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父子琴》22、大结局│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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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哥《父子琴》22、大结局
九哥 (发表日期:2009-01-03 22:19:31 阅读人次:3066 回复数:1)
写在前面：2009年元旦，我海归网上贴出了第20回，也就是本书高潮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写了我国某些对社会不满人士对我们新中国的一些不同意见。而在第21部分，我又写了我父亲，一个中共党员对那些反面意见的反驳。　　大家都知道，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只可惜我的第20回刚贴出，就被海归网网管删除。据说是得到了上级的指示。我是来归网玩的，当然不想惹是非。我写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不是九哥卖关子不贴小说的全文。　　下面，请继续听故事。没有政治问题，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不团圆的团圆饭）　　说是团圆饭,已经很不那么团圆了，因为父亲这一回病得就是扶着也上不了桌子了。母亲只好空出一个座位，在座位前为父亲摆上一套碗筷。在父亲的空位子旁边还空着一个座位，那座位过去一直是弟弟的。就是说，弟弟也没有来团圆。　　弟媳妇抱怨弟弟这几天尽忙他自己的，几乎连人都看不到∶“钱没看见他挣几个回来，一天到晚野在外面，变得连饭都要老子做。”弟媳妇越说越委屈，她拿起筷子在碗上猛敲两下，对着女儿吼到∶“你打电话告诉你爸爸，从今天开始，晚上过12点钟老子就锁门。” 　　自改革开放后，收入高过弟弟数倍的弟媳妇变得越来越神气，在家里这样说话已经司空见怪，见怪不怪了。胖姐抿着嘴以免笑出声来，她朝着丈夫斜了一眼。而哥哥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只埋头吃他的饭。母亲换了个方式表达她的情绪，她夹了一大块掉油的扣肉故意是是而非地在弟媳妇面前晃了晃，却用相当夸张的动作递给玫妹。那浅台词明显是“谁是好媳妇我就夹肉给谁吃”。而玫妹则如临大敌地看着那块油扣肉，一个嗝差点没吐出来，但她仍用碗迅速接过那块肉，摆在桌上起身便往厕所跑去。哥哥的脸色突变，目送着玫妹。等回到餐桌，玫妹止住哥哥的提问，在那块肥肉上浇了些辣椒酱油，艰难地一口吞了下去，之后才向哥哥解释说已经连着几天不舒服了，所以看见油腻的就想吐。哥哥的脸色变得更加严峻。　　就在这个时候，弟媳妇的手提电话响了。弟媳妇打开手机看了一下，便立刻丢给她女儿乐乐，说∶“告诉你爸爸，从今天开始，晚上过12点钟家里就锁门。”乐乐侧过身去跟她爸爸罗嗦起别的来，说着说着把“12点钟家里锁门”的通知忘得五霄云外。弟媳妇伸手去抢电话，乐乐躲开母亲却把电话递给我，说∶“爸爸说叫二伯伯接电话。” 　　“什么？你爸爸说叫‘二伯伯’‘接电话’？不准胡说八道！”弟媳妇站起身来对着女儿吼到。但乐乐的表情很认真，明显不是在开玩笑。　　与我断决了外交关系（应该说是内交关系）几十年的弟弟，今天不但叫她女儿称我为“二伯伯”，甚至要与我直接通话，那能不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吗？我的心情就更不用说了。　　我朝玫妹瞟了一眼。玫妹鼓励的眼神在说∶“接呀。”我颤抖地接过电话，想着应该先寒喧几句，才说∶“是丹丰啊？”弟弟就打断我说∶“湖南乐团要请你开独奏音乐会，叫我通知你？” 　　这样的国际玩笑，开得也太斜、太离谱、太突如其来了！我当然不相信。而弟弟懒得跟我罗嗦，干脆把电话递给了肖指挥，（现在人家是湖南乐团的团长了）。亲耳听到肖指挥久违的声音，我才知道那是真的。一通感动一番感谢之余，我推辞说我已经戒琴数年，让我拉独奏，恐怕难以胜任。　　肖指挥听后鼓励我说∶“戒琴！那怎么行？一个人，可贵的就是执著追求自己目标的精神，至于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另一回事。” 　　这句话从肖指挥的口里说出来格外令人感动。想起20多年前，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是怎么说我来着∶“节奏有问题，业余习气太浓，改造成为专业乐手会有一定难度。”而我又是怎样写信去回敬他的呢？“我向你发誓我要成为长沙市第一把小提琴。有一天，我会成为专业提琴手，成为乐中之王，你会打着你的拍子指挥着你的乐队跟着我的节奏连滚带爬为我伴奏。” 　　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我等了二十多年，才终于等到了赢他的这一天，难道不应该好好出口怨气耀武扬威一番吗？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时隔二十余年，我毕竟不再是那个不懂事的中学生。如今的九哥，已经接近西方的绅士了，遇到这种场合不显示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岂不可惜？　　当我再次诚意推辞，肖指挥说出了难以理解的内容∶“你不要再推辞了。演出的事情，就算不为了你自己，也应该为了乐团同行们的收入去做。有生意要照顾老朋友嘛。” 　　“生意？什么意思？”我赶紧叫肖指挥把电话交还给弟弟。　　弟弟连忙躲避∶“电话里讲不清楚，等见面再解释吧。” 　　弟媳妇抢过电话喊到∶“晚上过12点钟老子就……” 　　“咳”，电话断了。　　晚餐结束后，哥哥把玫妹叫到侄儿的房间，问∶“你是不是又有……”哥哥话没讲完，玫妹就连连点头∶“又要麻烦哥哥带我去看医生了。” 　　哥哥一巴掌拍在大腿上，深深叹了口气，心痛地说∶“加上这次，你这已经是第六胎了。这样下去，要搞出人命来的。不行不行，你得听我一次，让我把真相告诉丹九。” 　　玫妹虽然仍在笑，感动的眼泪却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说∶“谢谢哥哥。不过，这一次看医生不是堕胎，而是保胎。另外，求你再答应我一次，最后一次，这事儿你暂时不要跟丹九讲，因为到合适的时候，我想自己跟他说。” 　　在哥哥与玫妹交谈时，弟媳妇对我道出了演出的真相。原来是父亲用我给他养病的钱让弟弟当经理，买了乐团让我开音乐会。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征服了肖指挥，多么自做多情的浪漫啊！　　“不行不行，怎么可以花钱买音乐会呢？再说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练琴，已经失去了登台开独奏音乐会的能力和水平。” 　　弟媳妇不以为然地说∶“都什么时代了，如今金钱就是能力就是水平。那些上电视春节晚会的演艺人，有几个是光靠能力靠水平的？现在的人都是自己出钱办事，比如自己出钱出书，自己出钱开演唱会，自己出钱包装自己。别人可以那样，二哥为什么不可以那样。” 　　“别人可以那样，但你二哥不能那样，因为你二哥不是别人。”我冲弟媳妇喊到。　　弟媳妇做了个“自命清高、不识好歹”的表情，牵着女儿乐乐说∶“不早了，赶回去锁门去。” 　　（我决定接受演出）　　我和玫妹一起回到家里，不对，不是“家”，是我们临时凑合的地方。玫妹抢先洗了个澡便爬到床上去了。而我在看电视，又说错了，是对着开着的电视机坐着，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电视里的人像帮疯子一样哭哭笑笑在瞎闹些什么。　　回忆回忆我的小提琴历程吧∶中学时，我起早贪黑地跑到池塘边铁道边练琴；在建筑公司做小工时，上班我偷闲躲在工地没盖好的破房子里练琴，下班我站在高高的脚架上练琴；到了京剧团我更是没命地练琴，早上甚至早过练早功的武功演员们；就是代表政府去农村搞工作队的那一年，面对黄土黑泥饿着肚子我仍没有停止过练琴；为了求学，我即使流浪于上海街头却仍没有放弃过练琴；正是为了这把小提琴，我的足迹踏遍了半个地球的几十个国家；我这样一天又一天艰苦努力了几十年，为的都是终于有一天能“站在音乐厅的大舞台上，后面是为我伴奏的交响乐团，台下一片鲜花和掌声，照相机闪光灯‘叭叭叭’，电视镜头围着我转……”而现在，“开独奏音乐会”这个本以为已经很遥远的梦想却突然从天而降，就落在了我的眼前。那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抵抗的。虽然我从心理上基本上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定位，接受了自己已经成为了 “职业小提琴制作者”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此外、还尽管小提琴制作也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和艺术，也差不多够得上安慰心灵和满足虚荣，但是，我终究、本来还是个拉琴的！　　“过来一下。”玫妹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干什么？”我没有好气地。　　“来摸摸我的肚子，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玫妹话中有话意味深长地说。　　“两个人在一起除了那事，难道你就想不出别的？真没内容。”我边光火，边站起身朝玫妹走去。而她一转身，在我眼前就只剩下一个背。我在床边坐下来，伸手敷衍不到她的肚子，便走形式般改在她圆圆的小屁股上摸摸了事。　　是啊，我还是很想很想拉琴的，只要给我一个理由，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理由，没有理由随便找个借口也行啊！然而，开音乐会不是靠自己的水平，而是用出钱买，那不是对本艺术家的侮辱吗？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不是舍不得钱，是．．．．．．　　“哎哟！”玫妹大叫一声∶“我要你摸肚子，你揪我屁股干什么？” 　　一个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想不通父亲为什么突然一改常态要买乐团让我开音乐会？带着满脑子疑问，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看父亲，见面辟头就问∶“花钱买乐团陪我开音乐会，你怎么想得出如此荒唐的嗖主意？” 　　“不看着你在舞台上光辉一下，我死能瞑目吗？”无论父亲的本意如何，在我听来都是挖苦。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几乎吼了出来。　　“好了。”父亲又挥了挥他那根干骨头∶“我只想认认真真听我儿子拉一次琴，就算这是我人生最后的愿望，求你帮个忙难道都不行吗？” 　　既然父亲把话讲成这样，我还有什么回话的余地。事隔这么些年，现在回忆起来我悟出∶父亲违背自己的心愿，丢掉自己的尊严，甚至抛开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共产党人的原则，仅仅只是他对我说“对不起”的方式。但在当时，我的确天真地以为父亲说要“认认真真听儿子拉一次琴”是真心话，或者说宁可相信那是父亲的真心话。　　这时候，来了个小护士叫我去刘院长办公室。我走进办公室，不见刘院长，却看见主治医生在等我。见到我，主治医生说∶“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虽然从主观上，我们希望能治好你父亲的病，但客观是残酷的。” 　　“干脆说吧，还有多少时间？”我直接了当地问。　　“多则十天……”。　　我谢谢了主治医生，跑出医院立刻给弟弟打电话，叫他马上通知肖指挥准备演出，越快越好。　　我一出租车来到哥哥家里,从他的柜子上取下我那把提琴，就是我小的时候用我的床板在师傅的指导下做的、文革中被父亲砸烂、又自己修复过的、一直没有刷油漆的白身小提琴。接着我上街买了些工具，用最快的速度把那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提琴修理调整好。那心情，应该就像战士擦枪准备上战场一样吧！　　琴是很快准备好了，但拉琴的工夫已经丢了好几年，不仅仅是手生，连许多曲子都记不全了，临时找谱子练习哪有那个时间。正为难，肖指挥出了个异常实在的主意∶“在你演奏的众多曲目中，你还能记得的就应该是你最喜欢的。所以我建议你就记得什么拉什么，记得多少拉多少。” 　　“肖老师，您这玩笑是不是开得也太不严肃……” 　　没等我说完，肖指挥辩解到∶“你看我在笑吗？你看我不严肃了吗？现在是什么行情你知道吗？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干怎么干，怎么省事怎么干，那不叫乱来，现在的新标签叫‘创新派’、‘前卫派’。”肖指挥越说越激动，见我不再反驳，他叹了口气，伤感地说∶“不是我不严肃，是这年头，搞那些严肃音乐我们从经济上严肃不起啊！” 　　与肖指挥商量的结果是，我把我拿手，或者说还记得的一些曲目的片段说一遍给肖指挥听，其中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布拉赫、拉罗、柴可夫斯基，维尼奥夫斯基，西贝柳斯等人的作品。肖指挥负责去找那些曲目的乐队总谱，从中把我要拉的那些片段摘下来，再将那些不同作曲家的不同作品中本来风马牛不相干的片段有机地连接起来，变成一个拼盘式小提琴协奏曲，美其名曰《世界小提琴经典作品连奏曲》。　　“好、咱们就这样定。”肖指挥匆匆看了看表，说∶“我另外还有单生意，今天就不陪你吃饭了。谱子弄好了我托人送给你弟弟。你自己的部分自己练好，练习时千万注意节奏。乐团只能在演出前陪你排练一次。” 　　“怎么就排练一次？”我有些惊讶。　　“你弟弟就出了那个价。”肖指挥说着上了他的捷达车。　　我还没有完全从那场对话中醒悟过来，肖指挥破车里排出的废气已经溶为市容的一部分。　　(音乐会场悲情剧) 　　一个人在家里跟着节拍器猛练了三天琴后，演出的日子就到了。我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去了音乐厅。乐团里的老成员都是我过去的老同事，乐团里的新成员我都不认识。和老同事们一一打过招呼后，我奇怪地发现我最想见的人之一、我少年时代的拉琴朋友杜果不在。一问，才知道他早改弹电吉他，每晚在各夜总会跑场子奔小康去了。　　排练开始，肖指挥虽然尽可能将就，但仍改不了他那天生的认真毛病，直弄到一些青年演奏员发牢骚∶“说好一遍走过，走过场的，怎么像真的一样，一遍又一遍？” 　　两个小时的排练很快结束，乐手们都下台休息去了，台上就剩下我和肖指挥。我走过去和肖指挥握握手表示感谢。肖指挥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这么些年了，你还是没有彻底改进你的节奏问题。” 　　我也笑着说∶“但你已经全面改进了你的紧跟技术。” 　　肖指挥苦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都只能紧跟上帝。今天你是我们的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 　　除了这些伤感的内容，我们暂时好像也找不到其他令人鼓舞的话题，便准备也去台后休息一下。这时候，舞台上灯光全开，台下两台电视机对准我。那气氛顿时让我产生了明星的感觉。一位女记者手持麦克走上来对我说∶“九哥先生，时隔20多年，作为长沙人，你这次回到家乡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我用长沙话脱口而出∶“我这次回到家乡最大的感觉就是∶我是个外国人。” 　　那女记者“噗”地一笑：“九哥乡音未改，难得难得。”但她又立刻回到工作状态，继续问∶你为什么会感觉自己是外国人？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因为，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故乡，应该说尤其是我的故乡，也无论从表面还是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 　　我话没有讲完，就听台下的导演喊到∶“cut，镜头就试到这里。”导演话音刚落，舞台上的灯“叭”地全部关掉了。　　我调整了一下视觉，朝台下望去，看见莎莎带着个小男孩坐在前排最靠边的一个座位。这一回，她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我心里一惊，仿佛看见了我们的“小小”。见莎莎有意避开我的目光，低头去跟那小男孩说话，我朝她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去台后化妆室休息片刻。但我刚走出台面，就在台侧处被一些老朋友围住瞎侃。我应酬着，眼睛却时不时往台下看，想像着父亲是被轮椅推进来还是被担架抬进来或者是被弟弟背进来。可惜如今不兴骄子了，要不骄子应该最合适。不过骄子得4个人抬，场内的过道可能不够宽……就在这个时候，令人难以相信的场面出现了，因为我看见父亲不是被推进来抬进来背进来，而是自己走了进来。奇怪的只是觉得父亲突然变得矮小了许多。　　我丢开众友，朝台下跑去。来到离父亲比较近的地方，才发现那人不是父亲，而是姑姑。只因为姑姑穿了父亲的衣服，尤其是戴着象征父亲的那顶黑呢子帽，才让我误以为是父亲。　　姑姑埋怨胖姐到∶“说了等开演再进来，这不，北方人怎么说来着∶露馅了吧。”接着，姑姑笑着对我说∶“医院无论如何不让你爸爸出来，你爸爸才托我代替他来的。” 　　“我父亲不托你，你做姑姑的就不来了吗？” 　　姑姑把帽子一摘∶“我这不是来了吗？我戴着帽子代表你爸爸，脱了帽子就是你姑姑。” 　　得知父亲不能亲自到现场，心里的那种失落感简直无可言叙。好在胖姐赶紧安慰我说：“哥哥会把电视机搬去父亲的病房，让父亲看现场实况转播”，才让我感到好过一点。　　这时候，在哥哥家外面的马路上，哥哥正抱着台大电视机挤进一辆出租车。一向性情温和的哥哥，今天却一反常态不停地摧司机∶“快、快快。” 　　“你莫催我，开车这事儿越想快越慢。”司机回头看了看哥哥。这时汽车正好接近十字路口。见黄灯，司机猛踩油门想赶过去，刚冲出去三米，一小摩托横穿过来，司机猛踩刹车，紧接着一声剧响，给人亲屁股了。　　“你会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刹车！”后面一辆宝马车的司机跑下车边检查自己的车头边骂。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撞了我还问我会不会开车。”出租司机边检查自己的车屁股，边掂量那宝马车和那开车人的架势，没敢过于激动。　　顿时，这两辆出事的车被看热闹的人团团围住。“宝马吃屁了！宝马吃屁了！”人们无不幸灾乐祸。哥哥看了看记程表停在8块5的地方，便往驾驶室丢了10块钱，说了声“零钱不用找了。”推开车门，顾不得头上肿起的大包，下车，抱着电视机挤出看热闹的人群，叫了另一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这一回，他对司机说∶“别着急，慢慢来，开车这事儿越想快越慢。” 　　但你猜那司机老兄怎么回应∶“兄弟，我慢不起啊。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你坐我的车是按公里数给钱，能按时间给吗？” 　　“好好好,眼睛看前面，别回头。” 　　终于到了医院。哥哥抱着那大电视机爬上一楼,二楼，想歇一下，但鼓了鼓气勉强上了三楼，实在撑不住了，他把电视机靠墙放在自己腿上，让双手轮流摔动休息片刻，又继续上四楼。刚上到四楼，正好碰上推着小车送药的护士，哥哥嘴巴里说借，实际上是抢过那小车，把电视机放在车上，不顾护士的阻止，推着便往父亲的病房猛跑。跑到病房，立刻插上电源，安装临时天线，调整频道，终于调到我演出现场的那个频道。哥哥兴奋地拍了拍手，正想叫父亲起来，护士把医生叫来责咎他抢小车的野蛮行为。哥哥没空理他们，扶起父亲叫他醒来。可是父亲没有反应。哥哥拍拍父亲，再拍重一点。医生发现不对，上前看了看父亲，检查了一下脉搏和眼皮，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哥哥，之后将毯子把父亲的头蒙上。　　“大夫，他抢我的车，你怎么不说他……”那护士还执意着。　　“滚出去！”哥哥大声吼到。　　医生立刻压住那护士的嘴，把她带出了病房。　　“我的车．．．．．．”那护士仍看着电视机下面的小车子。　　“去另外找一辆吧。”医生的声音连同那护士的身影一起消失在父亲的病房外面。　　哥哥把蒙在父亲脸上的毯子揭开，再度把父亲扶起来，让父亲的身躯靠在自己身上面对着电视机坐着。　　刘院长闻讯赶到父亲的病房，推开门看到哥哥抱住父亲的情形，便又立刻把门关上，长叹口气，叫护士长通知死者的其他家属。于是医院的电话打给了胖姐。　　而这个时候的我正在化妆室，最后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光辉形象，弄点口水把前额那几根老是往下掉的头发粘住，站起身走到门口，打开门准备去台侧待命，却与冲进来的胖姐撞了个满怀。　　“爸爸他……”胖姐的下话被粗气打断。　　“爸爸他怎么啦？”我一惊，猜到个八开。　　“先不要跟他说。”弟弟跑过来对胖姐喊到。　　“已经知道了。”我砰地把他们都关在了门外。　　顿时、我的心像被块大岩石紧紧压住，透不过气来。虽然对于父亲的去世，我心里早有准备，但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难用文字去准确描述的，我想，每一个失去过亲人的人，都应该可以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去找到类似的感觉。然而，我的另一种感觉，恐怕就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体验到的。那便是就在我即将上台表演之前，在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就要圆梦的瞬间，在我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光辉一下，让父亲为我自豪为我骄傲、同时在我面前认输的时刻，父亲却突然离去，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武士失去了对手后，突然觉得自己手里的武器已不复存在意义，自己从小苦练的那身武功也不再有用武之地。就好比战争中没有了敌人的飞机，高射炮就会成为一堆废铁；或者电脑不再有病毒的攻击，防毒软件就变得如同一堆占硬盘空间的垃圾。再往深处想一想，失去对手的武士，甚至可能对自己继续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产生疑问…… 　　“出场，该出场了。”有人敲门。　　我从沉浸的思惟中惊醒，脑子里浮现出另一个问题∶没有了父亲，我的琴拉给谁听？　　“都等你啦，快出场吧。”是舞台监督的叫喊声。　　没有了父亲，台下不还有那么好几百人吗？但是，即使有成千上万的甚至过亿的人，也都抵不过我的父亲。然而朝另一方面想一想，我即使可以不顾台下的听众，也不能把几十号同事撂在台上呀……心里忙乎着自己的事情，腿却不由己地走出化妆室。舞台监督看见我，一幅奇怪的表情，问∶“喂，我说九哥，你的琴啦？” 　　我这才意识到我忘了拿琴。不好意思地苦笑了笑，回到房间取琴。等我再度出来，舞台监督见我眼睛充血，鼓励我到∶“别紧张，没事的。” 　　“你看我紧张吗？我不紧张，一点也不紧张。我不但不紧张，反而全身都要散架子了。”我放慢了步子，做出要倒下的姿势。　　舞台监督一把扶住我∶“不紧张就好，不紧张就好，快上快上，场地是按时间租的，快。”接着他把我拉扯到台边推到了台上。　　舞台的灯光加上电视台的灯光，使我看到的台下只是黑压压的一片。肖指挥向我点了点头，举起了指挥棒。就在他挥手起奏的瞬间，我抬起了我的右手示意他停下。肖指挥疑惑而为难地看着我。而我，慢慢举起小提琴，随着我童年的回忆，从小时候李哥哥的窗口飘出的“贱哥哥、摸螺陀”开始，顺着“小青蛙”“蝴蝶花”“只有劳动最光荣”、父亲最喜欢的“俪歌”到哥哥喜欢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一直拉到京剧团的“打虎上山”…… 　　肖指挥开始还莫名其妙，但乐队首席灵机地站起来跟上我的演奏，肖指挥这才对大家使了个眼色，表示大家即兴发挥，紧紧跟上。那情形，简直就如同我小时候写给肖指挥的信里描述的一样∶“有一天，你会打着你的拍子指挥着你的乐队跟着我的节奏连滚带爬为我伴奏。” 　　就这样，大概进行了半个来小时。在其过程中，父亲的影像不断在我眼前隐现。我的控制力终于达到极限，突然中断演奏，双手捧着我的小提琴，把脸紧紧贴在琴背上，久久地，久久地。从我拿起小提琴的那一天起，我就天天都在梦想着站在台上的这一刻。正是这个梦想给了我无限的动力，使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令人想像的困难，一步一步地攀登到这个点上。然而今天，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我却突然觉得它异常地平淡。也许就像是登山，攀登时兴致勃勃信心百倍，等排除万难爬到山顶，才发现自己不过置身于众山环绕的小土坡上。要不就像过沙漠，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找到一片绿州，当求生的愿望使其挣扎着猛扑过去后，却发现那美丽绿州下面是一片不可自拔的沼泽。或者还有更多别的因素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感到平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父亲去世了！同志们朋友们，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终于喊叫了出来。然而，即使失态到当众歇斯底里叫喊的程度，仍不足以发泄我内心火烧般的情绪。我突然完全失控，把琴高举过头，“啪”地砸在地上！小提琴“乓．．乓…”发出它最后的呻吟。　　音乐厅台上台下一片哗然，但又立刻安静了下来。我掉头转身打算朝台侧走，但刚垮出半步，又停下来，迅速调整了一下心态，转过头对着台下的观众∶“请原谅我刚才非理智的举动，我疯了，我对不起大家。”我蹲下身去把我那宝贝小提琴的遗体小心地抱起来，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换成比较平和的语气，正面对着台下的观众∶“难得大家在一起聚一聚，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停顿了片刻，突然提高声调∶“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我首先要感谢与我有关的学校和单位∶长沙市新湘幼儿园、长沙市大同完小、长沙市新河完小、长沙市四中、长沙市房屋修建公司、湖南省京剧团、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以及湖南科技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湖南函授站。我更要感谢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培养教育帮助过我的人们，尤其是我的老师们∶李憎涛老师、我的启蒙者，没有他冒着政治风险躲在教堂里偷偷教我拉琴，我小九决不可能走上小提琴的道路。余伯平老师、原湖南省京剧团乐队首席，是他把我从业余爱好者培养成为专业乐手进入到省京剧团。郭淑敏老师、不但给了我严格的基础教育，并且成为我走出长沙奔向上海的桥梁。俞丽拿，盛中华教授的学院派专业教育使我的琴艺与世界接轨、让我走出中国奔向世界成为现实。挪威的汉森教授、把我这块毛胚抛光加彩包装为成熟而闪光的小提琴艺术家。除了老师们之外，我当然也不能不感谢我的朋友们∶马小毛、王士一、我的中学同学和朋友，是他们刺激我步入小提琴的世界。莎莎，我的朋友，没有她的鼓励甚至可以说是逼迫，以及无畏的自我牺牲，我不可能垮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我家里的每一个人：冬娅、我上海的前太太，没有她无私无条件的爱，和金钱物质上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我在上海的学业。安娜，我挪威的前太太，不借助她我不可能改变国籍成为世界自由公民。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哥哥嫂嫂，感谢他们多年为我所做的一切、当然包括对噪音的忍耐。总之，我要感谢在我成长中的每一个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圆了我今天这个梦。经过几十年与父亲的明争暗斗，到今天我终于整明白了。那便是隐藏在那争斗深处的，是我对父亲深深的爱。如果把这种爱升华一下，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父亲，就应该爱我父亲的那整整一代人。为了实现一种理想，我们的前辈创造了一段历史，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从解放，到土地改革、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到如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有哪个时期哪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体验过我们这一代人如此多端的社会变革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难道我们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最幸运的一代人……” 　　我不知不觉已经讲了半个多小时。肖指挥用指挥棒轻轻敲了敲谱台，露出手表，伸出一个手指。我知道他是在告诉我两个小时的音乐会只剩下一个小时了。我对肖指挥点头微笑表示理解∶“最后，我要感谢肖指挥，和乐团的每一位同事。　　我向后退了一步准备下台，但脑子里却强烈地浮现出另一个念头∶“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那就是，我要在这里当众向一位女子求婚，这位女子就在附近。” 　　听到这里，观众一片嘈杂，有吃惊的、有好奇的、有莫名其妙的、有气愤的、有急于想看热闹的…… 　　“是的，女士们先生们同事们朋友们，我所求婚的对相，就是刚才大家进场时在大厅里见到的、那个卖我的音乐磁带和书的瘦小女人。” 　　话音刚落，电视台的灯光就灭了。这时我看见摄像师扛着机器跟在主持人后面小跑步往场外去。那摄像师身后又跟着灯光录音等工作人员，再后面是跟着去看热闹的人们。显然，大家都是去场外大厅看玫妹。　　我看了一下手表∶“现在，离音乐会结束还有45分钟，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跳舞。”我把我的提琴遗体小心地放在乐队首席的腿上，接过他的小提琴，带头奏起了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肖指挥一挥指挥棒，乐团的同事们立刻跟上。全场顿时变成了交际舞会。　　我把提琴还给首席，抱着我的提琴遗体从舞台上直接下了台，途中在台上的花篮里顺便抽出一把花，挤进人堆里。这时有几位好心的人为我开路，高声喊着∶“大家不要挤，让九哥同志先走。” 　　话说这时的玫妹，开演前卖书卖磁带忙累了好一阵后，现在正偷闲磕着瓜子，看见一大帮人突然向她涌来，二尼姑摸不到头发。电视台导演一声喊∶“准备、开灯、开始。”主持人便对着镜头说∶“这位应该就是九哥求婚的女子，下面让我来问她几个问题。”接着，主持人举起话筒问玫妹∶“你打算接受求婚吗？” 　　这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玫妹惊慌失色，支支吾吾地∶“什、什么？求婚？” 　　主持人怕冷场，立刻解释到∶“九哥刚才在舞台上当众向你求婚，他事先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九哥刚才在舞台上当众向我求婚？”玫妹把“当众向我求婚”里的“我”字发的特别强调，声音里充满着惊喜与疑惑。但她迅速调整面部表情，调侃似地学着广东腔调说∶“你有没搞错啊?” 　　主持人职业般笑了笑掩饰住她小小的尴尬，继续问∶“能不能请你向大家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至少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当然，最好能谈谈你对求婚的态度。” 　　“求婚？求什么鬼婚！你这灯光照得我头昏。”玫妹说着想挤出人堆∶“能不能让我上个洗手间啊？” 　　这时，我已经挤到前沿阵地，抓住玫妹的手，大声喊到∶“玫妹,我当着众人的面向你求婚，请回答我，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这一回玫妹是真的发楞了，过了好久才说了句∶“背时鬼”，便一头晕倒。　　有人叫∶“快叫救护车。” 　　我把我的提琴残骸放在玫妹身上，连人带琴抱起来就往场外跑。出大门口正好撞到一辆出租车∶“立刻去医院。” 　　“哪个医院？”那司机问。　　“别罗嗦，去最好的医院。”我喊到。　　“不用了，就去潘家坪。”是玫妹的声音。　　“怎么？原来你在演戏！”我猛推了玫妹一把。　　“一半一半吧。”玫妹又倒在我身上。　　于是，出租车朝我们借住的平房“小别墅”开去。　　续

回复[1]: 酒保 (2009-01-05 20:56:57)

　　从解放，到土地改革、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到如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有哪个时期哪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体验过我们这一代人如此多端的社会变革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难道我们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最幸运的一代人……”

　　同感。今年假期我也是在中国过的，去看望我刚出院的父亲和正在住院的岳母。以前回去只是泛泛看看，这次牵扯到病人住院的各种关系，人事的、金钱的，让我对中国迅猛的变化有了切身的体会。好像一台巨无霸式的蒸汽机器正呼啸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