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女人相爱在红色年代│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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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女人相爱在红色年代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04-30 01:53:57 阅读人次:2315 回复数:1)
农业家藤本敏夫58岁时撒手人寰。藤本敏夫是日本“六八年组”的著名代表，前半生成名于红色斗争年代，后半生致力于绿色环境保护。藤本敏夫英年早逝，离开了他早年抗争过、晚年爱护过的世界，也离开了人生伴侣——30年前选择在刑务所里同他公开结婚的加藤登纪子。　　作为歌手，加藤登纪子早享盛名，婚前已经两夺日本唱片大赏，1992年更获颁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作为女人，加藤登纪子在1972年同身陷牢狱，服刑三年的学生运动领袖藤本敏夫结婚，谱写了那个红色年代里最动人的传奇，让人肃然起敬。藤本敏夫故世后，日本大小媒体纷纷报道丧事，2000多名社会人士出席悼念仪式，与登纪子一起吟唱挽歌，寄托着生者对逝者的哀思，显示了世人对敏夫和登纪子30年独特感情历程的崇敬，也表达出社会对逝去的红色年代复杂的追忆心情。　　加藤登纪子与藤本敏夫相识在1968年3月的东大毕业式上。当时，藤本敏夫已是60年代学生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曾任京都府学联书记长，全学学友会副委员长等。藤本敏夫指挥过反对美国核潜艇和核动力航母入港佐世保的现地斗争，参加过阻止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出访越南的羽田抗争，还带领学生冲击防卫厅、国会，与警察展开武装对攻。1968年前后，国际反战同盟和左翼学生运动席卷世界，如火如荼的日本全共连和全学连正处于鼎盛时期。大学生在校园里、教室里激动地谈论着夺取权力、改变国家等政治话题，接着就是示威游行，街头抗争，甚至武装冲击治安当局，蔚为壮观。“六八年组”反对美国侵越战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理想泛滥，激情四溢，构成了红色年代的社会行动主体。　　加藤登纪子1965年出道，是东大才女，知名的偶像歌手。登纪子与藤本敏夫相会相识，受到时代氛围影响和人格魅力感染，由相知到相爱，并不奇怪。难能可贵的是，随着学生运动渐入低潮直至最后崩溃，加藤登纪子却对走向人生低谷的藤本敏夫不弃不离，始终守护在他身边，成为他最重要的生命支柱。1972年4月21日，藤本敏夫被法庭判监入狱。在中野刑务所，加藤登纪子以未婚妻的身份探望敏夫，并于5月6日在狱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在当年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并一度成为时代风尚，以此为榜样的后继者络绎不绝。　　藤本敏夫最近谢世，让社会重新回忆加藤登纪子30年前的壮举，也使我联想到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法拉奇是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是世界各国政要的座上客，也是越战时期最著名的女性战地记者。在70年代，法拉奇采访了刚刚出狱的希腊民主斗士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由采访而相爱而同居，谱写了红色年代里的又一份情感传奇。帕那古利斯出狱后一直受到当局监视，频频遭遇暗杀，最终丧生于一起原因不明的车祸。同居三年，法拉奇选择了爱，选择了自由和真理，同时也选择了危险和牺牲。法拉奇后来把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写成著名纪实小说《人》，完成了与帕那古利斯的灵魂对话，也成为红色年代女性情感史的有力旁证。　　我在20年前读过《人》的中译本，情节不免淡忘，印象无比深刻。法拉奇原作题目为《Man》，后来译成《男子汉》更显准确。法拉奇在1980年成功采访了邓小平而名扬四海，她的小说《人》得以在中国畅行无阻，可能有所借光。不然，我实在想像不出如此深刻而刺激的作品有什么理由出现在80年代初的中国。记得《人》的中译本是灰黑封面，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显得霸气、张扬，充满了视觉冲击力。其实，小说的内容，毋宁说真实的生活比题目更加震撼人心。《人》让时为少年的我第一次读到了现实世界的残酷和卑劣，也第一次理解了有一种伟大的感情叫爱情。在帕那古利斯孤胆对抗暴政和强权的短暂一生中，法拉奇以其宽仁、慈爱的女性胸怀，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英雄撑起了一片感情的蓝天，铺展了一方人性的沃土。有法拉奇在身边，帕那古利斯不再孤独地面对阴谋、敌视和暗杀，他的斗争和冒险显得意义非凡，趣味十足。　　与长年采访世界各国高层政要而积累起来的辉煌的专业声望相比，身为女人的法拉奇比作为记者的法拉奇更值得世人尊敬。她用生命和爱写成的《人》抵得上她所有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在血与火熔铸起来的红色年代，西方的法拉奇和东方的加藤登纪子做出了异曲同工的选择，发人深省。当年，女权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但法拉奇和加藤登纪子没有高扬时髦的女权主义，没有选择夸张的自我中心，而是真诚、大胆地拥抱了生命的另一半，在绝境中给心爱的男人以勇气和支持。法拉奇和加藤登纪子都是有清醒自我意识的知识女性，她们选择了爱与关怀，选择了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的存在价值。她们的勇气和行动，在更人性的层面上为女性意识划定了坐标，为女性尊严找回了见证。　　时光流逝30年，当年的主人公们已经逐渐逝去，世界也由红色年代转进到黄色年代。红色，是激情和热血的象征；黄色，则是金钱和欲望的指称。7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成长时期，革命和斗争时代宣告终结，多样化的人生模式和生活方式遍地开花，并被社会欣然接受。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方冷战结束更使人类迈向全球化。　　世界彻底翻转之后，金钱利益和个体欲望上升为人生最重要的指挥棒。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一切都是可以按价计算的——现实、平庸、按部就班。社会不再认可藤本敏夫和帕那古利斯这样的人为时代英雄，即使是切．格瓦拉血脉贲张的头颅也不过是今天的现实主义饱汉们偶尔加食理想主义快餐时的调味品。于是，法拉奇和加藤登纪子只能成为红色年代的纪念标本，幸与不幸，俱在其中。她们是故事里的角色，记起她们的只有读过故事的人。　　丂丂法拉奇已经沉默，登纪子也成未亡人。她们的后辈们正在安于享受优雅的小资情调，乐于陷身忙碌的生活琐事，习惯于在情感世界里放逐轰轰烈烈，满足一切就事论事的虚伪的风花雪月。年轻的女人们再也不屑于瑰丽的红色，却热衷于世俗的黄色，急切地为生活添置安逸而自足的保护色。作为对红色年代经典爱情的颠覆，今天的男女感情和婚姻关系不再追求唯美的“ 性格魅力”，不再追求古典的“ 责任感”，只是寻找彼此的“ 相性”，也就是“契合度”，属于很理性、很现实、很水波不兴的那一种。法拉奇曾说过这样的名言：“痛苦即生命的盐粒，没有它我们就不成其为人。”——如今听来，恍如隔世。黄色年代的人生尺度是轻松、快乐、过得惬意，自我满足。没有人相信品尝痛苦，咀嚼悲哀，曾经是人生的必修课，是生命的指南针。　　２００２。９。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