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早上三点进入沈阳。6月,天还没亮,但没亮的天已经开始向你暗示就要亮了,夜已经开始脱离漆黑向淡处过度。
车一停,人们就都往车门处流去,不拥也不挤。男人女人,多在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之间,手里没有行李,脸上也没有困倦。这是大连直达朝阳的快车,可是一到沈阳,车上的人差不多就下光了,好像沈阳就是终点站。
我跟在弟弟背后,快走小步,顺着人流走,走过站台,走过通道,走出站口。无数的出租车敞门等着发车,还没坐稳,就已经夹在奔同一方向的车流里。车跟着车走,跑不起来,却也没停下过。前面是密集的尾灯,都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暗红。像一片单调的灯笼。不知这样静静地动了多久,来到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灯笼突然多起来,并且有极强的光直射进车内。我震惊 了,环顾周围,所有的方向都有车灯往一个方向挤。我问怎么了,弟弟说：到了。
伸头往前看, 路右边一个看不见外形的什么建筑上,闪着“五爱批发市场”几个字。
递了五元钱,下车朝那大字下边走。要进门的时候,过一片小摊儿阵。两三米宽的推车台上, 放着几十个小盆儿,旁边还有大桶和大锅。“五块钱随便吃啊,大米粥小米粥苞米碴子粥馒头油饼各式咸菜小菜啊!”。我停下要看,弟弟就走出好几步去,我就小跑追上。我想这地方可真不错,有我爱吃的所有的东西。
不知怎么就进了一个特别大的厅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精神百倍。棚顶处挂着指向各方向的牌子,写着不知意味什么的字母和区号。弟弟问我：“姐你知道那些小姐都是干什么的么?” 我住阶梯上走,才看见大厅中央的美女群。她们都如花似玉,像历史电视剧里成群的丫环。“ 她们是活模特,小时工。站那儿等着选呢,一小时20元。”
这是服装批发部,六层楼,每层有上百家批发店。这里的人都只是一个人体,人体的意义是用来撑衣服。喊的叫的,讲价的成交的,一切声音和活动都发生在衣服这个实物上。购物者不论男女,伸手摸活模特的腰还是胸,模特只说“怎么样,咱家的衣服手感质量没说的。这都是原版货”。活模特的活是会说话会活动,身姿生动。头上装着各式假发,眼上镶着假睫毛。是谁先想出用活模特这件事的呢?老板在人群里给自己的衣服选最合适的模特,再让别的老板从模特身上选走她的衣服。这样选来选去,大家就都有了维持生计的利益。
难以描绘这里的庞大和小秩序组成的混乱,它又立体又平面,又繁杂又简单。数不尽的衣服山 ,该在哪家门前驻足?一手交钱,几双手给你装货。帮你捆好,帮你保存,最后帮你叫市场内的人力车把你连人带货送到门口的出租车上,出租车也帮你装帮你扛,直到帮你送上长途车。每一个帮你的人,最后持你的五块钱简单离开。这全部过程里不用说几句话。以至于那以后我曾想是不是人在早上八点以前都无话可说。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支配思考计算和行动,惟独不分给语言区域。
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开始有沸扬起来的声音。人群稀少起来,模特们也开始脱下工作服。有人清理垃圾,有人围着垃圾大喊“十元三件啦!”“十元白拿啦!”
外边大亮,刺得我挣不大眼睛。过了一条街后,我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晴天。
弟弟带我进一条食品街,严格说是吃饭街。我被各种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绊着腿,左看右看。弟弟说这不行,我领你去吃一样东西,你肯定爱吃。
小店门口堵着大锅和菜墩,大锅里煮的东西噗噗响,一把大菜刀剁在金黄的油饼上,咚咚咚,油饼变成透明的一团,飞进一个盘子里。我们在大锅和菜墩中间穿过,进一间小矮间里坐下。弟弟说“你能吃血肠吗?”,血肠?爱吃爱吃!
大约是十岁以前,姥姥每年养一头猪,到春节前,差不多一百七八十斤,就送到市屠宰场去卖。把头蹄内脏和血拿回来,再带回那猪四分之一的肉。我坐在手推车上搅拌着一桶猪血。血是热的,我的手却冻得拿不住搅棍儿。舅舅和妈妈一起喊“不快搅凝住就灌不了血肠了!”每年的这一天,姥姥都不吃晚饭。她心疼她的猪。有一次她还端着喂猪的小盆儿掉了泪,难为情地说：“我真是老了,猪都没了,我还去喂。”我们大嚼最新鲜的血肠,香美绝伦。第二年一开 春,姥姥又把猪圈整备好,在卖上一代猪得来的几十块钱里,拿出20块,选个好日子派姥爷去给她买小猪崽儿。
这些事,弟弟不记得。弟弟给我这份里多加了一块钱的血肠。是一个又薄又脏的塑料小盆儿, 上面贴上一枚让你放心的一次性用的塑料薄膜,装着满满一盆儿各种颜色的东西,红透了的是一层辣椒油。小盆儿就像个简单的软体托儿,拼命托着这些将溢出来的美味。“这叫麻辣烫 ”,弟弟说。果然好吃。弟弟知道我爱吃辣的,这是辣中之辣。可是量实在太大,我剩的比吃的多。
我们在五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守卫中离开沈阳。那是一家私营长途客运公司,新买的奔驰大客车,厕所便器上的透明包装还没揭掉。据说战士们是公司方面雇来的。在他们面前我有些不自然,他们站在那儿,端着枪纹丝不动。好像乘客往行李层装的大包里不是衣服,而是军火或者现钞。司机站在旁边说“你这个大包得另交20块”,弟弟不吱声,把大包往里推。司机又说 “反正你得交点儿”。弟弟说：“交啥交啊。那边儿85块行李随便带,你这95。”“那你赶快上那边儿车”。“哎呀,你这不是奔驰嘛。”
我觉得事情总该有个结果,上了车问弟弟“那到底交多少呢?”“交啥交。他拿的工资够高的了。”在高速公路上,奔驰里上映了两部武打电影。好像是关于走私麻药的内容。
在沈阳的8个小时里,我看到无数的人,可是除了弟弟我谁也不认识。回来以后,对沈阳的记忆就全是人,各种各样的人,男男女女,都在忙,都睁着一天里最有精神的眼睛,走来穿去,嘴里像在说什么,却听不见声音。额头上渗着汗。这些人挤在我的脑子里,赶也赶不走,亲近又亲近不起来。其实我知道,这一脑子混乱的东西,用两个字就可以解释：现象。我也拥在现象里, 成为别人脑子里的现象中的一个小黑点,可能连小黑点也算不上。我一旦进入东北的人群,就落得低于周围。几个小时里看见的东西,何其疏,何其密。像一页内容不明的书。密密麻麻的字是无数的人。我是书页里的一个小句号。一个连句号的意义也不具备的最小的零。在那里我徒占空间,没有任何参与。连个标准的人体也算不上,家里不知是谁的一件深蓝色夹克衫,框在我身上。我的挎包里装着一块手绢,两包纸巾,没有一分钱。 每一个匆忙的人,都因为有目标。我在这里没有目标。人要做任何一点事,都需要有具体的场地。即使是思考,也要有一定的稳定情绪做空间。我远离了自己的场地,灵魂悬在实实在在的虚无中,身体被夹来搡去。
甚至连弟弟我也觉得陌生,我习惯的是领着他出门,到同学家,或者到邻居家玩儿。若不是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他和我是亲缘关系,在他身上我也已经很难找到让我有同感的部分,因为我们实在是分开的时间远远大于在一起的时间。并且在一起的时间都是跳跃的,隔几年,见一次, 见一次,就觉得大不一样。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假期回家,给每个家人都买了薄薄的礼物,给他的是一个那种夹着海棉做成的塑料文具盒,那在当时很有高级感。可是他已经连书包也找不到,辍学了。那时我才十八岁,还没有做姐姐在教育方面的责任意识,好像忘了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中止中学,也许是问过,忘了。再见面,他就结了婚。再见面,他就当了爸爸。他的女儿总是抱着他的头亲出响来,“爸爸爸爸,我就喜欢你”,爸爸一点反应也没有。有时候他看见女儿趴在什么地方不动,就伸手摸摸她的头,她立刻就抬起头来,忍不住转涕为笑。六岁的孩子, 向爸爸要的,就这么简单。
以前,我曾去过三次沈阳,都和出国这件事有关系。沈阳真是了不起,东北人要出国,不管能不能出成,都要亲自到沈阳去一两趟。
第一次是去送签证申请。上世纪80年代末6月的一天,早上上火车,傍晚到,找一家车站附近的旅馆,打听好去领事馆该坐哪线汽车,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去递上申请。离天黑还早,就一个人出去逛沈阳 。忘了那家旅馆的名字和所在街道名称,是一个临大街的很繁华的地方。走着走着就进了两边全是商店的闹市。本来就是没目的地打发时间。毕竟来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总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好奇,尽管这街里走着的人们和自己住在那座城市的人们没什么两样,街两边的树和房子都没什么两样,我还是期待着什么似的,张着眼睛到处走。其实所有的暗示都来自“沈阳”这两个字,它们是一个地名,我没来过,就觉得它跟我有距离,很陌生。我是下意识地要走近它,认识它。以后就可以说“沈阳,我去过”。
大的交叉路口上,信号灯旁边设有测试噪音的电子显示板。几十层高的大楼上写着什么什么大厦。远处就只看到了这些。
走了几家店的时候,发现身后不远处总有一个大影子晃来晃去。我有些警觉,就加快脚步移身到另一家店。很快,那个影子就进了我的余光范围。我走出店,几步以后突然转身,差点撞在那人身上。我是要让他大吃一惊而仓皇逃掉,没想到自己反被吓了一大跳。他十分平静,像是我的家人似地问我“我们去看个电影好么?”,我仰看那人,说“我不认识你”,就走了。那影子也就再没出现。
奇怪的是,我绕到相反道上,准备一边逛一边往旅馆走的途中,又遇到另一个男人问我同样的话。我不再害怕,我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沈阳的外地人。十几分钟遇到两个人跟你说同样的话,无论如何再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我做了同样的回答。和前一个人不同的是他多说了一句话,“我们只做个看电影的朋友”。丢下他继续走, 心想着沈阳的男人怎么这么爱看电影,一定是有爱看电影的女人惯的。
回到旅馆,很快就把这事忘了,因为又有了新的遭遇。我躺下要睡的时候,枕边有个影子,那是个很小的物体,但是衬在雪白的床单上,再以移动的方式反射进你无所注视的视野,就放大成一个特别大的影子。我翻身坐起,是一匹虱子!它比我还慌乱,在白床单上转圈跑。我把床单拉下来,拿出去拼命抖,回屋又反正两面看,直到两眼全白。
两个月以后，第三次去了沈阳,是去取批下来的签证。住在一个任大学教师的中学同学家里。那是一对画家夫妇,都是高个子,话语很少。他们的家不大,但有一个很大的教室做画室,靠墙立着很多油画。我和同学妻子睡在床上,同学去什么地方游宿。妻子是沈阳人,她的典雅文静,使沈阳话升华到很易接受的程度。我送给她一个在领事馆附近什么商店买的红色尼龙绸挎包, 可以折叠起来装进同色的小口袋里。我自己也买了一个同样的,几天以后,挎着它,我在大阪下了飞机。
第二次去沈阳,是在我等待签证期间陪朋友去的。她要办去美国的签证。她已经被拒签好几次,但还是不屈不挠,希望能碰上一个宽宏大量的佛心领事。我们在窗口没买到票,就那么上了火车。早上在沈阳下车的时候,跟大工厂下班似的,站门大敞四开随便出。我们往返只花了一个单程的路费,觉得很有快感很刺激,但是也别有一番滋味折磨着心里的什么地方。她进美国领事馆的时候,我在外面等着,看那排队要去美国的队伍里,居然有用轮椅推着的老妇人。
在回来的火车里,朋友很兴奋。她说这一次肯定是没希望了,那个新来的领事对待中国人态度极其恶劣,有时对着窗口外的人说不几句话,就把资料推出来,还大喊Out you go!(滚出去!)。 朋友说我这次是彻底死心塌地了，解放了,去他妈的美国吧！我们两人站在车厢过道上,欢声喜语地聊。走过一个穿粉红衬衫的女人,浓妆,卷发头上飘啊飘的饰物好几样。她过去以后,就留下一股体臭, 车厢过道两边座上的人都对她的后背捂鼻子。
我到日本第二年的一天夜里一点多,接到这个朋友的电话,“我在东京成田机场,去美国在这里转机”。现在她在费城的一家公司做会计。
时隔十年,如今再次去沈阳,不再是为了签证,也不再有什么好奇。只是要有所事事,哪怕是去一趟沈阳。回国探亲,只要家人都见了一面,也就不觉得非得时刻在一起,家人都有自己的事做,到点都出门,我像个零,挂不到任何一个能成为数的数上。其实探亲就是一个探字,见一面,看一眼,都好,就觉得什么也没变。但是,探亲的意义往往因时空的差异大小而加深或淡化。离的越久越远就该探得越长,虽然探亲者在这段时间里不是外出游走,就是一人在家当零。
沈阳是一座具有多项重要意义的城市,她因很多人很多事而著名。可是对于我,就只是上面这些印象。
（1999年秋。《作家》200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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