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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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
小林 (发表日期:2006-12-13 13:13:39 阅读人次:2222 回复数:5)
绿川英子、当侵华战争阴云密布之时，她离乡背井，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抗战高声呐喊，她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娇声卖国贼”。在抗战极为艰难的岁月，她颠沛流离，忍受着贫困、饥饿之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真正的爱国者，日本人民的好女儿”。　　1912年3月7日，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出生在日本山梨县猿桥(今韮崎市)的一个土木工程师家庭。1929年她毕业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考入奈良女高师。在学校里，绿川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初步显示了她的文学才华。1932年，绿川英子开始学习世界语，并参加了左冀文化运动。她组织了文化小组，经常与当地工会文化团体接触。她的进步活动，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为此，她遭到日本当局的逮捕和拘役。释放后，她被学校开除了学籍。绿川在东京加入了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积极参加了各种世界语活动，成为日本世界语文学研究会会员，并开始为世界语刊物撰写文章。　　1933年10月，她用世界语翻译了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发表在《世界语文学》上。1935年，她在世界语学会主办的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日本文学小史》，《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何种状态》等文。　　她以世界语为武器，为日本的进步事业而不断呐喊，同时，又开始与中国世界语者建立了联系。1935年4月，她在上海《世界》杂志上发表了《日本妇女状况》等文章。　　1935年，绿川英子结识了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辽阳留学生刘仁(原名刘砥芳)。为了进步事业、为反对法西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信仰，使绿川英子与刘仁感情上渐渐融合，迸发了爱情的火花。正如绿川英子所述：我们的结合由于世界语而不可分开。“中国人―昨天他们对我来说还只是外国人，今天则是同路人，而明天他们将要成为我的同胞了。” 　　1936年秋，二人举行了婚礼。绿川英子的选择，遭到了对中国人有明显歧视的她的家庭的激烈反对。尤其是他们在反法西斯和反抗日本侵华的共同目标下的结合，被认为更是十分危险的。绿川英子的父亲大发雷霆，不予办理户口，亲戚朋友也不理解她的婚姻。家庭的压力没有使绿川英子让步，既然选择，就不退缩，这是她的性格。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绿川英子决定到中国的热土上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她认为：如果和留在日本相比，到中国去她可能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　　1937年4月，绿川英子经过周密计划和安排，乘船秘密离开日本，向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向着一片新的战斗土地驶去。她一动不动地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越来越远的港口，她心中默念着：“再见了日本，再见了家乡。” 　　国际武器世界语　　远离了灰色的土地，绿川英子踏上了她准备为之战斗献身的中国土地。1937年4月19日中午，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到达上海，在法租界与一对夫妇合租了两个小房间。陌生的房间里空空荡荡，没有家具，仅有一张小床和他们的两个大箱子、一个旅行箱，一台世界语打字机是她的战斗武器。为能尽早适应中国的环境，更早地投入工作，绿川英子开始仔细学习和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她开始学习生火、买菜、做饭。迫于生活的压力，她和刘仁每天只吃两顿饭，甚至连饭也吃不起，早饭只能喝粥。但绿川没有被生活压倒，她为能听懂中国话而欢心，为能适应中国的生活而高兴。　　到上海几天后，她就约见了曾向她约稿的叶籁士等人，后与上海世界语协会―中国世界语中心取得了联系。她立即参加了重新出版的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怒吼》的编辑工作。　　她说：当我拿起笔来时，我由于正义感而热血沸腾，由于对野蛮的敌人的愤恨而怒火燃烧。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绿川英子离开日本来到中国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前夕。　　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战争迫在眉睫，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对此，她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她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紧紧连结在一起。　　1937年6月的一天，上海群众举行要求释放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的示威游行，绿川英子毅然加入了游行行列。她面对警察的刀枪，与中国朋友手挽着手，昂然走在大街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当时的上海，她是参加示威游行的惟一的日本人，显示出她无畏的胆量与勇敢的精神。她兴奋地说：“幸而我是世界语者，我同中国站在一起。” 　　卢沟桥事变一周后，上海世界语协会举行世界语50周年纪念会，300多名世界语者齐聚一堂。会场内张贴着“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用世界语”的大标语，抗日歌声此起彼伏。绿川英子作为战斗的一员出席了这次盛会。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轰炸上海。“八一三”事件中，绿川英子耳闻目睹了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残暴罪行，她写下《爱与憎》一文，表述了对日本法西斯的憎恶和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的渴望。　　她说：“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里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作为一个世界语者，一个世界文化的爱好者，我愿意保卫中华文明，使它不受强盗魔爪的糟踏。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但是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而战斗。此外，它的胜利也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同时，我与同志们一起，向日本的弟兄们大声疾呼：别错洒了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英子把世界语作为武器，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不知疲倦地战斗着。1937年11月，她在《中国怒吼》上发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致日本世界语者的信》，她号召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现在我们应最有效地把我们的语言当做国际武器，为中国解放而用世界语。”她在公开信中大声疾呼：“同志们，在这次战争里，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 　　《中国怒吼》等世界语刊物、文章和书信，通过新加坡转寄到日本，给日本世界语者以极大的鼓舞。绿川英子说：“多亏有了个绿色的朋友，多亏有了世界语，上海对我才算没有完全陌生。同样，在战争中，我也不是多余的人。” 　　1937年11月27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绿川英子和刘仁不得不离开上海南下。12月初，绿川英子在朋友的帮助下，经香港来到广州，她急切地盼望早日投入抗战工作，盼望再从广州去新的抗战中心汉口。在广州，她在邓志强等世界语同志的帮助筹划下，成立了由广东省政府宣传部领导的广东国际协会。绿川英子夫妇在国际协会世界语科工作。他们计划出世界语刊物《正义》，但不久后的1938年2月底的一天，国民党当局宪兵发现绿川英子是日本人，遂驱逐她到香港。在香港，绿川夫妇在贫民窟过了4个月的艰难生活。绿川英子饱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磨难，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这是她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这时的绿川英子完全可以回到日本，但她深信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　　她继续用笔为中国抗战进行声援。她写下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日本人民的文章《日本―野蛮统治下的国家》，文章直指道：“这个标题是怀有敌意的夸张吗?不，它是铁的事实。我，作者本人就是日本人，并经常亲眼看到这种野蛮落后的统治压迫。我这样称呼自己的祖国，并不觉得羞耻，而正相反，我愿意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同胞兄弟是如何每天在遭受这种压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