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八路加藤昭江十│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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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八路加藤昭江十
小林 (发表日期:2014-07-31 10:51:36 阅读人次:1707 回复数:5)
1948年9月12日，解放东北的最后一战，辽沈战役开始了，昭江和王岩都被留在前线的后方城市阜新，继续出版《医院通讯》。胜利的捷报接二连三地从前方传来，她们及时地编印号外散发出去，向战线后方的军民传播胜利消息。波涛科长和加藤肇都不在机关里，战役开始以前他们就出发上前线，到各个医院去了。因为解放军作战不怕牺牲，东北野战军又组建了7所后方医院。　　昭江因为产假刚满不久，王岩身边也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朔新，暂时都被留在了二线，可是她们的心都是向着前方的。　　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沈阳解放了，全东北解放了。她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沈阳，看一眼这座居住过多年的满洲最大的城市，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在源源开进，急如星火地入关了。她们紧紧跟着后勤卫生部门的行列走在后面，昭江坐在一辆马拉爬犁上，在风天雪地里带着刚满百天的孩子，连天连夜地往前赶，往前追。一直赶到山海关，才又改坐汽车，顺利地到达了平津前线。　　她们在唐山纺织厂阴冷的地下室里出报，1月15日解放军解放天津，1月31日解放军和平解放北京。他们在华北的大城市天津市度过胜利的春天，又风尘千里渡黄河，冒着炎热的暑天下江南。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改为第四野战军。　　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她们从中国北方辗转到达长江两岸的武汉三镇。汉口市中山路上慈善会的大楼，就是她们卫生部驻扎的地方。昭江在背街的一间小屋里住下来以后，又开始忙着《医院通讯》的出版工作。不曾想来到中国南方不多几天，难治的阿米巴痢疾把她的身子缠着，一连几个月都不见好。昭江带病抱着孩子上班，带病坚持着刻蜡版。　　实在忙不开了，藤肇过来搭一把手，帮昭江抱一会儿孩子，一直没有因为她的身体使小报的出版工作受影响。那个时候，波涛已经调到汉口市陆军医院当政委去了，王岩当了宣传科长，昭江是宣传干事。为着使大江南北各个陆军医院的伤病员能够及时看到胜利消息，为着使随军南下的日本籍医务人员在胜利的鼓舞下给前线多做贡献，王岩经常加班加点，编稿审稿，昭江也就忘记了自己的这点病，在小屋里不停手地握着铁笔刻蜡版。等到孩子睡着了，再不停息地转动油墨辊子，身上好象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昭江带病和加藤肇参加了卫生部机关召开的庆祝大会，从扩音喇叭里倾听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的实况广播，和中国同志在一起会餐，在一起饮胜利酒。又和王岩赶着出版《医院通讯》庆祝专号，昭江还给头版通栏大标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设计了美术字，开印的时候套了红。　　这一天晚上因为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昭江和加藤肇哄睡孩子以后，在电灯下谈了很多，也想了很多。从加藤肇在洪泽湖畔（新四军）迎接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他们在长白山上共同经历的艰苦斗争；从百万东北子弟兵入关、南下，到横渡长江，向两湖、两广的大进军，胜利在追赶着时间，时间在迎接着胜利。中国的解放战争才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革命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人民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真的到来了。他们心里和中国同志一样高兴，就象庆祝自己的胜利—样。后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从北京的日语广播中所听到的日本国内情况，夫妻俩不由得伤心了。　　那时候，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还没有找到振兴的出路，不象现在经济大国这个样子。再次上台的吉田内阁正在追随着常驻日本的“盟军”总部，推行着美国政府制定的“稳定经济九原则”。名义上以公使身份来到东京的美国国防部顾问道奇，又为日本编制了—九四九年度的预算草案，眼看着遭受战灾的国土上，不少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了，失业职工的人数大量增加着，工人的工资也在不断地下降。东京街头上，饿死的、要饭的到处可见。从国外战败回去的日本士兵，也在街头乱哄哄来往，找不到地方安身，真是满眼凄凉。昭江的父母当时都在中国，她不用为他们担心。而加藤肇的父母还远在日本九州大分，老人的生活好过吗？他却在惦记着。他们有心回日本去，做一些战后恢复工作，明知道没有可能，只在嘴上说一说罢了。　　又想到在中国的工作也很重要，中国需要他们，还是要把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　　过了国庆不久，《医院通讯》改成了铅印版。昭江也从蜡版上解放出来，她和加藤肇带着延子，参加了机关里组织的工作组，去江南前线各地的陆军医院里，巡回检查工作。　　10月14日，广州解放了，他们也赶到了这座南中国的漂亮城市。住到设立在那里的陆军医院，了解医疗设备，伤病员情况。还召集日本籍医务人员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处理他们中间的问题，表扬好人好事。　　广西地区是他们重点要去的地方。解放军正在那里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铁路交通还没有恢复。他们在广州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就折回来返到衡阳，再从衡阳走旱路去桂林。　　一路上都是徒步行军，行李有马驮着。延子太小，不能骑马，昭江和加藤肇换着背，同行的日本同志也来帮助背。孩子在路上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昭江在清水河上抓几条小鱼，晾干了在火上烤熟，用卵鹅石研碎了喂孩子吃。昭江得的痢疾病，离开汉口时刚好，身子还显得有点瘦，可是行军走路还能顶得下来。哪知到了桂林以后，身上又落下新的病症，一时觉着冷，一时又觉着热，哆哆嗦嗦地打起摆子来，疟疾把她缠住了。　　加藤肇和她一样，他也是疟疾缠身，犯起病来浑身打哆嗦。听说这是长嘴蚊子叮的，谁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他们也顾不了这些，还是自己带孩子，每天每日坚持在医院里工作，了解日本籍医务人员的情况和问题，鼓励他们为新中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柳州陆军医院也是新建立的，那里的日本籍医务人员都是徒步行军从北方赶来的。他们男男女女背着背包，挎着药箱，唱着歌行军，跟着大军南下，一路上很辛苦。来到这里以后，放下背包就接收伤病员。广西军区卫生部对他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及时进行了表扬。昭江和加藤肇从桂林赶到柳州，在医院里召集日本同志开座谈会，找人谈话，收集材料，一面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一面表扬先进，鼓励大家的革命热情。象日本医生田中秀，他给一个重伤员开刀后，三天三夜守在伤员身边观察情况，不曾睡觉。象日本女护士柿本，她给一个不断呕吐的伤员反复擦洗，多次喂饭，还用药钵子捣碎小米杂粮，给他做流食吃。这些，昭江都用中文写成通讯稿子，走军邮给《医院通讯》寄回去了。　　他们把日本医务人员的情况作过初步了解之后，又去参加医院里的日常工作。等孩子睡着了，昭江就和日本护土在一起，扛起竹扁担，给医院抬运粮食，给伤员挑冲凉水，或者和他们去柳江边，洗病号服和绷带，有时也去病房里看护伤员。另外，在医院担任警卫的中国战士需要学文化，她自动报名，每天给他们上识字课，教汉语拼音，教他们识单字。到学龄的日本孩子，有的打闹，有的去仓库里偷糖吃，家长顾不上管，她也把他们组织起来，每天上一堂日语课。　　晚上的时间，她和加藤肇还要把日本医务人员召集起来，跟大家在一起学习时事，学习政治，开座谈会。天天觉得时间短，天天时间不够用，生活过得很紧张。　　12月4日，广西最南端的城市南宁解放了，他们相随着广西军区卫生部的同志，一路离开柳州，坐着载重汽车去那里参加陆军医院的建设工作。掩护他们行车的中国战士，把轻机关枪架在车顶上，坐着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路。车行到半路上，突然有一股敌人从山路左侧向他们的车队开枪射击，中国战士就把这股敌人赶跑了。昭江把延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只怕她受到惊吓。多乖的孩子呀，她在枪炮声中并没有被吓哭。中国战士护送着他们的车子，安全到达目的地以后，她和加藤肇就在南宁陆军医院住下来。　　南宁的冬天好象北京的夏天一样，人们大白天可以下到邕江游泳。天气这样热，对战士的伤口可是不利，刚从前线上运回来的伤员，因为路途上耽延了时间，伤口有的发炎了，有的已经溃烂，看着真叫人心疼。新建的医院里，医护人员少，护理工作忙活不过来，谁都心里着急。昭江除了和加藤肇了解这里日本医务人员的情况以外，常常把孩子留在屋里，用绳子拴起来，自己也去病房里参加护理工作。给伤员洗伤口厂换药、喂水、喂饭，成了平常事。有的伤员在伤口溃烂的地方生了蛆，痒得难受，她赶紧给他从创面上清除干净，再上点消毒药水，让他安静地休息。中国战士已经为人民负了伤，决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再受折磨。　　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他们也及时写成—份报告，走军邮寄回汉口去，送给卫生部领导参考。　　广西军区卫生部在柳州召开日本医务工作者学习工作代表会议的时间，是1950年1月底。昭江和加藤肇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加藤肇还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他们住在柳江边上军区卫生部招待所，昭江和他共同研究了报告内容，帮他整理了一份提纲，题目是《日本籍医务人员的情况和问题报告》。这次会议的第二项内容就是由他做报告。加藤肇根据这份提纲所作的报告，在会议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代表们还很有兴趣地进行了讨论，认为他能够从实际出发，公平地估价了从—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到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里，大批留用的日本医务人员思想上的进步和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同时他还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概括地提出了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着的三个问题：一个是注意学习不够，一个是想回国，还有一个是日本老姑娘想找对象结婚问题。最后，他又从原则高度向大家回答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中国同志也说，这是一个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报告。　　昭江也上台去作了一个发言，作为他的这篇报告的补充。她根据手头掌握的材料，向会议讲了各个医院里日本人的情况，和他们照顾伤病员的先进事例。主要是鼓励大家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做好伤病员的治疗和护理工作。她还把到会代表柳州医院的模范日本女护士柿本，作为典型向大家介绍了一遍。柿本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姑娘，脸儿圆圆的，留着一头短发，身个也不算高。进军广西的路上，她爱护伤病员象亲人，有不少先进事迹。伤病员们多次给医院领导写信，对她进行鼓励和表扬，还要求给她记功。在这次会议上，男女代表们都表示要向柿本学习。一九五O年秋天，柿本去北京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朱德总司令和他的夫人、全国妇联的康克清大姐都和她握过手。　　会议中间，代表们还主动来到加藤肇和昭江的座位上，跟他们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有的代表还充满信心地说：“中日两国医务工作者今后一定会更加团结，把医院工作做得更好!” 昭江为加藤肇这篇成功的报告感到高兴，也为许多参加中国革命战争，在医疗工作中做出贡献的日本医务工作者感到光荣。　　流动生活是艰苦的，一路上天热雨水多，吃的是冬瓜盐水汤，和从东北运来南方的高粱米，可是他们的精神很愉快。　　当时，加藤肇除了患疟疾以外，天天唤头痛，常常感到眼前冒金花。有一回他在大白天走路，因为左眼冒金花，一时看不见路，和人撞上了。后来经过医生诊断，说是营养不良。他把积存的津贴费买了一瓶蛇酒，按着当地的吃法，用黑砂糖冲着喝，每天晚上喝一点，可是喝了也不见效。眼看着他的身体情况在走下坡路，体重只剩了五十公斤。昭江的疟疾虽然比较轻，可是加上孩子的拖累，也给折腾得骨瘦如柴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照样外出，带着孩子跑来跑去做日本人的工作。从调查中得到材料以后，能写通讯的就给《医院通讯》写稿子，该写成报告上送的，就给领导机关写情况报告。打夜班也是常事。加藤肇常劝昭江注意身体，昭江也常担心着他的健康。有时候白天忙完了工作，晚上昭江在电灯底下缝缝补补，给孩子做点针线活，他也要磨烦几句，嫌昭江太劳累。昭江拿当初结婚时候他们俩的决心提醒他说：　　“你忘了吗?我们结婚那天不是表示过，要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上。这点疲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听了，就不说话了，看来他们俩的心都想到一块了。　　这次出差的时间比较长，回到汉口的时候已经是春风又绿长江岸，到了四月份。昭江带着孩子一进到宣传科的屋子，王岩科长就亲热地把延子从她怀里抢过去抱着，一面亲孩子的脸，一面关切地问昭江；　　“你怎么这样瘦，病啦?” 　　昭江摇了摇头，说：“不，我精神很好。” 　　王岩接着向他祝贺说：“年终机关考绩，你不在家，科里的同志已经把你评选为政治部机关的模范工作者。” 　　昭江听了，心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紧紧握着王岩的一只手不舍得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