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体验│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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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体验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7-09-29 18:38:34 阅读人次:1568 回复数:0)
中国人现在普遍致力于改善生存状态、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说明中国人有权利、有也能力过上好日子。但最近，我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大都市”的一张老年报上，读到社会上有不少叵测之心正改变着世人的善良之心，颇感忧虑。例如，平日里走在马路上，要留心有人利用老人乐于助人的好心眼“斩人”；出门旅游，要防景点缩水、住宿宾馆降级、导游设下购物陷阱；闭门家中坐，也会“骗”从天降，有人敲上门来，或自称检查煤气、更换设备，或冒充子女亲友筹急用款，或是保安上门抢业主。凡此种种，都使老人防不胜防。我觉得，如果坑蒙拐骗成为了日常生活中随处即有、信手可拈的惯例，人们时刻生活在欺骗与防范的阴影里，那么，社会的外表再光鲜都不值得称颂，因为这犹如一个“强盗社会”。　　更令人担忧的，还有每天难以回避的食品安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民以食为天，但时下买黄鳝需防喂过避孕药，买火腿要防浸过敌敌畏，买生姜要防浸过琉磺，买肉松要防是病猪、瘟猪肉，买鱼翅要防泡过双氧水，买酱油更要防是毛发做成的。不久前，《三联生活周刊》刊载一篇甄黛写的生活随笔《老妈今天买什么菜？》。文章说，4月30日赶回家，“五一”想吃老妈烧的菜。早上醒来，却见老妈睁大眼睛对着天花板咬嘴唇想心事。“我不晓得可以给你吃什么菜。肉圆么是下脚垃圾肉做的，水产品么是福尔马林泡的，牛肉是注水的，咸肉么是搀入敌百虫腌的，墨鱼么是用硫磺熏的，豆制品么是在猪棚边做的，草鸡蛋么是配好黄粉喂食才有好看的蛋黄的，油条么是用地沟油氽的，吃牛么有疯牛病，吃鸡么有禽流感……。”这种生活景象，读起来有点黑色幽默。我宁愿相信描述有夸张成分，也不愿意承认普通中国人在生活中已深陷这样一种极端体验。但事实证明，个人的想像力毕竟赶不上中国社会的变化，或者说堕落的速度和范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终於井喷了！全国人大代表，身为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赵启三以行内人和知情者的身份发表这样的感慨：“现在几乎没有敢吃的食品了，食品恐怖主义正威胁着中国百姓。” 　　举例是有限的，但生活中的极端体验却在大面积蔓延。广州《新周刊》发表了专题采访报告《我们的餐桌为什么如此不安全？》，把这一现象上升为“食品恐怖主义”。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但《新周刊》探究原因之后得出的结论又让人不敢恭维：“人们在强调执法不力，监管不严的同时，似乎忽略了更具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食品也是商品。无论是无良商家还是代表社会公正的服务监督部门，在对待食品安全的问题上似乎都很难摆脱商品经济的规律的支配。”我把这个结论看成是媒体面对越来越多的既成事实而甘与社会达成无奈妥协。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推给市场经济和商品规律，那是不论之论－－就象把人性的溃败、制度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法律的漏洞，全部推及为文化的原因，那就是没有原因。与“食品也是商品”的论断相比，常识和事实正好相反：是商品，更是食品。吃进嘴里的东西更需安全保障，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公理和生活铁则。这还要解释吗？　　我想，世上没有人愿意长年累月地生活在极端体验之下。“食品恐怖主义”不是引刀成快的瞬间打击，却是水滴石穿的慢性伤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近年全面引爆，固然存在着人心和制度两方面的原因，但在具体的事件上尤需追究具体的责任承担者，不是推诿给商品经济规则可以了事的。　　所谓人性因素，就是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问题。这个世界上不是中国一家在搞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意味着骗子横行、公害四溢，更不意味着社会可以与假冒伪劣达成利益妥协。恶质商家敢於践踏道德底线、试探法律准绳，从概率角度来观察，是以公众容忍度的大幅下滑为前提的。社会整体性的教育方向和舆论倾向出现了偏差，表现为世风蜕变、取利争先。在这种情况下，“食品恐怖主义”四处泛滥，不乏自食其果的意味。　　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尽管已在1995年施行《食品卫生法》，但在具体操作中已完全丧失了统一标准。食品安全监督之混乱、资金之乏力、力度之赢弱，令人难已置信。食品安全制度缺失，执行不利，在国内造成食物中毒频爆，食品恐怖泛滥；在国外则遭遇发达国家食品安检绿色壁垒的阻击。中国制度匮乏，别国制度严密；中国执行制度松懈，只有让别人来替你执行。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必须得到大幅度强化。在公共社会里，谁来为普通百姓的食品安全买单？回答是明确的，只有政府。无论是通过经济手段，还是发挥行政权威，政府可以少盖楼台馆所，可以少用公费吃喝，但必须为社会构筑安全的食品环境和信用体系。这会有疑问吗？　　世界虽然不是一块净土，但政府管理和舆论导向就是要让社会不断好起来而不是日益烂下去。日本也出现过隐瞒不报禽流感的养鸡场，韩国也出现过“垃圾饺子”事件，最后的下场是经营者自杀，企业破产。这是在制度严罚、舆论压力和道德重负三者合力之下，才会有的结果。中国惊爆了那么多胜过日、韩百倍的食品恐怖事件，但大都不了了之了。在“杀一儆百”和“法不责众”之间，中国的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和大众传媒，都选择并容忍了“法不责众”，而不惜让万千升斗小民时刻生活在极端体验的恐怖中。　　社会的系统信用和个人的道德自律，是任何法律和制度的基础。没有法律可以建立，制度缺失可以补全，但中国现在缺乏的是信用和道德基础，所以法律可以形同虚设，制度可以执而不行。在物质极大丰富、食品琳琅满目的社会里，“老妈今天买什么菜？”，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其实是生活在极端体验恐怖中的人们最直率的灵魂道白。想想在赤贫的年代里，中国社会少有人会想到并干出这些无耻的勾当，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和生活质量，究竟是上升还是下坠，真让人没有了理直气壮再拍一下胸脯的勇气。　　２００４。７。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