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绝不会忘记！│东京博士│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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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绝不会忘记！
东京博士 (发表日期:2019-06-04 10:54:20 阅读人次:2773 回复数:6)
憧憬民主主义的中国，天安门得到了什么？　　安田峰俊 2019/06/04 06:00 　　日本列岛正处于泡沫经济的198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们满腔“变革之梦”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月后这里成为震撼世界的镇压大舞台。事件发生后的30年后的今年2019年，采访当时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60人的大型报告成为瞩目的话题，2011年开始着手历时8年完成的《八九六四》这本书记述了当事人活生生的证言，以下是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担任警卫的魏桑的采访，魏桑叙述的天安门事件的最大功劳是什么呢？　　魏阳树（化名）事件发生当时19岁，某警察系大学学生，采访时44岁，某投资公司干部。　　采访地：北京市亮马桥附近的饭店　　采访日：2015年4月　　“最近，在北京与同龄的朋友们有机会谈起了这个话题，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老板，所有人都在当今社会一定程度算是成功者，但是，如果天安门成功的话，共产党政权没了，中国就太平无事了吗？” 　　这些还算是有点知识的老爷子们，可以毫无顾忌的谈论天安门的话题，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或背景，那个事件都是青春时代的回忆，这是不会改变的。　　魏桑介绍说，结果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信地说“没问题”，日本不是也有这样的例子吗？如果把政权交给民主党，国家就被搞得乱七八糟的，中国的话，可能会更乱，假如那时学生们得了天下，我想一定会出现另一个独裁政权吧。　　先不谈日本民主党的话题，关于中国是有说服力的，过去的辛亥革，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社会主义革命，结果都成为了诸如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新独裁者登场的台阶。　　“天安门事件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开始，只有零碎的西方信息，也就是说只看到好的部分，现在来回头看那时的学生们，比现在的人的视野窄多了，”魏阳树自嘲地说：“比如，当时的学生们比同时代的日本农村的中学生的视野还要窄。" 　　“当时的政府，拼命阻止信息流通，学生们只能获得一知半解的东西，一知半解的理解，认为外国就是天堂，所以才会那样，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真实状况” 　　又加了啤酒，然后他自言自语道：　　“。。。那时我好想坐坐汽车的副驾驶座。” 　　“是梦想能自己购买私家车吗？” 　　“不是，拥有自己的车，自己掌握方向盘那时连梦想都不会出现，那时我只想能坐一回副驾驶座就好了”。　　我惊讶地笑了：“简直不可思议啊” 　　“是啊，中国和日本不一样，副驾驶座是最好的座位，中国人乘坐出租车时比后座更喜欢乘坐的是副驾驶座，那是个特别的座位，那里自己可以看到前进方向最好的景色，是上等宾客座位。” 　　八九六四的时代。中国百姓还在乘坐三轮平板车，出租车是很贵的的，而且数量也很少，人们称司机为“师傅（相当于日语的先生）”，是年轻女性理想的结婚对象职业的排行第一位，那样的社会能坐在副驾驶座，那只是有相当权利和财力的人才能享受的。　　“回想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去中央音乐学院玩，回家时在等巴士，看到一个打扮得像外国人似的中国人，举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潇洒地钻进车子消失了，真令人羡慕，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坐出租车的人，人生在世怎么都想要坐一次，当然是坐在副驾驶座，仅仅是想像头就晕呼呼的了。” 　　现在的中国出租车司机是低收入的职业，稍微生活的像样点的城市人通常因为安全和服务态度等问题不想坐出租车，他们常常用智能手机共享乘车或坐私家车，更有钱的人，则乘坐带司机的专车，现在是投资公司干部的魏桑当然已经过上了类似这样生活的阶层。　　然而，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后的现在再去回想那时的光景，年轻时的梦想居然是想坐一次出租车副驾驶座。　　　　再比如，1990年左右，去了附近刚开张了肯德基店，一个套餐价格是20几元，从价格上看跟现在差不多，但是那是快赶上当时中国的大学刚毕业的人三分之二的月薪了。　　“跟朋友约好去吃肯德基的前一天晚上，一直兴奋的睡不着觉，当天我心怦怦跳地买了2块炸鸡一个圆面包，这些我现在都清晰地记得，我吃的面包外面脆脆的，里面松松的，这个世界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其实那是现在中国人3岁孩子吃剩的东西，到处都有不稀奇的垃圾食品而已。　　“中国变了，天安门事件大家想要的东西，已经超出想象的实现了，其他哪个国家哪个政府，能25年就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的回答是，中国绝不会发生学生运动了。” 　　透过啤酒杯看着魏桑在回忆过去，按照他的标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自由度，与以前相比改善了，他认为政府为了解决人们的不满和变化已经积极地采取了对应的姿态，这是他认为天安门事件的最大功劳，采访魏桑的时间就此告终。　　但是，大部分人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吗？要反驳魏桑的地方很多。现代中国社会与1980年代相比可能相对“自由”了一点，但是，中国的言论管制社会监视的惊人程度，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是深深感觉到的。　　胡锦涛时代的中国社会，因为权力基础薄弱，人们可以随便做什么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由”，但是习近平掌权后瞬间就消失了。因为掌权者换人了社会的通风性能就大幅度改变，说到底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专制和强权的结果。　　　　魏桑谈到的经济发展也如此，中国的发展有很多畸形的东西，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时提出了“先富论”，能先富的就先富，落伍者帮助他们就是了，实际上造成了极端的贫富差，落伍者并没有得到帮助。　　当然，从全体看，中国社会比1989年时达到了无法比拟的富裕程度，即使是穷人，也不会有谁再把能坐一回汽车副驾驶座或能吃肯德基面包当成什么憧憬目标，但如果说社会整体的幸福度很高，那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与大家都平等的八九六四的时代相比，中国社会被深刻惊人的贫富差别割裂了，各断层人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几乎被消灭了，假如中国社会有一个通风很好的体制，经济发展一定会更早就开始了（日本肯德基是1970年就有了）。　　现代的贫富差别，环境问题，如果是民主国家会有更有效的解决方法，至少我们西方的人们和民主派的中国人是这样的认为的。　　但是，这样的反驳与魏桑的眼光对照起来的话，在他们大部分人曾经想乘坐出租车和吃上炸鸡块的梦想的中国国内感觉前，并没有很大的说服力。