澳洲教育部以及外国学生办公室寄来的许多文件。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就是：继续发展澳洲的教育工业；更多地吸取海外廉价劳动力；为了已经在澳洲的留学生能继续交纳下期的学费和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以及把犯罪率减低到最低限度，要保证学生每星期20小时的打工时间，等等。（不是原话，是大意）　　前面说过，学院的凯西院长很年轻很嫩，所以学院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换句话说，我的权利变得很大，大到一个签字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大到因过于相信我的秘书，闭着眼睛签了字，把那秘书的父母都免费弄到了澳洲。责任也同样很重大，大到为了课程的执照、由我与首都坎培拉教育部的有关人员直接打交道；还有为了给学生办签证、由我接来自澳洲驻世界各大使馆的电话。　　关于办学的事情，是很值得另写单篇的，这里就不多罗嗦了。　　有权有钱了，但日子过得并不安宁。常常到半夜三更还要接学生的电话。至于抱怨学生不交电话房租水电，或者不买票坐车被抓，叫我拿钱去领人的事情，更是每天的日常工作。最最可怕的是黑掉的学生们，受到人欺负没人帮忙来找我求救，比如有一个黑了的广州女学生天天被邻居强奸而不敢报警，这类事情叫我怎么办？　　最最头痛的，是那些一两个月前还是我的同学，知道我底细的哥姐们，因为我又要跟他们讲哥姐们，又不能失经理的原则和脸面。其中一例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迪利斯小姐，就是那位曾一起在香港人威廉海伦家寄住过的北京高干子弟。她每天一进教室就开始睡觉，老师多次把她叫到我办公室让我教育她，但她等老师一走就跟我嬉皮笑脸。最后，我不得不当着全班同学宣布，“如果迪利斯继续这样，学院就请她走路。”她这才怕了，跑到我办公室求情，讲了她下面的故事：　　迪利斯父亲出事，不能继续给她寄钱。为了买签证她跟一个越南人借了钱。开始还只是满足他一个人，后来那越南人天天叫人来赌钱，竟然把迪利斯当赌注。他们让迪利斯脱光了坐在一张沙发上，那越南人一输，赢家就可以去沙发干一炮。迪利斯实在忍不下去，干脆自己跑到妓院为人民服务去了。“我每天有七八个客人，工作到早晨三点，累是累一点，但想着是为自己做，也不能怨言。等弄足了钱，求老兄把我丈夫弄过来，我有了依靠就好了。兄弟你现在帮我一把，等我丈夫来了，不会亏待你的。”说着，她把裙子一撩，敞开坐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天啊！讲大实话，到那天为止，小九哥还是个嫖妓处男啦、、、、、、　　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以及顺便帮迪利斯一把，我向学院撒谎说迪利斯转学了。三个月后迪利斯真的把丈夫弄来了。但奇怪的是那哥们在我面前只字不提迪利斯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来了不久就托我帮忙办另一个北京女人留学的事。　　当然，迪利斯的事情只是学生们故事中的一个。那些故事要都讲出来，够另一本长篇小说了。　　当我的学生们为下一期的签证找我求情讲好话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和尚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的经理我也在为自己的签证发愁。虽然我可以不断自己给自己延长学生签证，但长期拿着学生签证当经理，总不是个办法。于是，剀西院长根据我的安排，为我办理工作签证出示了所有的文件。经过一系列手续，终于，我被叫到政府有关部门去面谈。结果，我的工作签证申请当然地被退了回来。　　目标一暴露，反而就不好自己继续给自己办学生签证了。所以，我这个学院经理，在签字为我的400学生办延长签证的同时，在发愁着自己下一年度的签证。这是个多么大的讽刺啊！　　而那阵爱琳特别的忙，当然是在忙教堂的事情。一天，她回来，一起坐在餐桌上吃晚饭，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我外出一年，你能不能继续住在这里帮我看房子？” 　　接着，她描述起刚刚教堂开会的情况：　　教主说：“从明年一月开始，我们想把教会的会费，从弟兄姐妹们工资的10%，调整到12%，为期一年。为的是能更多援助柬埔寨被地雷炸残的孩子们。大家有没有意见？” 　　会场出现短暂的议论声，但没有人表示反对。　　教主又补充说：“还有，明年我们教堂要派两名去柬埔寨工作一年。现在还只有一人报名。其他有自愿者吗？最好是位姐妹。”他说着，把眼光转向了爱琳。　　爱琳低下头：“我、、、我本来是很想去的，可现在家里有个人，就是那个中国来的留学生，不过我们、、、柬埔寨的事，万一没人去，我可以考虑、、、、、、” 　　爱琳的表态，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爱琳以上的描述，使得我更加惶惶不安。因为，不是我能不能帮她看一年房子的问题，而是我还能不能在澳洲再呆一年的问题。　　白天在学院，伤学生的脑筋，回到家里，伤自己的脑筋。那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终于，以下的故事发生了。　　那是在我澳洲的签证快要到期的一天，黄昏的夕阳斜照着我们那座惬意的小洋房。门口的邮筒上写着“爱琳&丹尼”。为什么说是“我们的小洋房”呢？因为，我用办学院发横财来的钱交掉了爱琳买那房子的一部分贷款，所以，我已经成为了那房子主人的一小半。　　那天，我开着自己的日本日产车回到家，估计等爱琳带晚饭盒回来还有一阵子，便像往常一样，紧闭卧室的窗帘，坐靠在床上，偷偷地看着成人科教片。我把声音调得很小，小到刚好能听见那些男女野兽的狂叫，小到自慰手接触被子的声音也清楚可听。　　那天，爱琳开完会，和教堂的人打完招呼，留下来打扫完卫生，上了她的三菱小车。路上，在她父亲的中餐外卖店停靠了一下。　　小车驶进洋房的车库，爱琳走出车，手里提着外卖的饭盒，通过花园，开门进了客厅。说：“我回来了。”却没有回音。她把饭盒放在餐桌上，打开炉子烧了点水，冲了一杯咖啡一杯Milo（中文应该叫“麦乳精”吧？），又喊了一声：“吃饭了。” 　　看着电视里那些精彩刺激的镜头，兴奋到忘我境界的九哥，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爱琳见我还是没有动静，走到我的卧室门口，犹豫了一下，贴着门听到我喘粗气的声音，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把门推开一看，立刻像触了电一样：“Oh, My God！”爱琳用手连连画着十字架，猛地朝客厅的耶酥像跑去。慌忙中，她碰倒一个花瓶。　　花瓶清脆的破裂声把我从性境中惊醒，连忙关掉电视，用被子蒙住了头。　　这时，电话铃响了。　　爱琳：“丹尼，是你的电话。” 　　“不接不接，就说我下班了。”想着肯定又是哪个学生打来的求情电话，我没有好气地说。　　爱琳跟电话里的人讲了一句话，又叫我：“他说他是麦克牛。”我这才急着跑过去接电话。　　“哥们，你猜怎么着，我从明天开始不去上学了！” 　　“你怎么？一定要黑掉吗？”我问。　　“我结婚了，身份问题解决了。” 牛麦克兴奋地唱到。　　“是吗！恭喜你。大嫂丑到什么样？”我心里一阵妒忌，但还是强忍作问。　　“还行还行，就是黑点，就是我那个住家，土著黑人。她虽有两孩子，但没结过婚。嘿，黑就黑点吧，反正干那事都关着灯的，两眼一摸黑。哎，不管黑人白人，能解决身份，就是好人。我说哥们，你也赶快找个人把身份解决了吧。” 　　接完牛麦克的电话，我装得若无其事地来到餐厅。餐桌上，两人默默地吃着盒饭，相互揣测着对方的心思。嘴里的饭菜变得无比乏味。　　“丹尼，你不觉得你最近变了许多吗？” 爱琳终于忍不住了。　　“没有啊。最近，是指从什么时候。”我故意缓和话题。　　“自从你当上经理以后。” 爱琳却显得有些执意。　　“哪方面？”我还想缓和。　　“各方面，比如对人的态度方面。” 爱琳好像还要讲下去。　　“我对人态度怎么啦，你以为我是耶酥，对什么人都、、、、、、” 　　“你不能这样称呼主的名字，这是罪过，罪过！”我那是第一次看见爱琳那样严肃。　　“别一天到晚跟我主呀主的，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们那套封建迷信。”这时的九哥，不再是爱琳的篱下客，而是那房子的小半个主人。逮着机会，为什么不斗争一下呢！　　“怪不得躲在房间看那些肮脏的东西，你脑子有病？” 爱琳的语气转向气愤。　　“我，是个男人。是男人，就有那种需要，你明白吗！你可以做修女，但我不能做和尚。我暂时没有女人，除了自我服务，我还有什么办法？”我理亏气壮地。说完了又补了一句：“你，闲也是闲着，干吗不一起用用！” 　　在这种问题上，爱琳没有放让：“女人不是男人发泄的工具。婚姻以外的性交是上帝不允许的，是罪过。我是个基督徒，我的，只能给一个人，一个要跟我结婚的人。” 　　“结婚！”我眼睛一亮，刚才牛麦克的教导又在耳边响起“你也赶快找个人把身份解决了吧。”我顿时意识到，牛麦克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哥们，他一定是上帝派给我的使者，因为是他指引我走上了经理的道路，今天他又为我带来了上帝的旨意，安排我搞掉爱琳，和她结婚，结了婚就可以移民了。　　感谢上帝！这一回，我选择了相信上帝。　　我把爱琳抱起来：“结婚就结婚，咱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结婚！” 于是唱起“下定决心，就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娶个老婆。” 　　“你疯了！” 爱琳挣扎了一下。“结婚！是真的！！”她全身一软，放弃了挣扎。　　床上。　　“痛、痛、、痛、、、” 爱琳的喊叫。　　完毕。　　“你来月经了？”我望着我那被撞得头破血流的钻头问。　　“你是真傻还是演戏？是你弄破我的处女膜了。” 爱琳羞涩，但充满幸福地说。　　“你，是个处女？！” 　　“刚才还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停了停，她显得难为情，但还是说了：“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吧？看了那么多脏片，也没受点教育，都不知道做点‘前戏’。痛死我了。” 　　我听着爱琳充满幸福的抱怨，看了看她的脸，居然觉得她一时变得漂亮起来。　　和爱琳一起洗澡时，她直楞楞地盯着我那垂头丧气的钻头。那种看法，比日本高桥小姐初次观摩我还难过。　　晚上，躺在爱琳的床上，觉得满床都是刺。突然，窗外一声霹雳。爱琳突然从床上跳下来，跑到客厅打电话：“教主，对不起打搅你，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不能去柬埔寨了。事情来得很突然，太突然。我、、、要结婚了！” 　　我躺在床上，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也觉得很突然，太突然了！我那几个月的犯愁；也是许多人想尽办法，走尽门路，花尽大钱，甚至不惜生命危险，仍然一辈子都可能打不开的身份之门，我就那么几分钟，用我那小指般，sorry,讲错了，是比小指粗壮许多的第十一指，那么一顶，就顶开了。　　我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屋顶被桶开了个洞，一束强光从天而降，使我的罪孽和卑劣暴露无疑。　　刚想到这里，我乘坐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机场。希望大家没有忘记，我的故事采用的是倒叙手法，是从我离开澳洲，上飞机去挪威开始的。那么，既然已经决定和爱琳结婚，而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在澳洲呆下去，那为什么又要离开呢？这个谜，有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