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八路加藤昭江八│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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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八路加藤昭江八
小林 (发表日期:2014-07-08 14:21:25 阅读人次:1361 回复数:5)
当时东北的形势已经好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进入了反攻阶段。卫生部也离开大栗子村，移到通化驻防。卫生部的驻地是在通化城边上过去日本人的一所住宅里，宣传科和民族科的办公室又是门对门，武藤恵子和加藤肇又成了近邻。由于形势比较稳定，小报的内容，刊期增多了。武藤恵子的工作更多的是坐下来，把时间花在刻写蜡版，出版中文版和日文版的《医院通讯》上，虽然个人的事情很烦恼，却也没有当个问题考虑。　　而加藤肇却把个人的事当个问题考虑，报告了组织。　　到通化不久，政治部赵主任找武藤恵子个别谈过一次话。他劈头就说：“加藤年纪不小了，他为中国革命在前方工作了许多年，是有功劳的。你们早点结婚吧，结婚以后你可以更好地照顾他，关心他。” 　　武藤恵子回答说：“现在结婚太早了，我年纪还小，还要学习，过几年再说吧。” 　　赵主任摇着头，拉长声音说；“那太迟了，让加藤等得太久了不合适，结婚以后你还是可以学习的嘛!”过了—会儿，他又劝武藤恵子说：“机关里的同志都说你们俩该结婚了，光恋爱不结婚，会引起机关同志的各种议论来，你好好想一想吧。” 　　武藤恵子考虑赵主任的话说得也有理。当下回答他说：“那好，我和加藤肇要么秋天结婚吧。”就这样答应下来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下午，赵主任和他的爱人红玉，一起来到民族科办公的房子里，专门把武藤恵子和加藤肇叫到一起，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只见赵主任笑眯眯地坐在那里，向他们俩宣布决定说：　　“加藤很快要到前方去了，今天在这儿开个会，给你们俩举行结婚典礼。” 　　红玉也是政治书的干部，她接着赵主任的话对昭江说：“不要有什么顾虑，结婚以后你还是可以学习，我也是结婚以后继续学习的。” 　　武藤恵子听了，才明白他们俩是为什么事来的。一时血往上升，红着脸不知该说什么话好。　　加藤肇在她身旁大大方方地说道：“我们俩的终身大事，赵主任很关心。组织上怎么定的，就怎么办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很快卫生部和政治部各科处的负责人都来到这里。按照组织上的布置，他们俩就在这间屋子里举行结婚典礼。赵主任和他的爱人红玉，分别做了他们的主婚人和证婚人。　　民族科的小暮干事担任了婚礼的司仪，他宣布婚礼开始后，赵主任兴致勃勃地说道；　　“目前，东北我军已经转入胜利前进的大反攻，国民党军正面临丧师失地的总崩溃。在这个时候，从华中抗日战场到东北解放战场，一贯为中国革命进行斗争的加藤肇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的爱人、在东北战场参加我军的武藤惠子同志，今天在我们卫生部结婚，这真是双重叫人高兴的喜事。希望今后他俩能够更好地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日本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赵主任讲完这一篇祝贺的话，满屋参加婚礼的人热烈地鼓掌。接着是赵主任的爱人红玉，代表机关向新郎新娘赠送纪念品。她给武藤恵子和加藤肇分发了牙膏、牙刷、手绢和一只镶嵌着红五星，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的铝质茶缸，祝贺他们新婚幸福。　　往下，司仪又宣布下一个项目，叫加藤肇讲恋爱过程，叫武藤恵子讲结婚动机。加藤肇还能支支吾吾地对付几句，武藤恵子是涨红着脸，成了一个没嘴的葫芦。参加婚礼的人为了打破僵持的局面，调剂会场空气，一时都放声欢笑起来。大家又轮番说了几句祝贺的话，看看时间不早了，一个个站起来，向他们握手道别。　　赵主任和他爱人，陪着他们在民族科的屋子里吃了晚饭。伙房的大师傅，还为他们的婚礼单另准备了小灶标准的饭莱。　　菜是马肉片烩白菜、炒鸡蛋，外带一碗黄瓜片汤，饭是馒头和高粱米。这些也都是赵主任事先布置好了的。　　在民族科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多少日子不过火的一铺火炕，警卫员也给烧热了，那里临时做了他们的新房。　　那天晚上，和他们在卫生部一块工作的日本人，还有一些住在卫生部招待所的日本医生，也都陆续赶来，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不知从通化城里什么地方弄来了一瓶日本清酒，还有成瓶的中国白酒。大家热热闹闹地挤坐在民族科的屋子里；说笑闹房，不能安静，一面喝酒，一面唱日本歌曲，一直闹腾到深夜。武藤恵子是滴酒不能入口的，而加藤肇却给他们灌了个烂醉。当她扶着他回到隔壁的新房以后，他往炕头上一躺，糊糊涂涂地睡着了，睡得死沉沉的，一晚上再也没有醒来。　　武藤昭江（以下都为昭江）给他准备好的结婚纪念品，也无法交到他手里。在电灯的光辉下，她—面听着他的鼾声，一面打开小包袱，从里面取出一方绣花白布来，放在他的枕头边。这是在昭江用津贴费买的白布，抽空儿用红黄绿三色绣花线，在上面绣着三朵金菊，上款绣着四个红字：“赠给加藤”。金菊下面还绣了两行蓝色汉字　　“为革命服务，祝你身体健康!”后面的落款是：“昭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第二天早上，等他酒醒起床了，昭江回到宣传科的办公室。他也开始整理行装。准备跟着赵主任，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前线工作队，去前线医院检查工作。　　胜利发展着的东北解放战争，把他们的新婚气氛给冲淡了。她和加藤肇只在新房里生活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就双双分离，她又亲自把他送走了。他从暑气未消的深秋离开昭江的身边，直到大雪纷飞的严冬才返回机关里，又和昭江相见，在前线待了将近三个月时间。这等待的三个月，她收不到他的一封信，也听不到他的一点消息。因为他在战地的工作经常是流动不定，走住无常，谁也说不来他在什么固定的准地方。　　每当昭江在民族科看到他转递回来的材料，或者是在宣传科读到他写回来的通讯稿件，她的心里就会感到温暖和欣慰，好象他已经回到了她的身边，就站在她的面前。可是在寻常的日子，她却时时在克制着自己，尽量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学习上和工作上，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到对油印小报的热爱上。　　这三个月是怎么过去的，她也说不清。只知道是在胜利的捷报中度过的，是在大反攻的进军中度过的。这三个月，加藤肇也是非常繁忙，非常紧张。　　看着他脸色变得黝黑，身体也消瘦下来，真叫昭江为他的健康担心。可是他还是象以往那样，有着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精力，全然不把在前线的辛劳奔波当作一回事。记得他刚从前方回来的那天晚上，昭江把新房打扫干净，火炕也给烧热了。他往炕头上一坐，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珠望着昭江闪动了几下，就没完没了地和她谈起了前线生活。昭江也只得坐在炕头上，守在他的身边，被他的谈兴带到前方，带到他所去过的一个个陆军医院里。　　加藤肇告诉她，他们先去检查的是山城镇陆军医院。到达医院那天，正赶上全院的中日两国医务人员，都在附近的田野上，帮助驻地群众收割高梁。加藤肇他们马上也赶到现场挽起袖子，挥起镰刀，参加到医院的劳动行列里去。　　加藤肇高兴地对日本女护士高木说：“你们什么都拿得起来，又看护伤病员，又来参加助民劳动。怎么样，累得腰疼吧？” 　　高木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说道：“我们参加劳动生产锻炼出来了，夏天帮助群众收麦子，秋天帮助群众收高梁，已经成了习惯。活儿干得不怎么好，可是讲究军民一体是八路军的传统，所以爱民工作在我们医院是很重视的。” 　　“怪不得医院的中国干部出来干活儿，你们也都跟着出来干活儿。”加藤肇方才明白全院人员参加助民劳动的原因，接着他又表扬高木护士说；　　“你们这些女同志都成八路军了。在病房里忙完了，下了班还来帮助老百姓收割！” 　　高木护士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都是年青人，多干些活几是应当的，当个日本女八路多光荣哪！” 　　从高木护士身上，加藤肇看到了日本医务人员的变化和成长，也看到了中日两国医务人员的同心和团结。他感慨地对昭江说：　　“做为一个日本人，决不能忘记中国军队对我们的帮助和教育。我们应当为中国革命多做贡献!” 　　昭江很支持他的看法，当下回答他说：“我们俩不正是也走着这样一条路吗!我们互相勉励吧。” 　　朝阳镇陆军医院距离前线很近，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在那里做过应急处理以后，还要转送到后方医院去。有些暂时不能运走的重伤员，经过应急处理以后还得留下来住一段时间，等到战斗结束再用人板车送走。全院的工作太忙了，中日两国医务人员白天晚上连轴转，工作多得还是做不完。　　有的人累病了，有的人拖瘦了。加藤肇他们赶到以后，立即投入了护理伤病员的工作。他同日本护士在一起，往病房里抬送伤员，给生活不能自理的重伤员喂水喂饭，并且照顾他们解大小便，还去守护动过手术的伤员，晚上还要留在病房里参加值夜班，每天都和医生护士一样辛苦。　　那天晚上，轮到他在病房里值夜班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伤员痛苦地喊道；　　“哎哟，同志!我痛得要命，给我点止痛药呀！” 　　夜班日本女护士赶紧走过去，用中国话安慰了他几句。　　转身又和守在病房里的日本医生本田说了儿句什么，而后回到伤员那里，把几个药片喂到他口里，又给他饮了一口水，把药片送下去。　　伤员刚说了一声“谢谢”，另外一个年纪不大的伤员又在说梦话了。他躺在那里“妈妈!”妈妈!”地喊了两声，一下就从铺位上坐起来，望着护士掉下了眼泪。日本女护士连忙赶到他那里去，又用中国话安慰了伤员几句。劝他好生在铺位上躺下来，又给他掖好了被子，等伤员睡着了才放心地离去。　　守在病房里的日本医生本田告诉加藤肇说：“加藤君；屋里这几个伤员，都是暂时不能运走的。护士照顾他们都很经心，也很辛苦。他们白天还向护士表示决心说，伤好以后一定早日重返前线，争取战场立功。” 　　这个晚上的夜班使加藤肇亲眼看到了日本医务人员正在战线的后方，以高度的责任心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治着从前线上运来的伤病员。同时他也在医院里亲耳听到了，中国医务人员对日本医务人员的一声声感激的话语，和一句句发自心坎里的赞扬。　　听着加藤肇说了这么些情况，昭江的心里无形中受到了鼓舞，同时也增添了做好工作的力量和信心。　　加藤肇赶到梅河口陆军医院那天，还参加了中国同志的诉苦大会和为病逝的三位日本同志举行的慰灵祭。　　在明亮的电灯下，他的眼里滚动着泪花，带着悲痛的心情，向加藤昭江回忆了医院里为日本同志举行的慰灵祭。这个慰灵祭是庄严而隆重的。祭坛的正面，挂着不幸逝世的三位日本医务人员的遗像，遗像上面披着黑纱，每张遗像前面放着一个骨灰盒，供着一只用菊花扎制的花圈，还点着一束线香。远远望去，祭坛上香烟缭绕，一片肃穆气氛。　　祭奠开始以后，医院的张政委带着沉痛的心情，为三位死者致了悼词。他说；　　“山田、佐藤、铃木三位日本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因病不幸逝世，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永远纪念他们。他们在生前日夜为伤病员服务的先进事迹，永远值得中国同志学习。现在，东北国民党军占据的许多城市，被我们解放了，更大的胜利还在前面。我们一定按照这三位日本同志的遗志，加强中日两国医务人员之间的国际主义团结。让三位日本同志的灵魂安息吧!” 　　日本医务人员代表、医院的民族干事，接着向大家讲了三位日本同志生前的事迹。　　慰灵祭结束后，医院各部门的日本同志分别召开座谈会，表示对三位死者的悼念和要向他们学习的意愿。　　加藤肇也根据这件事写了一篇通讯，表彰日本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稿子已经寄回来了，想着在日文版《医院通讯》上发表。　　他和昭江还谈了许许多多前方的见闻，她也听得很入神。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在不知困乏地谈叙着。昭江摸着火炕只剩下一点点热气，不再那样炙手了，才打断他的话，催他解衣休息。他们这一对在战争的道路上结成的夫妻，就这样在前线生活的教育和陶冶中，不断地提高着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加深着夫妻之间的了结和恩爱。

回复[1]: 呵呵！我也烦了！ 小林 (2014-07-08 15:06:37)

　　写着写着，加藤昭江革命的事情和我的心情出现了分歧。

　　即使当年我上小，中学时候也没有她那样革命。

　　可是当文章里的革命措词出现时，对我那一代人又是如此的熟悉，可在如今生活海外我们的心中，这能是我们心中所感吗？

　　记得在我读小学时，作文常要写“一件好事”“记有意义的一次学雷锋活动”“有意义的一天”等。于是写了，编了不少好事：扶老大娘过马路；给人力车夫推车；拾到钱交警察叔叔，看望军属。每学期都有此类作文。写到最后实无体裁，连编造也到山穷水尽。

　　呵呵！

　　俺也休息几天！

　　

回复[2]: 小木樨花 (2014-07-08 15:10:31)

　　小林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