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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先生如是说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7-02-04 00:10:03 阅读人次:1687 回复数:0)
20世纪70年代伊始,在英国有两位走过了近一个世纪漫长人生的思想文化界名流相继谢世,他们是E·M·福斯特(1879-1970)和伯兰特·罗素 (1872-1970)。
福斯特生前是英国文坛公认的长老级作家。早在世纪之初的20余年里,他已完成了所有的长篇力作,如《天使不敢踏足之地》、《漫长的旅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和《印度之旅》。中国人得以记住福斯特的大名,除了那几部根据其小说改编拍摄的艺术电影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讲解现代小说艺术的经典讲稿《小说面面观》于80年代在中国出版,滋养了一代渴求创作转型和自我突破的文学青年。而半个世纪之前,福斯特就是文学青年萧乾的忘年交。
与福斯特相比,罗素在中国的名声更为响亮,不仅因为他是《数学原理》和《西方哲学史》等名著的作者,更由于他早在1920年曾应梁启超之邀到访过中国,发表了著名的“访华五讲”。在罗素先生走进中国的同时,福斯特则走进了印度,其收获是穷12年之力写成的一流小说《印度之旅》。近年来,伟大的罗素先生因为已故王小波落笔为文言必称“罗素先生如是说”而显得更加伟大,相形之下,福斯特的存在感倒显得有些寂寥。事实上,与罗素先生一样,出生于辉煌的维多利亚王朝末期,经过世纪末的文化裂变,再亲历第一、第二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直至赶上战后的冷战年代,福斯特在作家的身份之外,更以其睿智的思想和卓而不群的文化人格成为欧洲文明和西方传统的代言人。
每一代人都习惯于慨叹生逢时代流变,往往身不由己,颇难坚守文化的品质和立场。但是,与福斯特一生经历过的时代变迁相比,所有的感叹和推诿都显得多余。福斯特一直自称“ 属于维多利亚末期自由主义者的末裔”。他在《现代的挑战》一文中回首维多利亚末年的快乐时光:“那时代讲究博爱行善;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和知性的好奇心,崇尚言论自由;没有什么种族歧视;它承认人人各不相而且理应各不相同,对社会的日渐进化深信不疑,相信全靠了推广议会制度,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好。”但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之后乱成一团糟。那种温和的,典雅的,有序的社会氛围荡然无存。福斯特必须回答的是“ 文化是否重要,文化是否还有必要?”福斯特经历了作为社会要素的绅士派头和风雅品味日渐衰弱,取而代之以享乐主义日渐抬头的社会过程,是自觉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使他认识到“文化对于我们这一流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可以说我们这一流人生来世间就是为了奉身于文化的。”如果接着福斯特的话往下讲,在21世纪的今天,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世界上是否还有这样一流人,其次必须辨明文化不应该沦为搭台的工具。
福斯特于1924年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印度之旅》,此后绝笔于小说 创作,但他的思想漫谈、文化随笔,还有各种社会评论和演讲却源源不断。尤其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福斯特的文化思考和社会呼吁使他转型为英国乃至西方世界重要的思想人物。他在晚年为此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和社会尊重。
福斯特曾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坦言道:“今日的世界蔑视私人关系,私人关系被说成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品……人们被奉劝抛弃温情,献身于这个或那个大义名份的运动。我讨厌大义名份。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或背叛朋友里二者择一, 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祖国。”福斯特要给当代的混乱引进一点秩序:爱他人,信任他人,同时取信于他人。他强调“ 令人信任与否不在于契约──这是人与人的世 界与商业世界的主要区别。信任在于人心,那是无法签字画押的。”
今天,许多人都能信口说出一段对民主政体的典型描述,这几乎成为一种 行语:“民主政体并非最可爱的共和国,它远远高攀不上,但与当代任何其他政体相比起来不那么可憎。凭这一点,它值得我们拥护。民主政体承认个人是重要的,文明的创造需要各色各样的人,以此作自己的理论基础;它不把市民划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其他效率至上的政权体制则往往如此。”这段经典语录的发明权属于福斯特。由此,任何为民主政体唱赞美诗的人都应该对福斯特先生致敬有加。
福斯特还说过许多精彩的话,那是在小说创作之外的,是更为引人入胜的。以上所录,不过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之印象尤其深刻者。若要追慕福斯特和他那一流人的精神风貌,最好的参照者莫过于福斯特笔下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他有见识,好学,有品味、宽容。在他那个时代,这些品质很为人赏识,而今天不再如此。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再有吉本,我们的环境不允许。战争说‘不’,极权 说‘不’,社会良心也说‘不’。……我们的历史学家不是狂热的理想家就是冷冰冰的科学家,而吉本既非前者亦非后者。他只是一名学者,他的能力在于唤醒和翻译沉睡的过去。我们唯有感谢人文之星指引吉本这样做,感谢吉本曾生存于这世上,而且恰好是生存在他所生存的时代。”吉本以个人之力完成的《罗马帝国兴亡史》是18世纪的不朽杰作;《吉本自传》也是令人敬仰不已的名篇。爱德华·吉本的生存方式和人文价值,其实也可看成是200年后福斯特的自况。
2003年年初,在非典恐怖未起之前的静谧而祥和的时光里,我坐在从东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在两个满载着物质欲望和享乐气氛的现代都市之间,偶尔偷闲得以在万里长空之上阅读福斯特先生写下的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人文关怀,深受感动。 为了这一趟充实的旅程和我的感动,我愿意推荐更多的“福斯特先生如是说”。
20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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