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与骚动│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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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与骚动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05-03 23:57:08 阅读人次:1767 回复数:0)
藉用“喧嚣与骚动”这个著名的题目来描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朝引起的国内外反响，可谓恰如其分。但我认为世人更应该注意的是日本媒体的集体表现——在这场举世瞩目的“ 喧嚣与骚动”中，日本传媒界又一次暴露了其在新闻立场和报道手段上充满偏执狂的真面目。　　小泉纯一郎有胆量出访北朝鲜，有气度与金正日握手会谈，显示出他身为一名政治家自主而果敢的性格。小泉访朝的实际成果自然可圈可点，小泉在日本历史长河和国际政治舞台上能否跻身战略家行列，尚有待日朝关系未来的发展来论定。但在当下日本媒体的报道视野中，小泉却成了软弱外交的象征。这种无声的影射，来源于媒体镜头只对准“拉致”人质问题而不及其余。日朝历史性峰会的重要内涵已被彻底忽略，在人质的生死存亡之外，媒体对包括国家关系、民族利益、地域安定和世界和平在内的所谓“ 历史性”意义显得十分淡漠，其煽情级数与国际舆论的理性程度形成鲜明对照。　　日朝是宿敌，积怨深厚。冷战年代，北朝鲜诱拐绑架韩国人质和日本人质，不少是出于政治需要。这种行为现在被定义为恐怖活动，北朝鲜政权的内外交困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但最终的受害者总是普通国民。被绑架到北朝鲜的日本人质8人死亡，原因尚待判明。这种悲惨结局引起的社会性冲击，特别是对家属心灵的沉痛打击，犹如晴天霹雳，难以回避。媒体把镜头和版面留给人质家属们的血泪指控，当属常情。但日本传媒在充分强化受害身份和受害意识的同时，却有意识地淡化甚至回避了更为沉痛的战争清算问题。日本媒体对于战争受害国放弃对日索赔权，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心安理得，北朝鲜又一次弃权，当然不成其为新闻。日本各大电视台全程直播人质家属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场面，却没有一个镜头去回顾战前日本在殖民时代对朝鲜人的强行征掳，更没有人追问几十万朝鲜族后裔怎么会留在日本的土地上。　　当然，历史不存在类比和交换。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平壤高丽饭店的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义正词严地向小泉提问：北朝鲜的所作所为是国家犯罪，日本应追讨谢罪和国家赔偿。亏得日本媒体还记得有“ 国家犯罪”和“国家赔偿”一说，这种提问显然充满了历史反讽。被日本视为独裁者的金正日已经明确承认绑架人质事件与国家有关，并对此表示谢罪。但日本政府在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从来没有对千百万战争受害者们表示过谢罪，更没有承认过侵略战争就是国家犯罪。日本媒体在一哄而起煽动国民感情的同时，又得了严重的历史遗忘症，令人匪夷所思。小泉访朝不过一两天，但社会喧嚣和媒体骚动的狂热带来的后果已使一些在日朝鲜人学校的学生受到了人身恐吓，女学生不敢再穿民族服装，学校为防不测只得组织学生集体上学、放学。　　如果日本媒体真的如此关心人的生存权和生命的价值，那么就不会在如火如荼的战后索赔运动中安然缺席。与北朝鲜绑架个别人质的罪行相比，日本在二战期间强掳四万余名中国劳工来日的“ 强制连行”行为毫无疑问是天大的国家犯罪行为。刘连仁在北海道的野人生活，对这种国家犯罪行为做出了最直接、最有力的指证，但日本主流媒体在报道上惜墨如金。日本的电视镜头从来不会对准中国劳工，对准中国慰安妇，对准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对准成千上万的战争受害人。所以，日本媒体在小泉访朝后深究人质问题的原委，本质上并不是“ 铁肩担道义”，而是选择了附庸国民感情的捷径。　　让人惊讶的是，在众口一词的媒体喧嚣中，竟然少有从更高的历史层面，更广的国际视角出发来报道评论本次日朝峰会的声音。日本媒体的世故、圆滑、不犯众怒的从众从俗心理毕显无遗。媒体在报道上应有自我立场，不能随波逐流，但立场不是偏狭的、本位的；媒体在民主社会里的角色应该是政府的诤友，但诤友不是无条件的反对派。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报道立场应当前后一致、内外相符，要瞻前更要顾后。这就是所谓公正、客观之确解。即使以民族大义为背景，媒体也不能讳疾忌医，不能只揭他人的隐私和恶行而掩盖自己的历史黑箱。但日本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让人失望。无论是对本次日朝峰会，还是对日中关系的报道，日本媒体阵发性的喧嚣与骚动，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症状的惯性暴露。　　２００２。９。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