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书女妓女 1-5│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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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书女妓女 1-5
九哥 (发表日期:2023-06-28 01:17:24 阅读人次:122853 回复数:0)
当今和未来，只会有更多更多中国人像我一样走出国门进入西方社会。读读这本书，你会了解到我们与西方人思想行为的差异和理解我们与他们在价值观以及文化上的冲突，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改造自己溶于西方社会。　　这是我在澳洲、挪威所亲近过的三个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为你打开不同的人生窗口，把你带入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故事发生在80年代,故事的主人翁丹九（后来改名丹尼）是邓开门政策后头一批从邓的笼子里挤出来去西方淘金者。　　　　This is a vivid perosonl story of how a pure Chinese young man struggle and adopted himself in a western society by going though relationship with 3 totally different western women in Australia and Norway. 　　In today’ s world and in the future too, no one can avoid Chinese, and their way of thinking as well as their abnormal behavior. Read this, will help understand more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ir value, that could gain you confidence and tolerance of how to be with them. 　　tthe story started from the 80’s, after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The protagonist Chinese man at his early 30’s Dan Jiu (later adopted into western nama Daniel) was one of the very first Chinese got out from Deng’s cage and went to the western world for his gold dream. 　　　　　　剧中主要人物：　　陈丹（男35岁）作者本人　　爱琳（女 37岁）华裔澳洲墨尔本华裔，虔诚的基督徒　　安娜（女 28岁）奥斯陆大学硕士生兼系秘书　　阿妮塔（女19岁）奥斯陆街妓　　　　　　Reply: 一：逃离澳洲去挪威的原由？　　Name: 9 　　Date: 2002-11-09 14:46:00 　　Email: 　　Homepage: 　　　　　　　　一：逃离澳洲去挪威的原由？　　　　故事一开头，我想拍一组澳洲墨尔本的街景。　　一辆红色的三菱牌小车驶在澳洲墨尔本的公路上。开车的是一位30多岁的亚裔女子，她就是我故事里的圣女爱琳。旁边坐着位差不多年龄的亚裔男子，那便是本书的主人翁：陈丹，后来改名丹尼，也就是作者本人。　　车到了墨尔本飞机场。我从小红车里出来，开的门却是白色的，那是我学开车时撞坏后配的。我走到车后，把肩上的小提琴盒放在地上，打开车后盖，开始往外搬东西。爱琳仍坐在驾驶位，通过车的侧镜看着我，见我吃力地搬着箱子，踌躇了片刻，下了车，做出要帮忙的姿态。　　“谢谢你爱琳，我自己能行。”我说得很绅士，眼睛却避开着爱琳，因为我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窗口”让她看见了，还不兜出我内心的秘密！　　“去留学带那么多东西干吗，像搬家似的。又不是不回来了，是不是，丹尼？” 爱琳的语气，与其说是确认，还不如说是乞求。　　“挪威很冷的，多带点衣服保险啊。”我敷衍着，扛着大包小包，拖着箱子就走，慌张中竟然忘掉了那摆在地上的小提琴。爱琳叹了口气，用一种大人对不成器的孩子爱慕的眼光看着我，从地上拿起小提琴，追上几步又从我手上夺走一个大包，走在了我的前面。　　爱琳，看上去很善良，也还够气质。虽年龄只比我大两岁，却十足一副小妈妈的姿态。她的服装鞋帽形体语言，哪一点都显露出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澳洲出身的华人的特征。可惜个子太小，而且真的算不上漂亮。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她应该就是完美。　　我，长得还凑合，本来中等的个子在爱琳的面前就显得颇为高大，乱乱的头发，破破的皮鞋，再从嘴巴上面的两个洞里钻出几根硬实的鼻毛、、、、、、总之集中了老外对中国大陆留学生所有的不顺眼。　　到了登机手续处，一如既往我和服务小姐吵了起来，原因还是行李超重。“你们就是看不起中国人，专拣中国人欺负。” 　　爱琳不但不帮我说话，反而一面向服务小姐道歉，一面把我拉到一边。说：“行李不能超重，这是人家的工作，怎么可以说是欺负你。还‘专拣中国人欺负’呢！你连护照还没递上去，人家怎么知道你就一定是中国人？” 　　于是，两个人打开箱子，爱琳从箱子里清出一些罐头，香皂洗发素，字典书籍etc。　　“书，需要的话以后用海运给你寄过去，其余的吗、、、、、、”爱琳说着，把我那些七七八八的宝贝摆得活像个小地摊，看着还真怪难为情的。　　再次去了登机手续处。行李勉强过关，但手提行李数量过多。我只好递给爱琳一个背包。服务小姐还不肯高抬贵手，指着我的小提琴说：“那个随身行李，超长了。” 　　“这不是行李，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说得很坚定，坚定得像母亲说孩子是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说真的，如果连小提琴都不让我带，我真的就只好跟她斗争到底了。　　　　务小姐看着我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只好作罢，以十分职业的口吻“你的目的地是挪威首都奥斯陆，途中要在以下地方转机：新加坡、印度的班贝、苏联的莫斯科。抵达奥斯陆需要的时间一共是24个小时。” 　　“24个小时，那么长。”我明知道有那么长，但还是抱怨一句图图嘴巴痛快。　　“你几乎是从世界的最南飞到最北，半个地球，24个小时够快的了。嫌慢你骑自行车好了。”那服务小姐冷冷地打趣着我。　　“那行李，怎么办？”我问。　　“行李？怎么怎么办？” 　　务小姐像没听懂我的英语一样。　　“行李，我是说行李转机的时候怎么办？”我再说了一次，说得很慢很清楚，心里却在遗憾，遗憾自己暂时还不是那家航空公司的老板，不然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解雇这个迟钝的雇员。　　“哈哈，” 　　务小姐失声笑出。显然，问我那种超常识的问题的，一定很稀罕。好在她马上意识到了我是顾客，相当于上帝的级别，所以连忙表示了失礼，说：“行李当然到奥斯陆提取，转机时不用你操心。” 　　“真的不用操心吗？你能不能给写个保证？要不路上掉了我找谁去？” 我虽把口气尽量开玩笑似地弄的很酷，但心里，是真的不放心。本来还想再罗嗦几句，要不是被爱琳拖走了的话。　　到了出境处，我拥抱着爱琳道别。爱琳小小的身躯，对我的人生却是无比的重大。我在澳洲期间，她的存在相当于姐姐、妈妈、爱人、上帝。说得具体点，在家她是我的米饭我的洗衣机；在床上她是我的催眠曲安眠药；出门她是我的向导我的司机；学开车她还是我的免费教练。总之，她是我的依靠，我的所有。　　“你什么时候回来？” 爱琳的口气很随便，像是我出去跟朋友野餐。　　“还没走，怎么就说回来的事？”我继续敷衍着，但掩盖不了我的心慌意乱。因为，我以为她还蒙在鼓里，那就是“那个分别，不会是太短的时间。”虽然连我也没有想到那个“不太短的时间”竟然会是十几年，而且至今还在延续着。　　“随便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着你就是。” 爱琳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再说吧，又不是判了无期去坐牢，干吗搞得永别那么沉重。” 我故作幽默的时候，往往表明我处于尴尬的境地。　　也许有为了打破那沉重气氛的因素，但主要是觉得是时候了，我解开衣扣，从最里面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行存折，慎重其事地交给了爱琳。　　“这里面有两万多澳币，是我所有的积蓄。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请交给我老家的哥哥。详细地址在里面写着。”这是件真实的事情。在我的一生中，除了我湖南老家的哥哥，爱琳曾是我最信任的人。而我留在“我最信任的人”那里的那两万澳币，那两万我辛辛苦苦打工教书挣来的，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澳币，后来被她用去换了个很高尚很动人，但很昂贵的故事。　　“钱我替你保存好等你回来用，我们一起用。你不会有意外的，我天天都为你祈祷，不会有意外的。”爱琳慈祥地微笑着，那微笑，让我感到了上帝的温度。　　我走过出境线，转身向爱琳挥手，却看见她用我的存折挡住了脸。　　等我的身影完全消失，爱琳突然捂住嘴巴，像病人要吐一样，迅速朝厕所跑去。插上门，爱琳卷了一把手纸，使劲堵住嘴，以免自己的哭声打搅他人。（应该是‘她人’）就是说，爱琳早就知道了，或至少预感到了：她的未婚夫、也就是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的、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给了的、她用了三十几年辛勤寻觅，以为已经找到了的人的离去，也就是我的离去，将可能是一个永远的失去。她三十几年梦想着要建立的、而且眼看就要建立了的温暖的小家庭的破灭、那个不可能再和任何其他人建立的小家庭的破灭；她那几个月来猜疑、惶惑、不安，但又不好问不敢表示的压抑；几个月来强颜作笑里蕴藏的痛苦，终于像火山爆发般喷发了出来、、、、、、　　而此刻的我则相反，突然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小鸟逃出牢笼的感觉。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吸了口鸦片，再慢慢地吐出去，仿佛进入到一种轻松飘然的境界。　　我慢悠悠地进了机舱，一如既往，又和人调换了个靠窗口的座位。　　我：“你去哪里？” 　　旁边的男人：“我去新加坡。你呢？” 　　我：“我去奥斯陆，就是挪威的首都奥斯陆。” 　　旁边的男人：“我知道奥斯陆是挪威的首都。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 　　我：“去看一位朋友，她是挪威人，叫安娜，在奥斯陆大学工作、、、、、、” 　　我继续侃侃而谈。旁边的男人，应和着，讲起梦话来。我拿起耳机，听着音乐，以为我那些澳洲的麻烦，尤其是与爱琳那堆里不清的乱麻，随着飞机的腾空，就可以逃脱掉。但是，我的心境像被一根可以无限延长的钢丝，紧紧与澳洲、与爱琳拴在一起，一种强烈而莫明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昏昏沉沉听到一个声音质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澳洲？为什么要离开爱琳？” 我一惊，又庆幸那声音只是一个错觉。但是，如果那声音不是一个错觉，我该怎样回答呢？　　我为什么要离开澳洲？为什么要离开爱琳？　　　　　　　　Reply: 二，与爱琳的结缘　　　　Name: 9 　　Date: 2002-11-09 14:46:00 　　Email: 　　Homepage: 　　　　　　　　　　　　二，与爱琳的结缘　　回忆的洪水，冲破堤坝向我猛扑过来。　　那是一年前，同样也是在飞机上，只是不是从澳洲飞往挪威，而是从广州飞往澳洲墨尔本。我背着大包小包，还有小提琴，一捆中国画，匆匆找到自己的座位。跟澳洲老人换了个靠窗口的位子，坐下。飞机起飞后，我跟那老人聊了起来。交谈中，我得知那老人叫罗仑斯，是位大学的美术老师，同时是位基督徒。　　“你是第一次来澳洲吗？” 罗仑斯问我。　　“是，我是留学生。” 　　“在墨尔本有朋友吗？” 罗仑斯又问我。　　“没有。我想下了飞机就去找学校，学校应该有管留学生生活的。” 　　“澳洲的大学，是不管学生住宿的。再说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恐怕连人都没有？” 罗仑斯这样一说，我才想起他是大学老师，应该不至于骗人。　　“那我下了飞机怎么办？”我的眼光变得乞求起来。而罗仑斯却在这个时候，起身说要上厕所。你说残酷不残酷！　　沿途，罗仑斯没有再和我搭腔。那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冷酷。　　飞机到了墨尔本。下了飞机，经过罗仑斯时，为了表示我的志气和愤怒，我故意装得不认识他。而他却把我叫住，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说：“先打电话到学校试试，万一不行，打这个电话，教会里好人多，看看那里有没有人愿意帮你。”说着又递给我几个澳洲硬币：“拿着打电话方便。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 　　机场内，我出了些洋相，在过去的文章《九哥Made in China的遭遇》已经有过生动描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在电话亭，被我的一大堆行李包围着，用罗仑斯的硬币，给那个教堂打了电话：“我是第一次来澳洲，我谁也不认识，我只麻烦你们一两天，真的只麻烦一两天，下星期一就去学校、、、、、、你要能帮我，我也可以相信上帝、、、、、、” 　　接电话的人是教会的教主。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我跟几个弟兄姐妹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大约半小时左右再给你电话。” 　　我在那里等了寒冷的半小时，不过那“寒冷的半小时，” 用文学的话来说，应该是“被冰冻了的半个世纪。” 　　电话终于来了：“是不是中国来的陈弟兄？”是个很锐耳很亲切的女人声音，那声音，很像我经常偷听的敌台收音机里的声音。　　“是的是的，我正是。” 　　“啊，懂英语就好。我叫爱琳，你不在意的话，可以到我这里住两天。” 　　“不在意不在意，绝对地不在意。要你不在意的话，我还愿意住一辈子呢！”我的幽默感又在酷境时立了一功。　　“哈哈哈，你听起来很有意思。” 　　“我看起来，用起来会更有意思。”幽默过分，是不是就是贫嘴？　　“好了，你去乘机场巴士到市中心终点站，我在那里等你。”爱琳说。　　“你不能来机场接我吗？我是第一次来澳洲，什么也不懂。”我当时很累，又带着那么大一堆行李。真的不愿再挪动一步。再说，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话：“帮人帮到底。”或者用我们社会主义的觉悟，叫“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我希望我能去，但我这里离机场实在太远，开车要四个小时，加之我晚上还有事，会来不及的。你坐巴士很容易，坐到底就是。我很抱歉了。” 爱琳说。　　墨尔本市中心车站，我和我的行李们塞满了爱琳红色的三菱牌小车。　　这时，一阵秋风，吹下了一片树叶，也吹起了我一片金色的梦。　　我回想着这段往事，有些昏昏入睡，手背却因触电惊醒。被触电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惊呆的空姐。原来是那空姐见我入睡，怕我着凉，在帮我盖毯子时碰到了我的手背，发生了触电事件。　　那空姐跑去告诉了其他的空妹，说我带电，弄得其他空妹一个接一个来给我送水，送报纸，送杂志。结果证明那说我带电的空姐是撒谎。那带电的空姐只好再次来到我身边，结果两个人又被电了一次，而且还露出火花，和那空姐脸上激动幸福的春光。　　飞机中间部分，空姐空妹们把窗帘拉上，在里面举杯祝贺带电空姐找到了幸福的光电。　　新加坡机场到了。出飞机时另一位空妹递给我一个飞机模型和一张名片，并指了指前面。我看见那带电的空姐在向我挥手再见，便立刻消失了。　　那空姐很漂亮。我在说什么？有空姐不漂亮的吗！算了，等以后有空再拿她编一个好玩的故事。　　在新加坡机场待机，我又回忆起下面的一段。　　　　　　　　　　Reply: 三，初到爱琳的晚上　　　　Name: 9 　　Date: 2002-11-09 14:47:00 　　Email: 　　Homepage: 　　　　　　　　　　　　　　三，初到爱琳的晚上　　爱琳的车驶在墨尔本市中心，一个急刹车，把我抛了起来。她连忙抱歉说忘了叫我系安全带。我系上那新鲜玩意，说：“在咋祖国，座车没那么多的麻烦。”这使爱琳觉得很新鲜，说：“我虽是中国人，但生在澳洲，长在澳洲，中国的事我一无所知，所有你说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很新鲜。” 　　于是，我们达成“新鲜互换”协议。　　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半个小时，驶入一片住宅区。爱琳的车在一座平楼小洋房前停下。我走出车门，四处看了看。爱琳的洋房被一座矮矮的围墙围住。我那“矮矮”的围墙，不是形容词，我是说那围墙真的很矮，矮到只有我肚脐眼的高度。我想要是换个185高的洋人来说这句话，就不知道他会说那围墙“矮到只有我‘？？’的高度”了？在澳洲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澳洲的围墙并非具有祖国围墙防贼的功能。　　爱琳没有把车停进车库，因为她说她马上还要出去。　　爱琳的洋房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后花园更大，大到足够幼儿园一个班的小朋友踢足球的程度。后来，那后花园的整洁自然成了我的头痛和不可推卸的家务。　　站在门前，不知咋地，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我的家吗？” 　　进了爱琳的门才几步，就被爱琳客气地叫住。她指了指漂亮干净的地毯。花了好几秒钟我才悟到，在澳洲，进屋如同上床，有脱鞋的程序。　　爱琳的家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客厅。客厅旁有三间卧室。爱琳用了靠前花园的一间，我选了靠后花园的一间，中间一间浪费着。　　等我把行李放进我的卧室，爱琳就说：“我得马上出去。今天是星期六，我每个星期六都要去看马格利特和她的孩子们。” 　　“那我晚饭吃什么？”我担心着。　　“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爱琳说。　　“有兴趣有兴趣，只要有饭吃，干什么都有兴趣！” 　　爱琳催我赶快洗个澡。她还补充说那不仅仅只是为了我的形象，也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现在想起来，她作为澳洲人，一定也是对我那身从中国穿过来的衣服，还有衣服里的那堆肉不信任。要不我们中国人在飞机上也不会像蟑螂一样，被澳洲的工作人员一个劲地喷消毒剂。　　我用爱琳为我准备的大毛巾包住我身上那见不得人的玩具，跑到房间换衣服，便听到爱琳问：“衣服都洗掉，OK？” 　　透过门缝，我看见爱琳用双很长的筷子把我所有的衣服夹进了洗衣机。（后来我了解到，那筷子是用来夹垃圾的）爱琳的食指，轻轻一按，按下了改变我命运的电钮。因为那条在洗衣机里滚动的裤子里，装着我所有的财产：120美金现款和500美金的现金支票。那不是一张普通的支票，因为那支票有着一个曲折的故事。那个故事是如何的曲折，就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讲了。　　又上了爱琳的车。车驶向郊区，到了农村。爱琳在一片菜地前停了下来，问我是喜欢下去和她一起摘菜，还是喜欢在车里等着。我当然选择在车里，免得出去给她惹麻烦。使我不解的是：爱琳怎么可以随地摘菜呢？莫非爱琳是菜农？或者澳洲的菜园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马格利特农庄风格的房子显得颇旧且简陋。她在门口迎接我们。马格利特是一个白种澳洲女人，年龄和爱琳差不多，大约35左右。她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如果好好化化妆，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女人。　　进了马格利特的屋，她向我一一介绍她的孩子们，而她的孩子却一个一个更让我惊讶。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大约都是4、5岁。更让我觉得上帝对马格利特不公正的是，那5个孩子看上去都有些特别，明了地说，那些孩子全是傻子，先天的傻子。当我试着询问孩子们的父亲时，马格利特给了我个吓死人的回答：“我只知道他们5个的父亲都不同，具体谁是谁我也没去核实。”我的天！真可谓人不可貌相。看她那菜农般老实巴交的样子，竟然可以同时跟5个男人混战！那还能不搞出5个傻孩子来。　　晚餐完全不像我们心目中资本主义腐朽的大鱼大肉，而是蔬菜，除了蔬菜还是蔬菜。而且不开火，就生着吃。吃生的，当然也就没有油盐酱醋味精辣椒酱。那让我怀疑澳洲是不是已经在人类文明史走完了一个圈，又从猿猴再来过。　　辛苦了一天的我，饿极了。人饿极了，也会情愿变成猿的。我把我的小盘子堆满了菜，用叉子压了压，准备再堆，要不是听到爱琳用小得只有我听得见的声音说：“你是被允许再拿几次的。”看来“放在大盘子里的是公家的，夹到小盘子里才是自己的”中国特色不大适合澳洲的国情。　　我迫不及待地叉上一大把蔬菜塞进口里，都嚼了几嚼，才留意到大家都还没有动作。祷告，对了，吃饭前是要祷告的。那是我在国内美籍教师那里瞟学到的一点时髦，怎么肚子一咕噜，就给忘了。但我的嘴被那把蔬菜堵住，什么也说不出来。直到大家的祷告词“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每天的食物、、、、、、”完了，齐声说“阿门”时，我才赶紧挤进去说了声“门门。” 　　马格利特住的地方是乡下，所以非常的安静。加上马格利特规定孩子们吃饭时不许看电视，所以显的九哥的嚼食声格外清脆嘹亮。那清脆嘹亮的嚼食声再不时混合着“嘘嘘”的喝水声，更是把单调的餐桌变得异常地热闹。马格利特的眼光与爱琳的一碰，碰出“咯咯”的笑声。还没等我来得及问“咯咯”的笑因，他们连连抱歉，并叫我：“没什么，什么也没有，尽管吃你的菜。” 　　事后，她们很宽容地表示了对我吃相的理解，因为，她们小时侯在澳洲所受的教育，和我小时侯在中国受的教育一样，是“千万不能忘记非洲的孩子还在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除中国外的许多其他国家，只要把上面那句话改两个字，即把“非洲”改成“中国”，就是“千万不能忘记中国的孩子还在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便是他们所受的共同标准教育。我虽然觉得她们的宽容是对我一种仁慈的轻蔑，但也不可否认我的童年的确是从饥寒交迫中熬过来的。只是我不能接受“水深火热”的说法，因为那不太符合事实。说“水浅火冷”会更接近我的记忆一些。　　回爱琳家的路上，我拐弯抹角打听着马格利特家族“多夫制”之奇。得知马格利特也是教会的会员，原来她根本就没有结过婚，更没有生过孩子。那5个傻孩子是她从某儿童福利救济机构领养来的。她就靠着那片菜地，和有限的教会以及其他社会支助，尽情抚养着那5个孩子，抚养那5个被他们的父母抛弃了的、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可能是不具备意义的孩子。　　原来雷锋不是中国的专利。我顿时觉得，马格利特就是不化妆，也光芒四射！　　“你没想过也领养几个孩子吗？”话刚出口，我就感到了自己的莽撞。　　“我，”停了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我想要自己的孩子。我仍在等待着我的Mr.Right。” 　　“谁，姓Mr.Right的何许人也？”我是真的有点好奇。　　“Mr.Right不是一个人、、、、、”爱琳解释着。　　“Mr.Right不是人，是什么？难道还能是猪、是狗、是什么珍奇稀有动植物？” 　　这样的对话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为了节省各位的时间，我们决定剪掉。反正英文的“Mr.Right”中文就是“意中人”。　　我对上帝祷告了。那是我又一次真正虔诚地、功利地向上帝祷告，祷告上帝没有把爱琳做成个美女。否则，她早该被一大帮Mr.Right，（应该是Mr.Rightssss、、、　　英文里复数是要加s的）抢了去。要是那样，坐在爱琳车里的我，还有我的那一大堆大包小包的行李，现在就还不知道在墨尔本的哪条街上有碍观瞻。　　“那为什么马格利特不结婚呢？我看她长得并不丑，难道没有Mr.Right看得中她、、、、、、哦，莫非她是个修女？”打破沙锅问到底大概也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爱琳没有马上回答我。过了一会，她很柔和地说：“在澳洲，是不习惯打听别人的隐私的。就像刚才你问马格利特孩子们的父亲，弄得我都有些难为情。”爱琳见我不言语，可能是怕伤了我，又说：“马格利特不结婚的原因很简单，她的未婚夫六年前突然离开她去了南非，一去就没有音信。”说完她好像又有些后悔，忙补充到：“这事知道就行了，以后见到马格利特千万不要提也不要问。” 　　回到爱琳的家，我被爱琳提醒刷过牙，倒头便睡。刚睡觉，又被爱琳叫醒。因为她在刚洗过的衣服里发现了美金现钞。洗衣服洗出美钞来，那是她洗衣机说明书里不具备的功能。我一听，“嗵”地从床上跳了下来，找到我那条裤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纸浆，一团价值500美金的纸浆，一团我去澳洲谋生全部本钱的纸浆。　　爱琳的千万个“sorry”也改变不了我成了个穷光蛋，成了个名副其实的，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说好了只在爱琳家麻烦两天的，那可是我的许诺，君子之言的许诺。那么，过了那两天，我这个在澳洲举目无亲的中国青年的命运，该是怎样的呢？　　“醒醒”，有人推我，睁开眼睛，是新加坡机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去印度班白的班机就要起飞了。” 　　　　　　　　Reply: 4，基督式的爱　　　　Name: 9 　　Date: 2002-11-09 14:48:00 　　Email: 　　Homepage: 　　　　　　　　　　　　4，基督式的爱　　上了去印度班白的班机，已经是晚上。我破例懒得跟人罗嗦换成靠窗的座位，闭上眼睛继续想我那段往事。　　当我明白我去澳洲谋生的全部财产都被“洗掉”，名副其实的“洗掉”后，好久好久我的大脑还没恢复正常运作。我坐在餐桌前，呆呆地看着爱琳小心地把一张张幸存的美钞夹在手绢中，用电烫器烫干。现在想起来，那个事故至少说明：美国佬的纸张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不是伪钞的话。　　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我的那个许诺，那个“真的只麻烦一两天”的许诺不是“真的”，至少已经变得不是真的了，或者过期作废了。　　爱琳好像读懂了我的心思。说：“别担心，再想办法。在没有想到办法以前，你就呆在我这儿。反正我是一个人，寂寞了也好听你讲讲新鲜事。” 　　我一听，从桌上拿起刚烫干的120美金双手捧给爱琳：“那我也不能白住，这就算是一点房租。别怕，这钱很干净的。”别说是爱琳那样虔诚的基督徒，我看世界上谁拿了我那股油劲都是会没有办法的。　　接着，我讲起了我那500美金支票的故事。那是在出国前，我从湖南美术界的一些朋友那里收集了一些作品，（那其中包括后来在美国出名了的李自键的作品）托一位美籍教师带到美国去卖。那500美金现金支票是那教师给我的预支。（可惜我后来与那教师失去了联系，由此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就事实地为“中美美术交流”做了一件无私奉献的蠢事。）　　说着我从卧室里拿出几副中国画给爱琳看。　　“你带了多少？”爱琳问。　　“不多，也就几十张吧。”我答。　　“好，今天该睡觉了，明天我还得去教堂。” 　　那天一整天很长，我很累，但一整夜我没能睡觉，睁着眼睛问自己：这就是我的dream come true！吗？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没想到爱琳比我起得更早，或许是她根本就没有睡。她在忙着做蛋糕。吃早饭时，我奇怪怎么没有蛋糕。做了蛋糕不吃，做什么？　　吃过早饭，她说要带我去教堂，因为教主说想见见我。才7点，爱琳就催我出发。我真的有些纳闷，教堂又不是7-11店（外国有名的连锁方便店，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1点）有那么早营业的吗？结果是我们没有直接去教堂，而是开了半个小时的车，接了一个越南中年妇女，又开了半个小时，又接了两个越南青年小伙子，然后才正式朝教堂开了一个小时。抵达教堂刚好是9点钟。　　在这里我要插几句话，那就是在途中接越南人的时候，爱琳每每向人介绍我是“来自中国的陈弟兄。”而当时，正是中越之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期，我的两个同学就是那时成为的烈士。当时，我是个刚出国门的、充满着民族感、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怎么可以跟越南鬼子坐在一条船上！我那样想着，想着过了高速公路等有人行道的地方，我就要求下车步行，万里长征也勇往直前。但到了有人行道的地方，我又沉重地决定暂时不那样做，因为如果我真的下了车，往哪里去呢？再说，只要我的心是在外面步行就够了，不是说人的心总是比人的躯体更重要吗？　　到了教堂后，爱琳等那三个越南鬼子走开，悄悄问我：“你刚才怎么拒绝跟那几个弟兄握手？” 　　“我、、、我恨越南鬼子。”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我那两个烈士的身影。我虽算不上是那两位英雄的生前好友，诚实地说，跟其中一位还打过一架，而另一位更糟，是从我手里夺走了年级花（年级中最靓女）的情敌。但，他们毕竟是我的同学，是我的熟人，是我认识的人。　　教堂里做弥撒，大家祷告，唱诗，再唱诗，再祷告，直到、、、、、、其程序与我在上海教堂做过的弥撒没有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做完弥撒以后，上海的弟兄姐妹们是自行回家，而澳洲教堂里的人们，像大家庭聚会一样，各人都拿出自己带来的食物，水果，饮料。这时我才明白了爱琳做的蛋糕是派什么用场的了。　　看着那几个越南人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岂能示弱！这时有几个妇女带着孩子过来看着我们的吃战，我仿佛又听到了澳洲人教育孩子们的套话：“千万不能忘记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但在那种战火灰烟的时刻，我哪里顾的过来，所以决定：“让她们去说，吃我的食！” 正当我孤军奋战的时候，爱琳把我领到了教堂里的一间小屋里。那里，我见到了教主，还有其他几个“弟兄”。　　教主个子很高，很胖。我想他要是在中国，一定很适合做和尚，要是在日本，就可以改行做大相扑了。教主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的事，就是钱被洗了的事，我都知道了。”我们聊了不到几句，他就问起了有关我从中国带来国画的事。然后他把我交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姐妹”，说带我去看看什么东西。　　我被带到一间仓库模样的房子里，那里堆满了衣服。那姐妹说：“这都是弟兄姐妹捐献，准备给柬埔寨的，陈弟兄有需要的，可以拿一点。” 　　“有定额吗？允许拿几件？”我顿时兴奋起来。　　“看你的需要吧。”那姐妹说。为了让我自在，她让我一个人挑，说等会再叫爱琳来。　　怎么样才能描绘我当时的心情呢？大概像是阿里巴巴打开了宝藏的大门，顿时置身于五彩十色的金银财宝的宫殿。我这里实在不好意思描述我那副贪婪的样子，甚至连回忆都感到难为情，反正等爱琳来接我的时候，说我选的那堆衣服她的小车一次是装不下的。她从我选的衣服里，帮我又精选了一次，只拿了几件比较合身，式样不是太古老的。那让我吃惊地发现，我们对“时髦”的理解是多么的相异。几乎凡是我从外国电影里看到过的，以为很酷的衣服，爱琳都笑着说：“那是20年前的时尚，如今穿出去会使人觉得过于怀旧。” 我茕立着，凝视着我那堆心血，如同向遗体告别般难受，好在爱琳说：“需要的话，下次还可以再来。” 　　回家的车里，没有出现那三个越南人，而换成了三个，不知是菲律宾人还是缅甸人老挝人，反正是亚洲的黑人。而送那三个人的路更远，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沿途，开始我还兴致勃勃看着车外的新鲜，但渐渐，我感到头痛，痛得不行。据说那叫“culture chock”,中文翻译成“文化冲击”，即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来到全新的生存环境里，在太短的时间内接触到太多的事物，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回到爱琳家里，我只想吐，蒙头就睡。　　醒来，已经是晚上。爱琳没有吃饭，一直等着。边吃饭，边聊起了“我恨越南鬼子”的事。爱琳还没听我讲完我那两位同窗的故事，就开始哭泣起来。她甚至没让我把故事讲完，讲我那两位英雄之一被俘虏后，是怎样被敌人把手指一根根折断，直折磨至死的、、、、、、　　“仇恨是暴力的动力，而暴力就是罪孽的根源。仇恨和暴力，是人类生存的大敌。　　只有爱，上帝伟大的爱，才能拯救人类。否则，人类将在仇恨和暴力中，自相残杀直至灭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杀敌人就等于是杀亲人。因此我们要爱，光爱我们的亲人还不够，还要爱我们的敌人，为了爱我们的亲人而爱我们的敌人。就像圣经里说的“当别人打了你的右脸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左脸也伸过去。” 　　“真蠢”，我想：“是不是被敌人打了嘴巴，还要关怀地问问：‘您的手打痛了吗？’”就凭她那点上帝呀上帝的封建迷信，就想动摇我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受阶级斗争哲学教育的、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新一代？休想！要是跟爱琳斗了我另外还能找到地方住的话，我真的就要让她尝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厉害。　　爱琳丝毫没有看出我的潜台词，继续说着：“你为失去两位同学而伤心，而仇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想没想过有多少越南人，也同样惨死在战争中，尤其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老人、妇女儿童。他们有没有亲人，有没有同学？从那种残酷的环境中逃离出来的幸存者，所受到的磨难是难以想象的。就比如今天那三位越南弟兄姐妹，国家打仗，家园被毁，亲人被杀，许多人挤上一条小木船，飘到公海上、、、、、、” 　　照爱琳的意思，“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种毁灭和自杀的隐患。只有热爱全人类，才是幸福和平的保障。”用我们祖国的术语来说，就叫“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她讲着讲着，犹如一首刺耳的催眠曲，把我送到了云里雾里。　　爱琳把我推醒，说那样睡容易着凉。在提醒了我睡觉之前要刷牙以后，她随便提了一句：“教会在考虑如何帮你解决些生活问题的事。教主说他认识一个人，可能会来看看你带来的那些中国画能不能卖。” 　　“能卖能卖，肯定能卖。”我忘记了刚才的瞌睡，兴奋地高谈阔论起我光辉的“卖画史”来。这回，轮到我把爱琳推醒，说那样睡容易着凉，并反提醒他睡觉之前要刷牙。　　　　5，卖画成功的经过　　到了印度班白机场，已经是晚上。我随便逛了逛机场内排排的小商店。像广州或泰国的自由市场一样，可以讨价还价。甚至有几家店争着卖给我“No 2 Rolex”二号劳力士手表。据追问，那些劳力士的产地分别是中国和泰国。没想到劳力士公司那么会做生意，那么早就把工厂搬到了第三世界。难怪在瑞士要卖几千美金的手表，在班白机场免税店却只要100来美金，还可以再还价打折扣。我买了两块划算，可惜其命运都很凄惨。一块还没用就被下一站的海关没收，真是苏联社会主义强盗。另一块用了不到一年，手表背就生锈了。我至今仍保留着那块锈掉了的劳力士和发票，准备下次有机会去瑞士时，带到该公司去抱怨抱怨，说不定能给换块新的。　　在班白机场的一个摊位，我还看见有卖中国工艺品、刺绣和国画的。那正好连接了我在澳洲卖中国画的那段回忆。　　在我写“澳洲卖中国画”的那段回忆之前，我想用很简短的文字叙说一下“我光辉的卖画史”。那还是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在学院的音乐刊物有位搞美术设计的老师姓柴。使柴老师觉得我小九值得成为朋友，可能是我会点英语。所以一见到外国人就抓我做翻译卖画。生意成交后，我总可以得到百分之几的辛苦费。虽然那辛苦费只是画价的一个零头，但与我56元一个月的工资比起来，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柴老师，没有教过我一堂课，却是领我步入生意之门，使我懂得挣钱的重大意义，使我掌握了谋生的全部技巧，促成我的出国梦想成为现实，总之，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人物。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回到湖南，便自己做起老板来。自己去美术家的家里20来块钱一张张地收画，自己找外国人200来块钱一张张地卖画。虽然每卖掉一张，喜悦之中总夹杂着几分不安，几分骗人做了缺德事的不安，但想着出国后可以加倍报答社会，我也就只好、、、、、、短短的期间，我就交齐了全部留学的费用，去掉飞机票，还剩120块美金，嘿！　　　　过和现在比起来，我只当时还只是小贩做小买卖的水平。因为经济运作的常规是，进价10块出价20块，那不是挣钱，那叫亏本；进价10块出价100块才能算是正常商人；进价10块出价1000块就可以称得上是成功商人；进价10块出价10000块才够资格享受奸商的头衔。为了良心，今天的九哥，天天都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超越‘成功商人’的界限！” 　　临到出国前一天全家聚会，我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庄严隆重地从我母亲手里接到了出国全部支助费200块人民币。那200块是怎样炼成的？10块一张的票子16张，5块的三张，其他的零散，如果再加些硬币，就足以在国外办“中国货币展”了。当然，那200块里还包括了我父亲的100块。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是有工资的阶级。尽管如此，那200块钱是如何一分一毛从我们四兄弟的伙食里扣出来的，讲出来又会是一个讪情的故事。　　总之，老九虽然学的是音乐，但出国卖的却是美术。　　好，现在可以把话题转回澳洲卖画了。　　前面提到过，爱琳的父亲开了间外卖店，所以爱琳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帮着父亲去菜市场买菜。上午十点来钟，也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她就会回来，一直在家里呆到下午三点左右，然后又要出去帮父亲做事，直到晚上很晚，说起来也不算晚，大约八、九点钟吧。她晚上回来后就不再出去了。每天回来，她都要带些盒饭菜。那样，省掉我很多事，应该说省掉我很多“钱”才够事实。　　有饭吃了，闲着就觉得无聊。说自己无聊总不大舒服，还是说自己初来乍到，对什么都新鲜，更重要的是想急于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等爱琳不在家的时候，我翻尽了她所有的录像带。虽然那些录像带都是彩色的，什么颜色都有，但就是没有“黄色”，真憋不住。　　爱琳的家周围是很大一片住宅区，要走一段才有个小小的商业街。我一有空就往那条街上的小录像出租店去。一去就要在被隔开了的一小间，上面写有“成人仅仅”的一小间里呆一阵。有一天，我找到一盒台名为《空中奇遇》的录像带，读了读内容简介，说的是两个空姐服务员是如何先为飞机驾驶员“ 　　务”，被乘客发现后又为顾客“ 　　务”，一个个，一群群地“ 　　务”。那内容看得我满头大汗心跳过速，急着跑回家，睡在床上，脑子里幻想着《空中奇遇》里的激动，一只手协助身体的局部运动，“我一定要赶快挣钱，好租那盒《空中奇遇》的录像带”是我当时最当务之急的需要。等我千钧一发准备消费几张纸巾的那一瞬，门铃响了。　　“真他的破坏情绪！” 　　是上帝派来了约翰，准确地说是教主介绍来了约翰，一个高瘦的青年男人。让我意外的是，约翰居然可以讲些中文。他向我介绍说他和他的未婚妻刚从台湾留学回来，正准备一起开间小公司，暂取名“东西方文化”，想做一些东西文化方交流的生意。我们谈了许多，从开学校，办旅行社，进口中国的服装鞋帽中药工具，甚至与湖南文物局联系办“马王堆出土文物展”。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但谈归谈，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终于，我们的话题归到了我箱子里的国画。约翰看了一些，表示自己虽然不是很内行，但凭澳洲人的直觉，相信有人会买。两天后，我接到约翰的电话，说他已经跟几家经营东方画的画廊联系过，要我准备几副有代表性的，拿去给他们看看。条件是事成后，利益部分我们按他3我7分成。　　约翰开着他的车，（很旧的车）带来了他的未婚妻，向我介绍到：“来自挪威的安娜。” 约翰万万没想到，那个“介绍”把他的未婚妻变成了与他永远“未婚”的状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安娜，高窕的个子，亚麻色的头发，白腻的皮肤，一副带白框的眼镜更显出她的文绉。“约翰真是个走运的家伙！”那虽然不是恭维，但当时的我，确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说约翰的中文还只是使我意外，那安娜的中文就足够我吃惊的程度，尤其是她在讲话时还可以带一些山东味，更让我觉得无比的“逗”。　　在去画廊的路上，安娜向我自我介绍自己是挪威奥斯陆大学东方系的硕士研究生，在山东留学过两年，然后去了台湾大学。“我是在那里碰到约翰的。”在山东大学呆过两年，怪不得一口大蒜味。　　连去了三间画廊，三间画廊老板的态度都一样，A画廊说：“这些画很一般”；B画廊曰：“我们今年的计划都满了”；C画廊云：“这种画在澳洲可能很难卖”。三个人垂头丧气坐在麦当劳店里，（由约翰买单）默默地啃着汉堡包。这时，安娜突然提议：“我们为什么要找人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干，不是要成立个‘东西文化’的公司吗？我们就可以从这批画做起。画都有了，只要找个地方，出个广告，卖就是。” 　　“对对对，卖卖卖，我给你们40%，一半也行，只要能卖。”我顿时激动起来。　　与我和安娜的激动相比，约翰显得过于沉重。他说：“这里只有我是澳洲人，只有我知道澳洲做事之难，只有我不能输在澳洲，因为只有我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下去。要办画展就要租地方，一般的地方还不行，要比较典雅，人们愿意去，买了画以后告诉朋友‘在哪里买的’不至于脸红的地方；还有广告、、、、、、那七七八八加起来费用不会太小。如果真有人来，能卖点画，能持平也算是一种学习，一种尝试，一种经验，但亏本了，怎么办？再说，坐在这里的我们三个人，有谁能拿出那笔投资？” 　　约翰的一番话，把我们的激动变成了冰块。　　出了麦当劳上了约翰的车，却没有送我回去。　　“我们这是去哪？”安娜问。　　“去找地方办画展。” 约翰答。　　“不是放弃了吗？你不要为了我就、、、、、、”安娜还没说完。　　“我只说很难，没有说放弃，不试试怎么就可以放弃！” 　　我顿时觉得约翰不但高大，而且还有点伟大。　　“那钱，怎么办？”安娜又担心地问。　　“先了解一些情况，做个预算，再想办法。” 　　结果是，我们在政府的某文化中心选了一间活动室，把时间选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正是那个活动中心开展一些其他活动的时间，同时又是教会做完弥撒，有可能成群来看热闹的时间。而租场费，约翰找了教主商量，结果是教主拿出500澳币，再三声明那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拿出来的，与教会无关。条件是，如果挣了钱，如数还给他就行，没有利息之说，如果亏空了，他便要接受我送给他的两副画，两副由他挑选的画。至于广告，教主说他认识某报社的一位记者，说找他可能会有点帮助。　　于是，约翰负责对外的所有联系，安娜负责会场的设计，我负责整理画，标价，并且找了一间便宜的镜框店做了一些镜框。（那些镜框都是浪费，买画的人没人稀罕那些便宜货，所以劝后人不要效仿）有一张画有小桥流水的“苏州小景”，因放在箱子里折皱了，便摊开在餐桌上弄平，不小心，把酱油瓶子打翻，我赶紧用湿毛巾去擦，结果擦破一个小洞。　　正当我们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约翰接到A画廊的电话，说如果把我的画都拿去，他们可能可以挑出几张试试。接着又接到B画廊的电话，声称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决定取消一个画展，所以如果我们仍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展出我收集的画。再接着是C画廊的电话，说要我们说个价，他们干脆全买了。　　我们三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同意C画廊的建议，全部卖掉，卖掉反正回中国又可以去收。但约翰绝对不赞成“全部卖掉”的做法，那样他觉得完全没有成就感，而且租场费也交了。他说如果B画廊愿意和我们合作在文化中心办画展，倒是可以考虑。因为那样，至少我们不用当亏场租费的风险，另外B画廊一定有他们的专业做法和固定的顾客，这样对卖画是一个保障。只有安娜坚决反对，坚持我们应该自己干。她还补充说，既然三个画廊都改变主意，那正说明我们的画，（是我的画）有相当的质量。所以，我们要更加有信心。只要我们第一步跨出去了，我们今后就可以接着继续做下去。　　不能不承认，安娜是很能说的。　　结果，为了我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约翰要求那三个画廊都把他们的建议书面化。　　报社的记者叫逖莫。逖莫找到我们的时候，并不清楚我们只是想在报纸上登广告，而是以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新闻或故事他可以报道。所以谈起来后对约翰安娜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想法特别有兴趣。当他问约翰和安娜具体想做些什么时，安娜灵机一动，说了办画展的事。说是为了“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我们选在政府的文化中心，自己出钱租场地”云云。约翰也连忙拿出那三个画廊的信件说：“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挣钱，我们根本就用不着那样辛苦去冒那么大风险。”安娜立刻接着说：“我们是有理想的，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一定是要冒风险的。”而我，很想表扬他们是一对不但天生，而且天才的相声演员。当逖莫记者问到：“画展如果有经济效益怎么办？”时，约翰刚说了：“我们准备”几个字，安娜就接了过去：“我们准备帮助我们的合作者，中国留学生陈丹先生学习西方的文化，以便我们以后更好第合作，更多地为东西方文化作贡献。” 　　两天后，墨尔本某报纸的头版刊登了约翰的大照片，他的旁边是安娜，而我，要透过约翰和安娜的肩膀缝仔细看，才能隐约看到从鼻子到头发的部分。那篇文章写得很有趣，浓厚的文学笔调描写了约翰和安娜的台湾浪漫故事，但故事时时不忘他们是“理想的结合”，即“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贡献的理想的结合。”最后，文章用很简洁的语言阐述了他们是如何摆脱其他画廊金钱的诱惑，而决定自己办真正的中国艺术画展。而文章里的九哥，竟然被美化为美术造诣很深的收藏家。文章还顺便提到画展的中国画，都是真正来自中国艺术家之手，是我不远万里，亲手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文章的最后，也没有忘记写明画展的时间和地点。并暗示人可能会很多，所以有兴趣的人千万不要去得太晚。　　那报纸一出来，马上接到租场地文化中心负责人的电话，说他表示很抱歉，因为他底下的人没有告诉他我们是在办一件这样崇高，这样有意义的事情。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在办画展的时候，在隔壁一间同时办一个“西方人看东方”的演讲会，约翰、安娜、和九哥都被邀请轮流演讲。当然，是有报酬的。每人100澳币，再退还我们300澳币的租场费。还有，为了学习和支持我们的活动，文化中心派出四位工作人员协助我们的画展。　　画展的那天，我穿上了爱琳帮我在教会找到的那套西装，虽裤腰大点，扣上衣服扣子基本上不会露馅。在那天上午教堂的弥撒中，教主也特别提到画展的事。　　画展盛况空前，约翰、安娜和我轮流在隔壁演讲，我还放了一些我在国内拍的幻灯片，（事实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我哥哥，一位专业摄影师拍的，那也都算是我的了，谁叫我们是兄弟呢！）演讲完了，听演讲的人自然都涌到画展厅来。约翰的任务是应酬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安娜领导着那中心派来的四位助手接待顾客。而我，俨然一个艺术家，给一些有特殊兴趣的人讲解着中国画的奥妙，什么水墨写意，什么散点聚焦，什么工笔花草。时而，我被要求演奏点小提琴曲，那使得场内的气氛更加艺术。　　第一个拿出钱买画的是爱琳。她只问了一个问题：“有标价500澳币的吗？”于是，看也没多看，也没等我来得及给她打折扣，就付了款。现在回忆起来，爱琳是用买画的方式赔偿我被洗衣机洗掉了的那500美金的支票。　　卖画都是由安娜经手。因为约翰要装高尚，我要装艺术。但有一张画是约翰和我一起卖掉的。那就是那张被酱油弄坏还留了个小洞的“苏州小景”。买画的是一位中年越南妇女，她说那画里的小桥很像她家乡的小桥，而被酱油弄坏的那一片水，勾起了她许多伤感的回忆，“战争中死了许多人，我们家旁的小溪里的水，就是那样浑浊的。她很被那副画打动，唯一不满的就是那个被我用湿毛巾擦破的小洞。我正想让步给她打点折扣，约翰却解释说：“那正是此画的点睛之笔，那是画家在暗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 　　我的天，世界上还有比老九更完美的瞎编者！那让我怀疑我这个学艺术的，是否真的懂艺术，怀疑艺术是不是就是要似懂非懂，越是似懂非懂，越是艺术！　　那越南妇女连连点头称妙，于是一张支票递过来，她的银行里就减少了700澳币。我当时想到了我的那两位同学，那两位革命烈士，真想把那钱摔在地上，那还不够，还要加上一句：“谁稀罕你的臭钱！”但可惜那不是钱，是支票。我拿着那支票闻了闻，再闻了闻，奇怪那支票不臭，不但不臭，还有点香味。犹豫中，那越南妇女突然问我会不会福建话，因为她祖上是福建的。早说，不就能省掉我那么多思想斗争吗？嘿！　　画展很成功，比预想的还成功。我们几乎卖掉了所有的画。正当安娜以为我们这三个完美的合作伙伴可以乘胜前进，继续合作的时候，约翰和我却在分配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具体争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也没有再回忆的必要。大概就是为了利益，两个人都想利用文化和语言的不同来糊弄对方，都想打概念的擦边球。这大概是人类的一种共性，就因为文化不同，往往使自己觉得对方很愚蠢，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对方往往也在对你想着同样的事。最后是安娜提出她的那份不要已补偿约翰的损失。但是，安娜永远也没能补偿约翰的另一个损失，那就是她让约翰失去她作为未婚妻的损失。　　画展后，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听到约翰和安娜的消息。一天，突然接到安娜的电话，那是她第一次直接给我打电话：“有点事情想找你商量。” 　　“找我商量？”我有些惊异，“你不能和约翰商量吗？” 　　“我要能和约翰商量，就不来找你了。” 　　安娜，要找我商量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