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琴》五，拉开学琴的序幕│九哥│东洋镜

首页 >> 个人集合 >> 九哥 >> 九哥自供

	字体∶大中小
《父子琴》五，拉开学琴的序幕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1-04 16:41:54 阅读人次:2559 回复数:0)
五，拉开学琴的序幕　　（我的手抄本小提琴教材《霍曼》）　　有了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口气跑到了王士一家里。王士一瞟了一眼我那把丑丑的“小提琴”，一个喷嚏笑了出来，说我那没漆油漆的宝贝“就像个光着屁股的女人”。而我那把二胡弓更是“翻破字典找出最挖苦的语言来奚落都不够用。”我实在忍无可忍，收起自己的宝贝就要走。走到门口，又觉得就这样走掉很不划算，便补了句：“你，不是好人。”听了这话，王士一笑得更厉害了，先是抬头仰望天空，然后把脸顶住自己的肚脐。那让我恨不得从他家的楼上跳下去，如果当时带了降落伞的话。“我这就去告诉陆英。”我一赌气把门打开。　　“我这就去告诉陆英。”这本来是句气话，想不到还真奏效。王士一连忙跑到门口截住我，连拉带拖把我再次请进屋里。然后，他找出一把断了的小提琴弓，说：“被我弟弟一屁股就变成这样了。不过找人修修总比二胡弓好，先拿去用吧。”然后，他又把他谱架上的小提琴教材《霍曼》翻回到第一页，教我识五线谱，还带我练习了几遍。那让我兴奋至极，把刚才的屈辱全忘了。等我再次收起我的宝贝破烂走到门口，王士一再次把我挡住。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皱巴巴的信（看起来那信已经在他口袋里放了好久了），对我神秘地说：“帮个忙，交给她，别着当人的面。” 　　第二天一下课我就去找劳老师，想跟他借他那本《霍曼》，才知道那是马曼飞的财产。无赖，我正要走，劳老师说离排练还有两个小时，问我能不能帮他整理一下录音带。于是，我们把一卷卷录音带放出来听个开头。劳老师报着曲名，让我写下来。我记得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惨》，贝多芬的《命运》，李莫斯基－科查科夫的《西班牙幻想曲》。（《西班牙幻想曲》后来成为我最最喜爱的交响作品之一）我听着听着，忘记了时间，精神完全进入到另一种境界，直到劳老师把录音机关掉，说：“这些都叫‘无标题音乐’，以后我们有时间一起慢慢批判。”那以后，帮劳老师“整理录音带”成为我经常去他那里最好的理由。　　排练前，见陆英像往常一样向我走来又要把书包托我看管，我便乘机把王士一的信交给了她。她脸一红，很兴奋地接了过去，但看了看信封，又把脸一沉，把信递还给我，失意地说：“雷锋学得真好，都给人当起邮差来了。”她正要走开，迎面碰上李队长挡住去路（我想他可能一直在偷看）。李队长看到我手上还没有拿稳的信，伸手夺了过去，匆匆打开，便大声念了起来：　　“如果把你比作太阳，我愿是那地球，永远不停地围着你转。如果把你比作地球，我愿是那月亮，永远不停地围着你转……” 　　这时，开始有人围观，其中也包括马曼飞。李队长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陆英，发现她并没有生气要冲走的意思，像是得到了默许，便大胆地念下去：“……我想我还是变成你的芭蕾舞鞋，让你永远踩在我的身上……” 　　李队长一念完，接着自然是大伙对我一阵耻笑。李队长洋洋得意地把信高高举起，说：“谁还要看？谁还要看？” 　　我正犹豫要不要去接那封信，陆英对李队长小指一勾，那信便乖乖落到了陆英的手里。陆英看了看我，说：“有这种勇气的人，应该得到尊重，不像有些人。”她又看了看李队长，然后对我说：“去谢谢他，就说可惜他那双鞋太大了，不合我脚的尺寸。”说完，陆英把那信小心地折叠好，放进她的书包里。我下意识去接她的书包，但这一回，她没有托我看管。　　等陆英一走开，李队长突然对我变得前所未有的友好，问：“那个‘有勇气的人’是谁？”那劲头，像是要跟我组成“反情敌同盟”。　　看着李队长匆匆去追陆英，马曼飞走过来失意地对我说：“那信我也收到过，只是最后一句是这样的‘我想我还是变成你的小提琴盒，让你永远躺在我的里面。’真没新意。”说完，苦笑了笑，又补充说：“其实王士一人真的不坏，就是傻傻的！”然后，她故意挑衅般地突然从我手里夺过我的笛子。我一楞，又想使出我的惯招。　　“快还给我，要不我就叫你小毛了。”我威胁到。　　“叫吧叫吧，有本事叫到大家都听见。”她迅速向李队长和陆英的方向跑去。　　我紧追上去，当着大家的面抓住她：“你干什么？什么意思？”本以为她会不好意思甚至生气，没想到她见李队长和陆英也看着我，故意往我身上一靠，咬住我的耳朵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说完，她把笛子还给我。抬起头，看了看陆英睁大的眼睛、李队长张开的嘴巴、陈笛子站立的头发，在众目睽睽之下，得意地走开了。　　那天的排练，从头到尾我都在抢节奏。好不容易排练完毕，不用我找，马曼飞已经在门口等着我。那架势，好像故意要让人看见。　　“你什么意思？我完成了你什么任务？”我一连串的问题不知从哪里问起。　　“我心里的滋味，那个跳舞的也该分一半。”马曼飞恨恨地说。　　“你是说，你想……，你是说，你我……”我感到这太突如其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以后就让你叫我小毛算了。我是说以后只准你叫我小毛，听到啦？我们就算是临时的。”她命令般地说。　　“可你说过你不喜欢吹笛子的，所有的都不喜欢。”我提醒到。　　“那你不会把自己改造成拉提琴的吗？”她答。　　原来，马曼飞终于明白了自己没有足够的磁力把李队长从陆英身边吸引过来，所以想出这么个嗖主意，用跟我好来伤陆英，同时也好让另外那个陈笛子死心，再者也顺便拿我换换口味。这也是她治疗失恋的一剂麻醉药。　　而我，一门心思都在小提琴上，所以根本就没有心思跟她们玩这类游戏。尽管如此，我却没有拒绝马曼飞（不对，从现在开始应该叫她“小毛”了），因为我实在无法拒绝她的诱惑，我是说无法拒绝她拥有的琴谱《霍曼》的诱惑。　　我把小毛的琴谱拿到家里拼命地抄写，一个个音符，一行行，一页页，一天一周一个月地抄写。上体育课我就装肚子痛，等同学们都去了操场，我便一个人躲在教室里抄。下午回家做饭，我便托隔壁胡玫妹代劳，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抄。吃过晚饭，我就以“抄毛宣队的材料为重”的理由占住家里唯一的书桌，反正家里谁也看不懂我在抄什么。晚上，等哥哥弟弟都睡了，我又爬起来用个手电筒照着抄。《霍曼》是一本二重奏小提琴教材。按理说我只要抄一个声部就可以了。而我还是把两个声部都抄了下来。那劲头，就像60年过苦日子，捡到个红薯屁股就饿狼饥虎般连皮连根都要一口吞下去一样。就这样，一直抄到我的手脱皮抽筋，我的手抄本《霍曼》教材从一册到五册才终于全部完成。　　（弓子问题）　　话说王士一借给我的那支断弓子，还真让我找到个汽车修理厂的熟人，用一根空心铜管接了起来。虽然很重，但正如王士一说的那样：“总比二胡弓好。”那时候为了练习把琴夹稳在脖子和肩膀之间，我自作自画有意在琴头吊上一个沙包，相比之下弓子的重量当然就无足轻重了。可好景不长。一天，我练琴练累了，便把弓子放在椅子上，出去散步顺便去拜访了一下公共茅房。等我再回到家里，只见哥哥捂着屁股叫痛。我一看，天啦！我的弓子被他坐成了好几节。这下可完了，打又打不赢他，骂也骂不过他。就是能让我打骂，弓子还是不会从几节变回成两截的。　　看着我久久不能向断弓子的遗体告别的悲惨情景，哥哥不得不拿出他多年积蓄的两个哑巴筒，问：“买一把琴弓要好多钱咯？” 　　正当我和哥哥两分钱两分钱地数着数时，母亲的弟弟，也就是我们叫舅舅的那个人从贵州遵义来看我们来了。其实来看我们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来买点肥肉回去煎油。那时凭户口每人每个月定额半斤茶油，好像还有二两板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为舅舅买肥肉煎油，第二天清早四点钟我就爬了起来，冒着严寒到肉店门口排队领号子。当舅舅喜笑颜开地接过那块肥肉，又愁眉苦脸地嫌那肥肉还不够肥时，嘴巴里却还是念念有词地对我说：“都不知道该怎么奖励你。” 　　“我知道你该怎么奖励我。”我逮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说：“其实也不要你奖励，借给我点钱，15块就够。”（当时的15块钱，是舅舅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看着舅舅突然凝固了的表情，我迅速向他解释那钱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是用来派决定我人生的大事，是用来买小提琴弓子的；而且那钱等我长大了是肯定要还的，连本加利再加倍。说完我把早就写好了的一封求情借钱信递到了他的手里。各位想想，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能做出那种事来，可见我拉琴的欲望之强烈。你没有被感动吗？　　舅舅被没被感动我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了钱，虽不是交到我的手里，而是通过母亲。当然，母亲除了如数把钱交给了我以外，还附加了一顿臭骂。老实说，别说挨骂，就是挨一顿妈妈特色的臭打我心里也会是很痛快很过瘾、觉得很值那个价钱的。　　拿着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二手店，买了一把挺不错的旧小提琴弓。但万万想不到弓子买了没有几天，被王士一看见便说：“既然你已经有弓子了，那我那把断弓子还是还给我吧。”当他知道我把他的断弓子弄得更断时，他变的严肃起来，反复声称那断弓子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其意思明显是要我把我的新买的旧弓子陪给他。　　我觉得简直就是中了他的圈套，一气之下跑到陆英家里想告状。到了陆英家，正巧碰到陆英的父亲发急病。　　“为什么不送医院？”我问。　　“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不知道是什么病。”陆英说着哭了起来。　　当时的医院，确实是能看出病的医生都劳动改造去了，剩下的就都是些看不出病的。　　“别急，别急，我去想想办法。”说完，我拔腿又往王士一家跑，因为我知道，他的父亲是医学院的教授。王士一闻讯，露出不可思议的激动，那激动显然是为了这立功表现的好机会。我带着他一起跑到陆英家。到了陆英家后，王士一开口一个陆妈妈，闭口一个陆爸爸，叫得我牙根都要酸掉了。那醋味让我隐约悟到，我其实还是很喜欢陆英的。但在那个非常时刻，争风吃醋不是主要矛盾。王士一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小本子和笔，详细询问和记录了陆英父亲的发病过程和症状。然后，不顾王士一再三谢绝，我还是又跟着他人不停鞋地跑到他家里。他的父亲已经在等侯。听了王士一的述说和看过他的记录后，王士一父亲焦急地说陆英的父亲得的可能是急性什么什么炎，如不及时治疗，是有危险的。说着，王士一父亲披了件外衣戴了顶大帽子拎着个军包就走，边走边对我说：“不要对别人乱说。”后来王士一对我解释说，自己父亲是怕别人知道他去看陆英父亲会给陆英家里带来麻烦，因为王士一父亲当时是被打倒了的反动学术权威。王士一父亲到了陆英家，从军包里掏出些医疗器械，看过陆英父亲的病情以后，写了封信，叫我们立刻把陆英父亲送往某医院去找某某人。　　陆英的父亲就这样免于一难。　　后来才知道，医院有些重要病人，（所谓重要病人，往往就是白天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让专家教授去劳动改造的人）到了晚上时常会秘密地找王士一父亲看病。而王士一从不离身的小本本，就是专门派这种用场的。　　陆英父亲好转后，陆英母亲对陆英说：“谁说你那个王大个子同学出身不好，我看他出身挺好的嘛。” 　　那话让陆英好一阵脸红，对她母亲敷衍到：“他不是我同学，是我同学的朋友，我其实还不怎么认识他呢。” 　　这个事件虽然稍微缓和了我和王士一之间的弓子危机，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跑遍了长沙几乎所有的乐器店，希望能找到一把便宜的弓子。就在我经过五一文（乐器店），犹豫了一阵决定还是进去看看时，我发现过去那把28块的小提琴降价到20块了。　　兴奋之余，我想到了最后一线希望，那便是我的姑姑。于是，我给姑姑写了一封信。那应该也是一封很感人的信。在信里我除了写上：“那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是用来派决定我人生大事，是用来买小提琴用的；而且那钱等我长大了是肯定要还的，连本加利再加倍”云云以外，还提出了个特别请求，那便是“此事绝对要对我的父母保密。” 　　不到两个星期，我的姑姑就从新化跑到长沙来了，据她说是工作顺便。　　我带着姑姑匆匆来到五一文，一路上想着要在那个侮辱过我的矮子湘江风雷营业员面前好好扬眉吐气一番。到了商店，姑姑拿出20块钱，强调其中5块是大叔给的。我货都没看就把那20块钱甩在了柜台上。那个矮个子湘江风雷不在，那让我觉得很是可惜，好在那个高瘦女营业员在。等我把琴盒打开一看，才发现那琴是坏的，琴头脱胶掉了下来。营业员说：“因为脱胶了，所以才降价卖。觉得不合适，不买也行。” 　　“你还记得我吗？”我撇开买琴的事。　　“不记得。”她有意回避到，看着我失意的样子，她改口说：“如今的事啊，记那么多干什么？”停了停，见我还等着她发话，又说：“你长高了，那阵子天天往我们这里跑，怎么能不记得。” 　　“记得就行，那么请你转告那个矮子湘江风雷，就说那个‘小孩子’买琴时向他问好。”我得意地说。　　“小高吗？你是说我小高！”那高瘦女营业员颤抖的声音有些变调：“好的，等我去阴间时一定告诉他。” 　　“什么意思？”我问到。　　“他去了。”她说着，眼睛圈红了。　　“去哪里了？不来上班了吗？”我追问到。　　“人都死了，还怎么上班？”她的眼泪滚了下来。　　“怎么死的？”我吃惊地，打破沙锅问到底。　　“别问了，能怎么死？还不是搞武斗！”她哭出声来：“可怜他连我们的孩子都没能看上一眼就……”说完她低下了头，再也没有抬起来。　　我眼前一片茫然。拎着琴，无言地离开了五一文商店。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恨那矮子湘江风雷了，不但不恨，还觉得他怪可怜的。人啊，往往是这样，要到死，尘世的一切恩恩怨怨才能了结。　　回到家，经过几天的反复试奏比较，觉得新买的弓子还不如过去二手店买的那支旧弓子好用，于是只好忍痛把新弓子还给了王士一。那让我觉得丢掉了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从此，可以安心拉琴了。　　我学琴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恩师的教导：学琴也学做人）　　有了琴有了弓有了琴谱，还缺什么？除了时间和练习我什么都不缺。其实我连时间和练习都不缺，因为那时候学校的功课不多，而练习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享乐，就是幸福。我每天早上，早早爬起来，因为不能影响家里人和邻居，我抱着琴去到附近的一个池塘边练习。在夏天，下午一下课哥哥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就会去湘江游泳，我正好独占家里、边练琴边汗冲淋浴。黄昏蚊子成群，尤其是在拉A弦的空弦时，蚊子会一齐向我冲来，简直就像是二战中日本空军敢死队。当全家人都抵不住炎热在外面打着扑扇乘凉时，那又是我独自躲在蚊帐里练琴的好机会。等到晚上人们都睡了，我又抱着琴去到离我们那栋平房较远的铁路旁练琴。在那些日子里，虽然和哥哥弟弟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同一间屋子里睡觉，但我的精神，却生活在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几乎没有朋友，不但没有朋友，还时而跟邻居吵架。吵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当然是由于我“一天到晚制造噪音”，“简直吵死人”，“弄得人都要发神经病”。我印象最深的是住在隔壁五号的扬姐姐曾对我说：“拉死拉死，随便你怎么拉都拉不出潘家坪。神经病！”当时我觉得很委屈，怎么大家就不识我这个天才。但现在想起来真害臊，想必我那叽叽嘎嘎的声音，确实给人家添麻烦了。因为那，邻居的孩子们很少有愿意跟我讲话的，天天跟我讲话的好像只有胡玫妹。　　那时候，开始跟李老师约好每个星期去上一次课，但后来去得越来越多，与李老师一起拉二重奏，也从开始的上课慢慢变成两个人的一种艺术享受。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里，我的小提琴水平得到了飞跃的提高，大有与马小毛和王士一比一高低的信心。可惜与马小毛已经没有什么好比的了，一来她是个女同学，更主要的是她当时已经变成我的接近临时女朋友般的人了，所以我的对手只有王士一。　　话说王士一为了追陆英，竟然转学转到了我们学校，那自然使我们的毛宣队又增加了一把小提琴。于是，我们的毛宣队正式有三把提琴了。以前提到过，陆英跳白毛女时有一段小提琴独奏，过去一直由马小毛演奏。但有一天演出前，马小毛翘起了她的嘴巴。一问才知道，是王士一要求从此代替她演奏那一段“白风吹”的独奏。我一听，心里挺不是滋味，这家伙怎么要抢走陆英还不够，连小毛的独奏也要抢。我决定与他争一高低。　　演出开始了。等陆英跳到接近独舞的时候，我看见王士一早早就停下伴奏，一次又一次地在裤腿上擦着手上的汗。等独奏来临的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抢前小半拍演奏起独奏部分来。只见台上陆英脚步一乱，身体一斜险些摔倒，好在台下看戏的都是解放军，大概有看戏不准笑的纪律。　　演出一结束，陆英被大伙围在后台的一个角落，不断有女同学给她递手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也纳闷人的眼睛怎么可以储存那么多的水分。　　王士一无可赖何地望着我，小声说：“你太自私、太霸道、太不义气了，刚学了点本事，就……” 　　我一听，针锋相对到：“什么？你说我自私，不义气。那段独奏过去一直是小毛，不对，我是说马曼飞同学拉的，你凭什么要抢。” 　　“马曼飞的事情你那么起劲干什么？独奏他俩谁拉都轮不到你。”没想到陈笛子插话了。他的口气里充满着醋味，肯定是为了我不该称“马曼飞”为“小毛”。　　“那好，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厉害，是拉‘白风吹’还是拉《霍曼》，随便你点。”我十分挑战般地。　　这时马小毛一把拉住我，说：“比拉什么《霍曼》，人家早就拉《开塞》了。（《开塞》是比《霍曼》高一个等级的小提琴教材）”看我哑口无言的样子，小毛又安慰我说：“跟他比高低算什么，我肯定你以后是长沙业余界的第一把小提琴。” 　　她的举动更是激怒了陈笛子，他冲上来把我从马小毛身边推开，说：“男女有别，不要拉拉扯扯的。” 　　这还了得，我小时侯那股子流氓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三揪五推就把陈笛子按在了墙上。王士一惊呆得半张着嘴，咕噜着：“怎么可以这样？”马小毛却在一边忍不住地笑。这时只见陆英走了过来，对我们说：“别打了，都松手。刚才是我没跳好，没有跟上乐器，以后注意就是了。” 　　这时，劳老师和工宣队川队长来叫大家去吃夜宵，看到我们纠缠在一起，免不了又是一番论理。得知我们争吵的起因是为了我抢拉独奏，劳老师建议说:“以后三个人轮流拉。值得为这种事情争吵吗？”而川队长的指示是：“搞什么独奏，个人主义！三个人一起拉不行吗？人多力量大嘛。好，这事就这么定了。至于打架嘛，好人打好人，误会，属人民内部矛盾，今天的事就算了。来来来，大家去吃面。” 　　“独奏就是独奏，怎么可以三个人一起拉呢？艺术有艺术的规矩。”劳老师顶川队长，我还是头一回看见。　　“什么规矩？艺术服从宣传毛泽东思想。你服从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川队长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绝对权威，然后，又催了大家一遍；“大家快去吃面，我还是那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吃面的时候，劳老师一直在跟川队长解释独奏的必须性。他告诉川队长“白风吹”那一段小提琴独奏是模仿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天鹅湖》里的一段，是艺术的经典，是不能随便改动的。而川队长只是点点头表示他在听着，嘴巴则忙着在吃面。吃完面喝完汤，把筷子架在空碗上，他望着劳老师，深深地发了句感慨：“今天的面油水不足。” 　　第二天，我去了劳老师家里。首先我为昨天抢拉独奏辩解了一番，然后紧接着问：“《天鹅湖》里那一段小提琴独奏的艺术的经典，能不能让我批判批判？” 　　“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吧？”劳老师听笑了起来，说：“我这里没有《天鹅湖》录音带，不过你可以去多看几遍电影《列宁在1918》，那里面正好有《天鹅湖》里那一段小提琴独奏。”见我十分失望的样子，劳老师接着说：“我另外收集了几张唱片，我知道里面有几段小提琴独奏非常精彩，可惜唱机被工宣队拿到广播室去了。” 　　“李老师家有唱机，快借给我！”我急切地说。　　“这种封资修的东西怎么能借出去！太冒险了。”劳老师担心地说。　　经过我再三纠缠，让劳老师相信李老师那里绝对安全，以及我对外绝对保密后，劳老师说：“我说过了，借出去是不行的。不过如果是你从我的垃圾堆里捡的，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完，劳老师用几张报纸把那张唱片包好，小心地放在一大堆书籍录音带的上面（那上面插了个小牌牌“文化垃圾，等待处理”）。望着那堆“垃圾”，劳老师叹了个气，说：“真可惜。” 　　我高兴地拿起唱片要走，劳老师又叮嘱了一句∶“万一被人看见，就说是在我的垃圾堆里捡的，不要连累别人。” 　　出门打开唱片，我的天，那唱片不是别的，正是我最最喜欢的李莫斯基－科查科夫的《西班牙幻想曲》。我带着唱片便往李老师家跑。　　到了李老师家，他从床上爬起来，说还没有不舒服到爬不起来的程度。我们一起听着我拿去的唱片。如醉如狂的我从《西班牙幻想曲》的幻境中苏醒后，李老师对我介绍说∶“李莫斯基－科查科夫过去曾在海军里服务，没有系统学习过作曲。由于他的天分，他被披得堡音乐学院聘为院长。但已经当了院长的李莫斯基－科查科夫，却跑到一年级的教室里跟新生们一起学和声。” 　　我以为李老师只是随便跟我讲讲故事，但李老师却接着说∶“所以说，我们永远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将来琴真的拉好了也要谦虚谨慎。” 　　我开始意识到李老师话里有话，想着一定是王士一告了状，便争取主动承认到∶“好，我以后不跟王士一争拉独奏就是了。” 　　李老师笑了笑∶“音乐是主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用来陶冶我们的灵魂充实我们的情感的，而绝非是用来显示卖弄的工具。” 　　“我已经说过了，以后不争着拉独奏了还不行吗？”我有些急了。　　李老师又笑了笑∶“看你，和人讲话也跟拉琴一样，激情过剩，理智不足，一激动就抢节奏，音准就偏高。”李老师拿起个杯子洗了又洗，说是怕把感冒传给我。然后弄了点水递给我，接着说∶“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拉独奏，你技术上的一些毛病，随着年龄的成熟，会慢慢消失的。我是想说，要成为一个好的音乐家，在学琴的同时也要学着做一个好人。” 　　“我不是好人吗？我不偷不抢，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真的有些急了。　　李老师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说；“我带你去看看。” 　　他带着我走出他的房间，穿过一条小道，从后门进入到教堂。那教堂里面很暗，阳光穿过五彩的玻璃，照射在耶稣的画像上。那是我第一次进入教堂，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那感觉，好像我的灵魂脱离了我的躯壳，被高高挂在了上帝的面前。　　李老师很虔诚地说：“我们不光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要爱人，不但要爱你身边的人，还应该去爱世界上所有的人。” 　　“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吗？”我咕噜着∶“连阶级敌人都爱吗？” 　　“对的。”李老师看着我惊奇的面孔，缓和了些说∶“现在跟你讲基督的爱可能还不合适。但是，你至少应该有胸怀去爱那些跟自己吵过架的人。就比如王士一，因为他不但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而且是帮助过你的人。我们应该学会感恩。知道吗，我们一出生，都是带着罪孽的，所以我们要……” 　　就这样，李老师除了给我上提琴课，也时常传福音，讲仁爱，讲上帝讲耶稣，好像外面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与他没有关系一样。　　经过李老师的洗脑，那以后，几次碰到王士一我都想跟他打招呼，以表示既往不咎，但始终拉不下那个面子。看上去，王士一也是和我一样。而演出时，每到独舞部分，我都想让给他演奏，但王士一和小毛一样，早早就把提琴放下，逼得我不演奏都不行。从表面上看，我与王士一的独奏之争似乎是我得胜了。但是，从那以后，陆英再也没有托我看管过书包，取而代之的正是王士一。　　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个机会想跟陆英套套热乎，陆英却对我说：“我宁可你继续吹你的笛子。” 　　有一天，我终于下了决心要跟王士一和好，看见王士一从排练厅外面进来，我故意冲到门口，装着没看见他而与他撞了个满怀。我连连道歉。他却捂着肚子连连说没关系。　　“撞得很痛吗？”我问。　　“很痛，但不是你撞的，是我得了心病。”王士一的样子看上去很痛苦。　　“喂，你别吓人好不好！”我是真的有点被他吓住了。　　这时正好陆英从外面走了进来，王士一顺便往我身上一倒，小声地说∶“就说我快要死了。” 　　我一把抱住王士一，对着走近的陆英大声喊到∶“不好了，快去叫人，他要死了。” 　　想不到平时最善良最赋有同情心的陆英，这会儿却笑了起来，对我说∶“你问他是想埋了还是烧了？” 　　“你…人还没死，你怎么可以这么没良心！”我叫喊着。　　看着陆英走开了，王士一从我身上爬了起来，伸了伸手臂，说∶“又是无效劳动。”说完,跟我握了握手表示和好，然后装得没事一样，哼着小调故作潇洒要走开。　　“喂，你还再生我的气吗？”我终于开口了。　　“怎么会，感谢你还来不及。”王士一很诚恳地说。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因为，要不是我抢了他的独奏，为陆英看书包的好事怎么会轮到他呢？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