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应该授给谁│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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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应该授给谁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04-30 01:07:11 阅读人次:1775 回复数:0)
2000年度诺贝尔奖揭晓，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白川英树因成功开发了导电性高分子的杰出成就而荣膺诺贝尔化学奖。这是白川的荣誉，日本的光荣，也是亚洲的自豪。如果以一百年为时间单位，自1949年汤川秀树获颁诺贝尔物理奖以来，日本在本世纪后半的50年里已有9人荣获了各种诺贝尔奖，从物理学、化学、生理医学到文学乃至和平奖，不一而足。日本人在物理层面、技术工艺和精神领域，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如果我们难以否认诺贝尔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则必须对这些杰出人士和大和民族表示敬意。　　NHK在奖项揭晓后第二天采访了白川英树教授。这项巨大的荣誉对现年64岁的白川来说是一个意外，日本社会对获奖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从电视上看，白川教授象是一位纯粹学者，性格的内敛使他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誉诚惶诚恐。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获奖前，白川教授根本不知道自己已成为候选人；获奖后，不仅本人感到惊奇，连夫人都有些莫名惊诧，不得不反复确认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谦和温厚的丈夫与伟大的诺贝尔奖之间的形象距离，以调整心态。但事实是，一位勤勉的专业学者，孜孜以求几十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的研究发明却为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提供了创造性原动力，於是，代表着本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和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自然会降临於他。古人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白川英树获奖，是又一个生动实例。白川获奖后最大的担忧是：从此沦为公众人物，要接受各种采访，不知何时能重回安静平和的退休生活。这是常人本性，亦是学者本色。　　当然，2000年诺贝尔奖的揭晓，也给喧嚣已久的中国带来了一个苦涩的惊喜。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语作家，但中国人并没有得到如愿以偿的快乐。过去十数年里，中国学界对诺贝尔奖的期待已近乎痴狂。但在期待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个人面对伟大目标时应该拥有诚惶诚恐的心理敬畏，也看不到社会追求崇高目标时应该付出的播种耕耘和的刻苦努力，回荡在耳边的只有当仁不让的浮躁声浪---- 虽然此前没有任何获奖记录能为这种张狂姿态提供事实支持。　　在百年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中，有过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乃至李远哲、朱棣文、崔琦，但这是全球华人的骄傲，却不是中国的荣誉。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无缘，不仅限於文学奖。中国科学院有4万名专业研究人材，有3万名辅助人员，但至今在诺贝尔奖上只能甘於自噤其声。往好处想，是力有不逮，有自知之明；往坏处想，无缘诺贝乐奖，则意味着中国对现代人类文明缺乏贡献。　　中国人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在炒作得最凶的文学奖上暴露得淋漓尽致。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已被中国文化界贬得一无是处，尽管它依然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世纪之痛。因为得不到奖，诺贝尔文学奖在激愤者眼里已成为政治歧视或西方本位的代名词。然而，诺贝尔奖被确立为人类对现存学术文化的最高奖励性体制，其权威是靠一百多年长长的获奖名单积累起来的，地位无可动摇。中国人既有对跻身现存体制的无限渴望，又有不见容於现存体制的苦涩无奈，最后只会以反体制的轻狂姿态来自我消解，这种边缘性格和尴尬处境在诺贝尔奖上表现得非常彻底。　　更可笑的是，在这首吟唱经年的诺贝尔怨曲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之子舒乙还顺势抛出了一个神秘的历史谜团，称1968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曾决定将文学奖授予东方文学，并已属意老舍，只是由於老舍自沉太平湖与该奖失之交臂，才由候补者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这是一个足以慰解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十年倾情的令人心动的传说，但其拙劣之处却一点也不让阿Q那种“祖先也曾阔过”的愚蠢专美于前，更何况祖先还未曾阔过。舒乙做出似是而非的“历史揭秘”，是对诺贝尔奖评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无端怀疑，是对拥有自我传统的日本文学的极大不敬，也是对川端康成这样杰出作家的公然诽谤，因为这一传说的潜台词是，川端康成捡了老舍失落的荣誉皮夹，日本文学无耻地沾了中国文学的光。似乎没有必要为假设而争论。不必说日本在1994年又为诺贝尔文学奖贡献了一个大江健三郎，即使是老舍在天有灵，也会不屑於这份幼稚无理的“争座位帖”。显然，舒乙及其背後的整个中国文学界都有必要精读诺贝尔获奖者的演说集，要倾听诺贝尔奖真正的精神追求，领略获奖者超然的风范和胸襟。　　在百年诺贝尔奖的历史过程中，这些都是小小插曲。但中国人面对诺贝尔奖缺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踏实精神，既不思进取，又轻佻张狂，这种现实比不获奖更令人心痛。白川英树在2000年获奖于不经意中，又一次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麽样的成就，什麽样的人格才有资格荣获诺贝尔奖？　　２０００。１０。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