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寂寞的教学生涯│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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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寂寞的教学生涯
小林 (发表日期:2007-02-03 14:00:46 阅读人次:2459 回复数:6)
来到沈从文故居，是一个秋天的早上，石板铺的院落里没有露水，有一层霜，我把脚步放得轻轻的，生怕惊扰了沈先生的好梦。时光还早，喧哗的旅游团还没出现，现在是最安静时分，我一个人从左厢房到右厢房，那房舍、物品、树木和花草，依稀还残留着沈先生的气味与呼吸，仿佛听得见他轻轻的咳嗽和轻轻的脚步。那张从北京运来的桌子摆在那里，《边城》就在这张木桌上写成，还有那把驮过他瘦高身躯的藤椅，蚊帐；我坐在有些摇晃的藤椅上，伏在斑驳的旧木桌上，一缕书香或是墨香在四周幽幽飘过，依稀，外面又传来民间傩戏艺人沙哑的嗓音。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许多知识分子都流亡西南各省。一九三八年沈从文也辗转来到昆明，最初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执教，第二年转入北大任教。　　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任叙永分校主任。初到昆明时，沈从文一段时间与杨振声家住在一起。当时沈从文除了教书写作，仍继续编教科书。杨振声领衔，沈从文为总编辑，朱自清负责选散文。　　就是在这个时期，沈从文对文物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据张允和回忆：“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和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每次见面后，不谈则已，无论谈什么题目，总归根到文物考古方面去。”（张允和《三姐夫沈二哥》）　　不久，沈从文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从文只身一个，末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种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做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施蜇存《滇云浦雨话从文》）　　当时沈从文还经常与施蜇存一起到福照街购买古玩。这段时间的业余爱好，为他五十年代从事文物工作做了一个铺垫。　　因为昆明常遭敌机轰炸，不久沈从文一家迁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余里的乡下。每周三天住城里，上课，编教科书，教导学生。三天住乡下，主要是写作。和当时许多住在昆明乡下的教授一样，先要坐火车到呈贡，然后再换一匹马骑到十余里地到乡下租住屋。由于战时经济吃紧，当时张兆和除做家务外，还在一所中学教书，沈还得帮著做些家务活，连九岁的龙朱和六岁的虎雏都得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即使这样吃饭还常常成问题，有时夫妻俩只好尽孩子先吃。这可能是沈一生中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当年沈从文穿的是一件从房东手里买来的旧皮袍改制的皮大衣，经常到学校对面米线铺子吃一碗一角三分的米线充饥。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主要教三门课；个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从文是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教授，并不擅长像一般大学教授那样一招一式的讲解，他摸索出一套自己独有的教学方法。沈从文教学方法很有特色，通过言传身教，教授学生实际经验与写作技巧。教写作课时，他不搞命题作文，而是让学生自由发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来写作，以此提高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他还与学生一起动手写，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为了教学实验写出来的，所以他的一些小说集乾脆叫《习作集》和《从文习作》。虽然沈从文在外多年，但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却很难改变，学生听得不太清楚，多少影响了讲课效果。不过总体上，他的教学还是受到学生，尤其爱好写作的学生的欢迎的。　　沈从文当时教二年级的课。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为选修课。据汪曾祺回忆：“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 　　“沈先生是不主张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作文，都发表了。”(汪曾祺《沈先生在西南联大》) 　　关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情景，汪曾祺说：“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书很多，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的直觉说话……沈先生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汪曾祺《沈先生在西南联大》) 　　一九三九年，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但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一九四三年七月升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月薪三佰陆拾元。”看起来很不错了，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同期比沈从文晚两个月晋升的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比沈小八岁，一九四二年才任讲师的，月薪却高达四百三十元。这也反映了当时学历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从有关回忆看，当年沈在联大的课还是很受学生欢迎的：“那时，选读他《各体文习作》、的同学很多，三间大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不少同学不得不搬了椅子坐在门窗外听讲，因为，不止中文系的同学来上这门课，有空来旁听的其他系的同学也不少。”（刘北汜《执拗的拓荒者》，《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八年四期）。　　在那样一个讲究学历资历和旧学的年代，沈从文虽然很受学生欢迎，但在主流圈子里仍然评价不高，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吴宓等都是学贯中西，沈从文只能教新文学和写作课，就像现在在教大学公共课一样，自然受到一些老先生的轻视。　　对沈从文最有成见的当属刘文典。刘文典教授对沈的轻慢差不多成为西南联大的一个经典。最著名的有两个故事；一九三九和一九四０两年是昆明警报最频繁的年头，五华山上一挂起红球，大家就知道敌机来袭，警报一响大家都跑警报。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跑警报，便指著沈不屑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后来沈从文由副教授升教授时，人皆举手，独刘文典不举手，还称：“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作教授，我岂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吗?”（许渊冲《学林散叶》）　　沈从文评上教授后，刘文典仍然没有改变对沈的歧视，一次在课堂上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追忆逝水年华》）　　这件事其实反映了当时教育界对新文学和作家的轻视，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只不过刘文典公开说出来罢了。这位驰骋文坛的著名小说家在大学校园里一直处在被轻慢的地位，在这种气氛下，沈从文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离开大学校园可能与早年心理挫伤也不无关系。　　沈从文在抗战快结束时，给胡适写信反映他在联大生活：“我还是在联大教书，住在离昆明三十里乡下。兆和为家事累了十年（尤其是近五、六年，真要一个做主妇的精力和耐心!）……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 　　一九四六年夏，沈从文一家离开昆明，随北大复员。回到北平后住在中老胡同的北大宿舍。住在这里的还有废名、朱光潜、冯至等人。沈从文继续在北大执教，同时还担任了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四个刊物的编辑工作。　　一九四八年北平已经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一大批教授和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政府通知，要他们南不，沈先生也在其中，但沈先生经过认真思考还是留了下来。然而，他没有想到，一场文艺思想领域的政治风暴正悄悄地落到他的头上。　　他的作品被称之为“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而加以批判。特别是郭沫若在一九四八年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上发表了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文章，列举了他各种“反动”言行，文中特别提到“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以郭沫若当年地位之尊，这样的话对沈从文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与此同时，北大民主广场上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和标语，不少是公开骂沈从文的。“斥反动文艺”也贴上了墙，沈从文被说成桃色作家。更有甚者，一九四九年三月，北大校园里，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先生的攻击，并张贴了一幅大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路线的沈从文！”对沈先生的创作几乎全面否定，这是沈先生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　　沈先生一直特别敏感，脆弱。“爸爸心中的频频爆炸，才刚开始，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沈虎雏《团聚》) 　　沈先生对此十分恐惧，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清算的时候到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同年七月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排除在大门之外，在巨大压力面前，他绝望了，甚至选择了自杀。病愈出院后，他被安排到颐和园附近的中央革命大学学习，为期十个月。事实上从这时起，他基本上就等于走下了大学讲台。　　一九五三年在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的关照下，沈先生离开北大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从此彻底告别了大学校园，也为他的教学生涯划上了句号。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图书馆偶然发现《边城》，是第一次接触沈先生作品，这一篇精美的散文把我看呆了。　　如今，我终于来到梦中的湘西，来到这个泊在沅水边的小城凤凰，来到沈先生故居，是抵达一片爱的乐园，还是在寻找一个美的灵魂？我无法回答，心里只有一片隐隐的慰藉，我来到了边城，我在那把摇晃的藤椅上坐了许久，这就够了，足够我长久地回味。　　小小的凤凰县城，入夜后愈益寂寞平静，惟有沱江水还带着声响流淌，江水似是受了小城的嘱托，去寻找生活中渴望的东西。我站在凤凰城的北门码头上，看不清江水的流逝，却清楚地嗅到水草的气息，忽然，我体会到了些许沈从文的心情。　　莫非，他也和他笔下的翠翠那样，守候在江边，痴等着所希望的到来？那所希望的　　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呀。也许要等很久很久，也许就在明天。　　2007.2.4 　　凤凰城的虹桥　　　　沈从文故居　　　　翠翠守候在江边的渡口

回复[1]: 很美的小镇，很美的文。 小草 (2007-02-03 20:56:59)

　　耐得住寂寞，就是最好的人生。不是吗？

回复[2]: 小林 (2007-02-04 11:07:08)

　　很美的小草，很美的跟贴。可是寂寞的人生不好熬阿！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约定俗成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

　　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槽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

　　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二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湘西的脚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