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亿年收高不高？│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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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亿年收高不高？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11-07-28 17:17:05 阅读人次:1902 回复数:0)
日本经济低迷，企业业绩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层的高收入难免成为众矢之的。最受关注的，是两位代表性的外国人社长——卡洛斯·戈恩和霍华德·斯金格。　　日产汽车的会长兼社长卡洛斯·戈恩年收8亿9000万，近9亿日元，稳居日本收入最高社长之位；索尼会长兼社长霍华德·斯金格爵士年收8亿1650万日元，位列第二。身为一介企业经营者，而不是创业者或拥有者，他们的个人收入相当于普通员工收入的100-150倍，这在有平等主义传统的日本再次引起了非议，甚至有人将此归结为“报酬殖民主义”，指责日本员工的付出和企业的收益最后都喂饱了外国人经营者。　　戈恩是出身在巴西的法国籍黎巴嫩后裔，1999年代表法国雷诺汽车集团入主日产。他现在既是日产的会长兼社长，也担任雷诺集团的会长，可以说是“雷诺—日产”集团的最高经营责任人。在6月29日召开的日产汽车年度股东大会上，日产公司发表戈恩在2010-2011年度的收入是840万欧元，相当于8亿9000万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0%，这还不包括他作为雷诺汽车最高经营者的收入。戈恩的超高额收入在日本成为话题，他本人成为关注对象和研究样本。　　据调查，日本上市企业社长的平均月收入为361.5万，年度奖金额为830.7万，平均年收为4707.9万日元；如果是非上市企业，社长的平均月收入为190.7万，年度奖金为577.8万，全年收入平均为2431.9万日元。如果把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合起来算，日本企业社长的平均年收不过3282.2万日元。　　在日本，年收入过亿的社长并非俯拾皆是，那么谁是亿元收入的社长呢？比如，大日本印刷社长北岛意俊的年收为7亿8700万日元、迅销会长兼社长柳井正年收3亿日元、软银社长孙正义年收1亿8000万日元，等等，他们或是企业的创业者，或是企业的“中兴之祖”，收入高一点让人可以理解。但日产的戈恩和索尼的斯金格显然不在此行列，他们是外来者。　　从同行业的横向比较来看，丰田汽车的创业者后代、现任社长丰田章男年收入不及1亿日元，本田汽车社长伊东孝绅的年收入也在1亿日元上下，戈恩的收入是他们的7-8倍，而日产汽车的产量和销量还不及丰田和本田，这就让日本人难以理解。　　日产普通员工的平均年收为627万日元，戈恩社长的收入是平均收入的142倍。戈恩每月只有一周，最多十天时间在日本，其余时间都穿梭在世界各地。日产汽车业务真正的最高执行责任者是现担任日本自动车工业协会会长的志贺俊之，但志贺的收入不过1亿3000万日元，还不及日产的一位外国人副社长。更令人看不懂的是，戈恩在雷诺汽车的收入约合1亿4000万日元，他在日产和雷诺的收入比为8比2，难怪日本民间出现了“报酬殖民主义”的愤怒指责声。　　但是，戈恩自己对如此高报酬安之若素，认为这只是欧美社长10亿年收的水平。他对股东们承认：个人收入确实比同行的丰田和本田的社长高出很多，因为我们采取更加国际化的方法，所以这个收入是对我们成功的评价。如果同福特汽车的经营者相比，我的收入明显少了。但是，戈恩的超纪录高收入，在日本持续引起争论，揭示了衰退中的社会分裂。　　一方面，日本经济失去了20年，与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相伴随的“社长高额年收时代”已经过去。对于贫困率日益提高的普通日本人来说，这是久违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历了成果主义对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对集团主义、利己主义对利他主义的颠覆后，日本并没有从欧美主义的道路上找到出口。社会经济形势日益严峻，整体的市场蛋糕正在缩小。面对严峻的现实，在后起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年轻一代中出现了重新选择平等主义的倾向。如果说，“平均主义”只是单纯的数量分配概念，那么“平等主义”却包含了伦理内涵和道德倾向，让人不敢漠视。特别在大地震之后，社会互助的集团主义开始上升。日本人乐于看到孙正义宣布捐献100亿日元个人资产，更推崇他把退休之前的全部报酬都捐给地震灾区孤儿，却不愿承认戈恩振振有词地接受9亿日元年收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的意见。话说当今时代全面进入饱和型社会，象以前那样只要生产出好商品就能提升业绩的时代逻辑已被彻底颠覆，“生产良品—增加销售—扩大利益—提升业绩”这样的自然构造行不通了。在社会的角角落落都充满了商品的时代里，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对商品还存在欲望。所以，现代经营的成立不在于生产现场的技术者和劳动者加倍努力，现代经营本质对优秀的经营者提出两大要求：善于调配资金和提升企业形象。在“匠的时代”已经结束的今天，象戈恩这样满足以上要求的经营者事实上成为社会的“特权阶级”，落差社会的形成和扩大不可避免。　　在以生产为主的“匠的时代”，带有集团主义色彩的制造业造就了一亿总中产，也成就了日本的崛起。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富裕社会依然无法回避日本航空这样的巨无霸企业的倒产，十年前的日产汽车也经历过同样的岌岌可危。日本航空的西松遥社长曾经把自己的年收减至960万日元，废除了社长室和役员室，废除了社长用车，自己每天乘电车上班，这是日本上市企业社长的最低水平了。但西松社长的个人美谈，改变不了日本航空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成本浪费，企业最终背负2万亿日元的债务而破产。从维持航母舰队式的虚胖型企业、通过终身雇用而承担广泛的社会责任，到做成筋肉型企业、只对投资人和股东负责，日本企业的变化证明着时代真的发生了巨变。戈恩也许就是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　　过去150年来，曾有三位外国人对日本社会产生过颠覆性影响：1853年打开近代日本国门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1946年塑造战后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还有就是拯救日产汽车、改革日本式经营的卡洛斯·戈恩。戈恩多年占据日本企业高管年收榜首，相关的社会争论从来不会销声匿迹，今后也将继续。如何认识并接受外国人社长高收入的现实，动摇着日本社会的常识、拷问着日本国民的心理，也验证着日本价值观的转型过程。日本的企业文化，日本的社会形态，正在遭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