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遇先生蔡－记蔡思明先生│吴卫建│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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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遇先生蔡－记蔡思明先生
吴卫建 (发表日期:2006-11-07 17:13:59 阅读人次:2099 回复数:0)
《幸遇先生蔡》原是著名剧作家沙叶新的一个话剧剧本，剧情描述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一段经历，而我这里所说的蔡先生只是一位普通平凡的台湾老人。　　记得与蔡先生相识是在台湾的一次选举活动上。那是次为支持马英九竞选国民党主席而召开的选举造势大会，在会场上我看到有位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台上台下不停地忙着摄影，他手上拿的还是一架尼康F4相机。大凡喜欢摄影的人都知道，此闻名与世、价格昂贵的相机长期以来一直是尼康的顶级产品，一般非专业人员莫属，看来他一定很擅长摄影，我想。　　我平时所在的嘉义市范围不大，而此类“泛蓝”阵营的政治活动也是一些政治倾向相同的人们聚集的机会和场合，因此与会的地方上的一些“泛蓝”阵营的活跃人士大都互相熟悉，带我去参加大会的友人也与这位老人相识，于是便在现场为我们作了简单的介绍。我接过他的名片一看，哦，业余兼任的职务还真不少呢，有摄影协会、记者协会、退伍军人协会等的会员或理事。当他知道我来自上海时，便立即用上海话笑言道，我也算是上海人呢，我曾在上海生活过几年，现我二位妹妹的家都在上海。旋即，蔡先生又热情地为我摄影留念。　　未几，蔡先生为送照片来到我处，闲聊时我问及他何时来到台湾的，此言便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蔡先生娓娓地叙述起他人生所走过的坎坷历程，回忆起他那如烟的往事，那漫漫的风雨岁月．．．．．．　　蔡先生1927年出生在富饶的江苏省海门县，父亲是当地的警察署长，家里还有一些田地，这在那时也算是小康水平了。但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破了全家宁静的生活，不久，震惊中外的“八一三淞沪战役”也打响了。位于长江口彼岸的海门县临近上海，蔡先生的父亲为战争物质的顺利运输，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夜以继日的工作，因而不幸积劳成疾猝然去世，这距“八一三”战役爆发才仅仅一个余月。当时，作为长子的蔡先生才小学三年级，家里还有二个幼小的妹妹，父亲突然去世，家中顿时陷入困境，守寡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只有靠家里的几亩田地和亲戚的帮助维持生活。不久，海门也沦陷了，山河破碎，烽火连天，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蔡先生全家的生活也更没有着落了。　　1939年，失学后的蔡先生在父辈的安排带领下，参加了当地隶属“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国民党系统抗日游击队组织。从此，年仅12岁的蔡先生就在游击队中任司号兵，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少年兵”。真的，那时人还没有“中正式”步枪高呢，蔡先生笑着说道。　　一日，蔡先生在营地正吹着嘹亮的集合号，一位将军模样的人走到他身傍，目光中似乎对当时的蔡先生还只是一个大孩子感到有些惊讶。一曲完毕，那将军和蔼的与他问长问短，并对陪同的长官说，这么小的孩子吹号对身体不利吧。由于蔡先生读过几年书，模样也机灵，那将军便下令将他调任为自己的传令兵。后来蔡先生才知道此人就是当时国军有名的林之江中将。从此，蔡先生就一直跟随林之江所部转战在长江下游沿岸一带。　　我好奇地问：“你们当年是如何抗日打仗的？”蔡先生说，那时他年令尚小，很多事情也不甚明白，只知道他家乡一带是日本人的占领区，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所谓占领区也就仅占据几个城镇的点，平时偶然派小股部队外出巡逻一下而已。当时他们的抗日武装活动一般只是对日军进行搔扰性的小规模攻击，如对外出的日军或日军据点放放黑枪、扔几颗手榴弹，打了就分散跑。由于游击队熟悉当地地形，河流又较多，日军难以追上他们。　　当时，长江下游沿岸地区敌后的各种武装力量比较复杂，既有日军、汪伪政府的伪军，也有新四军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还有他们国民党系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武装力量各有各的政治立场和隶属关系，各有各的利益和小算盘，当时抗日敌后战场也真复杂啊，蔡先生感慨地说。　　战争年代是艰苦而危险的，蔡先生回忆道：“参加游击队不久，有一次随游击队一行乘帆船星夜偷渡长江。记得那是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当船行驶在黑沉沉的江心时，上司望着对岸突兀的碉堡上憧憧灯影低声道，岸上情况不明，小心敌军有设伏，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那时我人小又无作战经验，心里非常紧张，还算好，后来平安登上了对岸，也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蔡先生说抗战中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南通附近的一次战斗。那次，他所属的游击队对日军据点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击战，但由于事先不明日军的兵力部署状况，在战斗一开始就遭到日军大部队的强烈反击，日军还用火炮进行攻击。激烈的战斗结束后，游击队三千余人的一个团最后一清点只剩下一百来人，其余的不是战死、负伤，就是缴械、失踪或开小差逃跑了，蔡先生是由于紧跟着团部的长官才算拣了一条命逃了出来。　　蔡先生说，虽然当时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也必须与成人一样扛枪行军作战，江南一带河流湖泊较多，那时蔡先生身材尚小还不会游泳，一看到要渡河就有些畏惧，因此行军时总是下意识的紧跟在身材壮硕的高个子士兵身后，这样在遇到涉水渡河时可以要求他们牵扶上一把，以不至于被湍急的河水淹没冲走。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蔡先生对这些不堪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抗日战争后期，蔡先生当时所属的国民党系统游击队组织有的在战斗中被打散，有的因内部起内讧或倾轧而瓦解，有的被陈毅的新四军策反收编，而蔡先生长期跟随的林之江将军又接受国民党高层指派，秘密潜入汪伪政府在上海的特务机构，即当时被称为魔窟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从事间谍情报工作，这样，蔡先生所属的游击队组织就被解散了，而蔡先生也被遣返回到海门老家。　　沦陷中的海门百业凋敝，书也读不成，蔡先生只能与家人靠几亩地艰辛度日。不久，抗战胜利了，此时年已18岁的蔡先生又想到上海去谋生，经亲友介绍，蔡先生搭船来到战后繁华的上海。在学会汽车驾驶后，便进入一家汽车公司工作。在此期间，蔡先生驾车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因此对上海的一些街道和旧地名比我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都要熟悉。直至今日，他说起上海的老路名如数家珍，如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贝当路(现衡山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海格路(现华山路)、虞洽卿路(现西藏中路)、百老汇大饭店(现上海大厦)、沙逊大厦(现和平饭店)、金城饭店(现华侨饭店)、华懋公寓(现锦江饭店北楼)，还有震旦大学(现第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学院)等等，尽管这些旧名早已成为上海逝去历史中的一页。　　1949年初，国民党部队在上海以技术兵之名招募青年军，说要开赴美丽富饶的台湾去集训，还宣传介绍说宝岛台湾四季如春，遍地水果。为此，独立不羁而又很想看看外面世界的蔡先生便报名参加了。1949年3月蔡先生奉命搭乘军舰从黄浦江畔的军港启程赴台湾，由于军令下得非常急促，蔡先生无暇与家人道别便匆忙离沪了。当然，他当时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茫茫四十载岁月。　　蔡先生随军来台湾后一直在军中服役，1958年还参加过“金门炮战”，此后从军中退役转到公路局工作，并在台湾成家立业，育有二子一女，二子均是国军军官，长子现还是台湾空军的中校飞行教官。现蔡先生早已退休，过着悠然平静的生活，颐养天年。　　刚到台湾时，蔡先生还与在老家的母亲通过几次书信，后来两岸的通讯中断了，但他心中一直惦念着母亲和二位妹妹。在五、六十年代，蔡先生冒着当时所谓“通匪”之罪名，以当时已居住在印尼华侨的口吻，数次写好信后托友人带到与中国大陆有通邮关系的印尼，将信从印尼寄往大陆老家，想方设法打听家人的消息。但这些信件始终如石沉大海，家乡方面毫无音讯。　　随着岁月的流逝，蔡先生更为思念大陆的亲人。1987年当台湾开放与大陆民间通邮往来时，蔡先生立刻写信通过台湾红十字会寄往海门老家，想了解家人的现况，不知为何依然没有任何回音，那时蔡先生感到有些失望了。　　1988年首批台湾民众去大陆探亲时，蔡先生又写了一信，拜托随行的友人抵达大陆后，将此信寄往海门老家。意外的是，不久蔡先生就收到了母亲来自上海的回信，从信中得知自他离家后，家中一切平安，由于蔡先生的二位妹妹早在五十年代就从老家来到上海工作，此后母亲也就迁来上海女儿家居住了。信中还说蔡先生的来信是从海门老家的族人处辗转寄到上海来的。蔡先生回忆起当时收到母亲回信时的心情时说，接到信的那一刻真是欣喜若狂啊，因为那是他期盼了近40年的信呀。　　其时蔡先生尚未正式退休，但他立刻请了假，飞往上海去探亲，在上海虹桥机场蔡先生终于见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母亲和两位妹妹，同时也看到两位妹妹的家庭均安居乐业，阖家平安，外甥女还是位博士生呢。以前台湾的宣传总是说，大陆如何混乱，共产党如何可憎，但从我在大陆家人的情况来看，似乎不是那么回事么，蔡先生含笑道。　　为了能与年迈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为了弥补四十年来未尽的孝道，首次回大陆探亲返台后，蔡先生立即办理了各种繁琐的手续，将母亲接来台湾同住。但母亲在台湾生活了一年多后，终究不能适应台湾炎热的气候，最后还是返回了上海。不过能与失散几十年的母亲在台湾相处一段时光，蔡先生心中还是感到非常满足和欣慰。后来，蔡先生母亲在83岁高龄时在上海去世，临终时，蔡先生从台湾赶到上海为母亲送上最后一程。　　自从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后，蔡先生几乎每年都去大陆。从巍巍长城到天涯海角，从大江南北到青藏高原，到处留下了蔡先生的足迹，从一本本沉厚的影集中，我看到了佳景荟萃的黄山、绚丽多姿的桂林、潋滟生辉的九寨沟、古风犹存的黄鹤楼、奇山峻岭的张家界、海阔天高的海南岛、车水马龙的北京上海、恬淡宁静的苏州昆山、沧桑古朴的海门老家。　　由于蔡先生对近代史颇有兴趣，在大陆探访期间，他还特去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广东孙中山故居、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四行仓库”旧址、黄兴墓、蔡锷墓、黄花岗72烈士墓、南京中山陵、黄埔军校旧址等地参观和祭拜，甚至还去参观了早已沉没在历史尘烟中的，原汪伪政府在上海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谈到此，蔡先生感慨地说，此处现已是一所学校，完全看不出当年的任何痕迹，但在抗战期间这可是个使人毛发悚然、闻之色变的地方啊。　　尽管离别上海已有数十年，但蔡先生对上海有着无限的怀念，对上海的今昔有着无尽的眷恋。他说现每次去大陆时，一般都特意在上海多住上几天，要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多走走看看，感受那风情万种的上海，体验那沧桑巨变的上海。有一次，蔡先生说及以前他住在市中心部的妹妹家可以走捷径，穿过一条弄堂便可到达人民广场，但由于近年来上海城市大规模建设改造，此小巷已不复存在了。由于我儿时曾居住过的外婆家正好也在这附近，于是我便描述了此弄堂的位置与路径等，蔡先生听了连声称是。此时，我们都为对方对上海街道之熟悉感到惊讶不已。　　蔡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巨变是了不起的，他说今天大陆优先发展经济的国策，就是当年国父孙中山所追求的建国理想和奋斗目标。　　蔡先生不烟不酒，长期以来爱好摄影、书籍阅读，以及写作、集邮、旅游等，也许是由于我们兴趣相同，也许是由于我们浓郁的乡情，不久我们便成了莫逆之交。　　蔡先生的居家离我处相距不远，我们相识后他时常驱车来我处小坐，还常带一些书刊、影集以及集邮册等给我阅读和欣赏。蔡先生藏书甚丰，其中不少还是三、四十年前出版的书籍刊物，书刊中一些有关近代史内容的文章资料现也成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史料，这对于收集近代史料颇有兴趣的我很有帮助和收益。　　同时，我还阅读了不少蔡先生长期以来撰写的文章记事等，其内容有他的人生经历的记叙，有对台湾时政的评述，有旅游出访的观感等等。尽管蔡先生现已年近八旬，但他对过去的人和事，对一些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记得相当具体清晰，如“蒋宋孔陈”的旧事、“中原大战”的始末、“滇缅会战”的激烈都叙述得很详尽，可能从战乱中走过来的老一代对民国史中的重要事件印象特别深吧，犹如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时代的记忆。　　另外，从蔡先生对中国现代史的一些叙述，使我知道如何从另一角度客观和公正的认识历史，而不是长期以来传统教育中那样教条和片面的看待历史。正如，最近中国大陆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庆祝活动时，也肯定了当时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历史事实。　　无疑，与很多在49年前后从大陆来台的人员一样，蔡先生也是坚定的反“台独”族群中的一位，是反“台独”的基本力量的一员，是彻底的“泛蓝”支持者。在一次“泛蓝”组织的大会上，我看到他在高呼反“台独”口号时，声音是那么的洪亮、态度是那么的坚决、神态那么的专注，表情是那么的由衷，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力量的凝聚，“台独”才难以实现。　　我与蔡先生实属二代人，我们生长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浓浓的乡情，共同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热爱，使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同时，由于与蔡先生的交往，我在台湾的业余生活也变得更为丰富和充实。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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