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琴》16，重逢江浪沙与小琳│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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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16，重逢江浪沙与小琳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2-03 21:52:15 阅读人次:2976 回复数:0)
十六∶ 第一次回国（续）　　（高干病房）　　在哥哥单位的招待所，我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去湖南宾馆一了夙愿，然后按玫妹的意思搬到华天酒店去了。　　连着两天，我情绪复杂，觉得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便借故因时差和旅行太累，躲在酒店没有见人（玫妹除外）。当然不出门的另一个原因是怕迷路，因为长沙的变化之巨大，已经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城市了。　　在那两天里，与父亲有关的镜头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反复重演。我越来越明确地感到，父亲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或者说，赢得与父亲的这场争斗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他没有了，我奋斗的成果向谁显耀？那生活将变得多么乏味！而现在，机会终于降临了。如果能把父亲弄进病房，普通病房高干病房都行，那便是对父亲过去骂我是“败家子，没用的东西”一计响亮的耳光。同时，也顺便让父亲明白：党靠不住，社会主义制度靠不住，公费医疗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他的儿子们，尤其是我这个他最头疼、过去说过是“多余”的儿子。那样，我这个在陈家最“没用的东西”，就将变成最“有用的东西”而受到全家人的器重。我与父亲的争斗，也就自然将以老子的失败，儿子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要为父亲开后门，去找谁呢？我天性不懂交朋友，本来就不认识什么人，再加上出国多年，突然遇到需要“开后门”这种事情，谈何容易！无赖，我只好向哥哥打听到王士一家的地址，想先找找他摸门路。王士一跟我，虽说不上有多深的交情，但中学读书时为他追校花陆英我推了把板车，他怎么说也算欠了我点情吧。　　但向哥哥打听的地址不对，说错了，不是地址不对，是王士一又搬家了，搬到更高级的新公寓去了。不用太打听，我就找到了那栋新建的豪华大楼。走入大理石的前厅，进了Made in Japan的电梯，上到18楼出电梯一拐弯，便是王士一家的门。按了按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少女，漂亮得跟中学时代的陆英一样生动。那少女：“爸…”没叫完，就收敛了笑容，很不友好地说：“不接受上门推销。” 　　“慢，我虽不是你爸爸，但是你爸爸的朋友。”听了我的自我介绍，那少女的表情并没有明显的改变，那说明对她来说，“上门推销员”和“爸爸的朋友”属于一个级别。她转身就走，边走边喊：“妈妈，有人来了，又是爸爸的朋友。” 　　接着，我听到陆英熟悉的声音：“等一等，我正在洗头，这就完这就完。” 　　我在两扇大铁门外等着，想不通为什么好好的家要关得像监狱一样严实。不一会，陆英用条大浴巾包着头从浴室走出来。看见我，她先是一惊，然后赶紧用双手捂着脸，说：“怎么得了，我没化妆。”说着，又往浴室跑。我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但看清了她得背影。没错，那背影是我记忆中那个跳《白毛女》的苗条少女…的两倍…以上。　　“你先让我进来不行吗？”我哭笑着问。　　那漂亮少女在母亲的指示下很不情愿地走过来，边开门边埋怨母亲说：“又不是我的客人，干吗叫我开门。” 　　嘿，充满现代孩子的特征！　　步入王士一的“宫殿”，可谓富丽堂皇，大客厅，全西式家具，超薄大型电视机，中央空调……总之，比我住的华天酒店不知气派多少倍。如果与哥哥那两间宿舍茅屋相比，哎，怎么好比？一比还能不把人气死！　　等陆英再次从浴室里走出来，我望着她，望着她，情不自禁地说：“你这一化妆，我反而不认识了。要是走在马路上……” 　　“别损人了，总比你好点，看你发福得……”陆英一阵轻快的笑。还好，那笑声没怎么太变。　　一阵怀旧后，陆英迟迟没有把话题落到王士一身上。然而，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叙旧，而是来摸后门的。听我提到王士一，陆英的脸一沉，说：“别说你要找他，连我都想找他。他忙得很，尤其是最近，好像又跟人开了家什么新公司，个把月难得回来一次，那还是搭帮家里有个女儿。”接着，陆英讲起她如何不喜欢王士一的那几个合伙人，尤其是讲到那些人都在包二奶三奶什么的。怪不得他们的女儿对“爸爸的朋友”的态度像对“上门推销员”一样冷淡。不过，陆英讲到这里，连忙补充说：“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我听出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他不是那种包二奶的人。”听我说父亲仍躺在医院的走道里，陆英立刻答应带我去她女儿的爷爷家。　　到了王士一父母的家，王士一父亲虽然比过去老了许多，但精神却比过去看上去更年轻。他一边回答孙女“鸡阿姨”的英文问题，一边回答陆英所问有关他儿子王士一的问题。临到要走，我才找到机会插进去打听病房的事情。　　“以您的资格，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我加重语气说：“我外国人的身份，去找院领导谈谈，都不能把父亲从走道弄进病房吗？”我想起80年代初，我们家一个亲戚从美国回来探亲，把当地政府忙得团团转的历史，提出了这个设想。　　王士一父亲笑了笑，虽没有开口，但“不可能”的意思已经不能更明确。不过王士一父亲表示，虽然他很快就要全退，但会争取最后一次持刀为父亲做手术。　　对于我有关“外国人”的提问，陆英回答到：“现在谁还管那一套。哪怕你是个真正的洋鬼子，也没用。如今是一切朝钱看。你一说你是外国人，就马上会问你打算投资多少，想搞什么项目，要圈多少地。”停了停，陆英加强语气说：“现在是什么世道，只要你有钱，什么都可以做，贪污腐败男妓女娼，把活人变死，死人变活。” 　　多可怕！怎么国内的同胞，污蔑起祖国来比海外的异己还过分！　　我无暇为祖国的巨大变化而感慨，只顾得上惋惜自己父亲离高干还差一级，要不然就可以住进高干病房，而不用受王伯伯的照顾睡在普通病房的走道里了。　　“现在还讲什么级别，钱就是级别，关系就是级别。看来你真的越来越外国人了。”陆英说。　　事到如今，我那要命的面子也顾不得了，只好老实坦白：“我一个拉琴的，哪里来的大钱。人际关系嘛，出去了这么多年，就更没有了，除了你和王士一以外。” 　　“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陆英说。　　“谁？”我问。　　“见了面就知道了。”陆英卖了个关子。　　出了王士一父母的家门，我突然意识到，陆英带我来这里仅仅是把我当借口好来打听王士一的事情，因为她早就知道我的事来找王士一父亲没用，也早就想好了要带我去见另一个人。　　“去自己丈夫的父母家，也需要借口吗？”我不好问，就当是女人的面皮薄算了。　　还没等我追问，陆英就迫不及待地透露带我去找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中学同学马小毛。陆英简单向我介绍到：“马小毛丈夫的父亲就是高干医院的刘院长。不过她丈夫刚去世不久，现在去找她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马小毛结婚了？她丈夫是干什么的？怎么又去世了？”我一连串的问题不知从何问起。　　跟着陆英来到哥哥医学院的图书馆，见到了马小毛。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还不是因为马小毛和哥哥在一个单位工作，也不完全是因为她一点没长胖，而是因为她一点没有老，还是读书时候的那副老样子，除开变得有些高贵以外。　　见到我，小毛并没有把高兴暴露在脸上，只说生活就像电影就像小说，同学朋友久分必合。接着，在问我生活得怎么样之前，或者说在我问她生活得怎么样之前，她先表示了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很满意：“我喜欢在图书馆工作，因为我喜欢看书，从小就喜欢。将来你要是写书，我也看。”我想，她这样说，如果不是在掩饰对自己的生活其实很不满意的话，那一定就是因为她没有生活在现实的社会，而是生活在书中虚拟的社会里。　　陆英打断小毛和我的对话，赶紧说明了带我来找她的目的是为了帮我父亲开后门进高干病房。我为陆英的过于直率而感唐突，赶紧撒了个很蹩脚的谎：“不不不，主要是想见见老同学。” 　　讲起求马小毛前夫的父亲帮忙，就不得不讲起她的前夫；而讲她前夫，又不得不讲她前夫的去世。然而我为尴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关于此事，马小毛并没有显出过分的悲哀，只是淡淡地说：“我就是这样的命，有什么办法？”但从她的口气里，不难听出她决不向命运屈服的锐气。说也是，像马小毛这样极其要强的人，怎么可能轻易让外人看出她内心的伤痛？　　马小毛对开后门进高干病房的事情表示为难，推说她前夫的父亲刘院长是个没有弹性的人。　　“托你求情送礼都不行吗？”我说出了对我来说十分陌生的字眼。　　马小毛不屑地笑了笑，好像真的是看着老同学的面子，才解释到：“找他爸爸求情送礼的人实在太多，来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都有。”说着她举了好几例，其中有一位副处长的老婆，一二三、再二三通过不同的关系求情送礼，但刘院长仍坚守原则，始终没让那位副处长进院。“他爸爸说：‘不是高干就是普通病人，普通病人进高干病房，那还叫高干病房吗？不管如今腐败如何横行，我姓刘的就是要坚持原则，决不开那个先例。’”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给刘院长送礼的“副处长老婆”就是九哥的母亲。廉洁清高的母亲从来就是以“我们不搞那一套”而自豪，如今居然学会了找关系送礼，简直就像小鸟学会了游泳鱼儿学会了飞翔，难以令人相信！看来母亲也紧紧跟着她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与时俱进”了。　　看着我失望的可怜样子，小毛突然眼睛一亮，出了个馊主意，说：“如果我向家父老子提出要出国，以实现我前夫的遗愿，而你去跟他说你有办法把我搞出国。这样做的可行性有多大我不知道，但值得试一试。” 　　“帮小毛出国是实现她前夫的遗愿”？这话怎么说？经陆英后来解释，我才知道：九哥在国外的成功故事通过各种渠道传回老家。马小毛的丈夫刘抗抗在妻子的不断熏陶下，也唤起了他的出国梦。在马小毛的极力支持下，为了出国留学，刘抗抗也和我过去一样学英语、考托福、挣钱、申请学校。等一切手续都办好，最后在中国银行汇款交学费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从黑市用高价换来的美金有几张是假钞。也许是长期劳累过度，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极限，刘抗抗听到“假钞”两个字，一笑，就那样像根木头一样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刘抗抗的故事虽使我感到极其悲哀，但为了开后门，我还是按马小毛的办法，冒充了刘抗抗的生前好友硬着头皮去见了刘院长。我强调了愿意帮助她媳妇，也就是马小毛出国，以实现她儿子的遗愿。当然，不能忘记稍微提一下“把我父亲安排进高干病房”的条件。　　刘院长当时没有表态，但第二天，他托小毛给我带来话，说：“给我一个星期想想办法。我去给罗部长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其实，那个罗部长是刘院长的老战友，多年关系密切犹如亲兄弟。事到如今，为了媳妇出国，刘院长不能牺牲原则，就只能暂时牺牲亲友的利益了。马小毛还真诡计多端，那么向来铁板一块的刘院长，也能为她变得富有弹性。　　通过这件事，我好像看到：中华民族“人与人的关系”，经过改革开放，总算与世界上“国与国的关系”接轨了，已变得“不再讲人情，而只讲实力与利益了”。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得赶紧想想把小毛怎么办出国。其实，我真正担心的还不是把她“怎么办出国”，而是“办出国以后怎么办”？　　（重逢江浪沙、小琳、冯大伯）　　等着高干医院的刘院长为父亲的床位“想办法”，我多次独自上街去重新熟悉那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城市。长沙的主要街道都已经面目全非，只有一些小胡同还保留着昔日的风味。　　我胡乱钻进了一个小胡同，惊奇地发现那条街几乎家家都是卖书的。冒昧呆在一家书店门口伸出脑袋探了探，里面走出来一位胖女人对我说：“我这里的书只拿整货不零售。”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条街是有名的，甚至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民间书籍批发市场”。（说“书籍黑市”总不大好听吧。）也就是说，任何好卖的新书，只要国家出版社出的一上书架，这里就开始以低于国价数倍的廉价批发到全国各地，以满足大多数还没能“先富起来”大众的需要。　　我带着极浓的兴致，沿着那胡同挨家挨户地看。我的脚步，停在了一个很小的门面前，倒不是因为那门面小得多么有看头，而是那门面前摆了个小地摊，地摊上写了几个字“零售世界古典名著”。那地摊上摆着的，尽是些文革中我热爱过的、当时只能偷着看的西欧古典名著，比如《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第三帝国》、《斯巴达克斯》、《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大卫、科波菲尔》等。当我看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我情不自禁蹲了下去。少年时代读这本书时那些如醉如痴的感觉又油然而生。我不自觉地拿起那本书，翻开了那熟悉的第一页。　　“这是我最最推荐的好书之一，它曾是我人生的指南。”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抬头望去，天啦！不就是这个人许多年前对我讲过同样的话吗？没错，他就是江浪沙。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除了在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对我的思想感情产生过巨大影响以外，难道我能忘记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生殖器插入我屁股的人吗？多年后的突然重逢，使得我不知所措。我朝他尴尬地笑了笑。他明显没有认出我来，继续贩卖着他一定是贩卖了多年的语录。由于缺乏心理准备，我趁他还没有认出我之前，赶紧低头溜走了。　　回到酒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少年时代那些事情，犹如电影镜头般在我眼前展现：铁道边的琴声、江浪沙铁道旁的小木屋、小雨中在铁道上熟睡的我被江浪沙抱到他的床上、他那床底下的一箱子宝贝书、小琳为我从图书馆偷出来藏在冯大伯处的那一大麻袋琴谱、小琳从她家四楼的窗口跳下来……最后是我看着江浪沙被抓去。　　那以后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甚至连：小琳是死是活？　　带着越来越多的疑问，我决定再去一躺书市，向江浪沙问个明白。而当我找到那个小小的门面时，那门前的小书摊却不见了。那门面里的漂亮打工妹告诉我，说她并不特别认识江浪沙，只听老板娘交代说，就让江浪沙在门口摆书摊，除了他是个好人又很可怜外，也能帮着书店引来些生意。用老板娘的原话说：“那人摆书摊是为了养活他长期生病的老婆，他从来不勾引女人，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江浪沙结婚了？那怎么可能！剥了江的那身男人皮，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个男人。这事儿我最清楚，想起来屁股就痛。　　江浪沙结婚的事情使我更加好奇。在街上找了一天书摊，也没能找到江浪沙。无赖，我只好回到那小胡同的小门面，对那漂亮打工妹声称是江浪沙的老朋友，刚从国外回来，请求她看见江浪沙再来摆书摊，一定给我的酒店打个电话。说着，我写了个电话号码，在那号码纸里包了点银子交给了那漂亮打工妹。　　第二天上午，我真的接到了漂亮打工妹的电话，除了告诉我江又在她打工的店门口摆书摊外，还顺便问了我：“老板打算在长沙呆多长时间，如果想要包一个，我有个同乡蛮不错的”。　　我立刻跑到那小胡同找到那小门面。我又蹲下去拿起那本《约翰、克里斯朵夫》装模作样地翻着。江浪沙又开始贩卖：“这是我最最推荐的好书之一，它曾是我人生的指南。” 　　“这话多年前你对我说过，忘了？”我抬起头，准备看他惊喜的表情。江浪沙打量着我，表情不是惊喜而是疑惑，但终于从疑惑变成了惊喜：“你，你胖得认不出来了。” 　　于是，我们东南海北地聊了起来。　　“喂，这书怎么卖？”一个顾客问。　　“二十块打六折。”江浪沙回答到，又立刻转过来继续跟我讲话。　　“喂，能不能再便宜点？”那个要买书的人问。　　“五折。”江浪沙又回答到，之后又立刻转过来继续跟我讲话。　　“喂，你做不做生意？四折卖不卖？” 　　“拿去拿去。”江浪沙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　　“打四折我也拿一本。”另一个顾客说。　　江浪沙干脆懒得回答，开始收拾起他的书摊来。说：“我们找个地方聊聊。” 　　“要不去你家看看？” 我的建议，当然是出于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那……”江浪沙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我的家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过有个人，倒是可以见见。” 　　不用问，那个“可以见见”的人，一定就是他的太太。那当然要见。见了面再考虑向不向她索赔我的屁股痛。　　江浪沙熟练地把书清理好放进两个大箱子里，然后搬到一辆载重自行车上。我跟着他，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很窄的巷子顶端停在一间很破旧的砖瓦房前面。他打开铁门，先把自行车推进去。我跟着走进去，发现里面是个装书的仓库。　　“熟人的地方，我借二楼住，顺便帮忙看看仓库。”江浪沙解释到。　　跟着他穿过仓库，顺着很窄的楼梯上到二楼，一路发出阵阵霉气。走近二楼门口，气味从霉气变成了臭气。不用找，一只马桶挡在我们的前面。江浪沙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打开门让我进去。　　熟悉的景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那房间内的布局，和多年前那个铁道边的小木棚几乎一模一样，单人木床、木靠椅，不同的是多了张大桌子，还有大桌子上的电脑，以及电脑旁堆积的非文学性书籍。　　这简直就是个单身汉的地方，哪来一丝毫有老婆的气味。我按捺不住我的好奇心，问：“你夫人呢？” 　　“在那。”江浪沙回答到。　　“在哪？”我没有找到。　　“睡着啦。”江浪沙朝床上看了看。　　顺着他的眼神望去，我才发现床上整齐的被子里确实有一个人。我这才想起那小门面的老板娘提到过江浪沙的老婆长期有病。　　我伸了下舌头，压低声音说：“对不起，我不知道……” 　　“没关系，她听不见。”江浪沙说。　　“她要睡到什么时候？”我问。　　“不知道，已经睡了好多年了。”江浪沙说。　　“什么？” 　　于是，江浪沙给我讲起了以下的故事。　　那年，小琳从她自己家的四楼跳下去后，落在了一辆货车的帆布棚上，被送进医院抢救后，虽没有死亡，但因大脑损坏而变成了个没有知觉没有反应的植物人，也就是说从“人类”变成了一棵“白菜”。江浪沙从他铁道边的小木棚里被小琳姑父抓走后，并没有被关起来，而是被交给了他的养父，也就是小琳的亲身父亲。接着小琳的父亲对江浪沙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即“我家小琳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强逼江浪沙与小琳，也就是“白菜”成亲。之后，小琳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中风后竟而瘫痪。相反一直瘫痪的小琳母亲，自从看着女儿爬上窗口，一急之下从轮椅上站起来后，竟然开始重新学着走路。当小琳父亲瘫痪到不能走路后，夫妇便换了个角色，由小琳母亲把小琳父亲扶上自己用了多年的轮椅推着移动。就那样，江浪沙照顾着小琳，一棵永远不会醒来的白菜，一直熬到现在。　　看着床上不知是“白胖”还是“浮肿”的小琳（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撼。感动中夹着自责。　　趁着江浪沙在给小琳喂牛奶，换尿布，我看了看他的电脑，发现桌面上Word文挡里有一本书《我的父亲》。　　“这不就是你过去说过要写的书吗？”我问。　　“还没有完成，我打算考完托福以后在接着写。”江浪沙说。　　“你也考托福？”我惊讶地。　　当我得知他一直在想着要出国时，我讲起了我的出国经验谈，告诉他并不是托福考个高分就可以出国的，更重要的还是钱…… 　　江浪沙告诉我，其他的问题都不大，比如“钱”的问题就不大，因为他有多年积蓄加上炒股的赢利。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小琳。　　“如果哪天琳妹能醒来，或者变成棵真正的花草，我就能带她出国了。出了国，我就可以学好英文，读更多名著的原著，将来，我自己也要用英文写作。到那时，我将让全世界的人读我写的书，了解我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江浪沙幻想般地说。　　我看着江浪沙充满憧憬的眼光，仿佛看到了出国前的我自己。我敢说，此刻，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江浪沙的心情了。　　是谁把江浪沙和小琳的生活害成这样？难道都怪我？就没有那个社会和时代的责任？然而，社会和时代可以不负责任，难道我也可以不负责任吗？即使我不负责任，就不能想个双赢、或者三赢的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问了江浪沙的依妹儿地址，再看了小琳一眼，说好我们再见面，走出了江浪沙的家（如果那也算是个家的话）以后，我没有回酒店，而是直接去找我过去工作过的单位“长沙市房屋建筑公司”。为节省时间，我删去所有的细节，只说通过一翻周折，我找到了冯大伯。冯大伯已经退休，（因领不到退休金，所以说是“下岗”也行）他自己在郊区一个菜农远亲的土地上，用多年从工地捡来的材料盖了个小棚子，以帮人打灶修房为生。我跟冯大伯讲起小琳的事情，说如果他能照顾小琳，不但能帮助江浪沙出国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本人的生活也会从此变得丰富。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提及江浪沙答应过会不断给他寄钱。冯大伯听着我的话，什么也没说，只默默地在整理一个床位。　　我知道我做了一件好事，对我自己对江浪沙对小琳都是一件好事，甚至对冯大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小琳对他未来的生活来说，作为人的被需要感，将是个极大的寄托。　　临走前，冯大伯从床底下拿出来一个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直到一个牛皮信封出现在我的眼前。多年前，就是为了这个牛皮信封，酿成了小琳和江浪沙那场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要继续延续下去的悲剧。我摸了摸那个信封，害怕起那信封里巨大的秘密来，终于没有勇气打开，只好对冯大伯说：“还是先寄放在你这里，等以后机会成熟了再说吧。” 　　两天后，江浪沙和我就把小琳运到了冯大伯的地方。江浪沙拿出一个记录本，上面详细记载着照顾小琳的事项。江浪沙再三谢过冯大伯后说：“我会经常来的。” 　　续　　写给朋友们：明天开始我要去越南旅行，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上网。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