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琴》15，父亲的部分真相│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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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15，父亲的部分真相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2-01 12:35:51 阅读人次:3228 回复数:1)
十五∶ 出国后第一次回国　　（被查身份证与暂住证）　　打开那封家书，上面写着：“我代表你们全家通知你，你父亲病危，癌症晚期……云云。”而“代表”我“全家”给我写信的人却不是我家的人，而是那个经常代表我家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出远门送我上车，回故乡来车站接我的人，那个人便是玫妹，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隔壁邻居妹子。　　想着要跟父亲见面，想着这可能是我在我的终身对手面前显示一番的最后机会，我照着中国人心目中、或者中国电影里常看到的标准华侨的样子，买了件白色西礼服加黑蝴蝶领结。回到家打扮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一番，怎么看都颇像肯德鸡店前的那位看门老伯。这时安娜下班回家，推开门看见我那副打扮，还以为我刚参加葬礼回来，紧张地问：“谁死了？”得知我是为回国作准备，安娜才舒了口气做了个“原来如此”的表情，然后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不过，笑完又严肃地提醒了一句：“你这身打扮回去，就不怕感冒？” 　　“什么意思？”我二丈摸不着头脑。　　“遭人抢劫啊。”接着安娜讲起大学里一位台湾留学生说他亲戚回大陆遭人抢劫、被扒得只剩条短裤而得了重感冒的故事。“所以现在许多海外华人去大陆，都特意装成大陆人的样子。而你是正宗大陆出身，却反而要特意把自己打扮成个西洋古董，那还能不给人当活靶子！” 　　我虽嘴硬说不怕，但心里却觉得她讲得很有道理，因为我确实对“感冒”从来都不感冒。　　要说防强盗装大陆人，我就不用装了，找出过去出国时从中国穿出去的衣服，当时最最流行，最最前卫的黑皮鞋白纱袜，灯心绒喇叭裤，白色拉链杉，黑色人造革桶袋。我想，我这一身打扮，不但不会被人骗被人抢，还能顺便把这些衣服带回去送给亲戚。真的，那些衣服没有一件是带补丁的，反正我在国外也没有机会穿了，浪费掉多么可惜！　　安娜由于辞职要移交大学的工作，来不及与我同行回国。我独自买了张经济机票，乘芬兰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奥斯陆经赫尔辛基转机抵北京。下了飞机的时间是黄昏，已不可能直接转机去湖南。为了怕人看出我是从海外回来的，我扛着行李拎着个破烂小提琴盒子（里面却装着我那把昂贵的小提琴），从国际到达厅走到国内到达厅，一路还担心有人跟踪。　　走到国内到达厅，我发现我的穿戴与众不同，因为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是穿着黑皮鞋白纱袜或者灯心绒喇叭裤的，黑色人造革桶袋就更别提了。走到大厅门口，我碰到一位年轻妇女带着个幼儿，便忙上去搭腔，想打听坐车住店的情况。得知她是从外地来北京办签证准备带孩子出国与丈夫团圆的，我更放心了。听她说她知道离机场不远有一家经济实惠的旅馆，我立刻建议共租一辆出租车前去。那妇女一算，说如果车费两个人分摊会和坐机场巴司的费用差不多，也就欣然答应。由于那女人行李比较多，我自然要帮她一把。一男一女带着个孩子，不被人误会是一家子才奇怪。　　上了出租车，我一看，怎么起步费是10块钱，我明明记得是2块。我忍不住问：“喂，我说同志，您的费用表（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是不是坏了，起步价不是2块吗？”对于我的提问，那司机同志只是笑了笑。我一想，我出国都好多年了，涨点价也是自然的。于是顺藤摸瓜般打听到：“同志，我是说师傅，您一个月工资有多少？” 　　“您啦？一个月能挣多少？”他一皮球把我的提问踢还给了我。　　我想起出国时的基本月工资是68块人民币，便鼓足了勇气吹了个牛皮：“200块，外加……”我想不起还能外加点什么。　　那司机笑了笑，说：“我说先生，您可真能逗啊，一个月200块，那可是赤贫阶层啦。”然后他打量打量我，用一种绝对不伤和气的口吻说：“先生，听您说话，很有些伟大领袖的口音。您在里面坐了……少说也有十年吧！” 　　“你，什么意思？”我不惑地问。　　“干我们这行的，见得多了，看人十有八九是没错的。”经我反复声明我决不生气，他得意地分析到：“首先您长得很白，这说明您长期没有晒太阳；其次是您的穿着，大约是十年前的流行样子，而衣服还很新，估计是进去时被监狱保管起来的那一套；第三是您讲话，用的完全是十年前的语言。”接着他好心地忠告我：“刚出来，出门多听少讲话，免得露馅。比如，现在还有谁叫‘同志’？早就改‘先生’‘小姐’‘老板’‘大款’了。” 　　到了那家旅馆，那女人问一半车钱是多少，见我要全付，她抱着孩子就往外跑，边跑边叫旅馆门口的保安帮忙拿行李。我知道她是被我这个“刑满出狱犯”给吓着了，赶紧挡住她，拿出我过去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工作证，说我是电视演员，故意出来练习角色的。那女人看了看我的工作证，加上应该还没忘记我刚刚为她付过车钱，才半信半疑地说：“我说啦，看你也不像个坏人的样子。”尽管她一再推辞，我还是帮她把她拿不动的那部分行李搬进了旅馆。　　我对前台女值班员说：“同志，哦不，小姐，请开房。” 　　“身份证。”那值班女人头也没抬，仍翻着她的时装杂志。　　我赶紧递上了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工作证。那女人一看，对我邪了一眼：“没空跟你玩，身份证。” 　　回头看见我身后的女人手里拿着张信用卡大小的塑料片片，我便往边一靠，说：“您先请。” 　　那值班员看了看那女人的身份证，确认说：“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不不不，我们不是夫妇……”那女人赶紧解释说。　　“没有结婚证不能开在一起。”没等那女人说完，那值班的打断她。接着又补了一句：“现在非婚子女多了，谁管那么多。” 　　“没有要开在一起，请开两间。”我抢着说。　　“两间房押金100，房间费200，一共300。要不要开票？咦，发票本呢？”那值班的装着找发票本的样子。　　“不不不，我们不……”那女人还要继续解释，见我手里拿着300块钱要付帐，也就不出声了。　　“不开票也不打折，一共300，交钱。”那值班员从我手里接过钞票反复数了数，又反复验过真伪，然后才给我们两把钥匙，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看过我们一眼。　　把那女人和孩子送进203房间，发现那房间的暖气坏了，便把她们换到204房间。安顿下来，她再次声明，她相信我不是坏人，要不然也不会帮她付房租换房间。我当然没有义务向她解释，为她付房钱既不是学雷锋也不是逞大款，而是给她的报酬，为她掩护了我外籍人的身份。等我规规矩矩向她道过晚安就要出门时，她才放心地笑了笑，说：“我还以为我碰到色狼了。”我尴尬地笑了笑，看着她那正要塞入孩子嘴里发黑的大奶头，觉得她那话讲得也实在有点过于奉承她自己。见我继续往外走，她又追问我是不是在逃的贪官？还没等我否定，她就安慰我说：“放心，我不会出卖你的，现在贪官比乌鸦还多，到处都是。其实，我老公也可以算半个。” 　　告别了那女人，我进了暖气坏了的203房间。因天气实在太冷，我不得不来到服务前台对那值班女人说：“小姐，你能不能给我加床被子。”那值班女人对我一翻白眼，然后就理都不理了。我有点生气了，加重了语气：“我说小姐……” 　　没等我说下去，那值班女人冲着我吼到：“你叫谁呀？叫我给你加被子？你看错人了。” 　　这一下我真的火了，冲着她大喊到：“我就叫你呀，你不给我加被子，不能帮我叫个小姐……该多少就多少，我出钱就是。” 　　我的声音惊动了门口的保安，他跑过来问：“怎么啦？” 　　我怕惹麻烦，赶紧解释说：“我叫这位小姐……” 　　又没等我说完，那女人跳起来喊到：“谁是小姐，你妈才是小姐！” 　　我被那值班女人的粗暴所惊呆，不知所措。那保安赶紧大声但撮合地说到：“我们这里没有小姐，客人回房休息吧。” 　　“可我想加床被子呀。”我仍不肯放弃我的正当要求。　　“要加被子？”那保安突然降低了声调：“您回房休息吧。”他对我挤眉弄眼到。　　“可被子……”我仍固执地。　　保安走近我，一只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小声地说：“别嚷嚷别嚷嚷，我们这儿不兴加被子，您先回房休息吧” 　　哦，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怕我一喊，喊得大家都听到了，弄得大家都要求加被子，那就麻烦了。于是，我也对他挤了挤眼，虽然挤得很蹩脚，但能表达“我明白了”就够了。　　我回到房间。不一会儿，真有人敲门。　　“谁？”我明知故问。　　“被子。”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高兴地跳下床，心里很是感激那位通人情的保安。但门一打开，出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却没有被子。　　“被子呢？”我不解地问。　　“先进来再说嘛，别叫人看见。哟，你这房间好冷啊！”说着那带四川口音的女人已经熟练地进了屋坐在了我的床上。然后她接着说：“一次100，台费50，过夜加50，一共200，我们这不讲价。” 　　“你，是什么意思？”虽然这回我才真的明白了，但还是明知故问。　　“咦，不是你自己说要找小姐的吗？我们这安全，没事的。”那女人开始除去外套。　　老实说，要是那女人再稍微好看点，哪怕斯文点，冷就冷点，挤着将就一晚也不是不可以。可她……我只好糊涂装到底：“什么！你要在我这里过夜，还要我倒给你200块？” 　　“你敢跟姐姐玩，等着瞧。”那女人听了我的话，披上刚刚脱下的外套气冲冲地走了。　　不一会，那个保安和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人闯进我的房间，对我大声吼到：“查房查房，出示你的身份证暂住证。” 　　那场闹剧，直到我迫不得已出示了我的护照才收场。不但收了场，还给我换了个好房间。刚换完房间松口气，又有人敲门。“又怎么啦！”我既害怕又不耐烦地打开门。这一回是那个值班女人，抱着一床大被子，微笑着正眼看着我。　　回到祖国不到24小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我如何装普通中国人，我都已经很外国人了。除了我本人这些年在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我的祖国变了，彻底根本地变了，变得完全不是我所熟悉我所记忆的那个祖国了。　　（被照顾在医院走道的父亲）　　抵达长沙，是哥哥的老朋友郭兄开着车到机场接我。接我的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我前面说过的、经常代表我全家人接我送我，又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人的玫妹。据玫妹说，哥哥和胖姐要在医院照顾父亲，所以没能来接我。想起文革后我的堂伯伯从美国回国探亲时，从政府到家庭前呼后拥的情形，不禁觉得冷落。　　多年不见，玫妹变了，变成了个妇女。但那不重要，因为我并不太记得她过去的样子，或者应该说我从来就没有认真注意过她长什么样子，好像没有过那个欲望也没那个必要。再说，觉得玫妹变了也仅仅只是头一眼的感觉，一旦开口讲话，一切又回到过去。　　一路上与玫妹聊家常，得知她早就顶父亲的职在潘家坪仓库、也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单位工作了。由此，母亲离休搬去父亲单位住以后，玫妹就自然地成了母亲与原单位的义务联络员。　　一直在外贸公司工作的郭兄开的是一辆德国大众车。一问，才知道那是他私人买的。虽然郭兄讲话从不吹牛，但我仍不敢相信这种新鲜事。你说说，在中国、私人怎么可能买车！？　　郭兄一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医院，说：“让玫妹带你先去病房，你们家人都在那里。东西（我的行李）我帮你先放到招待所去。” 　　“其他东西都无所谓，就是这把琴我得随身带着。”说着，我抱着我一直抱着的琴准备下车。　　“去医院带着把破琴干什么？你难道连郭老兄都信不过？我与你哥哥可是二十多年的老交情啊。”郭兄说。　　“不是信不过郭兄，是我这把琴太贵重，要5万美金啦！”我故意把“5万美金”几个字吐得很慢很清楚很响亮。　　背着琴跟着玫妹来到医院的住院部，上了一楼又一楼，每个楼的走道都堆满着人，看上去很不整洁。四楼也像所有其他楼一样，走道被临时钢丝床，折叠椅子堵满。我不由发了句牢骚：“阻塞交通”。话音刚落，玫妹用食指按住嘴巴示意我别出声，然后指了指前面的钢丝床，说：“你爸爸。” 　　钢丝床上的父亲被床毯子包住，所以我看不见他的脸。钢丝床旁边的小板凳上坐着个女人。那女人一回头，叫了我一声：“丹九。”那女人当然只可能是哥哥的老婆，我的嫂子，大家管叫“胖姐”的人。想起过去在五、七干校我亲眼目睹她与父亲那些恶心的事情，我不想多跟她罗嗦，只问了句：“我家里人呢？”那口气是要告诉她我仍不肯接受她是“我家里的人”。　　“妈妈出去买菜去了，哥哥去住院部办公室找人去了。”胖姐回答到。　　“还有一个人呢？”我不愿说出“弟弟”两个字，为了多年不与弟弟讲话的那点面皮。　　“哦，我们的儿子去……”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打断胖姐。　　“哦，你是说弟弟。”这回她弄明白了。“弟弟正在为出国演出作准备，所以最近很忙。” 　　其实我没太注意胖姐在说什么，因为我被眼前的景象所惊骇。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的父亲，我印象里神气十足的父亲，居然会落到缩在病院的走道里。　　听到我们说话，钢丝床上有点动静。胖姐连忙帮父亲把盖住头的毯子揭开，使父亲能露出半张脸来。这时，我听到父亲模糊不清的声音：“你来了。” 　　我轻轻地“恩”了一声。还好，光线太弱，我看不清父亲的表情，只觉得他消瘦得像个骷髅。见我一动不动，玫妹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极不情愿地往前移动了半步，正要蹲下，一位大脚护士走过来大发脾气，吼到：“家属一次只能来一个，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走路。”这一回我是真的阻塞交通了。我嘴里在感叹护士太粗暴，心里却在感激她救了我一难，省去了我与父亲面对面的尴尬。　　“先带丹九回家休息，这里有我啦。”胖姐边说边把钥匙递给玫妹。这一下，我成了家里的客人了。　　玫妹熟门熟路把我带到一座很旧的宿舍楼，又熟练地把门打开，笑着对我说了句：“请进。”那口气，也好像是在“代表我们全家。” 　　哥哥住在一楼，两间房间带一个小厨房，没有卫生设备，就是说没有浴室厕所，凉台外面的小院子里养了两只以生蛋为目的的母鸡。两间房里面的一间摆了张像样的床，那自然是主卧室。另一间按理说应该是做客厅的，但也摆着张沙发床。从床上的用具判断，那是母亲用的。我的眼光在屋内扫了一圈，看见许多十分熟悉却早想忘却的东西。想找个地方坐下，又觉得到处都是刺。　　“喝什么？有茶有可乐还有雪碧……”玫妹打开冰箱问。　　“雪碧是什么？”我朝冰箱里看了看，“哦，那叫7-UP。就喝7-UP，喝7-UP吧。”我接过玫妹递过来的雪碧喝了一口，因找不到地方吐，只好咽了下去。“怎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软饮料是热的？” 　　“哥哥家这冰箱早就不制冷了，所以只能当碗柜用。要不还是喝茶吧。”说着玫妹又要去倒茶。　　“不喝了，等会我们还是去宾馆再喝吧。”我摆格地说。　　“宾馆？哥哥已经给你在单位里安排了招待所。”玫妹说。　　“住什么招待所，我们去湖南宾馆吧。”我不屑地。　　“湖南宾馆？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一定要住湖南宾馆？玫妹当然不知道这其中之奥妙。那是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带哥哥去湖南宾馆坐电梯，把我谗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住一次湖南宾馆。　　“硬要住宾馆的话，还不如住华天……”玫妹继续说着，我却已经走出了哥哥家的门。因为不论住哪里，都比呆在哥哥家里找不到舒服的地方坐要好。在玫妹的再三说服下，我答应先在招待所将就一个晚上。跟着玫妹一起走到招待所，进了房间洗了把脸，就听玫妹说：“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 　　“去哪里？”我问。　　“随便，去替代胖姐或者去等你妈妈回来帮她做菜。”玫妹说。　　“你们都不要上班吗？”我问。　　“我要上班，但今天请了一天假。你嫂子不上班了，她已经提前退休了。”玫妹说。　　“退休？才四十岁的人就退休？”我觉得有些奇怪。　　“她们单位本来效益就不好，加上长期请假照顾你爸爸，就被单位劝退了。讲得好是退休，其实等于下岗。”玫妹解释到。　　“什么是下岗？”我问。　　“下岗就是失业。对了，你有孩子了吗？”玫妹把话题一转。　　我：“不会有的。” 　　玫妹：“为什么？不想要吗？” 　　我：“不想要，安娜也不能生，身体不适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随便问问。”玫妹笑了笑，笑得有些意味深长，好像安娜不能生孩子她能得什么好处似的。　　我：“那我也随便问问，你呢？有孩子了吗？” 　　“会有的。”玫妹又笑了笑。　　我：“男人呢？” 　　“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玫妹嬉笑着要往外走。　　过去的一些往事又油然而生。我把她拉到我的跟前，坐在我的腿上。她没有推辞，只是动作不如过去那样利落。我顺手从脖子上取下一个银项链，上面吊了个牌牌，牌牌上刻着我的英文名字Daniel，说：“这个，给你。”玫妹摸了摸那个牌牌上的名字，说：“怎么‘丹九’翻译成英文就变成‘丹牛’了？” 　　接下来我们所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过去经常所为的事，具体点说就是脱了裤子做那事。做完那事即刻入睡。　　（陈家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等我醒过来我吓了一跳，因为房间里的人已经不是玫妹而是哥哥。这么些年过去了，哥哥好像一点没变，还是那样体态健壮精干表情慈祥憨厚，而不像我已经退化成大腹便便油头粉面。我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你怎么可以把父亲丢在走道里？” 　　哥哥深深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父亲呆在走道里，是靠王士一的父亲安排的。” 　　我一听，大发雷霆，想怎么这个王士一如此不讲人情，居然敢把我的老子堆放在走道里。但听哥哥一解释，我又庆幸有王士一这么个老同学，因为，父亲的干部级别离高干还差一级，因此进不了高干病房。而普通病房一向超员，根本就挤不进去，也就是说要等死了一个才能进一个。王士一父亲是利用了自己医疗权威的影响，声称父亲的病有研究价值，需要每天观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父亲安排在走道里排队，等病房里那个年轻人一死好抢占他的床位。　　看着我惊异而不解的样子，哥哥换了个轻松的口气说：“先去吃饭吧。” 　　“好好好，去哪里吃？我不太喜欢火宫殿的国营味道。”我故意拉腔拉调。　　“今天就在家里吃，妈妈为你回来，一个星期前就在计划做什么菜？昨天开始忙起，做了她最拿手的粉蒸肉，还有你最喜欢吃的炒猪肝。你自己去看吧，一大桌子啦。” 　　怎么？当我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　　带着琴跟着哥哥走到他家门口，正好看见弟弟踩着一辆食堂买菜用的三轮车。三轮车上坐着两个人，我的父亲和扶着我父亲的胖姐。这时的弟弟早已不是过去那骨瘦弱小的光景，相反变成了个彪形大汉。而过去强壮的父亲，这时却相反变得骨瘦弱小了。我来不及为这自然逆转的力量而感慨，一直注意着弟弟，生怕错过他向我打招呼。但弟弟忙着搀扶父亲下车，似乎并没有一定要与我打招呼。我只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先进了屋。　　见胖姐和弟弟扶着父亲正要躺靠在沙发上，我连忙挪动我刚放在沙发上的小提琴，嘴巴里咕噜到：“坐在我琴上可不得了。”我四处看了看，却没能找到合适放琴的地方。　　“我帮你放到柜子上去，和你那把没有油漆的烂琴放在一起。”哥哥建议到。　　提起那“没有油漆的烂琴”，那把我少年时亲手做的，在文革中被父亲砸烂的琴，我心里一震。但那环境不容我发呆忆苦，加上我满心想在家人面前炫耀炫耀我那得意的宝贝。我装着生气的样子对哥哥说：“怎么能和那把烂琴放在一起，这可是把昂贵的意大利古琴，花了我5万美金啦。”我又把“5万美金”几个字吐得很慢很清楚很响亮。而我那“5万美金”几个字，全家人除了弟媳妇伸了下舌头，都没作反应。多么扫兴！　　母亲和胖姐挤在狭窄的厨房里战斗，玫妹做运输往返于厨房与餐桌之间，难得的一顿团员饭即将开始。三兄弟加上弟媳妇围着桌子坐下，哥哥开口说：“现在丹九也回来了。大家来商量商量，父亲的事情怎么办？” 　　老实说，对于哥哥的提议我心里毫无准备，因为玫妹信里是说父亲病危，所以，我以为是叫我回来向遗体告别的。见哥哥望着我等我表态，我只好信口开河：“父亲病了除了找医生，我们兄弟还能怎么办？再说，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将来我们兄弟一个也靠不住，如果他病了，他可以靠党靠社会主义制度。” 　　弟弟听了我的话，“咚”地站了起来，一副要发作的样子。弟媳妇白了他一眼：“又想干什么？有点宝气。” 　　“上厕所。”弟弟离开桌子走了。　　我的话明显让哥哥失望，但他还是和气地说：“靠党靠社会主义制度，话是这样讲，但到了要兑现的时候就靠不住了。现在正在搞医疗改革，将来改成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改，只会对老百姓越来越不利。许多企业单位事实上已经取消了公费医疗。你爸爸虽然暂时还有公费医疗，但只能报销最基本的费用，稍微好一点的药，或者带营养性的东西都要自费。”母亲端着最后一盘菜，边说边走近桌子。母亲的话以及她说话的口气令我惊讶而疑惑：我那母亲，我那最最革命的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对社会不满”了呢？　　桌上的菜已经齐了。母亲胖姐和玫妹也都上了桌子。听了哥哥有关医疗改革的话题，玫妹插了一句：“听说很快全国都要实行个人买医疗保险了。” 　　父亲又苦笑了一下，卸掉假牙的嘴里摩擦出含含糊糊的声音，他身旁的胖姐赶紧打断他：“别乱说了。” 　　“说什么啦？”弟媳妇问。　　“爸爸说，我们不用为他担心医疗保险的事情，因为到那个时候，他肯定已经为人类做完贡献，去见马克思了。”胖姐翻译完后，又强调了一句：“别听他乱说。”然后胖姐边把一块粉蒸肉弄得很碎很碎，一点点喂给父亲，一边对父亲说：“我们不会让你走的。你要好好配合，尽量多吃点营养东西，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现在丹九也回来了……。” 　　眼前的景象再度使我回到五.七干校。看着这一对过去偷情的狗男女，如今居然公开在家里众人的面前活灵活现，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故意清了清嗓子，对玫妹说：“我出国时丢给你的那200块钱呢，都买棒棒糖了吗？” 　　“我怎么会用你的钱，都原封不动为你保留着啦。再说，我从来就不吃棒棒糖。”我就是知道，玫妹是个好妹子，别说200块钱，就是把命交给她，也是可以放心的。　　“那太好了，那就请你把那200人民币全部交给哥哥，给父亲当营养费。”我故意把“200人民币”和“全部”说得很强调。　　“你爸爸生病，你就给200块？”弟媳妇按住又要发作的弟弟，故作轻松地问。　　“200块还不够吗？有一大信封啦，我数过了，一圆的3张，五毛的21张，再剩下的就是两毛一毛，还有五分两分一分的。那可是父亲对我出国的全部支助。我都还给他买营养品还不行吗？” 　　“你以为那200块钱来得容易吗？”母亲夹起一块肥肉，（能使筷子夹起肉，那说明母亲的身体比起文革中那次中风后好多了）气愤地对我说：“那200块钱是你爸爸多年来从香烟里省出来的。”听母亲这样一说，读小学时下课后为父亲捡烟屁股的情形又历历在目。还有那么些熟悉的镜头，那便是在我成长的整个过程中，只要父亲一回家，无论是从蹲点、社教、三反五反，还是五七干校，家里就会挂满着一张张的烟叶子。父亲每隔几天就要取下一两片烟叶，在上面喷些酒，然后把那烟叶紧紧滚起来，再切成丝，放进一个小长方铁盒子里面。接着就是裁纸，把为首长写发言稿的草稿纸裁成一小张一小张，也放进那个小铁盒子里面。然后，卷个喇叭筒深深地过上一口瘾。我过去一直以为比起方便的香烟来，父亲更喜欢复杂的喇叭筒，则想不到父亲竟然是从他的口里把钱一分一分地省了下来。原来如此！这么个感人的故事，我怎么就没想过呢？相反，我竟然会如此蔑视那个信封，那个装满着零散肮脏的钞票以及父亲充满艰辛和情意的信封，以至在出国临上飞机前丢给玫妹，叫她拿去买棒棒糖吃……想到这里，我满口的菜不是滋味。　　我想着我的心事，母亲还在继续唠叨：“医生说，你爸爸就是因为长期抽劣烟，才得的癌症。”她夹着那块大肥肉在空中画了几个圈，不知是为了加强她的语气还是想引起我的注意，然后那块肉落进我的饭碗里。我低下头以掩饰我的羞涩和感动，故意抱怨到：“过去想吃肥肉，你只有小菜，现在要减肥，你却塞着肥肉给我吃。” 　　弟媳妇连忙表示同意：“粉蒸肉是太肥了点，你看你看，出了这么多的油，都可以用来另外炒个小菜了。以后做菜还是清淡点好。” 　　哥哥笑着叹了口气，对弟媳妇说：“想想60年饿死人，就不难理解我们家对油水的渴望了。” 　　提起油水，我借机讲起了弟弟三岁时炒油豆子的家庭经典故事。弟弟对我的友好表示只翘了一下嘴角，那使得我那个本来很好笑的故事变得一点也不好笑了。　　但父亲还是吃力而难看地笑了笑，做了个手势，胖姐又立刻翻译到：“爸爸说大家自己吃，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相互夹菜。” 　　看着胖姐那副“爸爸的喉舌”样子，我又火了，说：“怎么这个人变成老头子肚子里的肥虫了，老头子做个手势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 　　“别说，我们家还都搭帮有个胖妹子。”母亲早就觉得胖姐该好好表扬表扬，逮着了这个机会，正好发挥一番：“我的身体不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老大要上班，老二在国外，老小住得远，我们家，上上下下就都靠胖妹子。” 　　哥哥谦虚地笑了笑，说：“就是老婆辛苦点，那也是她自讨苦吃，谁叫她嫁到我们陈家来呢。我倒是觉得大家应该好好谢谢玫妹。虽不是我们家的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像我们家的人一样。” 　　一直没有开口的弟弟终于发言了：“玫妹怎么不是我们家的人了？我可是一直把她当姐姐，没有跟她客气过。” 　　“有屁快放，你什么意思？宝里宝气。”弟媳妇不耐烦了。　　“我的意思是，玫妹应该谢，胖姐也应该谢。”弟弟话外有音地看着自己的老婆。　　弟媳妇不是傻瓜，听了这话当然不乐意：“你口里说谢玫妹谢胖姐，心里其实是在骂我，是不是，你老实坦白，是不是？” 　　弟弟等老婆讲完，又看了看老婆，得意而小心翼翼地说：“有自知之明就好，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嘛。来来来，我来敬胖姐一杯。”说着弟弟举起杯子正要干，但杯子底被老婆轻轻一拍，一杯酒一半进了鼻子。这一回弟弟是真的要用厕所了。　　弟弟在我印象中，一张脸像张铁板一直是绷着的，到那天我才发现，其实他的天性中时常是很想幽默幽默的。　　受到大家的表扬，胖姐当然高兴。但她马上把话题转向父亲，好像对父亲的病，她比家里任何人都更着急：“谢我有什么用，我又没本事开后门把爸爸弄进高干病房。照现在这样等那年轻人的床位，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说着胖姐用嘴把一些黄豆咬碎后吐在勺里，然后要往父亲嘴里送。　　父亲微微一笑，没有用嘴去接胖姐喂给他的碎黄豆，而是含糊不清地咕噜着什么。胖姐不等父亲讲完，又打断他说：“又是那一套，什么共产党死都不怕还怕住走道，什么给医院做试验，为医疗事业作贡献……您的这些语录我都能倒着背了。” 　　哥哥小声对我解释说，是因为癌症权威王士一父亲曾说过“父亲的病有些特点，有研究价值”，但正如前面所说，他那样说仅仅只是个借口，要不怎么可能把父亲安排进住院部的走道里呢？而父亲却当真了，反反复复：“只要能为祖国的医疗事业作贡献，我宁可活着受罪而放弃死个痛快。”更有甚者，还正经八本地在遗书上写到“死后愿意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云云。　　胖姐等哥哥给我解释完，又接着他的话题：“我说陈干部，你还是现实点，如今谁还稀罕高尚，你已经革命了一辈子，该为你自己想想了。还是多吃点营养，把病治好，在单位上再争取提升一级，等下次有点什么病痛就可以进高干病房，而不用睡走道了。” 　　这话听起来岂不是在挖苦我兄弟的父亲！我抓着这个再次进攻的机会，大声说到：“是谁在五.七干校时害得老头子受处分？要不然老头子可能早就升高干了。” 　　弟弟“啪”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说清楚点，什么意思？” 　　“那个女人为什么照顾你父亲如此卖力，你以为是学雷锋。”我不想轻易示弱。　　弟弟“咚”地再次站了起来。哥哥赶紧撮合到：“一家人好不容易见见面……” 　　不等哥哥讲完，弟弟吼叫到：“谁要跟他见面！那年是谁把我们这个家害得稀散？‘成事没有败事有余’，爸爸说得一点没错。好不容易等这个人消失，我们这个家才变得像个家样子，他又跑回来搅和。” 　　“坐下，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哥哥极力制止到。　　弟弟坐下一半，可嘴里还在愤怒：“本来就是，什么都不做，来了就讲风凉话。我早就说过家里的事情没必要告诉他，就当我们家没有这个人，我们会活得安稳得多。” 　　被弟弟这么说，作为哥哥，我虽觉得面子上很是难看，但望着弟弟那身鼓鼓得肌肉，明白现在交手决不是他的对手，想起我过去欺压他太甚，可千万不要蠢到送给他一个报仇的机会。再说，从国外回来的人，怎么也得显示显示风度。因此，我只好露出干干的微笑以掩饰我内心的尴尬。　　也许是想把碗水摆平，哥哥反驳弟弟说：“怎么可以说丹九什么都不做呢，这不打老远回来和大家一起商量父亲的事情了吗？” 　　我终于逮住机会要发泄一下了：“我可不是回来商量什么的。我是……”我没能说下去，因为如果我接着说：“我是以为来向遗体告别的”，可能真的就会点燃弟弟爆发的导火线。所以，我只好改口说：“父亲的事，有那个女人（胖姐）照顾不就够了吗？” 　　“你以为照顾病人是件容易的事？”一下子，母亲恢复了她坏脾气的天性：“吃喝每顿要一口口地喂，尿布一天要换几次，屎拉不出来要用手抠，上楼下楼都要背……”母亲越讲越气愤。　　在这么个原则问题上，我岂能放弃争斗。我也恢复了我粗暴的本来面貌，冲着母亲到：“父亲过去对你，对我们这个家的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尊敬吗？他和那个女人之间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天知道地知道鬼知道。” 　　弟弟再次跳起来，这回的架势是真的要武斗了。哥哥见势不妙，赶紧上前按住弟弟坐下，几次无效，只好把这个光荣而不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弟媳妇。弟媳妇瞪了弟弟一眼，弟弟才极不情愿地服从了命令。　　这时，胖姐哭了起来，说：“趁大家都在，我们来当面讲讲清楚，免得这个冤枉让爸爸背一世。” 　　想不到，被揭开的真相，竟然是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原来，胖姐和父亲的确有着一种特殊关系，只不过这种特殊关系不是我过去一直以为的“男女关系”，而是结拜的“父女关系”。事情是这样的：胖姐在当知青不久，其亲生父亲病逝。而就在这个时候，干校另一位比父亲级别高的孙干部想打胖姐的主意，当然孙干部也不是光打胖姐的主意，而是什么姐的主意都打。当胖姐向父亲求救时，父亲想出了这个办法。父亲让胖姐戴着自己的手表，每天代替父亲打钟叫大家起床、上工、吃饭、下工、休息，此外还经常叫胖姐和他一起吃晚饭，以故意造成一种假象，让孙干部觉得胖姐已经是有主的了。结果父亲为此事受到纪律处分，推迟了回原单位的时间，耽误了升干级。无比感激的胖姐求父亲收她做干女儿，并发誓要照顾父亲一辈子。胖姐的请求正中父亲的夙愿，因为父亲一直想个女儿，可得的尽是些儿子，有胖姐这么个送上门的女儿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为避免妒忌，父亲与胖姐之间这种“结拜父女”的关系一直对我们弟兄保密。　　为了能成为我们家庭正式而永久的成员，能终身合法地呆在父亲的身边，胖姐回城后就开始在我们兄弟间寻找目标。我被明确告之是坏人，弟弟太小，剩下的便只有哥哥。而哥哥当时刚好失恋，在心情极坏的情况下，与胖姐开始了交往。渐渐，哥哥觉得胖姐是个难得的好人，虽然还谈不上热恋，但成为很好的朋友和伴侣是可能的。然而，那些有关胖姐和父亲的流言蜚语，一度把哥哥的精神逼到了临近崩溃的境地。经过一个人出走南岳，静静地思考后，哥哥想：如果那些流言蜚语是真的，他作为儿子有责任收下名声败坏难以嫁人的胖姐；如果那些流言蜚语是假的，他作为儿子也愿意为父亲背黑锅。哥哥的结论是：对于一个死去了爱情的自己，能为家里人做点事是值得的。　　就这样，哥哥决定与胖姐结婚。在结婚之前，胖姐提出一起先检查身体。这让哥哥感到十分意外。哥哥哪里知道，当着他的面检查身体是胖姐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她即使声明一百遍父亲的清白，也不如医生检查结果的两个字“处女”。然而，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还不是因为胖姐在与哥哥结婚前是处女，而是因为结婚后又一次点燃了哥哥心里爱的火花，使他意识到和胖姐一起生活的幸福是前所未有的。而胖姐，更是为能成为我们“幸福家庭的一员”而感到无比的幸运。　　居然有人认为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幸福家庭”？！这么一来，我岂不成了“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望着收缩在沙发上瘦弱的父亲，觉得他一下子变得伟大起来。　　也许是这个故事过于讪情，完了大家便是一片沉静，各人默默地吃着自己的饭嚼着自己的心思，只有弟媳妇时而问我“你们外国也有这个吗？外国有那个吗？”之类的问题。虽不知她用意如何，至少润滑了气氛。　　一顿饭眼看就要吃完了，但有关父亲的讨论仍然毫无结果。哥哥不得不加重语气，以此作为团员饭的闭幕词：“父亲的事情不能指望医院，只能靠我们兄弟想办法了。” 　　这顿团员饭，便成为了我们家有父亲出席的最后一顿团员饭。　　走出哥哥的家门，弟媳妇突然提醒我：“别忘了你那名贵的小提琴。”我这才意识到我走神到了何等的程度。看来，这一回见父亲，小提琴是白带了。看着我拎起琴，弟媳妇又确认似地问我：“你那个破盒子里真的装着5万美金吗？吹牛皮的吧！”对于弟媳妇的疑问，我无心证实。要是那疑问是出于父亲的口，那我可就要滔滔不绝了。　　本想要玫妹送我回招待所，却被哥哥抢了生意。回到招待所，哥哥严肃地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法向你开口，那就是玫妹的事情。我们都是大人了，谁也管不住谁，所以我只是提出我的希望。我知道你那边有安娜，但和玫妹的关系，也希望你能认真考虑。” 　　“和玫妹的关系，本来就不是认真的关系，叫我怎么认真考虑？”我不以为然地说。　　“但依我看没有比玫妹对你更认真的关系了。”停了停，哥哥叹了口气，说：“你至少要注意她的身体。可惜有些事情，没有授权我无法跟你说。” 　　“什么事？”我的好奇心被打动。　　“算了，你也累了，又有时差，先休息吧。”哥哥说完走了。　　我最讨厌人只把话讲一半，整个一个被钓鱼的感觉。但那天，我没有多想，因为要想的事情实在太多。独自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我迟迟没有灭灯。望着天花板，回忆着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我不得不承认，200块烟钱的故事，的确令人感动。说也是，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就那么点，长期分居需要两份开支，加上要养活几个儿子，哪还能拿出大钱来支助我留学？所以说，把一分一毛攒起来的烟钱交给我，是父亲向我表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做父亲的情意，岂是能用钱的多少来衡量的！　　此外、胖姐的故事，更说明父亲是个难得的好人，只不过不是个好父亲罢了，准确地说“不是我的好父亲”罢了。或者、是否应该反过来想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不是个好儿子”呢？不会吧，因为父亲对我的不喜欢是天生的。想到这里，那句伤心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天生就不喜欢丹九”。这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与母亲对话时我偷听到的。父亲为什么会天生就不喜欢我呢？看来，我只好让这个已经烦恼了我多年的问题继续烦恼下去。　　总之，“200块烟钱的故事”让我对父亲从感情上有所改变；他与胖姐关系的真相大白，也使我从理性上对父亲的印象有所好转。但那仍不足彻底消除我对父亲的成见以及与他对立的情绪。　　不过，事到如今，我觉得不妨去试试想办法帮父亲找间高干病房，一来表示对他那200块恩情的回报，二来也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能耐。当然，即使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但毫无疑问，我决定那样去做，是因为有另一种因素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那种因素便是“父子之间那根看不见剪不断的骨肉线”。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