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巴金│吴卫建│东洋镜

首页 >> 个人集合 >> 吴卫建 >> 随笔录

	字体∶大中小
百年巴金
吴卫建 (发表日期:2006-07-24 16:59:52 阅读人次:1919 回复数:3)
10月17日当代文学巨匠、“20世纪中国的良心”、“人民作家”、也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是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位“五四”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当然在他那一代人中，1919年才15岁的巴金显然是一位后生之辈，但巴金的创作生命和思想生命之长久是那一代人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巴金早年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年轻时从事反封建的文学创作，拨乱反正后积极反思“文革”，重新批判旧传统，是现代中国文坛一代泰斗。　　在现代文学史中，现人们将其内容简称为“鲁郭茅、巴老曹”，可见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巴金的文学作品鼓励了一代又一代在黑暗中彳亍徘徊的青年反对封建专制，追求光明理想，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激发许多青年读者勇敢地走出大大小小“高老太爷”统治的“家”，跨出那叛逆、反抗和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据说当年延安“抗大”、“鲁艺”教员的调访，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很多知识青年不是读了马列书籍后来参加革命的，而是读了巴金的文学作品后，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从而冲出封建没落家庭的桎梏，义无返顾地走向革命的明天。　　巴金的创作高峰是在三○到四○年代，这是巴金写作的黄金时期，巴金一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下来的，《家》、《春》、《秋》、《寒夜》等代表作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巴金在这个阶段虽然文思泉涌、佳作迭出、硕果累累，但那个时候也是巴金生活动荡、衣食无靠的时期，为了养活自己，年轻的巴金别无选择地拿起手中的笔。正如巴金在自传中所描述的那样“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那时，“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　　这样“卖文为生”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却给巴金提供了创作上的巨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难得的“文学巨匠”。看来一个作家的生活质量和环境优劣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要给予他广阔的创作空间和自由。有了挥洒自如的空间，有时生活的艰辛反倒更能激发创作激情，成为一种难得的创造力。　　建国后，随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巴金先生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巴金有了颇为瞩目的职务，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了不菲的旱涝保收的薪资，从此他过上了“著名职业作家”的“优渥生活”，再也不必为衣食而奔波了。按理，衣食不愁、生活富足、年富力强的巴金更应该在文学的“阳光大道”上乘风破浪、高歌猛进了。可事实恰恰相反，巴金这个阶段文思似乎突然枯竭了，“生花”的“妙笔”也不显灵了，写出的作品也都尽属“鸡肋”之类，或应景之作，巴金本人也说，“我在17年(49年-66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　　可能巴金在五、六○年代稍有影响的作品仅为中篇小说《团圆》，这是当时巴金随志愿军慰问团赴朝鲜战场返回后创作的中篇小说，此作品在六○年代初被改编拍摄成家喻户晓的电影《英雄儿女》。　　粉碎“四人帮”后，巴金著有42万字的《随想录》，此作的主题是反思“文革”，提倡“说真话”。《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对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杰出贡献，也是巴金创作生涯中断数十年后反思“文革”的血泪之作，此巨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随想录》公认是一部杰出的旷世之作，书中可坦见巴金一次次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一次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巴金在《随想录》中剖析自己“由人变成兽”，“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书中还有对在30年代同为鲁迅弟子的友人胡风的批判之悔意，这充分体现了巴金的反思及忏悔意识，令后人钦佩。也许这比那些文笔辛辣犀利、剖析他人无情，抨击社会激烈，但始终不敢严肃正视自己的文人作家，更让人尊敬。　　巴金还在晚年倡导呼吁设建“文革”博物馆而深得人心，但由于政治气候的反复，巴金提议建“文革”博物馆的愿望，不但没能实现，而且在《巴金选集》出版时竟然被删去《“文革”博物馆》一文，仅留篇目，这犹如奇耻大辱，既侮辱了作家，又侮辱了时代。据传巴金私下说，我的文字在国民党时代也未曾被开过“天窗”。　　巴金的一些名著我大都读过，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家》和《寒夜》，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曾树生的形象已久久驻留在我的心中。记得我首次读《寒夜》是在“文革”末期，那时我设法借到一批当时尚属“查封”的书籍阅读，现有些书籍的内容我大都渐渐淡忘了，但《寒夜》中“花瓶”曾树生的无奈出走和小职员汪文宣的患病死去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记得当时很年轻的我读完《寒夜》后，心中顿感悒郁和一种“淡淡的哀愁”。　　约20年前，我也读了巴金的《怀念萧珊》，觉得巴金将妻子萧珊之死写得很悲切、很凄凉、很真情，字里行间也充满着对“文革”的深恶痛绝，文中一次次显现出巴金少有的感情决口和直接呐喊，忍无可忍的悲愤，抑制不住的哀恸，近乎勇敢的追问，但终究还是没有突破原有的那个巴金。巴金仍然持着一颗压抑的心，一颗内敛的心，虽然同时也是一颗悲愤、彷徨的心。巴金是一位情感丰富细腻和深沉理智的作家，在自己生死与共的爱侣凄惨死亡的事件重述中，喷薄而出的情感背后，依然是纯情的巴金，一介书生的巴金，乃大彻大悟的巴金。　　荣光也罢，羞辱也罢，一瞑之后，万世皆空。但作为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最痛心的也许还是“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在八○年代初，一大学曾将校内图书馆借书率最高的图书进行统计，其结果巴金的《家》为最高者，这一定使作者感到无限欣慰。但现某大学也对在校学生进行访查，问询是否读过巴金的作品，答曰结果绝大多数为否定，因为“读巴金的作品与就业无关”，其中不乏有文科专业的学生，也许现人们认为已无必要去了解那个与现在毫无帮助的时代之事情。　　岁月如河，大漠沧桑，在中国目前商品化社会的蓬勃发展中，巴金的作品似乎已渐渐离人们远去，已成为人们一个遥远的记忆。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还是追求功利的现实反映，这是与时俱进，还是世风日下，我不得而知。　　（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