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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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10-02 21:09:08 阅读人次:1969 回复数:2)
作为当代中国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余华近来推出长篇小说《兄弟》上、下两部，是他自1996年以后相隔十年的最新力作。一个当红的指标作家自我阐述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接受他者的影响、如何创造文学中的现实，其中既有难能可贵的经验，更显露作家的精神境界所达到的高度。最近，余华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访日，实现了26年来的梦想。余华在日本以一种开放交流的方式展现了自我，那种随意而又不失文学意味的叙述，开启了直达作家内心、解读文本内涵的路经。　　童年记忆　　1960年，余华出生在浙江沿海小镇海盐。余华说，过去的海盐只存在记忆中，我在那里渡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一直到30岁。只要一写作，我就会回到海盐，也就是回到一个概念意义上的南方小镇。　　童年时代，余华最可怕的恶梦是掉到井里去，因为文革中有许多人选择了投井自杀。余华说：我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整天都面对血淋淋的事情。当年，父亲是外科医生，医院的手术室是简易的平房。我与哥哥两兄弟在外面玩，经常看到父亲穿着浑身是血的手术服，带着沾满血迹的口罩走出来；有时候也看到护士提着一桶血肉磨糊的东西出来，随手倒在医院旁边的池塘里。夏天，飞舞的苍蝇象一张地毯，布满池塘。　　过去，中国的工作场所与住宅往往在一起，余华的家就在医院里。当时，普通住宅没有卫生设施，人们一般都使用医院里的公共卫生间。医院的卫生间和太平间在一幢楼里，两个门。童年余华每次去厕所都要路过太平间，伸头张望，看见太平间里有一张水泥床，楼的周围有许多美丽的绿树。余华说，我在文革中长大，那是一个革命的无神论年代，所以我不害怕死人。在炎热的夏天，午睡后醒来，我看到汗水打湿草席，上面映出自己的体型，为此，我曾经去太平间里睡午觉，那里非常凉爽。长大后，读到德国诗人席勒有一句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那就是我童年的感受。　　余华在小镇长大，一写作就回去了，哪怕是发生在北京、上海的事，也会放到南方小镇上。余华认为，童年的记忆控制并决定了自己的一身。个人有关世界最初的印象，对人际关系的感受，都来自儿童少年时代，尤如复印机一样把图象复写在内心深处。一个人长大后所做的一切，只是修改这个图像的一部分，不可能彻底改变这个图像。　　川端康成　　与川端康成小说不期而遇，余华归之为一种缘分。1980年，浙江出版了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选”，余华首次读到了川端康成的名著《伊豆的舞女》。当时，中国文学正处于控诉性的伤痕文学时期，但余华读后却感觉出川端康成写的是内心的伤痕，虽然叙述非常温和，但异常有力──余华由此进入了迷恋川端康成的文学时代。他买来了在中国出版的所有川端的作品，哪怕只是一、两篇小说。余华解释说，川端康成对心灵伤痕的描写是文学的，而当时的伤痕文学写的只是现实。　　后来，余华读了许多日本作家的小说，如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岛崎藤村，还有通口一叶。余华说，我在24岁时读到通口一叶的小说，知道她24岁就死了，我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她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青梅竹马》，讲一个小和尚不成熟的爱情故事，是我迄今读到的最美丽的爱情小说。有日本朋友告诉我，通口的照片印在日元上，我已经有了一张印有她头像的5000日元，我会装在镜框里，精心收藏。从1983年至1986年，日本文学完全控制了我，直到出现卡夫卡。　　余华承认初读卡夫卡时，非常惊异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如此自由地写。他说：我想卡夫卡可以这样写，我也可以。卡夫卡的十几个短篇小说，让我领悟了小说写作的窍门。对我的文学创作而言，川端康成的影响是控制了我，卡夫卡的影响则是解放了我。但是20多年过去了，余华仍然非常感激第一位文学老师川端康成，因为他教会了余华如何描写细部，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功夫。在学习川端康成的时期，余华每天都在自我训练如何描写细部，因为无论小说的风格是细腻的还是粗犷的，如果没有细部描写，这部小说都是空洞的。　　心理描写　　余华表示，有许多作家影响了我，有些人是我意识到的，有些人是我没有意识到的，也有些人可能一生都不会有意识，但我认为在文学道路上可以称为师傅的有三位：川端康成、卡夫卡、威廉·福克纳。　　余华说：在80年代，我曾经非常害怕心理描写。当人物内心平静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描写的；当人物内心动荡不安时，又是难以描写的。有好几年，我一直害怕心理描写，这时候，福克纳出现了。我读到福克纳写一个穷白人把一个富白人杀了。我仔细地读了他的心理描写，从中发现了文学描写的秘密所在。那其中，没有任何一句心理描写，全让那个杀人者用呆滞的目光去看周围的环境，比如死者的血如何在南方的阳光下流淌，周围的房间布置如何变形等等。我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心理描写是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　　后来，余华研读了十九世纪最善于心理描写的两位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用20多页描写了主人公杀人后的心理变化。余华说：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感到心惊肉跳，再次重读，却发现有关慌张的描写没有一句是心理描写，全部都是行为表述，却让人读出了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我同时明白了，伟大的作家都是在写作中不断地给自己设置障碍。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某一段落，写于连勾引伯爵夫人，那一个章节是我读到过的有关勾引的最有魅力的文字。于连很了不起，那是因为司汤达非常了不起。作家故意把于连、伯爵、伯爵夫人安排座在一起，整个章节把三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把一场勾引写得尤为一场战争那样激烈。有伯爵在场，写勾引会很困难，如果作家克服了困难，就会写出伟大的篇章。　　余华说，20多年来我一边写作，一边阅读别人的作品，我深深感到，当一个作家接受其他作家影响时，如同树木接受了阳光的照射。树木接受阳光影响时，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这种健康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是象别人。　　逃避暴力　　离开卡夫卡之后，余华在1987─1990年期间，写了一堆“先锋派”小说，那些小说充满了暴力与嗜血的倾向。有人统计过，在那个时期的30多个中、短篇小说中，余华笔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40个。　　余华回忆说，也许因为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伴随着太平间长大，我从小就听惯人们的哭喊声，有许多暴力死亡的记忆。那时，我一写小说，必然有人被杀。白天，我在小说里杀人；晚上，我在梦中被别人追杀──连续两、三年都是如此。由于写作过于暴力，精神快要崩溃了。我在梦中被追杀，一般会因恐怖而惊醒，但有一次可能太累了，我竟然在梦中看到了自己被杀害的全过程。　　在文革的记忆里，一万多人的小镇上每次枪毙犯人，都会象过节一样。文革时期，中国没有法院、检察院，没有律师，只有公判大会。犯人被拉到中学操场上，五花大绑，面向全场2000多人宣读罪状，然后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的犯人被拉到海滩上枪决，周围有很多看客。童年余华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枪小小的子弹产生的威力不亚于一个铁锤。枪声一响，犯人倒地，犹如一个大铁锤猛砸下去。后来，余华做的许多可怕的梦都与此有关。　　他说：有一次，在操场上被五花人绑的人竟然是我。我听到有人在宣读我的罪行，然后宣判死刑。话音刚落，就有枪响。我在梦中觉得自己的大脑被打空，但我还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并对开枪者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从此，我发誓坚决不写杀人小说了。　　进入90年代以后，余华开始写长篇小说，著名作品有《活着》等。在长篇小说写作中，余华有了一个新发现，人物是有自己的声音的。余华说，在先锋小说时期，写作中短篇作品，人物都由我控制，就象符号一样，我是一个叙述的独裁者；但在长篇小说里，人物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声音，我尊重人物的命运，成为一个民主的叙述者。　　80年代流传着雨果一首诗：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20多年的写作，让余华认同了雨果的说法。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非常多的宝藏，大多没有被发掘。写作的目的就是去发现、开掘这些宝藏。从写作的角度来看，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作家，可以写10前的人，100年前的人，也可以写未来的人；可以写与自己相似的人，也可以写截然不同的人。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我可以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发现自己的感受，或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读出自己的理解，超越了时代、民族、文化、语言的不同，这就是文学的神秘力量所在，就是文学能够存在的理由。　　日本印象　　余华应国际交流基金邀请，携妻子、儿子一起访问日本，感觉非常好。26年前，第一次读《伊豆的舞女》时，就想来日本了。本次访日，余华发现许多日本地名都很熟悉，因为在小说中都读到过。余华去了京都、奈良、感慨万千。余华看到许多完整保留下来的街道和景物，尤其喜欢在街道之间布满天空的电线，因为那不仅唤起了童年的记忆，更从中看到了历史。　　余华谈到访日印象时表示：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应该互相发现对方的优点，而不是互揭短处，这样才能交流学习，互相促进。余华发现了日本许多优点：80年代日本对中国有过很大影响，除了文学上的影响外，日本的政府贷款对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90年代以后，中国人开始学美国，认为日本不值得学习，但余华觉得日本在许多方面依然值得中国学习，比如城市规划等。　　在京都的某晚，有日本和尚引导余华一家在高台寺、清水寺一带走了很多小路。余华说，那种经历极其美妙，13岁的儿子甚至说那里就是仙境。日本小说中的细腻描写，与日本人追求完美，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性格有关。那个晚上，余华观察到每个台阶、每道屋檐，每处房角，都是经过设计的，同时又非常自然，不露痕迹。身在京都、奈良，感觉生活在传说中，到了大阪，又回到了现实里。　　另外，从一路陪同的町田小姐、石川小姐两位日本人身上，余华感受到了强烈的职业精神，这也是当前许多中国人缺少的。　　２００６。９。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