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琴》三，提琴—改变我的命运│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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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三，提琴—改变我的命运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0-30 10:54:08 阅读人次:2773 回复数:3)
三，提琴—改变我的命运　　（搬家）　　父亲在组织上虽然一直挂在省科委，（后来转到省计量局），但人却很少在省城。他几乎一直在农村搞那些共产党没完没了的运动。少年我小小的脑袋瓜里塞满着共产党的专业词汇，比如“四清”、“蹲点”、“社教”、“三反五反”、“五七干校”etc。反正把共产党那些数不清的农村运动统统翻一遍，应该场场都有家父的份。　　我们家住在省科委，母亲下放后的工作单位却在潘家坪。潘家坪就在新河附近，也就是当时长沙市的尽头。为了省钱，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徒步一两个小时去上班。晚上回来总在天黑了好久以后。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我们兄弟三人每天晚上在一起，眼巴巴地盼着听到母亲皮鞋脚步声的情景。　　父亲不在家，母亲要上班，我和哥哥要上学，体弱的小弟弟只好享受被反锁在家里的待遇。有一次，我跟同学打架留校，只好由哥哥代理家长向老师作检讨，因此那天我们都比平时回家晚了些。四岁的小弟弟因饥饿，饿中生智，自己把一瓶油全部倒进锅里，然后把一包绿豆放进锅里去炒。好在炉子里没有火，否则故事写到这里就要出现一个催人泪下的起伏。（小弟弟“烧油豆子”的故事，后来成为我们陈家的经典笑话之一。）这个事件使得母亲不得不下决心离开省科委的围墙，带着我们搬到潘家坪去住。那意味着我们的家庭也跟着母亲“下放”了。　　1964年，母亲在单位上争取到一套临时平房。那座临时平房一共有八户人家。平房的每套由前后房间组成，房间后面的厨房与隔壁的相通，两家共一个厨房后门。由于是临时住宅，地面采用了自然式，也就是说没有作任何处理，没有水泥没有地板。其结果是造成氧气过剩，因为床下椅子下杂草丛生。我们在那套临时住房里一临时，便临时了八年，一直临时到我参加工作。我以下的故事，许多都是以此为场景。　　（丑凤凰掉入鸡窝里）　　我告别了大同完小，插班到新河小学的四年纪。在大同完小时，我是班上的最落后分子。班上唯有的四个非队员（非少先队员），我就占了25%。而当时的我，还没学会检查自己落后的原因，而只会怪家父是个秘书，什么“长”也不是。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学校，谁的父亲没有几套洗得发白的军装，那简直等于一种耻辱。但家搬到潘家坪，我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我如同丑凤凰掉进了鸡窝里。在那些本土孩子中，我一跃成为学校的宠儿。入校的头一个星期我就入了队，随后被选为班长，又被老师看中担任学校演戏的主角。　　我们演的是一对越南英雄小兄妹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妹妹被美国鬼子打死，哥哥把妹妹的尸体抱起来亮相。老师说：“这个场面要达到大家流眼泪的效果。”排练时，每排到“抱尸体”，我就敷衍过去。到演出时，我一紧张一害羞，既不敢抱屁股又不敢抱胸部，只能拦腰把那女同学搂起。这一搂可好，我搂住了她的笑神经，弄得那尸体鬼一般地抽动。等我一亮相，那尸体实在憋不住了，一把鼻涕冲了出来。那场面还能不让看戏的同学止不住地冒眼泪。我是说笑得翻来滚去地流眼泪。哎，能怪谁？好在老师说过：“这个场面要达到大家流眼泪的效果。” 　　随后我又被体育老师看中，先是参加短跑队，然后参加乒乓球队，再后来干脆被送到省体委参加业余体校的游泳班。我也曾多次参加各种比赛。但每次比赛的结果都一样，我总是第一名，我是说如果从后面倒数的话。　　这一切努力，都没能圆我成为家里“特殊人物”的梦。　　（文革开始）　　1966年，我刚升六年级，还没读什么书，毛主席就发动了“史无前例”。　　过来人都很熟悉，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开始的。我们小学的旁边是一座很有年头的尼姑庵。一天，不知谁喊了声：“大家行动起来，把庙里的菩萨给烧了。”于是人们把大菩萨小菩萨都从庙里搬了出来，堆在庙前，交上沥青，一点火，顿时浓烟滚滚，大火冲向天空。点火的是一名大汉、住在我们附近一个叫黄叔叔的人。　　我当时11岁，还不知道害怕，和哥哥一起，跟着邻居家钱百哥跑过去看热闹。钱百哥很卖弄地告诉我们：当年外国鬼子烧圆明园，正是这般光景。　　这时，只见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口里一边喊着：我的菩萨，我的菩萨，一边往火里冲。接着就是拖人救人一片混乱……我个子小，被挡在后面，什么也没看清，只是听人议论：好惨啊！好惨啊！被烧成那个样子…… 　　回家的路上正巧碰上黄叔叔和几个大人，有个大人说：“这种人都是革命的拌脚石，不要去拖她们，就让她们烧死。反正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另一位阿姨接着说：“说的也是啊，烧成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还怎么活得下去啊，说不定真的不如让她们去，圆满了她们算了。嗨，作孽啊！” 　　黄叔叔的意见却不同：“让她们死，便宜了她们。就是要让她们人不人鬼不鬼，活不了死不成。这才是对她们最好的报应。” 　　那以后，我亲眼目睹了许多难以令人理解的场面。一些过去被看不起的人突然耀武扬威起来。而一些过去受人尊敬的老师和长辈却被挂上牌子游街。我的一些同学，邻居被红卫兵抄家…… 　　那一阵父亲异常呆在家里，好像没有怎么去上班。有一天，父亲找到一块五夹板，拎了拎，说太重。于是他到处找，又找到一块三夹板。他把三夹板钻了两个洞，用了几种不同的绳子穿起来，挂在自己脖子上反复试，再三犹豫后选中一根最舒服的绳子。然后在牌子上写上“走资派王某某。”我想一定是父亲也参加了造反派，要去造那个害母亲下放的王部长的反。想起与王部长儿子为野茼蒿所结的怨恨，“造王部长的反为母亲报仇”让我冲动了好一阵。但后来我了解到，那牌子是父亲受前上司王部长之托制作的。因为王部长在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时曾多次负伤而残疾，所以不能自己做牌子。在连他自己的家人都跟他划清界线的情况下，他只好求助于他最忠诚的老秘书，也就是我的父亲代劳为他做牌子。　　那天，单位开王部长批斗会。王部长被捆起来跪在台上。发言人口诛笔伐一个个义愤填膺。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王部长的儿子王胖哥此刻反戈一击变成了红卫兵小将，竟和其他小将们一起喊着打倒自己老子的口号。王部长的老婆也跳出来控诉当年她还是个年轻无知的文工团员时，是怎样被王部长占领诱骗为妻的。　　批斗会后，王部长被戴上高帽子挂起大牌子游街。那牌子虽然不算太重，但王部长残疾，实在走不动时，就只好轮流由父亲代替他挂着。游街队伍经过一个大池塘时，王部长一时想不通，喊着：“反了，反了，全反了。”当众，一头栽进池塘里……革命到底了。王部长老婆顿时晕到在地，大小便失禁脏了一裤裆。王胖哥的身影突然消失。只有王胖哥的妹妹喊爹喊娘哭得死去活来。　　这时，我看见父亲先是一震，然后极力把情绪隐藏在眼镜片的后面，接着也跟着沸腾的人们喊着“打倒走资派王某某”、“王某某罪该万死”。　　回到家里，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母亲是个最最顽固的保皇派。她对父亲跟着大家高喊打倒王部长的口号表示愤怒。母亲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位老同志，还有你怎么可以背叛你的领导。” 　　而父亲说：“作为一个革命者，不能以个人感情用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走资派。王某某过去是革命者现在是走资派，他就从领导转变成了阶级敌人。我过去可以背叛小地主的父亲，今天为什么不能背叛走资派的领导。这叫无产阶级革命下的继续革命。”父亲越说越激动。接下来的话像是哭出来似的：“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 　　“这，太残酷了。”母亲哭了起来。　　“革命，从来都是残酷的。”父亲说完这番话，一口痰硬吞了下去。　　小小的停顿后，母亲再度强调：“现在发生的一切是在颠倒黑白。” 　　“这不叫‘颠倒黑白’，而叫‘天翻地覆’，也就是说什么都要反着看，凡是好的就是坏，凡是坏的都变成了好。”父亲的语气虽理直气壮，但仍难以掩盖他的惶惑。　　“反正我觉得这都不对。”母亲的声音显得绝望。　　父亲的口气变得撮合：“对不对，许多年后历史会作出结论。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毛主席的话。” 　　争论暂停，父亲把那块大牌子放到家里的阁楼上，牌子前放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打火机。那打火机是王部长送给父亲的私人礼物，他过去曾多次在别人面前炫耀。　　那以后，父母有好几天不讲话，也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对王部长最后的结论是：背叛祖国、背叛党、背叛人民。　　尽管和许多少年一样，我处在一种极度的困惑中，但也和许多少年一样，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参加红卫兵。那样，我就也能穿件民办的黄军衣，手臂上缠个红袖章，腰上扎根皮带。可惜我年龄不够。那是件无可赖何的事情，总不能为此去造父母的反。气愤就气愤在只比我大一岁半的哥哥却跟着邻居继革哥哥参加了红卫兵，每天挂着个红袖章，耀武扬威地。更令人嫉妒的是，哥哥居然跟着隔壁的胡哥哥串联去了革命圣地井冈山！而我，天天窝在家里煮饭。要不是我们家的厨房和隔壁胡家的厨房相通，每天可以跟隔壁胡玫妹边扇火边调情来打发青春，我可真的要疯掉了。　　（对提琴一见钟情）　　又没有学上，又不能参加革命，那真是些最最无聊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奇迹发生了。住在我们隔壁楼的一位姓李的哥哥短期回家，他与邻居兰姐姐发生了化学反应。他一激动就会打开窗子拉小提琴。那琴声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中邪。我每天都眼巴巴地等着那扇窗子打开。　　有一天，窗子打开后才一会，又关上了。我忍不住跑上楼去，透过钥匙缝往里看。我的天，你猜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李哥哥和兰姐姐一起在做傻事。他们把衣服脱得精光光，两个人冻得相互抱着在床上打滚。回到家里碰到隔壁胡玫妹正在厨房准备煮饭，我把我看到的镜头向她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一番。完了还加上我的高见：“怕冷就不要脱光，嫌天热的话就更不要抱在一起打滚了，打开窗子就会凉快许多。真傻！”胡玫妹没等我吹完，满面烧红跑进她家去了。后来碰上隔壁胡哥哥，我又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一番，同时也没有忘记把我的高见重复一遍。奇怪胡哥哥也不听完我的高见就跑开了。　　几天后的一天，几个红卫兵冲进李哥哥的家。一会儿，李哥哥和兰姐姐光着屁股被带了出来。李哥哥抱着他的小提琴紧紧压住他的鸟，好像不那样紧紧压住，那鸟就会飞掉一样。我当时真想趁火打劫去抢那把小提琴。而兰姐姐，可谓绝了！两个大奶子虽然暴露，底下却被毛主席前后挡住。那是我觉得最有魅力的两张毛主席画像。　　从此我再没有见到过李哥哥。　　虽然李哥哥被抓走，可我仍天天望着那个窗口，幻想着那琴声再度出现。　　隔壁胡玫妹见我中了邪，告诉我她的哥哥（就是胡哥哥，当时的红卫兵）知道李哥哥的提琴被丢在四旧堆里。经我再三恳求，胡玫妹说自己想玩，叫他哥哥把那把提琴偷了出来。每天等两家都没有了人，胡玫妹就会把提琴拿到厨房让我玩。我拿在手里如获至宝。虽然那提琴没有弓子，我仍夹在脖子上，边弹边唱着李哥哥最喜欢的“贱哥哥、摸螺陀”的曲调。有一天我得意忘形，趁胡玫妹外出洗菜，把提琴拿到后院现世。结果提琴的事情被人发现，不但琴被收了上去，连胡哥哥都被红卫兵清理出队伍。　　那以后，虽然手里没有了提琴，但我满脑子里都是。有一回上街，在长沙五一路文化用品商店的乐器玻璃柜里我发现一把提琴，标价28元人民币，旁边有一张纸条写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武器”。那天太忙没能多看。第二天，我徒步两三个小时，又站在了那玻璃柜子前面，眼巴巴地看着那把提琴。两个营业员都挂着文革组织袖章，瘦女人的袖章是“毛泽东思想保卫军”（保皇派），矮男人的袖章是“湘江风雷”（造反派）。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在辩论着什么，所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站了好久，心想如果我有28块钱就好了。想着想着，我真的以为自己有28块钱了。于是鼓足了勇气说：“这，提琴，拿给我看看。” 　　那保皇派刚起身，那造反派就大声吼到：“高档商品，小孩子，不看。” 　　我立刻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像老百姓碰到兵一样无赖，只能阿Q似地冲上一句：“蛮俏（湖南话‘有什么了不起’），等我爸爸回来……”没等我讲完，那矮子造反派拿着个苍蝇拍朝我扑了过来。我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跑了几步，发现他没有再追，回头又冲着他喊到，“蛮俏蛮俏，就是蛮俏，等我长大了开一个比你大一百倍的提琴店。” 那矮子造反派再度朝我扑了过来，这回手里拿着的不是苍蝇拍，而是个大扫帚。　　那以后，我只要有事去五一路，都会拐进那家五一文商店，先远远地侦察那矮子在不在。只要安全，好一阵我的鼻子就会被那玻璃柜挡得平平的。心里一面担心那矮子的出现，一面又暗暗反复自我安慰“等我爸爸回来……” 　　爸爸终于回来了。爸爸不但回来了，还凑巧赶上我12岁的生日。按照我们陈家的传统，过生日者享受一碗面条上面盖一个荷包蛋的特殊待遇。当那碗热腾腾的面条摆在我的面前，尤其是那白里透黄的荷包蛋，别说有多谗了。看着哥哥流着口水弟弟闭着眼睛，那感觉说不出有多棒了。一年盼到头，也只有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候，我才能扬眉吐气狠狠足实地神气几分钟。那也便是全家人最难过最讨厌我的几分钟。可这一天我的表现，让全家人感到意外而不可思议。因为我居然等面条一上桌子，就把荷包蛋夹起来在弟弟眼前晃了晃，在父母制止我恶作剧行为之前摆进弟弟的饭碗，然后夹起几根面条在空中飘了飘后便把整碗面条推到了哥哥的面前。　　“死猛子（我在家里的誉称）怎么今天变得这样懂事，到底是长大了一岁。”母亲说。　　“是不是生病了不想吃东西？”哥哥看着摆在他面前的面条，奇怪地问。　　“我看都不是，一定是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你还是快说你葫芦里要卖什么药，要不然荷包蛋就没有了。”到底是父亲有斗争经验，狡猾狡猾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借着生日的勇气说：“我想要一样东西，是一件乐器，但不是一件普通的乐器，而是乐中之王，是最高雅最……” 　　“有屁快放。”母亲不耐烦地说。　　“那好，那最高雅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小提琴。爸爸，妈妈，我想要一把小提琴。”我慎重地提出了我不知排练过多少次的请求。说完还做了个拉小提琴的动作。那动作应该是很优美的。　　“什么琴？要那个有什么用？”母亲说完停了停，又问：“多少钱？”。　　“28块钱，我早就看中了。”于是我想像着父亲带我去那家商店，等都要等到那个矮子在场的时候，让父亲把28快钱甩到他的面前，让他知道知道我爸爸的厉害。想着想着，我不由得意地笑出声来。　　“什么，28块钱买把手提琴，以后我还得280块给你买钢琴啦！”母亲的声音像是京剧演员吊嗓子。　　“甚么乐中之王？!” 父亲故意把“什么”说成“甚么”，以显示出他的鄙视。　　“可是……”没等我开完口，就听到母亲像被抢劫似的喊到：“我不管那么多，我没有钱给你买什么手提琴。” 　　“明明是高雅的小提琴，被你一说就变成了‘手提琴’，农民！”我气愤地回敬到。　　母亲刚要说什么，父亲抢了过来，说：“小提琴也好，手提琴也好，我们不培养那个。这叫宁可要无产阶级的草，不培养资产阶级的苗。” 父亲说完还觉得不过瘾，加了句：“甚么小提琴，屁谈琴！” 　　“屁、谈、琴”，这便是父亲送给我12岁生日的礼物。　　我一听傻了，看弟弟正狼吞虎咽把那荷包蛋一口塞进去，卡住了喉咙，我便冲过去捏住他的鼻子逼他把嘴巴张开。这时，哥哥也趁机大唆了一口面条，接着又喝了一口面汤…… 　　那个生日，那个我12岁的生日，过得不知有多么伤心窝囊委屈。　　晚上睡在床上，想着那把提琴，想着那个讨厌的矮子“湘江风雷”，想着那个失去的荷包蛋和小半碗面条，怎么想怎么睡不觉。于是，我听到父母在前面房间的对话。　　“要是8块钱还可以考虑。28块钱，差不多接近我月工资的一半，实在太贵了。”母亲说。　　“就是5块也不能给他买，这不简单是个钱的问题，问题是他受了什么人的影响，为什么想着要拉小提琴？谁都知道小提琴本身在政治上就是个敏感的东西。”想不到父亲在床上都那么革命。真可谓彻头彻尾完完全全里里外外床上床下的革命者。　　“你那么不喜欢丹九，是不是因为他有些地方像我。”母亲问。　　“嘿嘿嘿”难得听到父亲的笑声。他反问母亲：“像你什么？” 　　“比如像我性子急、倔强、毛噪、容易发火。”母亲说。　　这时我听到父亲翻身的声音，我想像着父亲的脸此刻该对着哪个方向。而后我听到父亲很沉重，几乎是反省般的声音说：“我想其原因还不仅仅是因为丹九遗传了你的一些坏毛病。”父亲接着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到死也不会忘记，那句话便是：“我天生就不喜欢丹九。” 　　“我天生就不喜欢丹九。” 　　父亲的这句话在我的心中掀起了暴风激浪，久久难以平息。因为怕把哥哥弟弟吵醒，我没敢哭出声来。也许是那个欠哭，那以后的许多年里，一想起这句话我就想哭，痛哭多少场都还没能完全彻底补回来。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那是个童话般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一座小房子，小房子里到处都挂满着小提琴。我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把小提琴，一把不用弓子拉就能出声的小提琴。　　突然，门猛地被推开，我看见父亲站在门前，喘着粗气对我说：“我天生就不喜欢你。” 　　我伤心地冲着他大声质问到：“你为什么天生就不喜欢我？” 　　我的情绪爆发成一股大风，把我的提琴都吹了起来。我也随着那些提琴，在空中飘呀飘的。随后我变成了一只大风筝，虽然离父亲远远，线头却牵在他的手里。我拼命挣扎，挣扎，终于挣脱线，却一头从天上扎了下来。　　我从梦中惊醒，但我那句问话仍在耳边回旋：“你为什么天生就不喜欢我？”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