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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正確答案是C)
旅人 (发表日期:2009-10-02 12:47:06 阅读人次:2131 回复数:5)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回复[1]: 转贴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海葬) 旅人 (2009-10-02 12:48:58)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回复[2]: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草鞋) 旅人 (2009-10-02 12:50:38)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回复[3]: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一支香) 旅人 (2009-10-02 12:51:59)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

回复[4]: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十万大山 ) 旅人 (2009-10-02 13:08:41)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一路溃败后撤，十月十一日，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退入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当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残军，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残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集中营里的人们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部队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一九五三年三万残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 “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穈采访 “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他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军队、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回复[5]: 这是谁的悲剧?中华民族?? love1975 (2009-10-04 20:47:08)

　　只能为生在那个时代而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