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工半读（片断）——我的第一份工│雪非雪│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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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工半读（片断）——我的第一份工
雪非雪 (发表日期:2006-11-03 15:58:41 阅读人次:6130 回复数:35)
1、第一份工——我和兰博.史泰隆给同一家公司效劳　　我做的第一个工作是食品包装。时置1989年年末，日本人有亲朋好友之间互送称做“岁暮”礼品的习惯。承蒙这一习俗，不仅大小商社利益可观，我也就此找到了工作。公司很著名，叫“伊藤火腿”。大阪站内几个最醒目的广告板连续多年登着兰博（史泰隆）手持一盒“伊藤火腿”的巨大彩照。兰博西装革履，面带微笑，象是要把礼品送给迎面走来的你。工作地点在神户西侧的摩耶码头，把封好的火腿装进铺着彩绸的精致礼品盒，再装进纸箱直接装船运上流通领域。　　从大阪的家到工作地点要倒一次电车再换乘神户公交客车，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按照在国内的习惯，我当天下班就买了电车和公交客车的月票，好象从此就长期通勤了。早上六点半起来挤上电车，在八点半之前必须赶到车间。早上高峰时间的电车里，挤得鼻子顶后脑勺。站台上每个车门两边都有两三个专门帮着挤车的大小伙子，负责把无力挤进车的人硬塞进去，看着自动门把人勉强关进车。他们是电车公司雇来的小时工。　　…… 　　第二天，我就迟到了。工头上村长相酷似高仓健，他沉着脸说“你迟到了两分钟，这两分钟没有工资。”我一点也没有因他说要扣我工资而不高兴，反而那一上午都特别振作，因为他说的话我无一遗漏地全听懂了。再说那时我对一小时900日元的工资是怎样的比例完全没有概念，只觉得工作着就是踏实的，是愉快的，是美丽的。直到最后拿到工资那天，我最后一次离开“伊藤火腿”回来路过兰博时，才看着他的尊容计算了一下，即使我装火腿装到死，也拿不到人家兰博这一张广告钱，虽然同样是给“伊藤火腿”干活。　　2、精益求精的日本员工　　活儿不累，也不轻。流水作业，哪怕是只往盒里放一张说明书，同样的动作下来一个半小时，休十分钟再重复一个半小时，自己就成了活僵尸似的，找不找手脚五官的感觉。天旋地转不知是自己在走还是传送带在走。令人轻松的是午间休息时和各色“同事”的聊天儿。说是聊天，其实是日语单词英语单词和中文繁体字加手势表情的总动员。来干这种年末短工的人，有年迈的老人年轻的学生，也有主妇、休寒假的教师、甚至自由业画家。这对于尚处在最初的价值观过度期的我来说，减轻了自尊心方面的压力，自欺欺人地认为并非沦落到完全与体力阶层为伍的地步。这些临时聚集起来的小时工干起活来个个赛过中国的五一劳模。有一个上午，我负责传送带火腿盒里上放说明书时，旁边一个中年女人忙着追赶传送带去把一张放倒的说明书正过来。她笑着拍我肩膀说“顾客买回家打开看说明书的时候，如果发现说明书是倒放的会心情不好。”雇用单位对于临时工没有任何教育和训练，这些环节上的责任意识纯为每个临时工的自然属性。　　…… 　　3、我的日本工友　　我的作业间是一个搭在码头上的敞开式巨大仓库，大卡车出出进进。风从海上吹进来，脚下海水哗哗响。那个冷啊，可不是长春的冬天能比的了的。在长春，谁会不穿棉鞋不带手套在外面干活呢？日本人为什么不冷？他们也冻得又磋手又抖脚的脸通红，怎么就只穿单鞋不把围巾围在头上呢？小学生们居然光腿穿着裙子短裤。　　那个画家总是主动接近我，买热咖啡递给我，说“天太冷了，喝杯热咖啡吧！”每当这时，一个叫山本的大眼睛女人就在对面对我挤眉弄眼地笑。刚来的时候她就对我很热情，她说他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会说一点汉语。一天晚上，下班时她塞给我一个纸条用中文写着“日本的男人不好”。可是第二天她就穿一件箍在身上的高领毛衣在画家身前身后转，乳房把毛衣拱得一颤一颤的。　　…… 　　还有一个叫村田阳子（化名）的女人，40多岁。休息时总和我在一起，她是第一个对我说“我们做朋友吧！”的日本人。吃饭时我象个刚学话的孩子问这叫什么那叫什么，她耐心教我，并加以英语说明。有一天我带了饺子给她，她一打开饭盒就惊叫着“啊！真正地道的饺子！”不管我怎么说让她回家热了再吃，她还是忍不住吃了一个又一个。边吃边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真正的饺子，太幸福了！”第二天送给我一条手绢作为对饺子的答谢，并加一枚精美的卡片，写着“谢谢您极其美味的饺子。你又漂亮又会做美味佳肴，你丈夫真是个幸福的男人。”不协调的是她在卡片下部加了一行小字“雪小姐这样的女人一定要小心呀，日本男人没好东西。我曾三度离婚。”午休还没结束，她就装做若无其事地站到往流水线火腿盒里放说明书的位置上。因为整个作业过程只有这一个环节最轻松，和以同样速度同样动作放500克一块的火腿没法比。传送带一启动，她就把这个好位置让给我。　　休过一个星期天后的星期一早上，在更衣室附近画家送给我一盒点心，说他去某某温泉旅行了，还给我一张名片。名片后面用蹩脚的中文写着“晚上我吃饭和你，可以吗？”想必是一边参考日汉词典一边做成的句子。我看了说“可以”。这是第一个说邀请我吃饭的外国人，又是个男人，是个画家，我当然很高兴，觉得象外国电影里常见的交际场面。下班离开大棚的时候，我看见和我拎着同样点心盒的大眼睛山本嘟着满脸的不高兴。　　和画家吃的是份餐。席间，他说他去什么什么温泉旅行了，还说要带我去看看日本的温泉。在说了些半生不熟的有关美术的话后，他问我结没结婚，又问有没有孩子。听我即结了婚又有了孩子，他就草草地把杯盘打扫干净，用牙签在嘴里乱搅着，象个真正的大腕艺术家一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后来听说，日本男人一般不涉足他人家庭，他们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有夫之妇真爱上他逼他离婚，他大致是不肯的，那样会影响他在公司的晋升以及在同事中的信誉。日本社会把家庭生活的失败看成是男人的无能和倒霉，没人同情无能和倒霉的人，更莫谈重用。况且有夫之妇的丈夫还是个潜在的危险。如果和单身女人交往，两厢情愿的话，就没这么多麻烦。　　　　4、在日本的第一个圣诞节　　这个工作做了两个星期。12月24日。平安夜。下午5点，大家拿了工资就静悄悄地散了。我手里拿着印有我名字劳动总时数及全部金额的信封，觉得非常失落，好象突然失业了一样。日本人怎么这样，说散就散了也不告告别。田村阳子说了声“加油学习日语，以后用流畅的日语打电话吧！”。画家则只说了句“那么，再见！” 　　神户作为港口城市，她的繁华带有西洋色彩，即雍容华贵又时尚摩登，是一个令神户人骄傲令外地人神往的地方。在神户周边地区，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你的衣服真漂亮，在神户买的吧！”。95年的大地震一瞬间把她扭曲击穿，但没把她摧垮，人们安顿了亡者的魂灵，让神户又重现出她挺拔健美的神姿。　　平安夜的神户，神话之都。到处是随灯光闪烁的圣诞饰物，大街上走着的人们，手里提着得来的还是要送出的礼物，红红绿绿。圣诞树，圣诞老人，红绸结，绿花环，白色小雪人儿，金色的小熊儿。柔软的、祥和的圣诞音乐象是从天国里流淌到世间来，把整个世界都包融起来。我浮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夜里，看不见夜色的真实，自己的心灵被挤得又细又小，我感觉到的，比眼前看到的还要眩目还要陌生。我不知道我该想什么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我不知道这些光这些色彩这些音乐意味着什么，它们为谁而闪耀为谁而歌唱？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都那么忙？他们都在往哪里走？他们要把礼物送给谁？那些礼物的意义是什么？我游走在无所不在的橱窗间，看那些圣品每一件都表情高贵，色质不凡。　　　空飘飘的境界里，我想起了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按按口袋，一算这笔工资相当于我在中国时2年的薪水，一下子就踏实下来。平生第一次知道了钱真是个好东西，它让我空虚里涌出了一点力量。　　电车离开神户，我站在车窗边看着六甲山脚下流光溢彩的都市夜景，泪流满面。身后挤满了节日里的旅客，没有一个人与我有关。我不知道为什么哭，哪里都不痛，也没有人不善待我。身上装着自己赚来的第一笔外汇，泪流不止。这是哪里？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夹杂在这里？我是大学老师。是中国人。是被孩子忘记了面容的妈妈。现在几点了？这里的夜为什么跟家乡那座城市的夜不一样？难道不是同一个地球吗？我有家可归吗？我的家有多远？带我穿行在夜色中的这列电车能否把我送回家？……这些莫名其妙的概念象车窗外的街景一样纷纭迷乱而一闪即逝。　　电车把我带到大阪。大阪的平安夜同样令人醉意沉沉。大阪。大阪。大得不知道有多大的大阪。年底冬风料峭，经济的繁荣却给这料峭清寒覆盖上了节日的温情。下了车走进有我的家的大阪，穿行在他人的节日里，仿佛是披荆斩棘，我找到自己家的门。开门的那一瞬间，温暖涌进我的全身。安徒生出现在脑子里，卖火柴小女孩儿除夕夜里小小的光环照亮了我的家。我的家很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是就因为我手里有一枚可以打开它的门走进去的钥匙，便觉得温暖而安全。　　我的家又小又暗，没有一件关于圣诞的装点。一个月2万日元的房租免交，以我们去给房东每周上2小时的中文课抵纳。房东是一位毛泽东思想热衷者，早年跟随河上肇内弟大冢友章创办了毛泽东思想学院。她就住在学院楼上。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大冢友章生前的个人住宅，他将房子捐给学院，遗嘱说可以廉价提供给到日本求学的中国学生。这个房子已经十分古老，没有浴室，要到钱汤（公共浴池）去洗澡。几平米的小院子里，有两株小树。一株是紫阳花，还有一株是沉香。第一个春天里漂浮了一个月的沉香的幽香，伴随着初到异国的寂寞和艰难永远永远地刻在我的心域中。每到春季，只要有沉香味漂浮过来，我就会在哪怕是一片云一面透明的空气中看到那些惶惑不安的昔日叠影。　　一块拣来的桌面，搭在电视箱子上，我们对坐两边。关紧透风的门窗，隔断那个与我们无关的世界。寂静里我们意识到了另一种生活的暗示，这暗示里仿佛有我们的另一种人生。我们隐约感受到这是一种诱惑。但是面对这个无所不在的巨大经济动物华丽的皮毛，我们又感到无力参与无力承受。在从未有过的极度困惑和落漠中，我度过了在外国的第一个圣诞节。这个节日本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跟中国人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我来日本后的生活中却成了我生命里程中一个忘不了的日子。后来，我又过了很多个热闹非凡的圣诞节，孩子激动不已地打开圣诞老人“特意”给她送来的礼物，房间里装上圣诞树，迷你霓虹灯忽闪忽灭，朋友们围在一起用香槟干杯。杯光灯影里，我只是感到一种浮华虚幻，都不如记忆里的神户到大阪的那第一个圣诞夜真实。　　新年的时候，我给画家打电话，因为在书上看到新年是要给旧年中对自己有过关照的人发贺年卡或打电话表示感谢并祝贺。接电话的是女人，机警地问我找谁，我按名片说出画家名字并坦坦然然地加了一句我是中国人。不想画家接过电话听出是我后问我“有何贵干？”！你这个狗画家我是要给你拜年道谢要谢谢你的点心你的咖啡你的份餐！否则跟你有何相干？　　5、 1990年来了　　过了在日本的第一个新年，我觉得我在日本的生活将要正式开始，和日本人交往的初级阶段已经毕业了。比如我知道了有的日本男人在为使自己不难堪时，会毫不犹豫地让无辜的人替他难堪。还知道了日本人的人情很淡，今天热乎地说笑明天分手就分手，不要向他们期待友情的细水长流。当然更知道了有很多日本人热爱着中国和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照甚至超过了我们在祖国时的单位组织和父母。　　我家里的桌椅坐垫自行车都是刚结识的日本朋友开车送来的。语言不通，送货上门的人也只会说星嘣汉语，指着车里的东西挨个问我“要吗？”，我只要回答“要”，就给我搬进房间里。我跟这些人学会了使用日语文字处理机的日语输入法，学会做简单的日式饭菜，学会了很多常识性礼仪习惯。80年代末日本社会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似乎十分完好，把赴日留学中国学生当作中国的优秀青年施以关怀和尊重。记忆里那时的日本人眼神跟十几年后的现在截然不同。　　那个村田阳子，因为有着“真正的饺子”友情，直到后来还保持联系。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幽幽地说“我妈妈死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声音非常寂寞。神户大地震时我打电话给她问她受灾情况，她特别感动，说“承你的福我没有死，感谢你还记得我。”还低声说“你真了不起，一个外国人，几年里就得到了比我奋斗了几十年都好的生活。你是我的朋友里最有学问最出色的女性。”后来，有一年（1998年）中国发洪水，她又打电话来问候过。　　1992年前2月的一个晚上，自习后一个人来到女大人间文化学科五楼的一个大教室门前。明天要参加博士课程考试。这个教室是明天的考场。对开的两扇门已贴上交叉的封条。我站在门前，深感不安。忽然间为自己从未有过一种系统信仰而懊悔。我想对着什么有超然之力的神灵做个祈愿，可是我不知道那神灵在哪里，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祷词。恍惚间，面对交叉的两幅白纸黑字的封条合掌闭目。我的祷词是：请让我的孩子到我们身边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要实现这个愿望，我就必须通过这个升学考试。能被录取才可以续签留学签证，才可以继续享受国费奖学金，有奖学金做经济保障才可以有资格把女儿接到日本。　　几星期以后，学校的合格榜上登出了我的名字。晚间我和女儿爸爸去鹤桥韩国烤肉店吃烤肉自贺。次日，去大阪伊丹机场接到了将近5岁的女儿。她穿着红尼小大衣，手里拿一只大红苹果，羞答答地说“这是中国的苹果，奶奶说这是给你们的。”从中国到日本，一路上她就这样一直拿着这只大苹果。奶奶以为我们还象刚到日本留学时那样舍不得买水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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