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琴》13，告别祖国飞向世界│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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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13，告别祖国飞向世界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1-21 21:05:48 阅读人次:7974 回复数:3)
出国前的小九哥，国内最后的标准相　　　　　十三，我是怎样出国的　　（大学毕业）　　按照团部于秘书的吩咐，乐队李队长来到上海要抓我回去。李队长是上海人，对于他来说，来上海抓人当然是难得的美差。　　听说要我回去，我当然不从。来上海读书，就如同攀登西玛拉雅山，经过千辛万苦，眼看就要到山顶了，怎么可以回头滚下去。李队长见跟我讲等于对牛弹琴，便改变战术去找冬娅，叽里咕噜一通上海话，便使得冬娅也跟着来帮他劝我回湖南。　　“人家是队长，特意来接侬回去，侬不回去，叫人家的面皮哪能办？”冬娅也讲起上海话来劝我。　　“人家的面皮？”此时，我想起了莎莎，想起了妮妮，想起了……我终于对冬娅发火了：“我过去的奋斗，我将来的前途，就都要为了他的面皮，他那张黄黄的面皮而抛弃吗？” 　　最后，冬娅妥协到答应跟我一起去湖南向单位为我求情，并承认怀孕的事情都是她的错，没有我的责任。　　李队长和冬娅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弄得我也开始犹豫了。看来，不回去一趟是不行的了。可我，就要毕业考试了，为拍电影已经耽误过一次，再耽误，恐怕永远也毕不了业了。　　正在这个我左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个我多年不见的人，一个极熟悉又陌生的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的父亲，是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　　父亲见到我，像昨天刚见过面一样毫无多余的表情。他只简单说是来上海出差的，住在离音乐学院不远的一个小旅社里。和我一起去音乐学院食堂吃过晚饭后，他立刻单独去找冬娅和李队长。　　第二天，父亲又去找了李队长和冬娅，仅仅在来音乐学院食堂吃晚饭时跟我见了一面。　　第三天，父亲回湖南时留给了我一句话：“你先不要回湖南，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单位上我去做工作。” 　　父亲那简单的一句话，打消了我对他多年的成见。我顿时觉得他变得可亲可敬，要不是我们家没有那个传统以及他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我真想冲上去拥抱他一下。而父亲，我的父亲，分手时没有拥抱，没有握手，只给了我两块五毛钱，说是那两天的伙食费。　　父亲刚走，李队长就跑到学院来找我，说：“你父亲的意见虽然有他的道理。可我有我的任务。单位特意派我来领人，而我空着手回去，叫我怎么交代。” 　　“那你叫我怎么办？”我反问他到。　　“除非你打我一拳，否则……” 　　没等他的话讲完，我那一拳就落在了他的左脸上。说也是，打一拳还不容易，需要的话，打两拳我也在所不辞。　　就那样，李队长捂着他松动的门牙回湖南交差去了。我想，他一定没有料到来上海抓人的美差要付出如此的代价。　　这时，冬娅的母亲几乎天天都逼着冬娅去堕胎，她甚至写信给莎莎，叫她也帮着劝冬娅堕胎。于是莎莎给冬娅打了电话，弄的冬娅问我：“莎莎说我‘不是唯一为阿丹堕胎的人’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知道莎莎那话是什么意思，只是说不出口罢了。然而，我坚持要冬娅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我想，有了孩子可能会对我留在上海有帮助。　　话说父亲回到湖南，立刻与单位磋商，话虽讲得很客气，但很有分量。父亲怎么说也是个干部，过去在省委工作时给大人物们做过秘书，算是懂得官场的人，加上当时国内正好在搞“加强法制观念”的运动，所以单位对父亲的意见，也不能完全不理会。最后，为处理我的事情，父亲与单位某领导僵住了。为了不伤害党的和气，双方都同意打一场模拟官司。父亲请了律师，单位也请了律师，结局是，如果我跟冬娅立刻结婚，父亲取胜的可能就会很大。至于我一拳打松了李队长的门牙，还不够成法律责任，所以只得了个记过处分。　　为此事，父亲再次来到上海，这一回没有与我见面，而是直接找了冬娅。他对冬娅说：“事到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立刻结婚。” 　　于是，我和冬娅很快在上海徐家汇区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就那样，没有牧师的祈祷，没有教堂的钟声，没有婚纱照片，甚至没有请人吃一颗糖，我与我的结发妻子冬娅结婚了。　　刚办完手续，冬娅就在单位开好证明要我陪她去医院堕胎。　　“什么！你结婚的目的，就是好在单位开证明堕胎？想堕胎，没有证明也可以，干吗要办结婚手续。以前莎莎……”我突然发现自己说露了嘴，连忙把话杈开。　　冬娅没有跟我争辩，只是说：“我决定跟你结婚，老实说，还真的不完全是为了爱情，也不是听信了某个长辈的劝告，我只是觉得你太可怜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真的没有人爱护你。所以……好了，言多坏事，我只想好好跟你呆在一起，能呆一天算一天。”说着说着，她掏出手绢。那模样，好像我得了癌症一样。至于为什么她改变主意要堕胎，她却一直不肯解释。经过我一再软硬兼施，她终于答应，堕胎的事先等一等，等我忙完毕业考试以后再说。　　从谈话中，我意识到了冬娅决定与我结婚，有父亲的作用，便从心里感激起父亲来。说也是，怎么着也是父子关系嘛！　　此后，我终于可以集中精力练琴，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考试。考试的结果，虽然专业成绩差一点，但各科加起来，总分是我们班上的第一。那使得主管我的系主任很感意外。　　我，经过四年的疯狂，终于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了。　　（毕业以后怎么办？）　　人们都以为，进了大学就等于是走上了通向天堂的道路，但是，只有大学毕业生才人人都有亲身经历，那便是“毕业以后怎么办”？　　是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外地人要在上海留下来，虽不好跟登天比，但肯定比去美国还难。由此，我试了几次无门，就放弃了，免得继续费劲伤心。但是，为了不久就要诞生的孩子，为了和冬娅的家庭生活，我想出了个“曲线救国”的道路，那便是先后去了苏州、无锡的歌舞团活动。苏州和无锡歌舞团都表示欢迎，尤其是无锡歌舞团，明确告诉我是作为乐队的首席小提琴调动，甚至在还没有调动之前，就决定安排我领队外出巡回演出。　　我再一次瞒着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清理好东西准备从上海直接去无锡工作，想把调动的事弄成个生米煮成熟饭。　　就在我要去无锡的前一夜，我想了想，还是去了柴本善家里向他道别，怎么说他也算是我在上海的一个依靠。　　“你去无锡做什么？”柴本善听了我的话，像听到太阳从西边升起了一样。　　“因为无锡离上海近，上海留不住，当然只好去无锡。”我理所当然地解释到。　　“要留在上海做什么？留在上海有什么出息？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出国。”柴本善接着告诉了我一些我都知道的情况，那便是我那一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去了不是美国英国就是澳大利亚。　　“那是因为他们都有亲戚有钱有门路……” 　　没等我说完，柴本善便打断我，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许多是可以靠自己创造的，包括“亲戚、钱和门路”。他坚决反对我去无锡，说如果去了无锡，就等于对自己的人生打了个句号。说着，他拿出几封信，其中有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和印蒂安娜大学寄来的信。　　“把地址写下来，回去就给他们写信。美国人讲信誉，是肯定会回信的。等回了信看他们怎么说，再走下一步。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总有一天，你会走到美国，走到自由世界。到那时，你再想想今天，想想你曾要去无锡工作，是多么的愚昧可笑。”柴本善还在滔滔不绝。　　第二天，我立刻打长途电话给无锡歌舞团，说老婆生病这次不能参加演出了，同时写了申请信分别发给了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和印蒂安娜大学（美国最好的三所音乐学院中的两所）。本以为我的信会如同丢进大海的石头一去不复返，却想不到两所大学都不但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还都表示愿意接受我报考他们的研究生，并附有资料具体教我如何考托福，如何申请签证等等。　　这时候柴本善得意了，说：“我早就说过，路是靠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下一步你哪里也不要去，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考托福，找担保人，申请护照，准备钱买飞机票……” 　　“可是，我冬娅肚子里有了，我怎么可以撇开她一个人回湖南？如果真的能出国，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讲下去。　　“这是你私人的事情，我本不该插嘴，但作为朋友，我觉得你现在不是养孩子的时候。等条件成熟了，养多少还不随你的便。要知道，美国是不讲计划生育的。” 　　经柴本善这样一说，我立刻找到冬娅想劝她堕胎，说：“生孩子的事，我想好了，还是……” 　　没等我说完，冬娅抢着说：“你不用再劝我，我也想好了，就按照你的意思，把小毛头生下来。”说着，冬娅抚摸着自己已经变得大起来的肚子，继续说：“这小家伙，最近老是踢我。说踢又踢了，你摸摸，快摸。”冬娅抓住我的手贴在她的肚皮上，笑着说：“是爸爸，是侬爸爸，小毛头知道吗？” 　　那孩子在动弹，震撼着我，顿时让我意识到，那已经是一条生命，一条由我制造成的、由我和冬娅的DNA组成的，流着我们的血的生命。由是，那劝她堕胎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　　几天后，当冬娅知道我改变主意想让她堕胎时，她失声痛哭了一场。当她做完手术从医院大门走出来，她带着痛苦的表情对我说了句：“我发誓永远也不要孩子”。我装着没听清楚，故意问：“你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冬娅敷衍了过去。　　回到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头一件事当然是去看李厅长和于阿姨。敲了敲他们的门，我生怕开门的是妮妮。然而，我那担心其实是很多余的，因为妮妮已经搬出了广播电视厅。那是厅里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之一。听同事说，妮妮怀孕了，而比她怀孕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把她的肚子搞大的，不是高干子弟,不是风人雅士,而居然是她们单位一个烧锅炉的临时工！“一朵好好的鲜花，一朵谁都只敢看不敢碰的鲜花，却偏偏插在了一堆臭臭的牛粪上。”同事们都这样惋惜着。当然，没有比于阿姨对那烧锅炉的临时工更愤怒的了：“好大胆的小子，连问都不问问老娘就……”于阿姨哪里知道，那“小子”之所以能成功，或者说能“得逞”，其原因就在于他敢“问都不问老娘就……”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可理解的问题，只有我心里明明白白。按照时间一算，妮妮跟那个工人正好是冬娅怀孕的消息传到单位的时候。哎，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妮妮将来的生活是苦是福，也许本人都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回到湖南是在1983年，全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凭运动。记得当时有这样的行政规定，即处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达到大专文化程度。那害得我们刘团长都在上夜校。有一天，刘团长批评一位同志上班不该迟到，没想到那位同志不但不检讨，反而冲着团长喊到：“你以后再敢乱说我，就不给你补课了。”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为出国作准备，我抓住一个机会报考了广播电视厅举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湖南函授站”的记者专业。这样一来，我就有借口经常不去上班了。那自然很影响乐队的工作。不久，新上任的乐队马队长干脆叫我：“专心读书，快点把书读完。”我回湖南没有几个月，又全脱产学习了。当然,如同在上海读书一样,不但学费由厅里负担,还照常领工资。　　谁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受益者？九哥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函授站每星期只有三个下午有课，那么，其他的时间怎么办？对了，故事讲到这里，又该提提玫妹了。我回到湖南后，我的法律夫人冬娅并没有跟着下放到湖南来。而我，一个有妇之夫，怎么可以公开再找对象，我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再说，即使偷偷摸摸能找，忙着出国的事情，也没有那份心情和时间。但是，一个男人，我是指像九哥这样的男人，没有地方定期发泄怎么行？于是，玫妹又派上了用场。不过，这个时期的玫妹也很忙，因为她在读大学，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甚至不是什么杂牌大学，而是一所无牌民办大学：湖南科技大学。　　管它名牌杂牌无牌大学，只要能学知识，就是好大学。于是，通过玫妹介绍，我厚着脸皮钻进了湖南科技大学的外语系。此外，通过从长沙铁道学院来任教的老师，我又开后门插班到了铁道学院外语专业三年级。就那样，我同时在三所大学读书。回想起来,我真应该对我的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说上一句：“哥们,你劳苦功高。” 　　需要特别提一下“湖南科技大学”。可以说，在那所院校里，我所学到的另一门学问比我所学到的英语更重要，那是门在中国任何大学都学不到的学问，那便是“社会的系统工程”和“我们即将进入信息时代”的意识。因为，那学问和意识对我的生活，直到今天乃至以后，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所以，可以说我是该院校创始人张启人教授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考托福）　　在本书的前面我说过，我很早就开始跟长沙市二中的梁老师丁老师夫妇学习中文和英文，加上在上海的苦苦努力，英语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再经过同时在两所大学很命地读，托福第一考就考到近600分。立刻把成绩分别寄给我报考的那两所美国大学，不久就接到了两所大学寄来的正式录取入学通知。　　（办护照）　　我敢说，在办护照上，全中国没有人比我更顺利，除非你姑爹是公安局负责人。星期一我拿着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去了公安局。公安局的人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准备好表格上所有的资料再去申请护照。那表格里的内容包括单位证明，户口证明，大学入学通知书，I20表格，经济担保证明等。当时正兴改革开放，“办事讲效力”是流行语言。我跑回广播电视厅，从乐队、团部、财务处、图书馆等等层层盖章，最后找李厅长签字。李厅长看了看我的申请，深深叹了口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走吧。”便挥手签了字。就这样，我当天就把厅里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到了公安局。办事人员查看了我所有的文件后，问：“哪个是I20表格？哪个是经济担保证明？”我一看他好像不大懂英文，便拿起入学通知书说：“这个就是I20一样的东西。”而经济担保证明我根本就没有，便灵机拿起一张有关经济担保的校方文件，说：“这就是有关经济担保的文件。”对方“哦哦”了两声，在两个文件上用中文分别标上“I20”和“经济担保”的字样。　　“什么时候能办好？”我催问。　　“不太清楚。”那办事员说。　　“你是办护照的，你不清楚谁清楚。”我有些急了。　　“具体办理护照的同志不在，我只是暂时代理他的工作。不过，据我所知，从申请到拿护照一般需要两个星期，有时候会更长些，要看情况。”那办事员说。　　“现在干什么都在讲效力，你看，我们广播电视厅一天就把我的手续都办齐了。我们厅长还说也想看看公安局办事的效力。” 　　“那我马上去给你办。但手续很多，最快也要到大后天，也就是星期五。”那办事员不甘示弱地说。　　也许是我那句话真的起了作用。我的护照星期四，也就是我交完材料的两天后就拿到手了。而费用，除了规定的一点点护照材料费（好像只有几十块钱），我连烟都忘了请一包给那位办事的同志抽。　　（弄钱出国）　　护照一到手，团里的同志们就天天问我什么时候走，连我的家具单车都被人定好了。我虽然嘴巴里说：“快了快了。”但心里却十分清楚，我去美国仍然是十分渺茫的。因为我没有经济担保人，也付不起那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像这样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拿到签证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在努力挣钱。我把从柴本善那里学来的挣钱本事搬到了湖南，自己走访了湖南许多画家，用一、二十块钱一张收国画，然后一，二百块一张卖给老外。我的顾客包括外籍英语教师，外国旅游团，当然，马路上的外国散客我也决不放过。有一次我给湖南电视台的欧阳记者当翻译，认识了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国文化学习团，与那个文化团里一个叫罗伦斯的画家交上了朋友。这个看似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一天中午，我带着我的一大捆画来到罗伦斯的房间想卖给他。罗伦斯看了几张后，说我的画都很不错，比导游带去的友谊商店的好多了，于是叫同房去通知其他的人。不一会，他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我给老外们讲解每一张画的特点，什么“工笔花鸟”“水墨山水”地乱吹了一通。大家听得很认真，就像是在上课一样。讲完了，大家都没有散去。一个人问我：“那一张多少？” 　　“什么多少？”我反问。　　“多少钱？”她再问。　　“哦，这一张，这一张比较大，要200块。” 　　“那一张呢？”另一个人问。　　“那一张小，只要80块。”我说。　　“你是说澳币还是人民币？”要买画的人们问。　　“都行，都行。”我笑呵呵地，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罗伦斯大笑起来，说怎么你们中国人卖画就像卖布，按尺寸论价。总之，那一个中午我卖掉三十几张画。我那破烂的军书包里装着几千块澳币人民币。那是我最富有的一天，因为，到那天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同时看见过那么多的钱！　　在那群老外中，没有买画的好像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罗伦斯。当他知道我是为了出国读书挣钱，而且需要经济担保人时，他说如果我是去澳洲，只要我把那些画带上，就不需要人担保了。　　去澳洲？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打算去的是美国，不是澳洲。　　而正在这个时候，我用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去了上海看冬娅。当然我又去了音乐学院找柴本善。柴本善听说了罗伦斯的事情，鼓励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先去澳洲不也一样。现在不是由你选择去哪，而是你能去哪就去哪，除了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求斯以外。”说着，他找出了墨尔本La Trobe大学的招生资料。　　“你英文好，就去读英国文学，最快最省力。” 　　拿着柴本善给我的资料，我报考了墨尔本La Trobe大学的英国文学系。我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了罗伦斯。罗伦斯很够朋友，立刻给大学打了电话。于是，不到三个月，我就收到了La Trobe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去签证了。　　虽然我仍不相信我真的能出国，但是，我开始相信了一句话，那就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签证）　　所有出了国的和正在办出国的人都知道，出不出得了国，关键是拿不拿得到签证，而拿不拿得到签证，又关键在你有没有钱，或者有没有经济担保人？而我（当时的我），和许多想出国的朋友一样，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没有经济担保人。明明知道希望渺茫，我仍决定去北京试试，如果实在不行，也有个交代，对冬娅莎莎柴本善，还有对单位对朋友，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努力有个交代。就那样，我拿着护照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去了北京。　　抵达北京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了澳大利亚大使馆，还没进去，就看见大门口贴了张用中文写的布告：“留学签证请去签证处”，然后是地址和地图。还好，不算太远，走过去就是。但是，还没接近签证处的大楼，就看见大楼门口挤满了人。奇怪，怎么签证也像买火车票，凭挤不凭排队？但等我跑近，就不奇怪了，因为我也在拼命往前挤，甚至比其他人挤得更起劲，不是挤着签证，而是挤着看布告。但因为人实在太多，怎么也没能看清布告上写的是什么。只听见前面的人在议论：“为什么要停办？”“什么时候才重新开办？”这时，一个中国工作人员对着大家喊话：“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停止办理留学签证。什么时候重新办理，另行通知”。十足的中国官僚腔调。　　我从人堆里挤出来，一个人坐在街边。想：“难道就这样回去吗？如果莎莎在，她会指示我怎么做？”我也想起了柴本善语录：“路是人走出来的，能走一步算一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最终肯定要走到目的地的。”于是我决定，我不能就这样回去，我得另想办法。　　这时，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主动上来跟我搭腔。他自我介绍姓朱，叫朱忠。　　“没见过你，你这是来第几次了？”朱忠问。　　“头一次。”我老实地回答到。　　“我已经是第十一次了。”他沮丧而卖老地说。接着，他卖弄起他的经验谈来。最后，他问我：“你的担保是怎么办的？是银行存款证明，还是仅仅担保人的一封信。有存款证明最可靠，保人的银行证明也可以，如果只是封信……”他还要继续说下去。　　“我，什么都没有。”我又老实地说。　　“什么？都没有？！没有存款证明、没有担保人，敢从湖南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办签证，开什么国际玩笑！你要是能签上证，我从此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念。” 　　这样的对话既不开心又浪费时间，我借故还有事，匆匆离开了朱忠。　　我在大使馆附近逗留，想抓住可能的机会。正想着，机会就来了。我看见两个澳洲人，一男一女从大使馆里走了出来，我立刻上去装着问路，问去签证处的路，尽管我刚从签证处过来。那两个人立刻停下，很认真地听我提问，然后很殷勤地为我指出去签证处的路，说：“我们正好要去那里，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于是，我们边走边聊。交谈中，我得知他们两并不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而是澳洲某学校的办事员，是特意从澳洲来北京招生的。从他们的口里，我打听到暂时不办理签证的原因是澳洲正在调整留学签证的政策，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回澳洲开会去了，一个星期后回来。　　这是多么重要的情报。至少我不要天天来等，天天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我利用了这一个星期，去天津玩了一趟。没想到，这一玩，玩出了我出国的钥匙。事情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了“美国音乐研究会”，我以“美国爵士乐”的论文，成为了该协会最年轻的会员，而该协会的总部就设在天津音乐学院。我去天津玩，当然就顺便拜访了协会的秘书长。听说我立刻要出国深造，秘书长表现得很热情，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饭吃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得的是他向我提供了几位十分重要的协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那其中有女高音歌唱家张权。　　回到北京，我一一拜访了名单上的会员，所谓会员，其实都是些音乐界有名的老前辈。在张权的家里见到她时，老教授显得很高兴，她甚至把我当成校友看待（张权毕业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从她那里，我又得到一位很重要人物的名字，那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的部长，（好像是盛中国前太太的哥哥）。我立刻拜访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听说我即刻要去澳洲，部长托我到：“有机会去跟他们说一声，就说希望他们把音乐节目做成立体声的。澳洲使馆的人来了好几次了，可我们语言不通，讲不太明白。”说着，他找出了“那使馆的人”的名片递给我。那是澳洲大使馆文化秘书的名片。那名片，便成为了我出国的钥匙。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大使馆，出示的虽然是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工作证，但声称是中央广播电台派来的，派我来找……我出示了那张名片。于是，很快我与那名片上的人见面了。听说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来的，那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谈起了音乐（谈音乐，就等于是谈我的饭碗），谈起了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那文化秘书打了个电话，兴奋地对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负责人约汉.克隆先生，他现在正好在北京。” 　　“我不在意，非常地不在意。”我哪里敢在意？简直是喜出望外。　　很快，约汉.克隆先生来到文化秘书的办公室与我握手。三个人谈得很投机。谈着谈着，文化秘书突然问约汉：“为什么不问问这位丹尼（丹尼是我的英文名）有没有兴趣帮帮我们。”约汉应和到：“我也这么想，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既懂英文又懂音乐还懂广播的大陆中国人。” 　　我觉得机会到了，于是告诉了他们我虽计划去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深造，但如果他们实在需要，先去澳洲帮他们一段时间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　　“你有护照吗？”文化秘书问。　　“有。”我答。　　“带在身上了吗？”他又问。　　“带着的。”我又答。　　“你在澳洲有朋友吗？”他问。　　“有。”我答。　　“你银行里有存款吗？”他又问。　　“有，我的意思是会有的。”我又答。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澳洲？”他再问。　　“立刻可以。”我再答。　　“那好，你能把护照留在我这里吗？”他最后问。　　“留到什么时候？”我问。　　“留到明天，明天上午10点。好，我们就这样定了。” 　　接下来，我与约汉具体谈起打算做一个介绍澳洲音乐的系列广播节目。约汉再三警告我，那只是一份钟点工，不要指望靠那吃饭。我也反复请他放心，说我有别的本事吃饭。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准时拿到了我的签证！我顿时觉得飘然，不记得从大使馆是走出来的还是飞出来的。　　我有意从大使馆来到签证处，对着那堆仍在拥挤的人们，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在人群中，我又发现了那个人，那个人叫朱什么来着？叫猪什么来着？对了，叫朱忠。我对着他用最大的动作挥动着我的手臂。他发现我，朝我走过来。　　“你好，忠朱。”我友好而居高临下地叫到。　　“嘿，你干吗骂人，叫我‘种猪’？”他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没有等他在靠近，只挥动挥动手里的护照，大声喊到：“我们澳洲见。” 　　（离开冬娅、离开单位、离开家庭、离开祖国）　　拿到签证，我第一个要见的人当然是我的妻子冬娅。我从北京直接去了上海。见了面，冬娅把我安排住在卫生局的招待所。然后问我：“来办手续的吗？” 　　“出国手续都已经办好了，还要办什么手续。”我问。　　“别装了，你不是来办离婚手续的吗？”冬娅很平静地说。　　“离婚？！”我虽然觉得要离婚也是时候了，可还真的不是特意去离婚的。　　“用不着再费劲装了，其实从结婚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只是没想到你的翅膀硬得这么快罢了。” 　　接着，冬娅讲起了结婚前父亲瞒着我去上海劝她与我结婚的事情来。冬娅说，当她得知我父亲从大老远特意跑到上海来劝她与自己的儿子结婚，她很有些伤感，对我父亲说：“我真羡慕阿丹，有父亲为了他能在单位过关来劝我结婚，可没有父亲的我，谁来替我作想呢？” 　　父亲听到这话，说：“如果到现在你还不明白的话，那我只好更清楚地告诉你，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我的儿子，而完全是为了你，其实，为了任何人，我都会这样做的。因为，只有我最了解我的儿子。说自己的儿子不是好人，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作为父亲，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儿子，但至少应该努力减轻儿子对社会的危害。换言之，把儿子对社会对他人的破坏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是我的责任。请相信我，这次来劝你结婚，正是为了你，为了你在社会上的名誉。结婚了，你们的关系就合法了。结婚后什么时候离婚都可以。结婚离婚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 　　父亲的这一席话，震撼着冬娅：“离婚！那，我肚子里的小毛头怎么办？” 　　“所以你不能生，这不光是为了你，更多的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因为，因为我敢肯定，丹九不会长期跟你在一起。我说过，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那个人。”见冬娅没有回应，父亲继续说：“这事，我已经跟你母亲做过工作了。我想，只要你不把孩子生下来，她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坚决反对你结婚的。”父亲最后对冬娅说：“这一回，我是专门为你来上海的，所以，丹九我就不打算见了。你也没有必要告诉他我来过上海，就算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那“秘密”两个字，一下子把冬娅的心夺去半个。要知道，“秘密”这两个字，多么威力巨大啊！　　“怪不得一打好结婚证你就要我陪你去做人流，原来是听了我那老东西的唆使。”我恍然大悟。　　“现在你明白了吧。”冬娅望着还未从惊骇中完全苏醒的我，继续说：“还记得我做完人流后，从医院里走出来时对你说的那句话吗？” 　　“记得。哦不，不记得。哦不，我是说我只记得你对我说过一句话，但是句什么？我当时就没听明白。”我想起她从医院出来说那句：“我发誓永远也不要孩子”的情形来。　　“我是说……”冬娅想了一下，改口说：“算了，还跟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没有争吵，没有调解，没有法院裁判，我跟冬娅办了离婚手续。冬娅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最后终于下决心忍痛割爱堕胎最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将来你会像你的父亲对待你一样对待我们的孩子。” 　　听了冬娅的这一番描述，我想起父亲的样子，那不久前还改变多年成见觉得父亲变得可亲可敬了的样子，是多么的狰狞！　　呜呼！　　就那样，我离开了我的首席夫人冬娅，再也没有联系过，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今天。　　回到单位，同事们见我天天在清理东西，大量的丢垃圾（每次都是要到搬家了，才发现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破烂），大量地烧文件烧信烧照片，其他的财产能卖的卖，能送的送。而这时，大家反而不再用那种试探性的口吻问我什么时候走，而都变得异常友好起来。　　临走的前一天，哥哥打电话叫我去他那里吃晚饭。我去了，看见一桌菜在等着我。除了菜以外，也还有其他的在等着我，那便是我的母亲和父亲。（弟弟仍然没有出场）　　　　对了，那桌菜是哥哥和他的太太胖姐做的。该借此机会讲讲哥哥和胖姐的事情了。自那年哥哥出走事件后，我一直反对哥哥与胖姐恋爱，我甚至想过要用我知道她在农场时与父亲有过不清白的关系去恐吓胖姐，强迫她离开哥哥。但是，他们还是结婚了，在我在上海读书期间。事到如今，过去的事情讲出来对谁会有好处？为了哥哥，我只好强忍着，但心里却在骂父亲，骂那个一脸“永远正确”正人君子神气的人兽。　　见到我，也许是为了保持父母的尊严，他们没有表示高兴，他们甚至没有提到我出国的事情。见我也一声不吭只埋头吃饭，母亲沉不住气了，说：“我们不支持你出国，但是，如果你非要去，我们也不反对。”说着，母亲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厚厚的零散钞票，对我说：“我数过了，这里面是200块钱……” 　　200块钱，这便是我从读大学到办出国我的父母给我的所有支助！我接过那个信封，接着吃什么菜都是一个味道：苦涩。想着这么些年的雷雨风霜，想着摆在我前面未知的艰难险阻，我欲哭无泪。最后离开时，我想说几句振奋的话，可我刚说到：“请你们放心，我会……”一直没开口说话的父亲就把话接了过去，说：“放心，放心，这回可以放心了，因为，至少你不会再对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人民造成危害了。” 　　父亲的那句话，给我的感觉简直就是“送瘟神”。接着，父亲的表情变得异常严峻，好像预感到，随着我，灾难将继续不断地蔓延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头上。　　就像几年前送我去上海一样，玫妹这次又代表我们全家人把我送到广州。她一直把我送到机场，看着我登上了飞往澳洲墨尔本的班机。对了，我把那个信封给了玫妹，就是那个母亲给我的、装着200块人民币零散钞票的信封给了玫妹，叫她口馋时买个棒棒糖什么的。　　我知道我这一章写得有些流水帐，将来改写电影剧本时是肯定要被删除的，但是，多年来我一直想把它写下来，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永远也不会有心情去写它了。　　无巧不成书。我的人生，就是一本书。但那无数的巧合，难道不是上帝的精心安排？　　国泰航空公司的班机脱出了跑道，载着我和我的梦想，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祖国，飞向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继续　　写在后面：各位朋友，谢谢大家跟读我的自传体小说《父子琴》。此书共23回。这是第十三回，也就是到了一半。一来是为了让大家对我的人生作有顺序的了解（其实也是大家的一面镜子）；二来让大家换一换口味；三来有出版社在与本人商谈《父子琴》出版事宜，所以此书的连载先休息一段时间。接下来，我将连载我在澳洲，挪威的生活纪实小说《圣女书女妓女》　　成丹九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